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于还亲自找我说了这事情。我当然断然拒绝。他一笑就不理我了。至于那十几个搞翻译工作的人怎么得到的钱不得而知。反正那帮子人拿了钱都说“还是老于懂经”。说我这人“根本不会办事”。瞧瞧,老于多会“做人”。 在这个临时机构里老于主管行政,他好像挺神通广大,经常能弄到各种副食、水果、肉类和禽蛋等。他也常出些点子让大夥儿分些钱。他对谁都非常热情。对我也一样,不但不因为我曾驳了他的面子给我“小鞋”穿,还总给我找“对象”(咱个矮,北京姑娘看不上)。另外,他还把“关系户”的待业子女弄到这个临时机构里干活。
三年后工业普查结束,临时机构“工业普查办公室”解散,大家各回各的原单位。我听说他回工作单位当行政司副司长。忽一日听说老于折了!说他经济犯罪被判刑12年。
到底是什么案子呢?就是他在“工业普查办公室”时挪用了十万普查经费。他把这笔钱投资一个养鸡场(怨不得我们那会儿总分鸡蛋)。“东窗事发”的时候正敢上对经济犯罪的“严打”,他算是撞枪口上了。当时我想:老于确实太忘乎所以。挪用普查经费的事是知道的,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但真的是他单纯的“经济犯罪”才折的吗? 我的猜疑后来得到证实。老于在他所在的行政司里和另一帮人争权。他的对立面终于知道他挪用普查经费的事情,马上上报。老于原以为这是小事一桩,自己在“上边”有人,不怕“恶人先告状”。没想到赶上“严打”,“上边”“舍车马保将帅”啦。据说事后,老于的对立面还有些狐悲兔死,说“没想把老于整这么惨”。
我一说到这儿就会“请我们翻开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史”。中国官场上这样的事情还不是多的是。
咱是否有点儿后怕?那会儿老于说造假账,咱就跟着来。最后也学着在官场里混?没有。咱不是那种会钻营的人,“聪明”不起来。再说咱也受不了这中国官场的凶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