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雅图老吴
友风子雨，明月入怀。
------看到一个朋友说昨天4月6日是国际乒乓球日，我都忘记了，想写一点和乒乓球有关的文章也来不及了，写好之后已经是今天。但打乒乓的故事和教堂里的警钟和我们城里的防空洞有什么关系呢？请让我细细说来。
前天在这里发了土楼岁月（一）：序言，里面写道，小时候我的父亲是闽南沿海某镇的一个基督教会的牧师，我们兄弟姐妹跟他居住在教会礼拜堂。教堂的钟楼在圣殿屋顶中间突兀高耸，有一口七八十磅的大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国民党要“反攻大陆”，派飞机频频飞到福建上空，当地政府就借用这口钟作为防空警报钟。而就在这钟楼下的空地上，我开始与乒乓结缘。
那是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在中学读书的大哥已是乒乓球二级运动员，他经常参加地区和省的比赛，所以我也迷上了乒乓。当然，如果没有场地的话，我的迷好也会落空。而教堂内有许多空地，如果树旁和水泥路走廊，都是我的“球场”。
我打的是“三木”乒乓：“球台”只是在两条长板凳上铺上几片旧木板，比起正规桌又短又低又窄；“球网”是横过球桌中线竖立一条木板；“球拍”也是用木板锯成的，没有粘胶皮。只要没有教会活动，我就找机会带我的小哥们到教堂打乒乓。
我们的乒乓每局只有１１分，单局淘汰制，输的人要出球。那时人人都把球当个宝，有时球不小心被踩凹了，就把凹处放在开水里烫几分钟，球形可基本复原，虽然不像原先那样光滑，但在每局比赛前的“试球”和平时练球还很可用。球破了就粘上胶布，还可以扣到跳不起来。
有一天我和一个小对手赛球时手气极差，几乎整个下午都输球，眼看一个洁白的新球被扣得污迹斑驳像个小混蛋，拿到鼻孔嗅嗅已闻到破裂的怪味。我正气得正要把球拍扔掉时，忽然时来运转，我打过的球不是擦边就是擦网，那一局眼看就要把对手剃光头了：１０比０，又一个擦边球！这时忽然警笛响了，钟楼上的钟声也急促地响起，不用说国民党飞机又来了，老爸喊着我赶快躲进教堂室内的防空洞。听着飞机轰轰响，我恨透了老蒋，因为胜利在望的一局就这样泡汤了。我还横愣着，小对手已逃之夭夭了！
那是在国民党要反攻大陆的日子里，在礼拜堂打乒乓，经常要遭受国民党飞机的“突然袭击”，也要跟着共产党“忆苦思甜”。
一九三二年红军进驻漳州时，也来到这个小镇，就在这个刚建不久的礼拜堂驻扎多日，并在圣殿的外墙用墨汁写下了几行工农革命标语。后标语被永久保留，定期复描。那标语每字有两个球拍大，标语墙下就是我的“球场”。每当小球无意碰到标语时，我常常这样想：红军战士干革命那样辛苦，却没办法在这样漂亮的教堂多歇几天？哪能像我这样白天高高兴兴玩乒乓，说不定写标语的战士早已牺牲在长征的雪山草地了。抚今追昔令我感慨万千！打一场乒乓也来之不易啊！
比我的“三木”稍高档的是我所读的小学里的两台老球桌，油漆都脱落了，球桌中的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粘接缝全部裂开，有的裂口可以塞进一本作业本。球如果打在裂缝里，就会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地弹起或溜走，成为怪球、魔球。桌面被球拍抠出了密密麻麻的小塌凹，就象大麻子的花脸面，落球率高的地方甚至被球拍嗑出了“陷阱”，有的“陷阱”有巴掌大，球落在下面就象被打焉的小白兔，再也跳不起来。有的小哥们打球专攻裂缝和“陷阱”，成功率还不低。
就是这么两台破球桌，还成为学校乒乓球队的“专利品”。每天下午最后一节活动课开始之后，是球队的训练时间，只有球队队员能使用球桌，其他人统统靠边站。因我在礼拜堂的“三木”球场玩出了一定的水平，所以读二年级时我就成为校队队员。看到大多数小伙伴没地方打球，我的心里也替他们叫冤。
