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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解共产极权从破除谎言开始 】共产政体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暴力,一个是谎言,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谎言的作用远比暴力要大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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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时代》逃难!

(2009-03-07 04:31:43) 下一个
我们的时代》逃难!

【联合报╱尤振海】 2009.03.06 02:32 am

  

端午节过后,市面已很紊乱,到了无政府状态。小市内大烟馆、赌场已公开面市,中央银行的金圆券视同废纸,反而市内的商店如金银铺、酒楼饭店、粮食行等,都自行印刷钞票……

「失火了!失火了!」民国38年7月26日傍晚,我家老小七口,随陆军大学自广州黄埔乘招商局祥兴轮迁台。当日乘木船接驳到停在江心的祥兴轮,老小都由船侧的绳梯攀登而上,十分辛苦而危险。因江水流速甚急,一旦失足落水,绝无生还的可能。我家老小七口,刚到船上,尚未觅得落脚处,即闻船尾传来火警的惊呼!我们急成一团,不知逃向何处,只有听天由命了。感谢上苍,火警并未扩大造成灾难,只是虚惊一场。但此火警是真是假,迄未弄清,听说有「匪谍」造谣。

我们的船依正常航程,两天两夜可达基隆。后因遭遇台风,船停汕头内海避险,延误了两天。一天上午,见有一艘小木船,由二男子操作,到达轮船腰侧,其中一人以竹竿顶端的铁钩,钩住船舷,人也同时顺竿上到甲板,腰间所系绳索解开,立刻将一竹篓提上,篓中盛满食物、水果、糕点等等。我欲向他问价,此时陆大警卫兵已达,以步枪指向小贩,命其离船。因当时汕头市已有土共活动,不明小贩真实身分。小贩见此情形,只好顺竿而下,一篓食物已被没收。这是我六十年前在大陆最后一次与同胞接触。

1949年,民国38年二至七月之间,我家逃避赤祸住在广州黄埔岛对岸的小镇──鱼珠圩。当年端午节过后,市面已很紊乱,到了无政府状态。小市内大烟馆、赌场已公开面市,中央银行的金圆券视同废纸,反而市内的商店如金银铺、酒楼饭店、粮食行等,都自行印刷钞票,一毫、两毫、五毫,以白纸油印,盖上该商家的印信,即与港币的一角、两角、五角等值通用。

鱼珠圩位于珠江边上。有一天上午,一个面朝下的尸体,顺潮水向一条支流漂上去,傍晚落潮时尸体又随水漂了回来,无人闻问。农家割稻、收摘水果,都有人持枪守卫,以防抢劫。

那年五月,鱼珠圩来了一队军人,听说是南京首都警备部队。当时已是散兵游勇。来到鱼珠,立刻在空地上架枪,借用民房,取锅造饭。跟随散兵中有一位妇女,年约三十多岁,听说是他们营长的太太。营长已失散,不知死活,她只好跟着老兵跑。这些游勇,仍讲军人伦理,对营长夫人十分敬重,一路上有住的她在先,找到吃的她先有一份,时时加以保护。在鱼珠日子久了,营长夫人对家母耳语:这些部下在撤退途中,已无军纪,离开南京到了镇江,公路桥梁已为共军炸断,后面可听到追兵的炮声。当时有一队军车停在路边,是首都中央银行金库所存银圆,要运往上海。当日她的部下一拥而上,把车围住,一个班长上前向押运人员要求说:「同志,你知前面桥梁已被炸断,后面追兵已到,这些银圆已无法运走,不如分发我们一些,以免为共军抢去。」当时车上押运宪兵立即把手中枪枝保险打开,大声说:「不许动!」可是话声才落,只听啪啪两声枪响,地下十几支枪指向宪兵,宪兵无奈把枪放下。班长下口令:「上去几个人,把箱子推下!」由于木箱十分沉重,一落地面即四下分裂,内装银圆到处散开。于是人人抢拾,不分军民,个个满袋而去。

这些散兵虽犯了军纪,但他们与共军交火后,营长失散,并未投降,还讲军人伦理,照顾营长夫人,且在无粮饷情况下,千里之外,向中央所在地广州投奔。离南京时营长太太有一只皮箱,内盛金饰细软及衣物。早先还有卫兵代为搬运,到了镇江后,因卫兵均以绑腿布缝成圆筒,如灌香肠样,将袁大头装入其中,跨在肩上,再也无法帮助营长夫人提皮箱了。于是营长太太自己在地面拖拉着走,渐渐落伍。还是一个老兵回来相劝,「后面追兵不远,还是保命要紧。」夫人只好取出首饰,将整个皮箱拋弃,跟随部下到了广州。

端午节前后,鱼珠圩来了一批北方难民,男女老少总有数百人之多。有一家老少十口,在我家所居的破石灰窑内住下。听他们的口音都是正宗北京话,我家也是北平人,乱世天涯,彼此立刻熟悉起来。打听之下方知他们都是傅作仪部队的下级军官及眷属,由三个小家庭组合而成:一对老夫妻,开裁缝店,跟随小儿子(当排长)南下,另有二女均出嫁傅作仪部队的军官,长女生二子,小女生一女。当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将其部队分解,所有士兵都改编入解放军,下级军官连同眷属,一律遣送到南方。于是数万男女老少辗转到了广州。

中共遣送战俘南下的目的,主要在增加国府的负担,造成管理的困难。另外可利用遣返人员之口进行心战。中共为收买人心,由北平南下,都准备车船,供应宿食,且容许携带贵重财物。唯有最后一站,进入国军势力范围,他们才把金银等物扣下。这是中共安排好的伎俩,让人误会沿途各站均正派,只有最后一站人坏,这是中共最厉害的地方。

民国37年底,林彪的四野百万大军,由东北进入山海关,打入天津后,一位国军辎汽兵团军官,担任汽车排排长,车队在天津为共军解除武装。他与新婚的妻子,化妆南逃到了山东济南,不久济南也被「解放」。一日傍晚,这位温姓军官上街买吃的,看到路边停了一排军车,觉得十分眼熟,仔细一看原来是自己曾指挥过的车子。驾驶兵也认出了老排长,纷纷敬礼,唯帽徽已换了红五星!大家耳语相传,给老排长凑了一些金钱,让老排长继续南下,最后到了广州。

有一件轻松的际遇,就是在鱼珠圩我第一次见到真的大象。原来孙立人将军远征缅甸,俘获了一群日军大象,胜利后由一队军人负责喂养,并由缅甸、云南、广西、广东步行到了广州黄埔的鱼珠圩,可能是要候船去台湾。大象本身有固定军粮,每日吃稻草外,还喂食成筐的高丽菜,连同外叶一起送到嘴里。民国43年我在台北圆山动物园所见到的林旺,就是我在鱼珠圩所看过的大象。

在来台的祥兴轮上,有位在重庆分别的小学同学王绍志,他父亲是陆大教官王镭。绍志来台后继续升学,政大毕业,进入《民族晚报》担任记者,跑经济新闻,后奉派驻美特派员。他在政大就读期间,我已当兵七年,仍是个上等兵,他曾对我说了一句鼓励的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当时我还不知此语的出处,以为是他自己编的,用来对同学的同情与安慰。后来我努力自修,民国55年考取台北工专夜间部电机科,他的话对我确也起了一定的催动作用!

【2009/03/06 联合报】@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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