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纪事(8)----一生缠夹二流堂

昨天读江上兄大作《黄苗子和郁风》，感受颇多。联想到与他们有关的“二流堂”事件----一个在抗战期间，由文人们开玩笑，而生成的无定型的文化沙龙，演变为“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的荒唐故事。因为时间久远，在文革中听到的差不多都忘了。昨晚在网上读了几篇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二流堂事件”有了新的了解。写下来，与飨网友。

记得是在1967年的什么时候(经昨晚阅读，确定是67年12月)，报上突然出现了一篇批判“二流堂”的大块文章，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也是铿锵有力。这是继批判“三家村”之后，对文学艺术界的又一个重大打击，给“二流堂”定的性质是“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当时虽年少，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对反革命，裴多菲，周扬，夏衍这些词汇也算熟悉。但对“二流堂”，却是第一次听说。记得文章里讲“二流堂”的成员间互称“二流子”，觉得很好玩，想不到象周扬，夏衍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可以如此戏谑，如此无聊。以后一段时间里，我和哥哥之间，以互称“二流子”为乐，觉得很好玩，直到母亲严厉制止。

开始，只知道批“二流堂”是批周扬，夏衍的，因为他们是反对鲁迅的“四条汉子”(另外两条是田汉，阳翰笙)。反鲁迅，当然是反革命。后来，又在母亲工作单位附近，看到写给剧作家吴祖光的大小字报，才知道他也是“二流堂”的成员。他是大右派，也不是什么好人。其他的一些成员，全是受批判的牛鬼蛇神，可见二流堂不是什么好组织。当时知道的也就这么多，虽然没参见过什么组织，不是革命派，造反派，但思想还是很左的。在自己心里对“二流堂”的定性，就算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好人，好组织。我对文革中人和事的重新认识，象“四条汉子”，“二流堂”，“文艺黑线”等，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文革时，涉及到二流堂的人物不可胜数。几个重要的人物是夏衍，唐瑜，吴祖光。抗战时期，各类文化人因战乱，纷纷跑到重庆，多数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唐瑜的哥哥在仰光，很有钱，唐瑜就用哥哥给的钱在重庆建造了一个大房子，其名为“碧庐”，与先前让夏衍夫妇居住的“依庐”相对应，免费让无处栖身的文化人住在那里。所以，他成为了“堂主”。

那些寄居的房客们，各有一技之长，大多是文艺界人士，如吴祖光、高汾、吕恩、盛家伦、方菁、沈求我等。还有经常出入的，都是些现在大名鼎鼎的人物黄苗子、郁风、丁聪、叶浅予、冯亦代、赵丹、张光宇、张正宇、丁玲、张仃、华君武、聂绀弩、陈白尘等。那个时代，文化人的举止行为：放任自流，不拘小节，既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又无多少实事可做。时间久了，大家遂以“二流子”相互谑称。据吴祖光回忆：

“有一天郭老（郭沫若）和徐冰同志等到碧庐来，听见大家在
互称二流子。郭老说：‘好，给你们取个堂名吧。就叫二流堂好
不好？’大家都说好。徐冰叫大家拿纸笔来，请郭老当场题字做
匾，但是找了半天，无笔无墨，更无大张宣纸，只得罢了。但是
‘二流堂’这个名字却从此叫开了。”

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周恩来，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团结左翼文化界人士。党的领导者周扬、潘汉年、田汉等都曾是这里的坐上客。二流堂的多数人在抗战时期为文化战线的统战做过工作，建国后，他们的绝大部分回到国内，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周恩来在建国初就问过夏衍，“二流堂的人都回来了吗？”，文革开始时也说过，“‘二流堂’是一些文化人在那里聚会的地方，不是一个组织。有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利用‘二流堂’，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黑材料，那不行。”。但，等到革命要打倒一切的时候，或革命有了更高的政治目的的时候，周恩来的所做所说，也是苍白无力的。他有时尚且不能保护自己，更何论保护他人？

吴祖光有一段对二流堂“堂主”唐瑜的描写，很有意思：

“唐瑜曾约略说过，他哥哥给了他两部大卡车和一部小轿车，
卡车上装有当时可以畅销的物资，让弟弟做点赚钱的生意，但
是另一辆卡车上这位弟弟却装上了一满车的食品，到了重庆便
和朋友们共享美食，需要钱用时便卖货，最后卖车。记得我有
一次和他一同走在重庆中一路近四德里时，远远开过来一辆十
分豪华而崭新的小轿车，唐瑜忽然停步不走了，当时大雨初晴，
路上积水很深，汽车飞驰而过，我们两人躲避不及溅了一身水，
尤其是唐瑜满脸都是泥水。他仍旧不动地望着汽车远去才回过
神来，对我说：‘这车是我的’。”

你说他是二流子，败家子，仗义疏财，潇洒风流，我都信。可就这“反革命”，唉，不说也罢了。这种心宽豪放的人，大概会比一般人活得潇洒些。唐瑜老人家高寿九五，两年前，还出版了一本书，《二流堂纪实》，真让人钦服。二流子有二流子的好处啊！

再看夏衍。他住在离二流堂不远的地方，与二流堂的堂友们来往密切。他当时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隐藏着身份，为党做左翼文化的统战工作，实际是二流堂的真正“堂主”。文革前官至文化部副部长，还是分管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因为30年代与旗手鲁迅的论战，被鲁迅骂为“四条汉子”，便成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可当时鲁迅还没有被尊为“旗手”，对鲁迅的“团结--批评--团结”，也是党“统战”工作的一部分。这些翻拣历史旧账，颠倒认知是非的做法，和拿“二流堂”大做文章如出一辙。难怪文革后一“实事求是”，没有几个不是冤假错案。

最后是吴祖光。他倒的霉更大些，更早些，也更长些。反右时期，就因为言论被定性为右派。还因二流堂传统，在自己家和一些年轻人又搞起文化沙龙，说是二流堂的继续，就多了个什么“小家族”集团的指控。文革来了，更别想蒙混过关。从67年底起事，一直搞到72年，围绕著二流堂，就没停地被审查，不管是在家住的北京文化部，还是在五七干校的河北团泊洼。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对他和二流堂的审查结束之后，“中央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居然问了他这么一个问题：

“为了审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而且反反复复不知经过多少周折，你看你为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不知他是怎么回答的，我的回答是：惭愧，为那个时代惭愧，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惭愧。

吴祖光说他在审查结束后，写下了这首诗，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
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
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
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

就为了这“一生缠夹二流堂”，谁能说我们现在评议文革是玩笑，是无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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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ouzhi.com/zhiquan/w/w9/200508/35705_7.html
http://book.sina.com.cn/nzt/his/erliutang/index.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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