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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谁比谁活得更长

(2020-04-06 09:36:09) 下一个

谁比谁活得更长

杜丽/文

杜丽

  小学毕业了,我拿回家的成果让父母吃了一惊:一块铺在课桌上的大垫子,全部用糖纸层层糊成,其厚度几乎相当于一册课本——真难为我攒了那么多糖纸。这件浩大复杂的制作,历时几年,全是我在上课时间内独自完成的。至今妈还常提起那个糖纸垫子。“就是当柴烧也得烧些时辰。”妈说。
  可我的成绩一直是第一。从小到大,我没尝过第二名的滋味。在上大学以前,除了学习,我什么都不会。不对,缝扣子我会,缝几针就打个死结,后来妈拆衣服的时候,扣子怎么也拆不下来。
  方圆多少里之内都流传着我的名字。高中时,我登峰造极,离第二名越来越远,总分甚至高出将近一百分。一时间仿佛没人能够再教我,老师们全都不管我了——在英语课上,我一边演算着疑难习题,一边听着英语老师犯的语法错误。我离同学们越来越远,离真实的生活越来越远。我是那样孤独,没事的时候,我就在脑子里把《中国历史》上下册、《世界历史》上下册从头到尾默背一遍。什么地方有个插图,什么地方有几个注解我都心明眼亮,课本在我脑子里打开着,一页一页往下翻,我自己都害怕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我盼着高考快快来,高考再晚来一步,我兴许就疯掉了。
  那种畸形、病态的中学生活,我一想起来就后怕。假如再归还我的少年,我宁可门门功课考零分,宁可不上大学,宁可填不出所有历史年号的答案——只要让我过一回健康、自然的生活。那本是每一个孩子生来就该有的、人人一份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各种习题的答案,可就是不知道那个最最简单的、人人皆知的答案:生活。
  所以,不管我考多少分,都是永远不及格。高中时班里已有人在恋爱——我背得下牛虻死前写给琼玛的信,也明白罗彻斯特和简•爱是怎么一回事——书里面的爱是那样天经地义。可是我却搞不懂身边的恋爱。他们的成绩成双作对地下降。他们究竟在人背后谈些什么,干些什么?我对他们又鄙视又羡慕,和他们相比,我实在是太可怜了:我甚至没有暗暗喜欢过哪个男生。我的那根弦还在睡大觉。
  1985年7月7日,我高考的第一天,爸爸戒了烟。从此他再没抽过。爸爸的烟瘾是极大的,我和弟弟妹妹曾费尽心机帮他戒烟都没成功过,可这一回,是爸爸自己提出来的——孩子要上大学了,不得不考虑经济问题。在小县城里,一个不吸烟的男人还能指望有什么朋友吗?爸爸年轻时就好交际,呼朋引伴,高谈阔论,家里总是烟雾缭绕。这一下,家里冷清多了,爸爸推掉了一切应酬,减缩开支到了最低程度。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的烟“咔嗒”一声停了。
  靠了爸爸的烟钱酒钱,我和妹妹先后上了北大,又先后抽起了烟——我们真不愧是爸爸的女儿,烟瘾一个比一个大。我们还互相友爱,你替我瞒这个,我替你瞒那个,都永远是父母的好女儿——直到爸一次来京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满当当的烟灰缸。
  上了北大我才开始生活:从前都是白活了。学习好没什么大不了,我们班来自各省市的同学,个个都是拔尖生,高考成绩比我高的有好几个。尤其是,上了大学我才明白,对女孩子来说,值得炫耀的东西太多了:聪明,漂亮,乖巧,妩媚,见识广,能力强,会唱歌,会跳舞……学习只是其中的一桩,而且好像还是顶次要的一桩。可除了学习,我哪一样都不具备,哪一桩都不会。假如我没有从前倒也罢了,假如从来就没人夸过我,我还会有什么失落?
  原来我是被骗了。原来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原来我上了一个大当——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如何做女孩?如何讨人喜欢?如何和男孩子打交道?
  从大二到大三,有好几个外专业、外系的男生转到我们班:贺照田、杨光、龙清涛(笔名紫地)、陈国平(笔名西渡)、褚福军。1986年9月,大二刚开学,班长杨军带了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生来女生宿舍,说是新从汉语专业转来的,要做我们的学习委员。我和他说话的时候,隔着杨军,两个人的脑袋侧来侧去,说的话断断续续。这男生叫龙清涛,八年后,我和他结了婚。
  八年间,两人彻底地闹崩就有三四次,最难的是分书。每次分完了书,我会东跑西颠,上下求索,将他有而我没有、我又特别心爱的书设法买到弄到偷到要到。不久,书又合在一起了,这些重复的书又一一卖掉送掉。读研究生时,有一次分完书后过了几天,他又来我宿舍要买我的一些属于我但对他更有用的书,讨价还价之后,算好了账,付完了钱,外面下起了小雨。既然已经分手,他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必要在我的宿舍里待着。我拿了把伞护送他和他买的那捆书回他的宿舍楼,出楼门后,一阵风吹来,雨点斜着飘过来,我赶紧压低伞去遮挡书。这景象被我那时的女友、哲学系的成瑞华在窗户后面居高临下看了个一清二楚。第二天见了我,还没等我诉说分手的痛苦,她就撒着嘴说:“骗什么人啊,就看你那个小媳妇样儿,鬼才信呢!”
  大学同宿舍共是六个女生,那五个分别是:英莲、英姿、玉琪、明娟、小艾。英莲和英姿一个来自东北,一个来自山西,两人都姓杜,名字写在信袋上,路过我们宿舍的男生一看那名字,就在门外问是不是姐妹俩,更有人唱着“十八岁的哥哥惦记着小英莲”远去。
  我和玉琪成了好朋友,常挤在一张床上说悄悄话。玉琪要生男孩,我要生女孩,她的儿子叫小早,我的女儿叫小晚,那时我们指腹为婚,发誓要做亲家——两人还都没有男朋友呢。现在,我没有玉琪的消息,也不知小早生了没有。
