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
马悲鸣
流 亡藏人和海外记者对于中共西藏政策的攻击尝出现“杀死一百二十万藏人”之说。这数字太过夸张，连我也不信。但很有些爱国者不是进一步去澄清或者估算中共到 底杀了多少藏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责西方初开殖民地时代杀了多少殖民地原住民和至今未绝的种族歧视。那意思分明是说，西方多年前干过的坏事，中国现在 也有权干。
开 发美澳新大陆殖民地者的後代并没有否认自己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况且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南北战争就是指著美国 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号召废奴的。而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日本几个和尚在上海 遭到中国人殴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结果还没等收到道歉信，日本军队就对上海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攻击。
最 近王力雄著《天葬》里讲到藏民游击队袭击驻藏汉人的汽车，杀死工作队员；这大概和《红高粱》里“我爷爷”用土制炸药袭击日军汽车，《铁道游击队》飞车搞机 枪，还有《敌后武工队》和《小兵张嘎》的行径差不多。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破袭，到处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日军据点，结果引来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 藏民游击队袭击入藏汉人，也引来了解放军“平叛”。两者如出一辙。
中共以武力胁迫，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么能叫“平叛”呢？这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难道日军的进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 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只承认在华军事损失五十万。二战结束时的统计，苏联损失人口第一，大约是一千六百万。中国第二，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人员 损失三百万。也就是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国要牺牲六名军人。若以中国人死亡一千两百万计算（这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双方人员损失比为 １：２４。最近中国的二战人口损失总数已经自己给追加到四千万了。这等于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赔八十条中国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证明“皇军神 勇”：“我们一名皇军能拼掉你们八十个支那人！”--中国人真是没用！杀中国人真如屠宰场杀猪羊一般。
当 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杀四千万，相当于杀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怎么个杀法？按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规模，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 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苏联阵亡不过百分之八，就已经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国损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还到处都是 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中国进军西藏“平叛”。藏人说是“全民抗战”。藏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一百二十万，大概就如中国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四千万的意思一样。王力雄《天葬》一书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统计的内部保密资料中，正式“歼敌”就有九万三。“平叛”始于1959年3月的炮轰卢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后肃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个藏区的强制“民主母铩保?兰浦泄?谖鞑氐厍?芄采焙?推群χ滤懒耸?虿厝瞬皇翘?肫住Ｕ?鑫鞑厝丝诓还?桨偻颍?壕?氩厮?辈厝说陌俜直炔⒉槐热站?只?汀?p>“平 叛”的当时，入藏汉人全部都是武装的。有的汽车队并未受到攻击，也象打黄羊似的见到藏人就停车狙击；甚至把化装成藏人的解放军侦察员也当成游牧的藏人给猎 杀了。藏人看到汉军进驻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文化习俗正在受到汉人的限制和强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袭和杀害进藏汉人的事件自然层出不穷，而且也很残酷。 “打击侵略者”当然要如雷锋日记所云：“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了。这和中国人痛恨日军进驻，愤而袭杀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给藏人送去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日军当年侵华何尝不也是让中国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怀抱”，给中国人送来大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
中 共故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仅文革一役就杀死、打死、逼死、武斗死了两百万人。大跃进的破天荒，饿死生民无算。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杀死、整死、饿 死的人口总数倒真有四千万人之谱了。而设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 看彩色电视，夏威夷土著在空调房子里打游戏机一样。
中 国人咽不下当亡国奴的这口气，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非抗战不可。那人家藏人可愿意因为城镇里能点上个电灯，就咽下毁家亡国，破坏文化传统这口气？！而 如果不毁家亡国于汉族，又安知西藏城镇到现在还点不上电灯？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多少万的行政拨款是否能买得下藏人毁家亡国之恨先且不说，如今日本每年 给中国的贷款比这笔钱数要多得多。中国人还愿意邀请日军入侵，重回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吗？
中 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或北洋兵，根本打不过日军；即使游击队偶尔偷袭得手，也与大局无补；只好到处请求国际援助。过去这叫“以夷制夷”。最后 日本的海空军主力是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陆军主力关东军是被苏蒙联军出兵东北消灭的。中国人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无 法取胜。
同 样的道理，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单凭藏人自己抗战也同样没有取胜的可能。藏人和抗战时的中国人一样，自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 助。现在西方对流亡藏人基本上限于道义上的援助，远不能和当年西方给中国抗战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相比。更何况当年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正是借用西藏领空开 辟的驼峰航线运抵中国；途中仅坠毁的飞机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见援助数量之巨大。
