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脱党奴、国奴身份，在基督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摆脱党奴、国奴身份，在基督里成为真正的自由人

——2024年春节对华人基督徒的劝勉

中国最需要的不是泛泛而论的基督教，而是以悔改和赦罪为核心的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好使我们摆脱罪恶的奴役，在基督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在今日中国和世界，我们需要一种信仰，一种基督教信仰，一种真正的既合乎圣经启示与大公教会正传，也能够满足个人的心灵需求，同时也造就公民美德和公共秩序的具有战斗性和建设性的基督教信仰。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为之生，为之死，更是可以为之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使我们的人生具有真正的意义，为我们所在的时代和人民在真理和自由的事业中作出当有的贡献。因此，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启示而“自由建国”的时候，这样伟大的“革命感召力”或唤启的力量，[1]乃是“三化使命”的精义。

面对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英帝国的崩溃、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衰退，布坎南在《丘吉尔、希特勒和不必要的战争：英国如何丧失其帝国及西方如何丧失了其世界》一书的自序一开始就强调：“环顾四周，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看到的就是西方正在走向没落。仅仅在一个世纪之中，欧洲大陆的所有大厦都倾覆了。曾经统治世界的一切帝国都在消失。除了穆斯林为主的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个西方国家在生育率上使其能够存续到下一个世纪。作为世界人口的一个部分，欧洲族裔的人口连续三代都在缩减。每一个西方国家的特征都在经历不可救治的改变，因为每一个国家都在经历着来自第三世界的不可抵挡的入侵。我们正在慢慢地从世界上消失。西方人已经丧失了统治的意志，如今似乎也丧失了生活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文明中的意志，只是沉醉在自我感觉良好的生活中，对于谁要承受他曾经统治过的世界毫不在意。”[2] 早在2002年，威尔森就强调：“欧洲族裔正在稳定地走向性自杀。1960年，我们占全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2000年，我们只有六分之一。到2050年，我们的人口就会降到全世界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并且人口严重老化。”[3]

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统治的意志”，也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意识，20世纪50年代，欧洲列强放弃了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20世纪60年代又催生了堕落的文化，告诉人们只要追求个人享乐就好，却不教导人承担责任，维护基督教家庭、国家与文明。整个欧美出生率下降，不得不引进外来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因而造成欧洲各国被伊斯兰教人口“大置换”的危险（the grand replacement）。这种“统治的意志”当然就是我们谈及的治理全地的使命感，西方社会目前面对的最大的危机就是这种使命意识的迷失和丧失。正是因为丧失了这种“统治的意志”，大多数西方人沉溺在个人感官的享受之中，尤其是在男女两性关系上走向无法无天的放纵，从而导致婚姻的破裂、生育的下降、外来异教移民的增加，结果就是欧美基督教文明的“自杀”。[4] 丧失了“统治的意志”，我们就不会在人口上生养众多，也不会在文化上积极进取，更不会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目前西方教会中盛行的充满消极、颓废之情的悲观主义与失败主义的末世论就是典型的标记。[5]世人绞尽脑汁、竭力追求的就是事业的成功，可惜很多基督徒，尤其是具有教理派之迂腐倾向的人，不仅以各种形式宣扬悲观主义的错谬神学，还忙着在教义字句上寻找别人的毛病，唯恐别人积极行动，不断得胜，使得他们更加显明为胆小鬼和伪善者。他们尤其致力于打击主张神权制和神法论的基督徒，恐怕他们的主张给自己惹祸上身，招惹社会上执政掌权的人。他们如此打压异己，就成为面目可憎、一事无成、以理杀人的“杀人宗”！我们强调上帝赐给基督徒的治理全地的文明使命，目的就是要鼓励并装备基督徒彻底摆脱悲观主义与失败主义的泥潭，在基督里怀着必胜的信心和盼望，勇敢地参与世上的战争，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中国右翼知识分子还在期待中国的“殖民化”。 1988年11月，香港《解放月报》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你如此反传统，是否同意全盘西化？”刘晓波回应：“我认为现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论自由、法律至上。这是无可争议的，中国不存在理论问题，只有政策问题。全盘西化就是人化、现代化。选择西化就是要过人的生活，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与非人的区别。换言之，要过人的生活就要选择全盘西化，没有和稀泥及调和的馀地。我把西化叫做国际化、世界化，因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发挥，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选择，而是人类的选择。所以，我很讨厌‘民族性”’这个词。中国就讲不清什么是‘中国特色’。”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香港式）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这种回答当时激起了很多人的气愤，觉得他太悲观，太看不起中国人。如今三十多年的时候过去了，看到如今连香港也彻底沦陷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之下，丧失了基本的新闻自由和法治政府，真是让人不胜唏嘘！