  我们三个姓杜的女生有个排行,英莲老大,英姿老二,我最小,分别是杜大小姐,杜二小姐,杜三小姐。1995年一年里,杜大小姐和杜二小姐都生了大胖儿子,英姿的儿子叫刘狗蛋儿,又叫刘美蛋儿——光是英姿叫儿子时的模样就让我妒忌得要死。英莲的丈夫老王聪明绝顶,要给儿子起个特别的名字——爹妈没给自己一个好名字,儿子的名字可含糊不得。时下复姓是潮流,他就叫儿子王杜若。我曾提出反对意见,不知现在王杜若到底叫什么?
  我结婚后买洗衣机时,不知该买小天鹅还是海棠,一问,小天鹅是无锡的,海棠是山西长治的——刚巧是英姿的老家,听着自然觉得亲,就买了海棠。海棠很好用。
  说起来我们班第一个生孩子的是上海的老姚,我们都还在寻找进入社会的感觉,他的女儿就呱呱坠地了——他给女儿取名姚万枝,因为,万枝妈怀孕期间,万枝爸吸了有一万支香烟。老姚叫姚献民,笔名郁文,也写诗,他把自己看成这帮诗人的领袖。
  1987年10月31日,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北京突然下起了雪。这场雪来得那么突然,人们简直一点儿准备都没有,雪片儿就急切地洒下来,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银白的世界。雪下得无声无息,直到睡觉前还不停,我们都怀着莫名的激动入睡了,等着次日早晨看雪景。11月1日晨,等我们拉开窗帘,那场雪已经无影无踪,消失得干干净净,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那样不真实——也许清晨气温只升了一点点,那么厚的雪就全化了。在去上课的路上,我们都若有所失,上课的时候恍恍惚惚。后来,我们系那几个写诗的男生几乎每人都写了首诗,题目都叫《第一场雪》。
  1989年夏天,我大学毕业,留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根据国家教委的政策,先得到基层锻炼一年。我们系去的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地点离北大很近,就在双榆树青年公寓对面。我和武汉大学中文系考来的范智红被分在钳工班,分别跟着两台冲床捡零件。冲床永远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话得扯着嗓门使劲喊。钳工班有六七个人,几乎个个都是结巴——据说与冲床的声音有关。在我那台冲床上操作的是个长得相当帅气的小伙子,叫贾精兵,一笑一口白牙,长得像今天的张德培。他见我担心耳朵被震出毛病,就把他发的耳罩给我用,这下我更听不见别人讲话了。
  小贾只有初中毕业,没什么好炫耀,他最爱说的就是带我免费逛动物园,说他爸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他从小在动物园里混,从来不买票,人熟路熟。
  还有就是穿西装的事:“小、小杜,你、你别看我现在这样油渍麻花的,等星期六,一洗澡,头、头发一吹,换上我的西装,走在马路上,你保准认不出我来。”
  离开工厂后,有一天我坐332路汽车,在魏公村附近,见一西装革履男士飞车而过——我一眼就认出那就是北京青云仪器厂二分厂钳工班的贾精兵。
  1992年春,我们研究生面临毕业分配,有个叫张虹生的男生找工作不顺心,在回北大的路上骑自行车冲进了北京动物园,被管理人员连人带车扣下。后来,放了人,不放车。张虹生想起了小贾的话——我还以为他只想带我一个人逛动物园呢,敢情全都许过诺——就跑去给他打了个电话。小贾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说:这事儿包在哥们儿身上了。张虹生在自己待过一年的车间里等小贾下班后(上班时间不准外出)两人一起七拐八拐进到动物园。小贾冲烟摊一抬下巴:你去买包烟。到了管理处,小贾一哈腰,说:×伯,我是贾××的小三儿,我的哥们儿……张虹生及时地递上了希尔顿。那×伯一挥手:车在那边,推去吧。
  我听张虹生讲了此事。原来当年小贾不是吹牛,还真能不花钱进动物园,他整天在隆隆的机器声中想入非非天花乱坠是有根据的——他至少比北大研究生有能耐。
  在工厂期间,我们大学的同学游进死了。游进是四川人,毕业后分在四川人民广播电台。1989年年底,他也得下基层,临行前和几个好友在成都一家餐馆喝酒话别,遇上坏人调戏女服务员,游进上前制止,被捅了一刀,还没送到医院就断了气。他淳厚、风趣,笑起来朗朗有声。仿佛前不久他还在班里的新年晚会上演小品,笑倒一大片,毕业还不到半年他就没了。后来他被追认为四川省新闻工作者标兵。
  1991年秋天,我们班的又一个男生、写诗的戈麦失踪了。后发现他自沉于万泉河中。戈麦内向寡言,我几乎记不起作为同班同学和他有什么交往,只记得大学毕业后一次班级聚会上他说我嗓音听不出性别。他生前的好友西渡将他的诗作整理出来,交漓江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是我们系八七级的女生张谦。诗集叫《彗星》,象征着他天才而短暂的一生。这时,我才好好读了他的诗,被他诗中的光芒折服。书的后面有西渡、臧棣、桑克、徐江等怀念戈麦的文章,读后我才知道戈麦在孤独中写作的情况。
  1993年春,我去南方出差,刚巧西渡回浙江探亲,便结伴同行。西渡给我看了戈麦的三篇小说遗作:《地铁车站》《猛犸》《游戏》,我读后大为折服。到南京后,我们设法找到王干,希望能交《钟山》发表。后来,《地铁车站》发在《钟山》1994年第5期,后面两个王干送到《山花》,好像是在1994年第9期上发表的。
  1992年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工作,正拿出简历来自我推销,见一胖墩墩的小伙子戴着一顶极棒的灯芯绒棉帽走进来,觉得有些面熟。这时,二编室副主任丛培香说:王清平,快来见见你的校友。
  原来他是王清平!在北大时,他是有名的苏州才子,笔名清平,傲气得很,我只在路上被人指点着见过他——一个清秀瘦削的高年级学生。知道他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但怎么变得这么胖?
  据说,那天我一走,清平就在办公室里感叹:她就是杜丽呀,前几年可是老多了。后来我跟他住一个楼道,这话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几乎要找他拼命。
  在北大时,清平有几句诗流传颇广,无人不晓:

