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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得一点也不风光，除了隔壁邻居，也没有什么人来送我。先生委托的那个同学到后，我们就走了。
我的行李不多，只有一个箱子，我前面说过先生走的时候，他带走了大部分我们要带走的东西，箱子里除了妈妈给未来的孙子准备的东西外，就是我的随身衣服，如果不是临走前几天先生发传真给我，说要叫我给他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带什么博士伦的两大瓶隐形眼镜液外，我的箱子会更轻。
想着他自己都舍不得叫我多带东西的，居然在这么个时候发传真来要这个东西，我还以为不是这个东西很贵重，就是找他的这个人跟他关系很不一般。
行李托运后，那同学也离开了。
我随后就进了候机厅。看着起起落落的飞机，我应该有一丝伤感吧，但更多的是说不清的兴奋。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总算就快逃脱了，就快逃脱这片土地了。
原谅我吧，我真的不爱那片生养过我的土地，也许是看过了太多的不公正。难道不是吗？
我的父母都出生在我们当地有名的大家庭，妈妈家的父辈兄弟七人，有文有武，有当司令的，也有在什么南京省政府做秘书的，还有在北京读书的，最差的也在当地混过区长做做。我自己的外公曾是北阀时的一名军官，如果不是在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遭遇了土匪的突然袭击，却因多年离家不熟悉家里地形，而中了土匪的暗枪的话，不知道后来又是如何？
爸爸也出生在我们当地的另一大家庭，爸爸家的父辈兄弟三人，大伯父早年留学日本。叔叔当时也上南开，只有我的爷爷固守家业。这样的出身，在后来的生活中自然不会带来什么好运。
五七年生性耿直的爸爸看不惯他的顶头上司，一位抛弃北方老家老婆孩子的南下大老粗干部的很多做法。爱提意见，于是爸爸理所当然地成了右派而没了工作。自然而然，不久妈妈也在去师范回来以后，美其名曰支援乡区教育事业而被调到乡下。
我的童年有大部分的时间是和姐姐一道，跟着妈妈在乡下的小学校渡过的。尽管如此，我妈妈是一个特别能干而乐观向上的人，周围的人对我们都很好，因此我一直过得相当无忧无虑。
直到我上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恢复了“高考”，对于我们这种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高考”的恢复仿佛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的曙光，为了我们日后能有个好的前途，加上农村和城市的教学质量的确差距很大，因此妈妈决定把我以及大我五岁不到的姐姐送到城里去读书。
没想到我无忧无虑的童年美好生活就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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