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企业家精神

娃哈哈与达能之间的恩爱离合，从1996年达能与娃哈哈开始资本合作，再到2008年达能终于有意退出，中间历时长达十几年。这场可谓跨世纪的纠纷，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中间的事情的发展也足可以用一波三折，柳暗花明来形容。这场原本两个企业之间正常的资本运作和市场行为在媒体炒作和双方各执一词相互攻击下，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如何收尾除了对双方当事人以外，已经变得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的是这场风波所引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

1987年当娃哈哈的前身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成立时，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这家普通的校办企业会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的佼佼者。经过几年的辛苦经营，1992年时经销部已经是颇具规模，难以再继续寄人篱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宗庆后成立了杭州娃哈哈美食城股份有些公司。当时的宗庆后是踌躇满志，壮志凌云。此后的时间里，宗庆后的企业家精神更是发挥的酣畅淋漓。娃哈哈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自己的品牌。娃哈哈那个俏皮孩子的卡通形象直接还深深刻在那一代人的脑海里。这是宗庆后颇有远见的大力发展自有品牌战略的结果，也是娃哈哈最终能够进入达能视野的重要原因。1996年，宗庆后经过深思熟虑引入了达能。最初的设想可能也正如宗庆后在日后反复强调的那样，是希望以市场换技术。这种思想在当时确实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上至官方，下至企业都奉之为真理的指导思想。也是在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国放开了汽车行业的大门，成就了大众在中国的辉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指导思想是有其负面的一面，但在当时却也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为当时刚刚起步的中国，除了缺技术，更加缺资金。中国的银行体系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是为民营企业服务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基本只能靠自己的原始积累和民间地下融资。引入达能为娃哈哈这个迅速发展的民营企业带来宝贵的资金，迅速扩大了娃哈哈的市场份额。娃哈哈和达能的合资是有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的，也是有其积极的一面。

对于引入达能的作用，宗庆后应该是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合资公司中会有香港百富勤，这种制度上的设计保证了娃哈哈49％的股权是控股的第一大股东。但是宗庆后忘记了他的对手是达能，请神容易，送神难！很快达能就采取了行动。凭借亚洲金融风暴的机会，达能将百富勤的股权尽悉收入囊中，一举跃升到51％的控股地位。此时的达能在中国的战略布局也已经基本成型，从北发的蒙牛，到中部的光明，再到南部的梅林正广和，娃哈哈早已不再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资本合作伙伴，达能是要将其融入自己的战略布局中去，对于拥有了控股权的达能来讲，这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如果说做大做强和国际化布局是中国企业的梦想和口号的话，那么做强做深就是大型跨国企业一直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作出的必然选择。而在达能这个完美构想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娃哈哈品牌的控制权，对于一家快消品公司来讲，这也是整个合资公司的根本价值所在。而对于强势的宗庆后来讲，失去控股权本身就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更不要讲面临下一步失去娃哈哈品牌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控制着娃哈哈这个品牌，宗庆后及其一整套人马就有了和达能分庭抗礼的资本。就算和达能彻底决裂，只要有娃哈哈这个品牌，一个新的企业完全可以在一夜之间重新建立起来，留个达能的只会是一个空壳。而失去了娃哈哈，宗庆后对于早就对其的强势产生不满的达能就失去了价值，从而象并入雅虎的周鸿徫一样黯然离开其一手创办的3721。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达能为了彻底控制娃哈哈品牌而采取强行并购时会引发宗庆后的强烈反弹，并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诉讼。双方谁是谁非自有公道，我不必在此泼墨详述，这也不是此文的宗旨所在。但是宗庆后所扛起的民族产业大旗，却将一场纯粹的商业纠纷和个人利益上升到了民族产业的高度，从而激发了草根们的义愤和支持。在网络留言里，达能成了一个布局十年的阴谋家，而宗庆后却成了捍卫民族产业利益的英雄。而问题的关键是商业竞争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分割，为什么到最后布局十年的不是捍卫民族利益的娃哈哈呢？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好的企业，还奢谈什么捍卫民族产业。

作为国际饮料业的巨头，达能入股娃哈哈就是为了将其整合到其全球产业布局中去，从而为其全球利益最大化服务。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事情。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只是一厢情愿的自作多情，是在国家政策层面的支持下以牺牲消费者短期利益来谋求企业竞争优势的下下之策。说其是下下之策不仅仅是因为其只能依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如限制外资准入等等，而且这种策略牺牲了当时消费者的利益，如更好的产品和服务等等。这种策略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便利化的时代里是只能是昙花一现，当国家政策主动或被迫作出调整后，企业相对外资的短暂市场先发优势就会迅速土崩瓦解。宗庆后的失败就在于天真的以为这种过渡的股权安排和娃哈哈当前的市场优势可以为企业带来长治久安和独一无二的谈判价码，而忘记了实际上这种下下之策为企业争取到的只是宝贵的时间。达能象所有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一样，很高兴的利用了“市场换技术”的机会，也像所有外资企业一样没有将真正的核心技术植入合资企业，他们没有傻到为自己在中国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地步。可悲的是，许多政府官员，经济学家，甚至是民族企业家直到今天还在相信这个美丽的童话。国有银行上市还不忘了将股份廉价地半卖半送给比自己实力强大的竞争对手，然后幻想着他会提携自己一把，将来好和他同台竞技。真是傻人说梦话！廉价的股权只是用以资助国外强大竞争对手的暴利和换来代表外资利益的董事，从此中国企业无秘密和战略可言。这种缺乏长远目光和风险评估的企业家精神不是中国发展民族产业所需要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企业是靠着纳贡和被人提携而成功的。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和才干才能够成为让人尊重的强者！这既是丛林法则，也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指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一种行动精神，就是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开办企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能评估及接受开创新事业风险的精神。米勒（1983）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冒险、预见性和剧烈的产品创新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组织成长和利润率的增长。在一个以工商经济为主题的社会里，企业是当之无愧的社会主体，企业家精神正是启动企业这台机器的引擎。娃哈哈和达能的合资是一种创新，但是双方所各自代表的企业家精神却没有成为推动企业发展的引擎，反而成了拖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企业家精神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评估并接受开拓创新事业所带来的风险。宗庆后做到了前者，却难以接受后者。这不能不说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失败！这种失败这也导致了他个人声誉的严重受损，对于一个辛辛苦苦将一个负债十四万的校办企业一手办成资产几十个亿的优秀企业家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哀。

如果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发的元年，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至今已经走了有快三十年的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讲，三十而立。而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企业来讲，三十年又意味着什么？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家财富和企业财富，不论是从量上，还是从结构组成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在中国由当前的制造大国到制作强国的历史转变过程中，企业家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做出一时的业绩并不难，难得是如何能够接受开拓新事业的风险，尊重商业精神和游戏规则。如果每个中国企业家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离中国企业家雄立世界舞台，中国企业基业常青的那一天不远了。这也才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