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

“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
(转帖、节选，修正部分不和谐词语）

二、对“世界革命高潮”的判断和“输出文革”的国际战略
。。。 为推动世界革命高潮而全力输出“文革”意识形态这条总路线确定后，中共中央进一步明确了宣传方针，打破了宣传界限，甚至取消了外交业务和宣传工作之间的分工。1966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把宣传***思想和“文革”作为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和很多“文革”时期的重要文件不同，中共中央这份“批准”的具体内容至今未见公开。为了贯彻这一精神，□□部随即“批准”向海外出口***语录。根据新华社统计，从1966年10月下发两个“批准”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说这一宣传攻势“将使***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从而唤起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总攻击，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从1966年10月开始，中国的外事工作贯彻宣传***主义和“文革”这一“主要任务”，一直延续到1969年。其形式五花八门，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和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了***语录和***画像。中共在很多邻国有华侨组织、友协和侨校，这些组织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革命者”。

三、 与亚非拉暴力斗争的关系

1. 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

马来西亚
据陈平回忆，由于中马两国没有共同边界，中共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对马共的支持主要采用金钱援助，让马共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此外，为了配合武装斗争，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印度尼西亚
在当时的国际共运阵营中印尼共产党是亲华反苏派。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印尼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结果重蹈中共1927年的覆辙，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镇压。 印尼共产党转向武装斗争后，在1966年8月发表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声明，从内容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该声明几乎照搬林彪文章，把***思想和马列并列，提出党的“三面旗帜”，把中共的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印尼革命的道路。该文还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三和”路线，把前一时期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受苏联路线的影响。197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印尼共成立50周年，说印尼革命在1965年受到的挫折完全证明了苏修和平过渡与议会道路的破产，印尼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路，一定能够夺得最后胜利”。

泰国和缅甸
在“文革”期间仍然把这两个国家视为“输出革命”的重要目标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中国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国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为了保护那些在中国受训的缅共人员能安全进入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护送到缅甸境内，直到被护送人员抵达安全地点。有时这些中共护送部队还直接与缅甸政府军发生战斗。

新加坡
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模仿中共的行动方式，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后来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1965年，新共响应中共的世界革命路线，放弃了合法的议会道路，批判苏联的“三和”路线，发动支持者走上街头游行诉诸暴力，而且参加了马来西亚共产党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被李光耀政府镇压。值得一提的是，与新加坡共产党斗争而获胜的经验后来成了李光耀政府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条件。李光耀说共产党的威胁一直是他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片刻不敢稍懈。如果不是解决了这个红色威胁，新加坡就会成为另一个动荡不安的东南亚国家。考虑到这个实实在在的历史因素，那些有关新加坡经济奇迹中“儒家伦理”和“东亚文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更象是玄谈。

菲律宾
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派领导人何塞·马利亚·西松（Jose Maria Sison)，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在***主义的影响下，西松把菲律宾共产党内的激进派纠集起来另立山头，激进派当中很多成员来自左派大本营菲律宾大学。西松于1969年建立了菲律宾“新人民军”（后改称“民族解放军”），发起武装斗争，争取到中共的支持。为了介绍***主义并使 888主义和菲律宾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西松撰写了《为民族民主革命而斗争》、《菲律宾社会与革命》、《菲律宾人民战争的特点》等著作。在1969年3月发表的《纠正错误和重建党》中，西松宣称“用战无不胜的***思想武装起来的民族解放军已经清除了以拉瓦和塔鲁卡为代表的以及其他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左’、‘右’倾错误”。中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菲律宾民族解放军的纪律。 1971年，为了迎接菲律宾的“革命高潮”，西松制定了“中国路线”，派党内第二号领导人里卡多·马来率领一个14人的代表团连同其家属一起到中国受训──这是当时派遣去中国受训的通常做法，因为受训者往往要在中国停留很长时间。这个代表团的具体任务是：“一、在中国代表菲律宾共产党；二、确保从中国获取物质援助；三、和其他共产党在中国的代表建立联系；四、领导在华受训的菲律宾共产党员；五、作为菲律宾革命在中国的人力资源；六、建立图书馆和档案库；七、在‘世界革命的中心’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展开活动”。

3. 拉丁美洲
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该游击队还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建立的“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 玻利维亚***派共产党60年代中期的纲领和印尼共产党同一时期的文献一样，体现了林彪文章的影响：“1、在人民战争中坚持政治挂帅；2、人民战争是群众争取解放的武装的政治斗争，为达到这个目的，在群众中尤其是工人农民中坚持政治工作是和武装斗争分不开的，政治工作必须和武装斗争相始终；3、人民战争要经过如下阶段：A.和农民暴动相联系的游击战；B.运动战；C.阵地战，或者以农村为依托夺取城市。”

