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法国哲学家勒庞在一本叫<<乌合之众>>的书里，分析了群体行为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所谓的群众，实际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是一群智力和道德都非常卑微的这么一群东西。如果这些人是一些个体，那么他可能是温和和冷静的，也就是很正常。但是当他们因为某事凑到一起成了一个群体，那么就会变得很可怕，变得很专横、霸道、暴力、偏执和残忍。勒庞认为，人和人之间，智力，才华，道德水准可能有很大差别，但是如果专门讲某一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小了。比如，对于女人谈及男人，总是有女人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这个话的，或许是个离婚的家庭妇女，或者是个受伤的女博士，或者是个在男人之间周旋的妓女，或者是个农妇。假设这些地位，智力，才能截然不同的女人凑到一起，谈起‘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这个话题，她们会惊人的一致。这个论断实际上是很荒谬很绝对很偏激的，只能说这堆女人没有遇到好的男人罢了，或者是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男人是好男人罢了，好男人总是有。但是，当怨妇们凑到一起谈起男人，她们就会一遍遍强化‘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这个伪论断，变得容易激动。得到了这种激动，再回去面对自己的男人，就越来越会感觉这个男人不是好东西。”
“当人们凑到一起，往往不是变得更加坚强睿智，而是更脆弱更愚蠢。变得容易轻信、容易冲动、容易浮躁、容易歪曲，也多变无常、不可捉摸。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时期，把路易十六和皇后送上断头台，群众们都是欢呼的，因为他们相信路易十六对他们构成了危害，是十恶不赦的暴君。后来，又把贵族送上断头台，群众们也是欢呼的，因为他们相信贵族们也构成了危害，是十恶不赦的寄生虫。再后来，雅各宾派把曾经是资产阶级民主派营垒中的战友吉伦特
派送上断头台，群众们又欢呼，因为他们相信吉伦特派们也构成了危害，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再接着，又把刺杀马拉的夏绿蒂科尔黛送上断头台，群众仍在欢呼，因为他们相信科尔黛杀死了他们敬爱的领袖，是十恶不赦的凶手。然后，罗伯斯庇尔又把自己的雅各宾派战友丹敦送上了断头台，群众们又欢呼，因为他们相信丹敦也构成了危害，是十恶不赦的新吉伦特派。最终，热月党人把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同伙也送上了断头台，群众们还是在欢呼，因为他们相信罗伯斯庇尔也构成了危害，是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和暴君。你看，跟毛主席说的一样，群众永远是对的。”
“毛主席一生都在把群众二字捧到天上，在他的口中，群众是英雄，群众代表了正确，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群众的表现，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那些群众只是一群暴民，喜欢看别人流血。大革命反倒成了吞噬革命之子的恶魔，群众在里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在驾驭群众，所以必须先讨好群众。若要取之，必先予之嘛。古希□的思想家柏拉图在他的著作《理想国》中就说过：‘暴君通常是作为人民的公仆出现的在最初的日子里，一般说在初期，他对所有人都笑脸相迎，要人们相信他根本不是暴君，对个人和社会都作出很多承诺’他说得很正确，一个统治者如果想驾驭群众，那么他首先要对群众笑脸相迎，吹捧他们，抬举他们，赋予他们身上并不存在的美德。但毛主席的内心实际上是鄙视群众的，还是他，在取得政权之后，天天要群众进行思想改造，又是社教又是上山下乡，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怎么说都有理。可惜，群众就是由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在一面阶级斗争的旗帜下被发动起来之后，获得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慷慨许诺之后，他们成了毛得心应手的工具。群众这个词语在毛时代成了一个可以被随心所欲地揉捏的面团，一旦发现‘群众’中有谁敢于怀疑那种权威，那么这个人就不再是‘群众’了，而是阶级敌人。可以说，这个时候‘群众’中的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才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但很遗憾他们无力挣脱，因为国家机器实在太强大了，无孔不入，无所不至。在毛时代做一名先知先觉的思想者是非常危险的，统治者最讨厌喜欢独立思考的人，无论是林昭还是遇罗克，无论是顾准还是张志新，他们的下场都是非常悲惨的。只有那些完全放弃了思想的权利，跟着统治者指挥棒转悠的乌合之众，才能全身而退。后来他死了，乌合之众们换了一个指挥棒，瞬间就改变了立场，这又来反思控诉毛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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