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记事 后记

秦腔记事 后记

当我在匆匆之中写完这部小说的上卷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种作完一件事之后应有那种的释然的感觉，相反地感到心情更加沉重。往往在这个时候，才会发现自己驾驭文字的能力太差，也缺少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那种灵感和天赋，有一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 　　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英雄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十分遥远而又苍白的概念。不由得使我想起了温瑞安先生的话“说英雄，谁是英雄？”　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尤其是在北美这样一种特殊的环境中，人们似乎将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手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后者则是人们更注重的东西。有了生存的手段，才会考虑生存的方式。所以这种手段有时就会变得千奇百怪，不可思议。所幸的这里的写作是和任何生存手段都没有任何的联系和瓜葛，而纯粹是一种个人的业余爱好，这就是使得我解除了作为任何有可能成为道义上的束缚和羁绊，成为一种为写作而写作的非功利性的东西。 　　没有英雄并不意味着人们不渴望英雄。我想正是没有英雄的空虚感，才使得我产生了一种想编出个“英雄”的欲望，而这个欲望不时地在折磨着我，于是使我无法轻松地写下某种游戏一样的文字，这似乎看起来又坠入了那种“文以载道”的陈词滥调之中去。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高尔基先生曾形象地说“文学就是人学”，现在回想起来在我最初地接受有关“文学”的概念的时候，受的正是这种思想的影响。但是今天看起来似乎这话仍然没有错。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是在沩河滩上、马超岭下，少年时候的我曾经对“马超岭”这个名字产生过无数的幻想。因为人们告诉我那曾是当年马超大战曹孟德的地方。每当我对着那座小小的秃岭，总是想象着当年马孟起是如何在这座岭上，使得曹孟德割须弃袍？ 　　记得前几天曾经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城市方面的文章，其中说到西安是最古朴的城市。位于八百里秦川中央的西安曾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记得有一句话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一百年看上海，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陕西，五千年看河南。 　　三千年的文化已经够悠久了。八百里秦川那厚重的黄土下面埋藏着数不清的历史文物和数不清的故事。就象你随便用手一挖就会找出一些秦砖汉瓦的碎片，随便与人一谈就会引出无数令人心碎的故事一样。 　　张化龙的故事曾经是故乡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他就是内子的村上的人，直到今天我常和内子开玩笑的时候，说到你不愧是张化龙的后代，砸过盐店，饭作得那么咸。张化龙的重新被发掘应该归功于文化大革命，那块扶风，岐山，眉县人为其所立的石碑在文革时才被作为历史文物运到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尽管此前它已经在那里默默无闻地竖立了数十年。 　　但本文写得并不是张化龙的故事，而是张化龙故事的影子。我所感动的不仅仅是张化龙聚众闹事的勇气，而是在起义失败之后，清兵将张的故乡包围，若是抓不到张的话，将血洗张的故乡，当时的疯狂据说连鸡犬也不能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张化龙挺身而出，好汉做事好汉当，何必要连累无辜呢？从这一点来看，张化龙是一条真正的好汉，否则的话就不会有三县数十万乡民包围县府，冒死救张的动人举动。也不会有三县人为其所立的那块石碑。 　　《说岳全转》中曾有这样一首诗，说是：“世间缺陷甚纷纭，恼恨风波屈不伸，最是人心公道在，幻将奇语慰忠魂”。那么今天我也只好慰忠魂了。郭其熊就是慰忠魂式的人物，他的传奇故事就是因为慰忠魂而杜撰出来的。 　　晚霞曾说有点象莫言红高粱家族使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罗顺问《红高粱》表现了一种如酒的生命力，不知道我要表现什么？ 　　我想表现一种如秦腔般粗犷的关中民情，一种已经久违了的英雄的形象，不知是否有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