可惜欧美基督教国家本身已经丧失了进行殖民“统治的意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曾于2017年6月表示《中英联合声明》现在是不具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彻底颠覆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港人治港”的承诺，到2019年赤裸裸地以武力镇压香港人民的示威运动，使得香港再次成为专制王朝统治下的“渔村”。本来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诺确保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维持“五十年不变”，保障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罢工、选择职业和学术研究以及宗教信仰等各项权利和自由。这些基本政策，后来都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香港特区政府在1997年7月1日成立后曾多次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并切实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这一切转眼成为泡影，英美诸国除了口头抗议、经济制裁和接待香港难民之外，对于中国大陆的专制政权并未采取任何强有力的制止性的措施。香港自由港在全世界人民眼前眼睁睁地在一片血腥、失踪和逮捕之中消失！这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的和平转型罩上了浓浓的阴影。

在二十世纪，随着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自我放逐、自我咒诅，共产主义在全球迅速崛起，成为全世界有志青年的选项。身为中国大陆出生的六零后一代人，我们都是在《国际歌》那使人热情澎拜、斗志昂扬的旋律中长大的。哪怕我们在1989年反对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统治，我们仍然用《国际歌》来表明我们的斗志和诉求：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当然，后来最大的幻灭就是发现：我们所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真理”并不是真理！而我们自己不仅不是“天下的主人”，更是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国家和权贵的奴隶！我们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没有法治，甚至连基本的言论自由也都不享有！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是“人民”的国家，也不是“共和”的国家，而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的奴隶制国家：全体中国人民都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沦为极权国家的奴隶！[6] 正如鲁迅在《突然想到》一文中所讽刺的那样：“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甚至像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所说得那样，中国共产党目前是“一个人的意志”绑架全党，总书记已经成为“黑老大”，共产党已经成为“僵尸”，九千万多党员已经成为“党奴”！既然连执政党共产党员也沦为“党奴”，当然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是“国奴”了！

蔡慎坤2023年7月3日在推特发文指出：“极权国家最神秘之处就在于任何人的命运包括所谓党政军大佬，让外界预测起来都很困难，密室权斗往往充满了血腥、残酷和诡诈，这是极权国家所特有的共性，在极权体制下，即使权高位重的大佬说话做事也如履薄冰，希望能够善始善终笑到最后，而真正能够善始善终笑到最后的党政军大佬恰恰寥寥无几。毛泽东时代，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人极尽所能赞美他吹捧他，结果连发明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也被折磨惨死，被毛泽东写进党章的林彪甚至被灭门，如果极权杀伐只是停留在庙堂之上，不影响百姓生活，我们不妨像看马戏一样跟着喝彩起哄也挺好，可怕的是每一次政治转向都会殃及鱼池。”不管是执政掌权的，还是平民百姓，极权主义国家给人带来的都是随时随地的杀戮与灭顶之灾。经历了二十世纪苏联、德国和中国的极权主义的血腥屠杀，所有的神学、哲学、政治学都必须正视极权主义的问题，否则就是不疼不痒、不冷不热，没有任何价值。

