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爱玲的“政治”小说《秧歌》，剖析现实社会与人性

读张爱玲的“政治”小说《秧歌》，剖析现实社会与人性

偶然的机会，读了张爱玲的小说《秧歌》，居然是一篇“政治”小说，感觉张爱玲直面“政治”的作品并不多。这篇小说以一个悲剧故事描述了铁幕下制度的残酷，并通过普通民众，官员及文人的心态行为揭示了人性的扭曲。让我深为感触的是——虽然小说写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距今已经六十多年过去了，但那种人性的扭曲仍然鲜活地存在着。因为，制度没有变，在制度桎梏下的人性必然仍是扭曲的。

小说的背景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土改时期，主要人物是一群农民、一位党的干部和一个文人。金根哥、金根嫂是农民的代表人物，金根哥倔强能干，曾被选上“劳动模范”；金根嫂也能干，且相貌好，曾在上海做保姆，土改后返回乡下过“分到土地”的生活。党的干部是“王同志”，很早出生入死，参加革命，却官运和个人生活都坎坷。那位“小资产阶级”文人叫顾冈，是下乡体验生活的，想要写出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的电影。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土改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分到了地主的浮财。本以为能过上好日子，但在死板的管理及各项捐款税收下仍然吃不饱饭，人们私下抱怨却也敢怒不敢言。

最终的矛盾爆发在过年之前给军属捐猪肉和年糕上。当人们从牙缝里挤出的捐品仍被挑剔时，压抑的情绪爆发了，愤怒中村民冲向粮仓，并在行动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诉求——借点粮过年！场面混乱，冲突升级。为了保护“人民财产”（及自己的安全），干部“王同志”不得不命令民兵开枪，并亲自扫射，为自己开出一条血路。

结局是···，金根哥金根嫂的女儿阿招在混乱中被踩死；在逃跑的路上，受了枪伤的金根哥为了把活路留给妻子，自尽；走投无路的金根嫂，返回了村中，点燃粮仓，并葬身火海。

小说中，作者并没有渲染这些血腥残酷的场面，事件的很大一部分场景是以金根嫂的视觉呈现的。谈到女儿的死，她对小姑说：“阿招死了，给踩死了”。“我们也不相信呀，一路还把她带着，背着她上山——死了！早已死了。”当她看到山顶树杈上那一包棉衣，‘把两只袖子挽在一起打了个结，成为一个整齐的包袱。里面很小心地包着她的棉袄，在这一刹那间，她完全明白了，就像是听见他亲口和她说话一样。’最后，她下了山，越走越快，朝家的方向走去。

关于金根嫂的最后一笔，是有人恍惚在烈火中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

 我一向觉得张爱玲的短篇，或偏短的中篇是绝佳的，长篇或长中篇略有逊色。她的长项是极强的对细微心理和人性的洞察力，短的篇幅能把这一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但长篇却需要构建曲折起伏的故事线，（也许张爱玲不屑于这样做）。所以我总觉得她的长篇有些絮叨，凌乱，不如短篇惊艳。

起初，这部小说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的。然而到最后几个章节，一切平淡的铺垫都聚集在一起，爆发了，形成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悲剧结局。悲剧的主因，自然是来自铁幕下的大环境。但在悲剧背后，张爱玲着重墨描叙了各个阶层的人，民众，官员，文人。他们都是铁幕之下的牺牲者，但同时，也是推波助澜的帮凶。

金花，金根的妹妹，从小和哥哥相依为命，初嫁到另一个村落。当她听到哥哥的村子发生了骚乱，就一直心神不安地为哥嫂着急。可是，当她挑水时被嫂嫂拦住，衣衫褴褛，语无伦次地向她求救时，她犹豫了。在这个风声鹤唳的时候，一个与婆家一家人挤在一起的新娘子能做什么？她首先要保护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也不能给公婆妯娌留下口实，所以她犹豫了。至于其他人，如金花的婆婆、金根的伯伯等更是冷漠，甚至冷酷的。“反革命”呀，谁敢沾这个边啊！这就是民众，不能用道德是非来审视他们，因为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活着”。

“王同志”，是农民眼中党的化身，但是他并不是无生命的“党”，而只是一个仕途家庭双失意的小干部。当他从血路中闯回住处时，身心的疲惫及极度的沮丧使他居然喃喃地说了一句“反动话”，他说：“我们失败了，我们向自己的百姓开枪了”。这句话把旁边的作家吓得半死，因为他是唯一听到了这句话的人。如果“王同志”突然醒悟过来，甚至可能把他“做掉”。“幸运”的是，“王同志”并没有沉浸在自己的消沉之中，一个刺激他神经的词在脑海里蹦了出来：“阶级敌人！一定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当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他便一通百通了，不仅没有了负罪感，还可以对上级有交代，甚至有可能成为“保卫国家财产”的英雄。在这样的思想驱使下，当听到粮库着火时，他的反应是兴奋！他应该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不会真诚地希望农民被打死，粮食被烧光。但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阶级敌人破坏”是他唯一能抓住的稻草和（也是机会），他必须沿着这条路把“阶级敌人”抓出来，而且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

至于那个写电影剧本的人的顾冈，他曾经住在金根嫂家，也亲身经历了一切。他知道这些抢粮的人只是普通农民，不是特务。当他看到对这些人酷刑拷问时，心里非常矛盾，既害怕，又试图说服自己：

‘“不要胡思乱想了，”他对自己说。他感到一种近于绝望的焦急的需要，他要相信王同志与他所代表的一切。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他已经告诉了自己一千次，“相信他们吧。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你应当有信心。”如果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现在这种信仰就是知识份子的鸦片，能够使他们愉快地忍受各种苦楚，种种使人感到不安的思想与感情都被麻痹了，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责备。’

这一段心理活动活生生把一个知识分子既被逼无奈，又主动洗脑，又掩耳盗铃的“思想改造”过程描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总是有办法戳到人的心底的。全书完结，我坐在那里自己在想：如果我是金根的妹妹，我真的有勇气冒着全家受牵连的危险藏匿受伤的哥嫂（而且大概率会敗露）吗？如果我是那个作家，我敢于葬送前途，写出真实的东西吗？（写出后，我成反革命，作品也没人看到。）如果我是那个可恨又可怜的官员呢？我当然知道“做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白薯”。但是我不是白“革命”了这么多年了吗？再者，如果这样，等着我的大概不会是“种白薯”，很可能是“啃窝头”，甚至“吃枪子”。在这样铁一样的制度下，生存，活着是第一要素，其他的，诸如是非对错，人性情感就要远远靠后了。常常看到有人骂墙国的人“活该”，但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处在那个环境下会怎么选择。“人心向善”，也许是一个真理，但是“活着”却是在真理之上的。没有一个制度保障，善就是可望不可及的奢饰品。

关于这个小说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社会，我没有能力评价。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张爱玲所描绘的人性是绝对真实的。我所说的这些“人性”，不同于普通的善恶情仇，它是在一个制度下滋生的扭曲的人性。近七十年过去了，社会中的人性变了吗？民众变了吗？官员变了吗？文人变了吗？没有！所有这些人物的原型仍依稀可见，只是不同的社会角色，它的丑陋面不同，可能更隐蔽，但也可能更丑陋。制度没有变，制度下的人性就只能在重压之下扭曲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