即使如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所言，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都是真的，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连瑞典的优生政策也在76 年结束，政府正在对这项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赔偿。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祖宗干的事都对，并且正在尽力弥补祖先所行的不义。比如 克林顿总统前几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国颠覆了当地土著部落统治的事件道歉。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 “英雄”称号。很多美国州的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 族的贵贱，谁也没有权力和理由歧视他人！”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可曾为文革冤死的两百万自家人道歉、 赔偿，和追究过凶手的刑事责任吗？
日本民间有不少个人对当年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过歉意。其中有状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华内容者；有著书《恶魔的晚宴》，揭露驻日本关东军731 细菌部队拿中苏战俘做实验者；有集会宣布“中日不再战”以示忏悔者。但中国朝野至今无人对当年入藏“平叛”的行径认错，却不乏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流，一 见到国际间指责中国在西藏的劣迹，立刻反唇相讥，大骂西方人祖上也行过同样的不义。就如一个恶棍，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边一个绅士看不过去，出面指 责这恶棍的所行不义。该恶棍听罢，翻过脸来指著绅士的鼻子大骂：“你们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过弱小吗？你们不也经历过野蛮时代吗？你们不也是从猴子 变来的吗？你又有什么资格假装绅士来指责我？！”
如今新废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赛人的恶名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这种恶棍遗风。
退一万步讲，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甚至歧视仍在暗中继续，也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别人的三分不义，自己就有权行七分不义。
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勃兰特曾遭受纳粹通缉而流亡国外达十三年之久。他在战后担任西德总理访问波兰期间，出人意料地当众向纳粹入侵的波兰死难者纪念碑跪了 下去。而其实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称：“我也是纳粹受害者，也是抵抗战士，是这些死难者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凭什么我要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敌认错？！”勃 兰特可没这么不知趣，他这主动一跪，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可是反观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运分子一说到共产党的阶级压迫就喊冤叫 屈，一说到共产党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就叫好。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畸形人格。
中 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国家。虽然日本后来“脱亚入欧”，主动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但儒家的传统影响还在。德国则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 教策源地。从德国发动第二次欧战，日本侵华，中国进藏三方对自己侵略行径的反省上来看，德国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赔偿了。日本政府虽然没道歉，但民间不乏 同情惨遭本民族侵略残杀的他民族者。中国则是政府和民间一致抵制国际间对中国进军西藏的指责。
儒家传统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对待本民族所行不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附录】～～～～～～～～～～～～～～～～～～～～～～～～～～
不敢苟同之余的类比
◇ 严 浩 ◇
近年来海外中文政论刊物中，西藏问题俨然已成为一大热点，“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还特辟出专栏，比起国内芸芸众生，不可不谓早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风气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预设前提之下，“独”派“统”派各抒己见，热闹非常。
同为自由投稿人，为大西藏独立建国奔走呼号，马悲鸣先生显然不如曹长青之身体厉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论者观点之余时发奇想，控诉中国多行不义于藏人，倒 也是一“鸣”惊人，如前期“枫华园”所载“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尽管是类比，这一“进”一“侵”之差，仅其修辞学的意义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 噪煽情不在此例)西藏问题，不可不读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大作“喇嘛王国的覆灭”，大陆也已发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狮子与龙”的前 言中，戈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人权问题倒在其次。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权威学者马克拉斯 (C.Mackerras)在 “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认为，西藏问题的研究，不应同近代中国整个边疆地区的政治发展割裂开来，“满州国”兴亡，外蒙独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实独立 而终未修成正果，同中国与周边列强之间的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元明时期西藏归属问题颇多争议，但有清一代中国中央政府确曾对西藏行使主权，西方学术界亦有共 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实独立的地位，但其辖区仅限相当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西藏独立于中国，并未完成现代意义上起码的法律程序。民国历届中 央政府于空前内忧外患，无暇他顾之时，从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而国际社会也未承认西藏的法律独立地位。比较之下，驻“满州国”首都新京的外国使馆尚有小猫 三两只呢。中共武装革命起家，最终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中央政权，更挟击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余威，在数次劝和团使命失败之后，于昌都一役轻取原藏军主力， 迫使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十七条”协议，实现了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悲鸣先生的有关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作为 西藏问题关键的中国主权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随意发挥，尤擅长不论不类的“类比”。笔者深感如此信手拈来的“类比”不但于事无补，有时简直无异于哗众取宠 的文字游戏了。更为甚者，马悲鸣先生的文字游戏完全建立在对一般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调侃之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当局为攻击目标的杀伤力(如果确实有此 初衷的话)。