秘鲁“光辉道路”的领袖古兹曼是大学哲学教授，“文革”时期在中国受过***思想的熏陶，回国后被追随者称为秘鲁的“小***”和“安第斯山的红太阳”，绰号“香波博士”
1968年，古兹曼从中国回秘鲁后，开始造党内最高领导人帕德雷斯的反，指责帕是修正主义，走和平道路，说自己和帕之间的斗争就是***主义和赫鲁晓夫主义之间的斗争。秘鲁共产党原来有份刊物名为《红旗》（该名称是否仿效中共理论刊物《红旗》尚不得而知），由帕雷德斯控制。古兹曼于是办了一份名为《光辉道路》的杂志。从此，秘共和秘鲁左翼势力就按照“红旗派”和“光辉道路派”的分野站队。
“光辉道路”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暴力组织，它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因为“光辉道路”认为，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他市政机构等的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4. 为在非洲发动革命而努力

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Ian Greig的《共产主义在非洲的挑战》一书介绍，中国对非洲的支持可能早于苏联。早在1961年，就有6个喀麦隆人被捕，交代了在北京接受为期10周军事训练的情况。除了军事技术，这些非洲人还学习了中共革命的经验，“训练的第二个阶段集中在‘中国革命斗争’、‘人民战争’、‘民主革命’，以及如何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这6个非洲人在1959年就被派回法属非洲展开武装斗争。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一个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时说，当时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
坦桑尼亚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主要友好国家。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人物，中共也把坦桑尼亚看成是自己在第三世界扩展影响、对抗西方和苏联的基地。尽管中国经济在“文革”中近乎停滞，但中国政府对坦桑尼亚却有求必应。当时坦桑尼亚得到中国很多援助项目，其中坦桑友谊纺织厂在60年代是最大的一个，有130多名专家，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的。
上海是“文革”时期工人“造反派”的重镇，纺织系统又是重中之重，王洪文就是在纺织系统“造反”起家的，因此派赴坦桑尼亚的纺织专家组里有不少“造反派”。该组的英语翻译原来就是上海纺织工业局“造反派”的常委，因为在国内没有排上名次，1967年底来到海外“开辟第二战场”。他一到坦桑尼亚就拉起自己的“造反”人马，提出要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的画像和***语录牌，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并指控“文革”前中共派出的外交官和专家组领导都是“走资派”。不但如此，他还仿效“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相互串连、共同造反的做法，利用翻译的语言优势组织了“***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当时坦桑尼亚政府组织了“绿卫兵”，这个名称虽然和中共的“红卫兵”相应，也确实受到了中共的启发，但这个组织的宗旨却不是造反，而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是动员群众的手段。然而中方的“造反派”却表示要用“中国红卫兵”的名义和坦桑尼亚的“绿卫兵”串连，向他们介绍“红卫兵”的“造反”经验。1968年初这些人又开始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大肆活动，要求他们起来造本国政府的反。

“文革”式宣传如何恶化中国的对外关系？

在东南亚，中共的友好邻邦柬埔寨有好几个省份受到中共影响下的“造反”的困扰。1967年5月，西哈努克政府被迫驱逐了两名中国专家，又拿受中共支持的华侨学校开刀，限制学校教授***思想，控制课程，不准散发***语录和像章。西哈努克说，“文革”给中国带来的不是国际社会的钦佩而是轻视。中共大使馆发表公开信，说“崇敬***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权利”，这里说的每个中国人即包含华侨，因为他们中一些人仍是中国国籍。1967年8月，西哈努克派外交大臣访华，要求中共放弃在柬埔寨的“文革”宣传，但中方却反过来要求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华侨有热爱***、爱社会主义、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这一要求使西哈努克感到震惊，认为这等于“授权我们的中国朋友在柬埔寨人中间进行颠覆活动”。9月，西哈努克下令取消柬埔寨的所有和外国的友好协会，其真正的目标在于解散宣传“文革”不遗余力的“柬中友协”，北京的“中柬友协”闻讯立即打电报给金边的被解散的“柬中友协”，要求和“反动派”斗争。西哈努克在气愤中下令召回驻北京大使，后经***的苦心劝阻，柬埔寨驻北京大使没有成行。