我反复强调，我个人在共产党极权主义暴政统治之下的经历，使得我不得不严肃地面对极权主义问题。这种极权主义运用“枪杆子”进行暴力强迫，运用“笔杆子”对人民进行宣传洗脑，使得全国人民都沦为暴政的奴隶。[7] 更可怕的是，已经丧失“共产主义信仰”的“共产党”利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疯狂地掠夺资源和财富，大量转移到海外。他们要使中国大陆变成一艘随时都要沉没的破船，塞满了各种形式的道德污染和环境污染，这种困局是任何政府在短期内都无法扭转的！我们不仅要面对极权主义的现象，还有深究极权主义的本源，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在最大程度上防范和根除极权主义对人类的危害。

极权主义的本源不在中国，不在马克思，不在共产党，而是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每一个罪人，甚至包括基督徒，一旦有机会放纵私欲，都会随时成为暴君酷吏。因此，我们不仅要认罪悔改，归信耶稣基督，也要时刻警醒，不断胜过我们自身残余的败坏、世界的诱惑和撒但的攻击，在基督里捍卫并发挥我们的自由，也使更多的人不再作党奴、国奴，更是不再作罪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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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伦特，《论革命》，23-25页。

[2] Patrick J. Bucjanan, Churchill, Hitler, and the Unnecessary War: How Britain Lost Its Empire and the West Lost the World (New York: Three Rivers Press, 2008), ix.

[3] Douglas Wilson, “Chocolate Cake,” Credenda Agenda 14:2 (2002), p. 31.

[4] 里拉，《搁浅的心灵》，116-158页。

[5] 林慈信牧师强调：“末世论包括过去（基督复活，升天），现在（天国彰显在地上），和未来（主再来，有新天新地，上帝完全掌权）三方面。”“在保罗的思想中，末世论乃是救赎论的基础和基本框架。若要正确了解保罗的救赎论，必须了解他的末世论。”“末世论论到全人类、整个宇宙的命运：讲一个新的时代（aion）。救赎论也是如此：上帝使万物更新。”见林慈信《神学导论·读本》（美国：中华展望，2010年），56页-57页。在林慈信牧师的论述中，末世论是以上帝的国度的展开为进程的，末世论关涉到全人类、全世界，合乎圣经的整个末世论的导向乃是在基督的救赎中万物的更新。非常重要的是，救赎论本身是在末世论的基础上和框架中展开的。因此，上帝拯救我们绝不是让我们脱离世界和历史，而是让我们重新成为上帝的国度的子民，参与上帝创造、救赎与成全的历史进程。

[6] 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有三种：自然奴隶，法定奴隶和强迫为奴。自然奴隶是指那些生来就不喜欢运用理性进行思考，从而为自己的情欲和他人所统治的人。亚里士多德强调，“以品德的善恶为奴隶和自由人以及劣种和优种的判别”。法定奴隶是指因为触犯律法而丧失人身自由的人，而强迫为奴则是指违背个人意愿、也违背律法而被他人运用强力和欺诈的手段使其成为奴隶的人。亚里士多德的立场是：“在合乎自然的奴隶关系中，两者各尽自己的职分，这就存在着友爱和共同利益。但凭借权力和法律所造成的强迫奴役，情况恰恰相反[那里将充塞着仇恨和厉害的冲突]。”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5-1255b14，16-19页。

[7] 很多基督徒缺乏心意更新，在不知不觉的过程中也被周围的舆论和当权者的宣传“洗脑”。笔者以为以下四点是那些被“洗脑”的人所具有的突出特征：（1）民族主义情结：以自卑的心态来捍卫民族的尊严，认为自己民族的一切问题都是外国势力造成的。被洗脑的基督徒则强调“基督教中国化”；（2）爱国主义情节：以奴隶身份臆想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以为自己是全世界最自由的人。被洗脑的基督徒则强调“爱国爱教”；（3）推崇国家一统：以为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乃是拯救现代文明的灵丹妙药，迷信中国大一统，盲目反对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被洗脑的基督徒反对基督教文明和国家；（4）崇拜成功人士：胜者王侯败者为寇，盲目崇拜靠暴力和诡诈夺取政权、发财致富的人。被洗脑的基督徒不尊重上帝设立的秩序，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却对教会内外的各种“成功人士”顶礼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