无论由甚么政党在中国执政，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均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根据，这与行使主权的时间，行使主权形式以及行使主权的政绩应分别讨论。作为中国行使主权的象征，解放军于1950 年初和平进入拉萨，并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条”协议，原西藏政府运作如常，“一国两制”，亦未实行社会主义。这里可作两点假设。其一，以中共军队当时 的实力，与其对高寒荒僻的“独立国家”西藏玩弄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倒不如以追讨国民党李弥残部为名经云南直取缅甸来得痛快实惠，何必舍近求远。 其二，如果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全力支持下，当年赢得国共内战，统一中国，由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志满意得，仍会坐视西藏脱离中国而去吗？依据国民党政府无论 南京时期，重庆时期，还是台北时期的一贯立场，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当局治权不及大陆，空头支票当然好开，但其底线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实际 操作起来，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条”高明不到哪里去。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条件下讨论西藏问题，主权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海外异见人士常常 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据是其未经民主选举，而目前依靠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的作法，也无法达至长治久安，却往往忽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也是维持政 权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旅美民运人士倪育贤倒承认尽管在情感上同情达赖，但作为未来民运政治纲领，他不敢轻言支持大西藏脱离中国。旅荷学者王鹏令也指出，极 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 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著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 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 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对解决汉藏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汉藏之间的矛盾！
记得去年笔者曾投书“枫华园”，指出马悲鸣先生以抗战时期东北学生流亡内地“类比”达赖去国欠妥。以“满州国”类比“大西藏”，溥仪类比达赖，也许更为 合适。马悲鸣先生亦曾在香港“开放”杂志著文，称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西藏社会落后野蛮，剥皮剜眼作为其进藏杀人灭教的理由。因而引经据典，找出明清 时期封建当局大兴文字狱活剥人皮的实例作“类比”，证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可自称“正义文明之师”，攻占北京，烧杀抢掠。中国历史上活剥人皮的典故并不难 找，马悲鸣先生的那点儿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鲁迅全集”。但是要找出一通以“剥皮剜眼”作为进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当文抄公那么容易 了。当年英国人虽文明先进，但其侵华理由却十分直露，就是要惩罚中国妨碍其贩卖鸦片的“自由”，马悲鸣先生的锦囊妙计，“马”后炮得可以。原西藏社会制度 究竟如何评价，自有公论，达赖本人亦不否认改革的必要，其与中共当局的分岐在于改革的时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谁主导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自1950 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实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是汉藏团结，以达赖班禅联袂晋京达到高潮。所谓的妖魔化，即官方舆论对原西藏社会制度 的大规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后出于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马悲鸣先生不但混淆了时间，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势，即便西 藏真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解放军也是要进驻的。这与香港回归中国好有一“比”。香港号称东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发达，不输欧美，而中国大陆则仍是贫困落后 腐败专制，一旦主权易手，还是架不住解放军大兵开进来。目前来看，“一国两制”实施顺利，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国际上四处“唱衰” 香港。不妨作一假设，将来香港人也来个武装起义反共抗暴，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一国两制”政策，“平暴”之后(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 社会主义，大陆的官方舆论一定又会掀起一场“妖魔化”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运动了。
现在马悲鸣先生更将中国进藏“类比”于日本侵华，还是在主权题外作文章。文中1959 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讨伐，对藏人的伤亡数字推算不厌其烦，却偏偏对1950年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这一关键轻轻带过，称之为“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 藏理由”，完全是割断历史。马悲鸣先生有兴趣考据历史上的活剥人皮，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哪怕稍许流览一下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历史档案呢？北京南 京拉萨去不了，台北总还可以去吧。再不济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查看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就近兴许还更方便一些。