  落山的太阳神奇的月
  大饼烙好看下雪
  你要抒情你就抒情
  我肚子饿了我要吃大饼

  语不惊人死不休,真不知这老兄是怎么想出来的,一定是从武侠里得的灵感吧?——他是中文系的资深武侠迷,尤爱古龙、温瑞安。他若是开一堂武侠课,恐怕得讲上好几年。他自己也写武侠小说,我听他读过好几个开头,精彩之极,但都没写下去。他在出版社大院的宿舍,活脱脱把北大男生宿舍给搬过来了:桌上搁着一年前的煎饼果子,床底下塞着几百双臭袜子——他说自己从来不洗袜子,在街上拣那种十块钱五双的买,穿一双扔一双。在他的宿舍,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乌黑锃亮的枕头——炼半斤八两的油应该没问题。
  最绝的是墙上写在泛黄纸上的一首五言:

  倾杯对箫鼓
  拔剑无生死
  少年愁梦里
  红袖不解诗

  我乍一看以为是毛主席的书法,再细一看,又是不同,那字、那诗都一定是神助——清平说是酒后泼墨而成。我看那幅字大有收藏价值,诗则会流传百世。
  在大学里,有一天,我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将死前,在电车上,看到几个正在发育成长的人一个靠着一个以不同的速度向前走去,他想到“不知谁的命运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命运,谁比谁活得更长……”我在这句话底下画了横线。
  1988年5月4日,是北大校庆九十周年。整个学校都在狂欢。晚上,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游荡,碰上高年级的学姐易敏,她和几个作家班的学员在一起,我也跟他们一起去喝咖啡。其中有女诗人伊蕾。我早已听说过她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她本人,在咖啡厅暗红的光里,我被她的脸震慑住了——二十岁了,我还从未见过这样一张被磨损的女人的脸,那脸上有一种被痛苦、被屈辱、被岁月毁坏的无形的痕迹,有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痛楚与冶荡。只可惜我当时太小,无法领略那张憔悴的脸上动人的美。相反,坐在她的对面,我替她害羞:她这样堂皇地坐在那里。
  很晚我才去读她的诗——1995年4月12日,我在书店里买了一本1990年出版的她的诗集:《女性年龄》,我翻到后记,第一句话就是:“我好像天生就老了。”我为什么没有更早地读到?

  本文选自《蓝色手指》,杜丽/著,贵州教育出版社,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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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ginwell 回复 悄悄话 您是天生过目不忘,还是后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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