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凶险

　　　　　　　　（杂文）

　　１９８４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家部委工作。刚刚参加工作，我被调到国务院一个临时机构“工业普查办公室”搞全国第二次工业普查。干这活儿常开会，刚去工作就被抓去“搞会”。那是个培训班，找几个外国统计专家讲讲课。我的工作是财务。因为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工业统计，所以会计那套也懂。那培训会的带队的是我所在部委的个处级干部，刚从部队转业不久，正团级，听说还是烈士子弟哪。我们就叫他老于吧。初次见面，觉得他很能干，平易近人。 

　　培训的学员都是各省市搞工业普查的骨干，年轻人居多，而且多是“文革”后的大学生。会上有很多英文资料，大家觉得应该赶紧翻译出来，很多年轻人都参加了翻译工作。老于说，不能让大家义务劳动，钱当然从会议经费中出。怎么出呢？“加班费”呗。当时的标准是一天三毛钱。我马上统计了一下参加翻译的人员名单，按每天三毛钱算，开会一个月，每人九块钱（当时刚进机关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就几十块钱）。 

　　干活的人嫌少，找老于报怨。老于二话没说就写了个白条，意思是让我多写些人名，造个假账。搞翻译工作的人十几个，开会的人两百多，写上百十人的名字，把钱领出来分给这十几个人不就行了嘛。当时我想也没想就断然拒绝。理由就是“绝对不能造假账”。这下那十几个年轻人大为不满，当我面说我说“假正经”，再到老于那儿告状，说我“不把老于放在眼里，领导批条子都不办事”。我当时想得不多，直到现在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就是不做这个假账。或许是出于一名老“知青”的直觉吧？ 

　　老于还亲自找我说了这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他一笑就不理我了。至于那十几个搞翻译工作的人怎么得到的钱不得而知。反正那帮子人拿了钱都说“还是老于懂经”。说我这人“根本不会办事”。瞧瞧，老于多会“做人”。 

　　在这个临时机构里老于主管行政，他好像挺神通广大，经常能弄到各种副食、水果、肉类和禽蛋等。他也常出些点子让大夥儿分些钱。他对谁都非常热情。对我也一样，不但不因为我曾驳了他的面子给我“小鞋”穿，还总给我找“对象”（咱个矮，北京姑娘看不上）。另外，他还把“关系户”的待业子女弄到这个临时机构里干活。 

　　三年后工业普查结束，临时机构“工业普查办公室”解散，大家各回各的原单位。我听说他回工作单位当行政司副司长。忽一日听说老于折了！说他经济犯罪被判刑１２年。 

　　到底是什么案子呢？就是他在“工业普查办公室”时挪用了十万普查经费。他把这笔钱投资一个养鸡场（怨不得我们那会儿总分鸡蛋）。“东窗事发”的时候正敢上对经济犯罪的“严打”，他算是撞枪口上了。当时我想：老于确实太忘乎所以。挪用普查经费的事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但真的是他单纯的“经济犯罪”才折的吗？ 

　　我的猜疑后来得到证实。老于在他所在的行政司里和另一帮人争权。他的对立面终于知道他挪用普查经费的事情，马上上报。老于原以为这是小事一桩，自己在“上边”有人，不怕“恶人先告状”。没想到赶上“严打”，“上边”“舍车马保将帅”啦。据说事后，老于的对立面还有些狐悲兔死，说“没想把老于整这么惨”。 

　　我一说到这儿就会“请我们翻开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中国官场上这样的事情还不是多的是。 

　　咱是否有点儿后怕？那会儿老于说造假账，咱就跟着来。最后也学着在官场里混？没有。咱不是那种会钻营的人，“聪明”不起来。再说咱也受不了这中国官场的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