1959 年西藏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对当代西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伦费尔德 (A.Grunfeld) 在“现代西藏的形成”中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伤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尽管二者的最终结论不尽相同。马悲鸣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当局企图通 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初衷，认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逻辑不通。如果说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赶尽杀绝， 1950年早就下手了，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借口。实际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婴儿死亡率下降四 倍，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岁。据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对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当局在川青等藏区盲目推行其他省区已大规模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激起当地藏民 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伤其类，唇亡齿寒，因而武装举事。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中共当局的预料，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坏事变好事”一说，提前在西藏地区推行社 会主义。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经济政策，事实证明许多政策是错误的和失败的，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延缓了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应该看到，这些错误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针对藏族人民而制定的，其他民族同样深受其害。出于特殊的社会文 化背景，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更感觉背负政治和民族双重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已进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应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实际。在汉藏关系甚至 汉维关系据某些人说依然严重对立的今天，不能否认也存在汉族与大部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赫哲、鄂伦春等民族重新复兴的情况。笔者当然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 人，能真如马悲鸣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领导人一样，清算以往政府的过失并赔礼道歉，而且希望这一善举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国进藏“类比”日本侵华，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颇为勉强。日本二战期间侵略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日本军阀“王道乐土”“东亚共荣”说的天花 乱坠，“回到”二字却难出口，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来解释吧。如果“类比”非日本人则不成立，不如举日本并吞琉球为例更加合适。如果在承认西藏问题属 中国内政的基础上，要证明的是中共杀人如麻，特别是杀异族人如麻，则无需西洋东洋满世界地找“类比”，史书上“扬州三日”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证明中 共恩将仇报，西藏二战期间开放个领空算甚么 (那也叫开放？)，中共跟真正出钱出力的老美老印都还打过一仗呢。遗憾的是，从老蒋、小蒋到李登辉，“共匪”“共匪”几十年骂下来，已然了无新意。若要“类比”出新，看来只能别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马悲鸣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国家”拉进来“类比”一番。据说民主国家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之处，但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 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诚哉斯言。问题是谁曾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理由？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吗？还是个 别汉人的错误观点？从行文上看，马悲鸣先生大概是指后者，但又与全文通篇批判中共当局西藏政策之残酷血腥，褒扬西方民主国家种族政策之大度开明的基调很不 谐调。正如在评论美国政府的种族政策，慷慨陈词之间，突然夹入三Ｋ党徒的种族主义言论，满嘴里跑舌头，大加鞭挞，即便是无心，也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 嫌，令读者一头雾水。马悲鸣先生认为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基本上是民间行为，而且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这 “过去”二字，可圈可点。过多久才算“过去”了？)。现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经向土著人赔礼道歉，而且补发高额的终身津贴，笔者听了真替澳大利亚土著人报不 平，白顶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帽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政府执行“白澳”政策由来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土著 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强行领养，成为所谓“被偷窃的一代”，“伤心日”纪念之伤心，正因为此。自八十年代工党执政以来，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颁布了一系列 针对土著人的优惠政策，其境况才略有改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区主要的社会经济指标不但远逊于白人，有些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强烈的反 差，不到现场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上台之后，民族和解的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华德总理虽然承认原政府政策的错误， 但认为并无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伤心”之日徒倍伤心而已，更何谈一分一文的经济赔偿。自去年以来，更因为种族主义色彩鲜明的单一民族党的出现，澳大利亚 的政治社会生活急速右转。单一民族党的政治纲领之一，就是取消所有优惠土著人的政策，裁减土著人管理机构和福利组织的人员经费，撤回原最高法院有关土著人 土地所有权的裁决。党魁韩森甚至公开挑战1967年赞成给予土著人公民权是否明智，据说此举“制造了一个土著人黑手党”。在最近昆士兰州的议会选举中，成 立仅一年的单一民族党，气势如虹，获得席位竟超出老牌的自由党，使以自由党为核心的联邦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明年的联邦大选中，如果主流政 党无法取得多数议席单独执政，单一民族党更可以第三大党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亚政局。在此形势下，少数民族居民的心头难免蒙上一层阴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 吉少，雪上加霜。