有些不是球队队员但和我水平接近的同学没机会上球台，只好在我们小城骑楼下的走廊打球，这种走廊是闽南城镇的一种建筑风格：成排的双层或三层楼房鳞次栉排列成行，组成街的一边民房，靠街面的楼下第一间都留下空档成为公共走廊。即可行人，又可避雨。当小伙伴们在走廊打“三木”乒乓时，常被路人喊散，大家只有干瞪眼。有时下雨天行人都走走廊，他们的球赛永远没办法开场。我未到球队时也常和他们在那里对阵，但后来他们的水平和我越差越远，我就不玩了。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得了全镇学区同龄组亚军。小学毕业时，我又被选入县少年乒乓球队参加漳州市比赛，我成了小城乒乓球界众所周知的小人物。
我学乒乓除了受我大哥的影响，我二哥对我的帮助也很大。他没有受过球队训练，只是打着玩。我上小学时他读中学，他们中学校里有几台新球桌，但一周七天球桌几乎都没有闲过。为了能让我玩上新球桌，他为我想了个好主意：每星期六拂晓到早上八点以前这段时间带我到中学玩新球台。记得那时我像是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每周从星期一盼到星期六，那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窗外的大公鸡听到我的骚动才啼叫报晓。起床后赶快叫醒我二哥，每人用热开水泡熟面粉吃一碗“面粉茶”，他就骑脚踏车载我到一里远的中学打球。在新球台打球那感觉多棒就别提了，我每次都要打到八点正，直到校队的人要来训练了，我才不情愿的离开。如果没有我二哥的“陪打”，小学四年级时我根本没法得学区亚军，我的球技可能永远达不到中学“校队”水平，更不用说参加市区比赛。
当然。不管我在哪里打乒乓球，教堂大钟的防空警报总是忽然响亮起来，我们马上要躲进防空洞，国民党的飞机想来就来，吓唬你一下就走了，其实没有扔下一枚炸弹。但是有一回有一架美国造的飞机被击落，掉在离开我们小镇 几里路的农田里，我打球打到一半听说之后，马上骑着自行车跑去看。那时围着看那架飞机的人有上千人，只见飞机斜着插在田里，好像是飞机受伤后降落，据说飞行员还活着，可能我们去的时候已经太晚，只看到破飞机。
文革后教会停办，刚上初二的我也去上山下乡，直到一九八零年回小镇工作。
十一年弹指一挥间，教堂钟楼的那口钟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卸下，据说被扔在一个破庙里，差点没抬进冶炼厂，而我回去后它竟然又奇迹般地被送回教堂。人们再也不必担心因台海两岸的战争风云而躲进防空洞，即使礼拜堂又多了一个防空洞－一个使我想起那“三木”乒乓的新的防空洞。
原来这个新的防空洞是挖在我往日摆“三木”球场的果树下，在平坦的地面上开出一个向下走到石阶，然后就是地洞，洞里有多大多深我没下过，因为洞门口有一道铁栏门锁着，往里面一瞧，黑黝黝的！看来还不小。
这地洞是文革的产物。一九七五年全国开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年到头都在演抗战故事片《地道战》和《地雷战》。“深挖洞”成为每个单位的硬任务，各种各样的防空洞遍布小镇，小镇礼拜堂当时就被某行政机关霸占，他们“称霸”，还要“挖洞”，才使这教堂有了一个真正的防空洞。
现在教堂已经重建，全镇大大小的防空洞早已填平，但教堂的钟声仍然在响，但是从来没有再听过那咚咚咚咚响的急促的吓人的警报节奏，想听一下防空警报钟声的话只能盼望演习或者拍电视剧了。
------每当我在美国打乒乓球的时候，偶尔想起60年教堂里的警钟，还有那的挖了几十年遍布小镇地下的防空洞，有恍如隔世得感觉。时间如流水，留在记忆里的乒乓情怀已经注入我的血液，和中国乒乓球运动一样长盛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