在缅甸，中共大使馆和新华分社在1967年成了“文革”宣传中心，鼓励华侨学生佩戴***像章，携带***著进入学校。缅甸本来就对北京支持缅共游击队心存芥蒂，这种“文革”宣传加深了这一矛盾。于是，缅甸政府下令禁止，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中缅矛盾的恶化使得缅甸1967年6月出现了反华骚乱，华侨学校、新华社、武官处和大使馆都受到冲击，10多名华侨和1名中国专家死亡。中共作出强烈反应，北京举行20多万人游行示威，***同意提“打倒奈温(缅甸领导人)”的口号，群众示威中随即打出“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标语。

在中国的北邻蒙古，“文革”爆发后很多中方人员要在华侨学生中组织“红卫兵”，被使馆的临时代办劝阻，但在蒙古的中方人员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其他“文革”行为。中方人员除了在驻蒙建筑公司和友谊医院广为散发***像和***著，还把乌兰巴托的“华侨培才学校”变成在蒙古的***思想宣传站，这个学校是受中共控制的当地华侨子弟小学。中共外交官回忆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强烈影响下，***著作成为必修课，师生们的‘革命’情绪很高涨，他们把《***语录》带回家，不仅念给父母听，也向蒙古邻居广为散发。”蒙古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宣传，寻找借口将三名华侨学校教师驱逐出境。中方人员要在车站为这3个人举行“欢送”仪式，要用“读***语录，喊‘文革’口号，唱《国际歌》”来表示抗议。蒙古政府得悉后派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召见中国代办，提出根据蒙方规定，不得在车站举行这样的欢送仪式。但是，中方一意孤行，坚持上述欢送仪式，结果和蒙古警方发生冲突，一些学生和中方人员受轻伤。中蒙关系进一步恶化。此后北京发生了“八九”事件：蒙古驻华大使馆的车在友谊商店门口不慎压上一张掉在地上的印有***头像的海报，在场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围攻这位司机，焚毁了那辆汽车。这位司机随即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途经二连浩特时又被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从火车上揪下来，强迫站在高凳上为他破坏***“圣像”的“滔天罪行”接受批斗。

喜马拉雅山麓的尼泊尔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派出很多工程技术人员帮助尼泊尔修建公路和水电设施。“文革”期间中方“造反派”在中尼边境树起标语牌，要推翻尼泊尔君主制。中方在尼人员也积极活动，宣传***思想，引起尼政府警惕，要求中方限制出售***语录和佩戴***像章，但中方人员仍然我行我素。尼政府于是搜查“尼中友协”，没收“文革”宣传品，破坏宣传***思想的中国图片展览橱窗，并和“捍卫”***思想宣传阵地的中方人员在现场发生冲突。中方强烈抗议，指尼政府与美国勾结，结果尼政府要求中国撤走部分驻尼人员。

在非洲，肯尼亚政府于1967年宣布中国代办李颉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肯尼亚。事情的起因就是中国大使馆不顾驻在国的反对和抗议坚持散发***像章***著。加纳甚至为同样的原因和中共断交。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而和中共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些事件在当时都被中共官方说成是国际帝修反的反华行径，加剧了在国内制造的“中国被帝修反所包围”的恐惧症和革命歇斯底里。[16]

早在“文革”开始前，中共和古巴的关系即因中共强行输出***主义意识形态而破裂。古巴是中共在拉美第一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两党两国关系一度非常密切，***主义和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在国内和国际政策上有诸多共同点，如都急于超越苏联，依靠革命觉悟和精神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在国际政策上反对苏联主张的“三和”政策等等。1966年初，古巴方面首先发难，两国公开决裂。古方提出的理由之一是中共削减大米援助；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共不顾古方长期的劝阻和告诫，通过各种途径向古巴党政干部和一般群众散发中方的宣传材料，甚至利用邮局直接把此类材料寄送到古巴人的家中。1965年9月，卡斯特罗曾专门为此召见中共驻古巴临时代办，向他出示古方收集的中方宣传材料，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使馆受此难堪，立刻电告国内。尽管古巴和中共决裂有哈瓦那难以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的深层原因，但中方在古巴肆无忌惮的宣传无疑是两国两党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古巴和中共翻脸后，中方声称，古巴加入了“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有趣的是，整个60年代后半期，古巴的政治气氛和中国的“文革”非常类似，古巴当局在1968年到1970年间发起的“革命攻势”，是古巴版的“大跃进”和“文革”的结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