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那个署名 SAKONSHIMA 是人，是畜牲，说说，下面文章内容，这是人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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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毛泽东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中共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
　　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

　　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百分之二点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
猛增”。

　　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狝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村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黄姓朋友的同学，一九四九年参军，当上了军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村探
亲，发现父母都已饿死，村里没剩下几个活人，当即愤而自杀。

　　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的梧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
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八十六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数至少在一百五十万以上。

　　既然是人祸而不是天灾，既然各个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指挥的大跃进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惠在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曾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 为此，以紧跟毛泽东为首务的周恩来专门开过一次会批判他。周惠也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下了台。可是只过了几个月，周惠的话就被证实了。所有的省都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到福建长汀老家，看到当时说假话之风盛行，名义上是保证每人每月吃三十稻谷（折粮二十一斤），但实际上没有做到，大食堂都无米下锅，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带领工作组到闽西，也发现“大片土地荒芜，大量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严重。”

　　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六○ 年底，湖北省省长张体学打电话到北京，对他的红安县老乡、副总理李先念说：“李副总理，你就是砍了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可是国库空虚，李先念也没有办法。他沉默了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 李拿不出粮食给故乡，他的许多湖北乡亲自然没能熬过那场饥荒。

　　既是人祸，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一万一千多。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从省会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与固城湖之间，有个原本很富庶的高淳县（淳溪）。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首务，无人敢为民请命，粮荒不得舒解，形势日益严重。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万六千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不去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一万七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三万七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举一二实例：辽宁台安县，一九五九年就开始饿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口粮仅四两至七两毛粮。吃七两的可勉强活下来，吃四两的便难逃一劫。那两年间，人口减少了六万，除去“外流二万多人”，非正常死亡当在二万以上。云南镇雄县，一九五九、六○年两年内有一万人“非正常死亡”。陕西安康县，一九六□年“大部分社队人均口粮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

　　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如江西宁都县和丰城县，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两千人上下。广西横县，一九六○年“春夏间……因缺粮饿死一千四百人。”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县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

　　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三点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三万五千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六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显。若将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则河南南阳市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就每年有几百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数达一千以上。县属小城镇的居民，凡与农民一样无“商品粮”可买的，都是被牺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县武阳镇，仅一万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

　　还有一批人是不该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补进网里的右派，以及因“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而获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学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云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后又因与朋友议论大跃进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监狱里，“和他关在一起的‘政治犯’们，大多是专家、学者、教授，忧国忧民而因言获罪。他在那里拜了许多老师，跟着学文学、学科学。后来，他的老师一个又一个悲惨地死去。二十五个人的大牢里，只剩下两个人，饿得皮包骨……”沙云青是其中之一。

　　“胡风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与丈夫、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一起入狱，一年后获释，被发配青海，旋又因“攻击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饥馑时，她在牢房里的任务是搬死尸，每天都有饿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劳改的右派、电影《智取华山》的导演巴鸿，及另外几位演员的劳动任务稍有不同：挖坟坑，定额每人每天挖三个。男高音歌唱家兼音乐指挥莫桂新（女高音独唱家张权的丈夫）葬身的坟穴，就是他们几位电影工作者挖的。劳改犯死得太多，连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够用了。兴凯湖边埋葬他们的的小丘岗上，所谓墓牌只是一块红砖，用粉笔书写着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场大雨浸过，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甘肃酒泉附近有个名叫夹边沟的地方，“一九六○年……有两千多名因各种原因挨整的干部在夹边沟劳改农场饿死。”该农场由于人犯基本死光而变成了荒凉的丘墟。离北京不远的河北清河劳改农场死的人更多。仅其中的“五八三”分场就死了三百多。他们大多是北京西郊学院区送去的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工业学院……

　　这批死者中，没有名人。除了笔者的校友、清华大学电机系学生张心涛、刘雪峰外，能追寻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当年稍有名声、平反后被人提及，在人世间留下了一点痕迹的几位右派分子：自日本归来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费明君，死于青海；自台湾赴大陆的美学家吕荧，死于河北清河；自香港归来的作曲家陈歌辛，死于安徽；自美国归来的化学家、兰州大学副校长陈时伟，死于甘肃武威黄羊河劳改农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如今青年学子们所不知详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