当然，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认识西藏问题，应该说仅是一家之言。马悲鸣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开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终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观点，这样不但可以把中国“攻入”西藏杀人灭教的年代一举坐实于1950 年，填补先“进军”后“平叛”的时间差，验证其“类比”于日本侵华的正确性，更可以如藏独人士一样，将所有非藏人一律称作“中国人”，省去时而中国，时而 中共，时而国军，时而共军，时而汉军(嘿！差点儿当成刘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扰。何况权威性的国际法学家协会还发表了长篇报告，证明1950年前的西藏 (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备了主权国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条件。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于绵延千年的藏汉、藏蒙、藏满甚至藏回关系，各民族均有各自的历史记 载，相信藏人也不例外，所以藏独人士批评以中国历史记载 (注意：并非仅依汉籍)作为判断事实的标准，完全是帝国主义心态，自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关于藏籍 的研究诠释，中国内外往往存在多种版本，正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读者，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目前，绝大部份藏籍应存于中国境内， 北京已将证明中国领有西藏主权的关键文献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档案馆和布达拉宫的有关资料档案，也对国内外学者公开开放。相对而言，藏独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 料，多数还停留在口述历史的阶段，西方各类亲达赖的群众团体的政治宣传中，历史论据则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足为信。
话说回来，时下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已达到“世界终极”，前卫理论还有“主权在民论”和“国家主权过时论”。比较之下，笔者提及从中国主权角度研究西藏问 题的观点，应属迂腐过时。主权在民，主张国家主权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言下之意，似中国大陆这样民众尚无投票自由的国家，即无主权可言。人权都不能保障，主 权有甚么用，与脑袋都没有了，原则有甚么用，大同小异。对西藏问题也是这样，国际间叫得最响的就是人权问题，如马悲鸣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于中共当局 之杀人灭教。主权在民，不但民族有权自决，住民也有权自决，一族一地人民可以通过公决，单方面宣布脱离母国而独立，而母国政府和人民只能干瞪眼，接受现 实，谁让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政治专制，民族压迫，一概所向披靡。国家主权，历史依据，顿显得暗然失色，苍白无人性。奇怪的 是，目前尚无人对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台湾“51俱乐部”之类的团体能成功说服台湾人民公决投票赞成加入美国，旋踵之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第五十一州，大陆共产暴政，其奈我何！问题是，美国人是否必须照单全收？
马悲鸣先生文章的结尾，由对中国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颂扬，上升到对不同文化宗教背景进行分析的理论阶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优于儒 家传统的结论，这几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识，谈不上甚么新颖。笔者认为马文中最为出奇至胜的观点，倒是中国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要不是拣了美国人俄国人 的“洋落儿”，独立抗战毫无取胜的可能。“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敢开这样的玩笑，能有几人？尽管日 本政府对侵华一事坚不道歉，据说日本民间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笔者相信，此类有识之士，歉意无论多么深刻，谅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广岛长崎遭 美军原子弹轰炸开涮。这倒不是说日本也有甚么以言治罪，而是觉着日本人在新基督教文明的修养方面，就是还欠点儿水平。笔者早就指出，马悲鸣先生大概已经是 准美国人了，屁股决定脑袋，连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上街欢迎一下江泽民访美都惊呼是咄咄怪事，“类比”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更透着一派对中国人的轻蔑，很难 判定其“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惊人之语，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苦心。至于中国人如何根本打不过日本人，马悲鸣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后哪位 “枫华园”的读者有兴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罗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之后，别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戏言：“太多”！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马悲鸣
流 亡藏人和海外记者对于中共西藏政策的攻击尝出现“杀死一百二十万藏人”之说。这数字太过夸张，连我也不信。但很有些爱国者不是进一步去澄清或者估算中共到 底杀了多少藏人；反而“倒打一耙”，指责西方初开殖民地时代杀了多少殖民地原住民和至今未绝的种族歧视。那意思分明是说，西方多年前干过的坏事，中国现在 也有权干。
开 发美澳新大陆殖民地者的後代并没有否认自己祖先不光彩的历史。况且种族歧视与压迫当地原住民族基本上是民间行为，政府并未公开鼓励。南北战争就是指著美国 宪法的众生平等原则号召废奴的。而中国进军西藏，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却是政府行为，只有日本侵华可相类比。日本几个和尚在上海 遭到中国人殴打，日本政府要求道歉。结果还没等收到道歉信，日本军队就对上海进行了报复性的军事攻击。
最 近王力雄著《天葬》里讲到藏民游击队袭击驻藏汉人的汽车，杀死工作队员；这大概和《红高粱》里“我爷爷”用土制炸药袭击日军汽车，《铁道游击队》飞车搞机 枪，还有《敌后武工队》和《小兵张嘎》的行径差不多。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大破袭，到处扒铁路，割电线，袭击日军据点，结果引来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 藏民游击队袭击入藏汉人，也引来了解放军“平叛”。两者如出一辙。
中共以武力胁迫，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攻入西藏，逼走西藏原政府，怎么能叫“平叛”呢？这和日军进攻南京，逼走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有什么两样？难道日军的进攻也是“平叛”不成？
整 个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只承认在华军事损失五十万。二战结束时的统计，苏联损失人口第一，大约是一千六百万。中国第二，大约是一千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人员 损失三百万。也就是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中国要牺牲六名军人。若以中国人死亡一千两百万计算（这数字也不知道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则双方人员损失比为 １：２４。最近中国的二战人口损失总数已经自己给追加到四千万了。这等于说每打死一名日本兵，要赔八十条中国人的命！１：８０的死亡比率只能证明“皇军神 勇”：“我们一名皇军能拼掉你们八十个支那人！”--中国人真是没用！杀中国人真如屠宰场杀猪羊一般。
当 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杀四千万，相当于杀了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九；怎么个杀法？按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的规模，四千万相当于一百三十多场南京大屠杀。除 南京外，其他的大屠杀都发生在哪里？苏联阵亡不过百分之八，就已经造成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很多大姑娘嫁不出去了。中国损失了百分之九的人口，还到处都是 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中国进军西藏“平叛”。藏人说是“全民抗战”。藏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一百二十万，大概就如中国人把抗战死亡人数夸张为四千万的意思一样。王力雄《天葬》一书中引用的中共自己统计的内部保密资料中，正式“歼敌”就有九万三。“平叛”始于1959年3月的炮轰卢布林卡，直到1962年才最后肃清“叛匪”；整整打了三年。再加上遍及整个藏区的强制“民主母铩保?兰浦泄?谖鞑氐厍?芄采焙?推群χ滤懒耸?虿厝瞬皇翘?肫住Ｕ?鑫鞑厝丝诓还?桨偻颍?壕?氩厮?辈厝说陌俜直炔⒉槐热站?只?汀?p>“平 叛”的当时，入藏汉人全部都是武装的。有的汽车队并未受到攻击，也象打黄羊似的见到藏人就停车狙击；甚至把化装成藏人的解放军侦察员也当成游牧的藏人给猎 杀了。藏人看到汉军进驻到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文化习俗正在受到汉人的限制和强制改造，怒不可遏；偷袭和杀害进藏汉人的事件自然层出不穷，而且也很残酷。 “打击侵略者”当然要如雷锋日记所云：“对待敌人象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了。这和中国人痛恨日军进驻，愤而袭杀日本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藏理由是让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给藏人送去新中国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日军当年侵华何尝不也是让中国进入“大东亚共荣圈”的“怀抱”，给中国人送来大日本天皇的“王道乐土”？
中 共故主席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仅文革一役就杀死、打死、逼死、武斗死了两百万人。大跃进的破天荒，饿死生民无算。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杀死、整死、饿 死的人口总数倒真有四千万人之谱了。而设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就如北美爱斯基摩人住在雪原汽车房子里 看彩色电视，夏威夷土著在空调房子里打游戏机一样。
中 国人咽不下当亡国奴的这口气，放著富裕生活的前景不要，非抗战不可。那人家藏人可愿意因为城镇里能点上个电灯，就咽下毁家亡国，破坏文化传统这口气？！而 如果不毁家亡国于汉族，又安知西藏城镇到现在还点不上电灯？中国政府现在每年给西藏多少万的行政拨款是否能买得下藏人毁家亡国之恨先且不说，如今日本每年 给中国的贷款比这笔钱数要多得多。中国人还愿意邀请日军入侵，重回大东亚共荣圈里去吗？
中 国军队，不管是国军、共军还是清兵或北洋兵，根本打不过日军；即使游击队偶尔偷袭得手，也与大局无补；只好到处请求国际援助。过去这叫“以夷制夷”。最后 日本的海空军主力是被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消灭的，陆军主力关东军是被苏蒙联军出兵东北消灭的。中国人只是捡了个便宜而已。真让中国人自己独立抗战，根本无 法取胜。
同 样的道理，藏人的装备和军事组织都很落后，根本打不过解放军。单凭藏人自己抗战也同样没有取胜的可能。藏人和抗战时的中国人一样，自然也希望得到国际援 助。现在西方对流亡藏人基本上限于道义上的援助，远不能和当年西方给中国抗战提供的大规模军事援助相比。更何况当年美国援华的军用物资正是借用西藏领空开 辟的驼峰航线运抵中国；途中仅坠毁的飞机就有近千架之多，可见援助数量之巨大。
即使如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所言，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都是真的，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连瑞典的优生政策也在76 年结束，政府正在对这项政策的受害者道歉赔偿。西方没有无条件给祖宗护短的陋习。他们自己也不认为祖宗干的事都对，并且正在尽力弥补祖先所行的不义。比如 克林顿总统前几年向夏威夷土著就一百年前美国颠覆了当地土著部落统治的事件道歉。美国国会还一致通过票决，追夺了当年以猎杀印地安人著称的卡斯特将军的 “英雄”称号。很多美国州的小学一年级第一个学期都按规定教导学生：“除了印地安人，谁也不是美国人。大家都是来自五大洲四大洋，只有到达的先后，没有种 族的贵贱，谁也没有权力和理由歧视他人！”美国的南北战争更是白人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流血牺牲。可是反观中国政府，可曾为文革冤死的两百万自家人道歉、 赔偿，和追究过凶手的刑事责任吗？
日本民间有不少个人对当年日本侵华行为表示过歉意。其中有状告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侵华内容者；有著书《恶魔的晚宴》，揭露驻日本关东军731 细菌部队拿中苏战俘做实验者；有集会宣布“中日不再战”以示忏悔者。但中国朝野至今无人对当年入藏“平叛”的行径认错，却不乏那些倒打一耙的爱国者流，一 见到国际间指责中国在西藏的劣迹，立刻反唇相讥，大骂西方人祖上也行过同样的不义。就如一个恶棍，正在打家劫舍，欺凌弱小。旁边一个绅士看不过去，出面指 责这恶棍的所行不义。该恶棍听罢，翻过脸来指著绅士的鼻子大骂：“你们祖上不是也曾打家劫舍，欺凌过弱小吗？你们不也经历过野蛮时代吗？你们不也是从猴子 变来的吗？你又有什么资格假装绅士来指责我？！”
如今新废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捷克名列迫害吉普赛人的恶名国家榜首。有美国记者就此质问时，捷克官员便反唇相讥：“你们把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实行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有这种恶棍遗风。
退一万步讲，即使西方民主国家现在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处，甚至歧视仍在暗中继续，也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足理由。不能指著别人的三分不义，自己就有权行七分不义。
德 国社会民主工党负责人勃兰特曾遭受纳粹通缉而流亡国外达十三年之久。他在战后担任西德总理访问波兰期间，出人意料地当众向纳粹入侵的波兰死难者纪念碑跪了 下去。而其实他本人有充足理由可以宣称：“我也是纳粹受害者，也是抵抗战士，是这些死难者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凭什么我要为自己在国内的政敌认错？！”勃 兰特可没这么不知趣，他这主动一跪，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接纳。可是反观那些造反派出身的海外民运分子一说到共产党的阶级压迫就喊冤叫 屈，一说到共产党对西藏的民族压迫就叫好。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畸形人格。
中 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日本是儒家文化被及的国家。虽然日本后来“脱亚入欧”，主动吸收了西方工业文明，但儒家的传统影响还在。德国则是路德叛教的新基督 教策源地。从德国发动第二次欧战，日本侵华，中国进藏三方对自己侵略行径的反省上来看，德国是政府和人民一起道歉赔偿了。日本政府虽然没道歉，但民间不乏 同情惨遭本民族侵略残杀的他民族者。中国则是政府和民间一致抵制国际间对中国进军西藏的指责。
儒家传统和新基督教文明在对待本民族所行不义的态度上，就是如此的大相径庭。
【附录】～～～～～～～～～～～～～～～～～～～～～～～～～～
不敢苟同之余的类比
◇ 严 浩 ◇
近年来海外中文政论刊物中，西藏问题俨然已成为一大热点，“中国之春”“北京之春”等还特辟出专栏，比起国内芸芸众生，不可不谓早得西藏问题国际化的风气之先。在“民主自由”的预设前提之下，“独”派“统”派各抒己见，热闹非常。
同为自由投稿人，为大西藏独立建国奔走呼号，马悲鸣先生显然不如曹长青之身体厉行，然在不敢苟同其他论者观点之余时发奇想，控诉中国多行不义于藏人，倒 也是一“鸣”惊人，如前期“枫华园”所载“中国进藏与日本侵华之类比”。尽管是类比，这一“进”一“侵”之差，仅其修辞学的意义就值得回味。
在西方研究(鼓 噪煽情不在此例)西藏问题，不可不读戈德斯坦(M.Goldstein)的大作“喇嘛王国的覆灭”，大陆也已发行了中文版。在其近作“雪山狮子与龙”的前 言中，戈氏一针见血地指出，西藏问题的核心是主权问题，人权问题倒在其次。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权威学者马克拉斯 (C.Mackerras)在 “中国少数民族”一书中认为，西藏问题的研究，不应同近代中国整个边疆地区的政治发展割裂开来，“满州国”兴亡，外蒙独立，新疆建省，西藏短期的事实独立 而终未修成正果，同中国与周边列强之间的实力消长密切相关。元明时期西藏归属问题颇多争议，但有清一代中国中央政府确曾对西藏行使主权，西方学术界亦有共 识。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享有事实独立的地位，但其辖区仅限相当于目前西藏自治区的范围。西藏独立于中国，并未完成现代意义上起码的法律程序。民国历届中 央政府于空前内忧外患，无暇他顾之时，从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而国际社会也未承认西藏的法律独立地位。比较之下，驻“满州国”首都新京的外国使馆尚有小猫 三两只呢。中共武装革命起家，最终取代国民党掌握中国中央政权，更挟击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的余威，在数次劝和团使命失败之后，于昌都一役轻取原藏军主力， 迫使西藏地方当局接受“十七条”协议，实现了中国大陆的重新统一。从中央政府的立场来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马悲鸣先生的有关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作为 西藏问题关键的中国主权问题，却在其他问题上随意发挥，尤擅长不论不类的“类比”。笔者深感如此信手拈来的“类比”不但于事无补，有时简直无异于哗众取宠 的文字游戏了。更为甚者，马悲鸣先生的文字游戏完全建立在对一般中国人民族感情的肆意调侃之上，大大削弱了其以中共当局为攻击目标的杀伤力(如果确实有此 初衷的话)。
无论由甚么政党在中国执政，中央政府恢复对西藏行使主权，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统一，均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根据，这与行使主权的时间，行使主权形式以及行使主权的政绩应分别讨论。作为中国行使主权的象征，解放军于1950 年初和平进入拉萨，并非“攻入”，而按照“十七条”协议，原西藏政府运作如常，“一国两制”，亦未实行社会主义。这里可作两点假设。其一，以中共军队当时 的实力，与其对高寒荒僻的“独立国家”西藏玩弄半欺诈半征服的“革命两手”，倒不如以追讨国民党李弥残部为名经云南直取缅甸来得痛快实惠，何必舍近求远。 其二，如果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全力支持下，当年赢得国共内战，统一中国，由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志满意得，仍会坐视西藏脱离中国而去吗？依据国民党政府无论 南京时期，重庆时期，还是台北时期的一贯立场，答案都是否定的。眼下台北当局治权不及大陆，空头支票当然好开，但其底线仍是西藏地方的高度自治，一旦实际 操作起来，大概比中共的“十七条”高明不到哪里去。因此，笔者以为在目前中国的实际条件下讨论西藏问题，主权问题是无论如何回避不了的。海外异见人士常常 质疑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根据是其未经民主选举，而目前依靠经济增长维持政权的作法，也无法达至长治久安，却往往忽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统一，也是维持政 权合法性的关键一环。旅美民运人士倪育贤倒承认尽管在情感上同情达赖，但作为未来民运政治纲领，他不敢轻言支持大西藏脱离中国。旅荷学者王鹏令也指出，极 个别附和“藏独”的汉族人士，亦摆出一副深得“民族自决”真传的教师爷架式，似乎只凭他们对汉藏关系和民族自决的概念、法理及其实施过程的困难和效果的那 点连一知半解都不到的知识，就足以为中国大陆的十几亿芸芸众生指点迷津，动员这十几亿人跟著他们一起去彻底地革“大一统”的命（天晓得，他们是从哪里获得 了此种可立马儿扫除万里尘埃，澄清玉宇的法术？！）。……这种只顾标榜道义，而试图避开各民族之间实际利益的协调来解决民族冲突的主张，只不过是一种完全 不切实际的空洞口号而已。它或许可以在海外哗众取宠于一时，但对解决汉藏矛盾不仅不会有任何益处，反而只能“火上加油”，进一步激化汉藏之间的矛盾！
记得去年笔者曾投书“枫华园”，指出马悲鸣先生以抗战时期东北学生流亡内地“类比”达赖去国欠妥。以“满州国”类比“大西藏”，溥仪类比达赖，也许更为 合适。马悲鸣先生亦曾在香港“开放”杂志著文，称中共大肆妖魔化西藏，以原西藏社会落后野蛮，剥皮剜眼作为其进藏杀人灭教的理由。因而引经据典，找出明清 时期封建当局大兴文字狱活剥人皮的实例作“类比”，证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可自称“正义文明之师”，攻占北京，烧杀抢掠。中国历史上活剥人皮的典故并不难 找，马悲鸣先生的那点儿素材，明眼人一看也是摘自“鲁迅全集”。但是要找出一通以“剥皮剜眼”作为进藏理由的中共正式文件，恐怕就不是当文抄公那么容易 了。当年英国人虽文明先进，但其侵华理由却十分直露，就是要惩罚中国妨碍其贩卖鸦片的“自由”，马悲鸣先生的锦囊妙计，“马”后炮得可以。原西藏社会制度 究竟如何评价，自有公论，达赖本人亦不否认改革的必要，其与中共当局的分岐在于改革的时机，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步伐，由谁主导以及为谁的利益服务。自1950 年至1959年，西藏地方未实行任何重大改革，中共官方舆论的主旋律是汉藏团结，以达赖班禅联袂晋京达到高潮。所谓的妖魔化，即官方舆论对原西藏社会制度 的大规模批判，是1959年“平叛”后出于配合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的政策需要。马悲鸣先生不但混淆了时间，也混淆了概念。以1950年的形势，即便西 藏真是世外桃源香格里拉，解放军也是要进驻的。这与香港回归中国好有一“比”。香港号称东方明珠，自由文明富裕发达，不输欧美，而中国大陆则仍是贫困落后 腐败专制，一旦主权易手，还是架不住解放军大兵开进来。目前来看，“一国两制”实施顺利，中央政府鼎力支持，倒是某些“民主派”人士在国际上四处“唱衰” 香港。不妨作一假设，将来香港人也来个武装起义反共抗暴，迫使中共当局放弃“一国两制”政策，“平暴”之后(注意：男女冤魂肯定少不了)，提前在香港推行 社会主义，大陆的官方舆论一定又会掀起一场“妖魔化”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运动了。
现在马悲鸣先生更将中国进藏“类比”于日本侵华，还是在主权题外作文章。文中1959 年的政府“平叛”大加讨伐，对藏人的伤亡数字推算不厌其烦，却偏偏对1950年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怀抱”这一关键轻轻带过，称之为“中国人给自己找的进 藏理由”，完全是割断历史。马悲鸣先生有兴趣考据历史上的活剥人皮，为什么不下点功夫哪怕稍许流览一下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历史档案呢？北京南 京拉萨去不了，台北总还可以去吧。再不济去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查看已经解密的美国政府有关文件，就近兴许还更方便一些。
1959 年西藏事件的发生及其后果，对当代西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史密斯(M.Smith)在“西藏民族”及格伦费尔德 (A.Grunfeld) 在“现代西藏的形成”中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伤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尽管二者的最终结论不尽相同。马悲鸣先生曲解1950年中共当局企图通 过“十七条”协议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初衷，认为是故意逼反藏人，再以此为借口“平叛”大杀藏人，逻辑不通。如果说中共当局的既定政策就是把藏人赶尽杀绝， 1950年早就下手了，何必要等到1959年再找借口。实际上1959年至今藏族人口空前增长，年均增长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以上，婴儿死亡率下降四 倍，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了近20岁。据戈德斯坦和史密斯对西藏事件的研究，中共当局在川青等藏区盲目推行其他省区已大规模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激起当地藏民 反抗，原西藏政府深感物伤其类，唇亡齿寒，因而武装举事。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中共当局的预料，这才有了后来毛泽东“坏事变好事”一说，提前在西藏地区推行社 会主义。中共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实行了一系列极左的政治经济政策，事实证明许多政策是错误的和失败的，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延缓了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应该看到，这些错误政策，比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并非仅仅是针对藏族人民而制定的，其他民族同样深受其害。出于特殊的社会文 化背景，少数民族政治反对派更感觉背负政治和民族双重压迫，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共当局的西藏政策已进行重大修正，西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 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应因地制宜，自不待言，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曲折和反复，也是实际。在汉藏关系甚至 汉维关系据某些人说依然严重对立的今天，不能否认也存在汉族与大部分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赫哲、鄂伦春等民族重新复兴的情况。笔者当然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 人，能真如马悲鸣先生所仰慕的西方领导人一样，清算以往政府的过失并赔礼道歉，而且希望这一善举不必等待一百年。
以中国进藏“类比”日本侵华，从国家主权的角度来看，颇为勉强。日本二战期间侵略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一个，日本军阀“王道乐土”“东亚共荣”说的天花 乱坠，“回到”二字却难出口，这恐怕不能用其有自知之明来解释吧。如果“类比”非日本人则不成立，不如举日本并吞琉球为例更加合适。如果在承认西藏问题属 中国内政的基础上，要证明的是中共杀人如麻，特别是杀异族人如麻，则无需西洋东洋满世界地找“类比”，史书上“扬州三日”之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要证明中 共恩将仇报，西藏二战期间开放个领空算甚么 (那也叫开放？)，中共跟真正出钱出力的老美老印都还打过一仗呢。遗憾的是，从老蒋、小蒋到李登辉，“共匪”“共匪”几十年骂下来，已然了无新意。若要“类比”出新，看来只能别出心裁。
因此，除日本之外，马悲鸣先生又把“西方民主国家”拉进来“类比”一番。据说民主国家的种族政策仍有差强人意、不尽合理之处，但不能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 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充分理由，诚哉斯言。问题是谁曾以此作为中国有权进军西藏，杀害藏人，平毁西藏文化的理由？是执政的中共当局吗？还是个 别汉人的错误观点？从行文上看，马悲鸣先生大概是指后者，但又与全文通篇批判中共当局西藏政策之残酷血腥，褒扬西方民主国家种族政策之大度开明的基调很不 谐调。正如在评论美国政府的种族政策，慷慨陈词之间，突然夹入三Ｋ党徒的种族主义言论，满嘴里跑舌头，大加鞭挞，即便是无心，也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之 嫌，令读者一头雾水。马悲鸣先生认为西方人的种族歧视，种族灭绝，种族猎杀基本上是民间行为，而且也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这 “过去”二字，可圈可点。过多久才算“过去”了？)。现在美加政府不但已经向土著人赔礼道歉，而且补发高额的终身津贴，笔者听了真替澳大利亚土著人报不 平，白顶了西方民主国家的高帽儿！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政府执行“白澳”政策由来以久，土著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尚不能享受与白人平等的政治权和经济权，土著 人子女大批被政府强行领养，成为所谓“被偷窃的一代”，“伤心日”纪念之伤心，正因为此。自八十年代工党执政以来，提倡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解，颁布了一系列 针对土著人的优惠政策，其境况才略有改善。但截止目前，土著人社区主要的社会经济指标不但远逊于白人，有些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此强烈的反 差，不到现场真令人不敢相信。而1996年自由党国家党联合政府上台之后，民族和解的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霍华德总理虽然承认原政府政策的错误， 但认为并无道歉的必要，使土著人“伤心”之日徒倍伤心而已，更何谈一分一文的经济赔偿。自去年以来，更因为种族主义色彩鲜明的单一民族党的出现，澳大利亚 的政治社会生活急速右转。单一民族党的政治纲领之一，就是取消所有优惠土著人的政策，裁减土著人管理机构和福利组织的人员经费，撤回原最高法院有关土著人 土地所有权的裁决。党魁韩森甚至公开挑战1967年赞成给予土著人公民权是否明智，据说此举“制造了一个土著人黑手党”。在最近昆士兰州的议会选举中，成 立仅一年的单一民族党，气势如虹，获得席位竟超出老牌的自由党，使以自由党为核心的联邦政府面临巨大压力。有关人士预测，在明年的联邦大选中，如果主流政 党无法取得多数议席单独执政，单一民族党更可以第三大党的地位左右澳大利亚政局。在此形势下，少数民族居民的心头难免蒙上一层阴影，土著人的前景更是凶多 吉少，雪上加霜。
当然，从中国国家主权的角度认识西藏问题，应该说仅是一家之言。马悲鸣先生的文章，完全可以开宗明意地表示支持“大西藏”始终是主权独立国家的观点，这样不但可以把中国“攻入”西藏杀人灭教的年代一举坐实于1950 年，填补先“进军”后“平叛”的时间差，验证其“类比”于日本侵华的正确性，更可以如藏独人士一样，将所有非藏人一律称作“中国人”，省去时而中国，时而 中共，时而国军，时而共军，时而汉军(嘿！差点儿当成刘邦麾下了)等概念上的困扰。何况权威性的国际法学家协会还发表了长篇报告，证明1950年前的西藏 (非大西藏)已完全具备了主权国家所有的充分必要条件。藏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对于绵延千年的藏汉、藏蒙、藏满甚至藏回关系，各民族均有各自的历史记 载，相信藏人也不例外，所以藏独人士批评以中国历史记载 (注意：并非仅依汉籍)作为判断事实的标准，完全是帝国主义心态，自有一定道理。问题是关于藏籍 的研究诠释，中国内外往往存在多种版本，正所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通藏文的一般读者，很难做出理性的判断。目前，绝大部份藏籍应存于中国境内， 北京已将证明中国领有西藏主权的关键文献史料精印出版，西藏档案馆和布达拉宫的有关资料档案，也对国内外学者公开开放。相对而言，藏独方面的所能提供的史 料，多数还停留在口述历史的阶段，西方各类亲达赖的群众团体的政治宣传中，历史论据则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不足为信。
话说回来，时下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已达到“世界终极”，前卫理论还有“主权在民论”和“国家主权过时论”。比较之下，笔者提及从中国主权角度研究西藏问 题的观点，应属迂腐过时。主权在民，主张国家主权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言下之意，似中国大陆这样民众尚无投票自由的国家，即无主权可言。人权都不能保障，主 权有甚么用，与脑袋都没有了，原则有甚么用，大同小异。对西藏问题也是这样，国际间叫得最响的就是人权问题，如马悲鸣先生的文章，批判火力集中于中共当局 之杀人灭教。主权在民，不但民族有权自决，住民也有权自决，一族一地人民可以通过公决，单方面宣布脱离母国而独立，而母国政府和人民只能干瞪眼，接受现 实，谁让你不修文德，令生民去之。有了这样强大的思想武器，政治专制，民族压迫，一概所向披靡。国家主权，历史依据，顿显得暗然失色，苍白无人性。奇怪的 是，目前尚无人对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况加以分析。如果台湾“51俱乐部”之类的团体能成功说服台湾人民公决投票赞成加入美国，旋踵之间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第五十一州，大陆共产暴政，其奈我何！问题是，美国人是否必须照单全收？
马悲鸣先生文章的结尾，由对中国和日本政府的批判以及对西方民主国家的颂扬，上升到对不同文化宗教背景进行分析的理论阶段，由此得出新基督教文明优于儒 家传统的结论，这几乎是大部份海外精英的共识，谈不上甚么新颖。笔者认为马文中最为出奇至胜的观点，倒是中国人根本打不过日本人，要不是拣了美国人俄国人 的“洋落儿”，独立抗战毫无取胜的可能。“若当年日本侵华成功，焉知今日之中国人不会过上现代日本人那样的富裕生活”？敢开这样的玩笑，能有几人？尽管日 本政府对侵华一事坚不道歉，据说日本民间倒有不少人表示歉意。笔者相信，此类有识之士，歉意无论多么深刻，谅他也不敢在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拿广岛长崎遭 美军原子弹轰炸开涮。这倒不是说日本也有甚么以言治罪，而是觉着日本人在新基督教文明的修养方面，就是还欠点儿水平。笔者早就指出，马悲鸣先生大概已经是 准美国人了，屁股决定脑袋，连入了美国籍的中国人，上街欢迎一下江泽民访美都惊呼是咄咄怪事，“类比”的文章中，字里行间更透着一派对中国人的轻蔑，很难 判定其“中国人打不过日本人”的惊人之语，是出于恨铁不成钢的苦心。至于中国人如何根本打不过日本人，马悲鸣先生没有作进一步的分析，十分可惜。日后哪位 “枫华园”的读者有兴趣代其深究原因，在罗列了一二三四，1234，ABCD又abcd之后，别忘了王朔人物的一句戏言：“太多”！
于澳大利亚堪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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