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谢雪红乘百废待举之际，到处召集群众开会，按照“延安”指示，大肆抨击政府，尽量丑化国民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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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谢雪红，率其干部杨克煌、侯北海与李乔松等，利用国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档期间，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护符，致处散发传单，并迅速在雾峰、竹山、溪湖、员林、台北等地，设置分会，以为呼应，俾扩大其声势。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谢雪红乘百废待举之际，到处召集群众开会，按照“延安”指示，大肆抨击政府，尽量丑化国民党军队。1946年3月，“人民协会”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谢雪红又于同年4月组织“台中市妇女会”，并且自任理事长。其后又嘱蔡为、林添进、陈瑞年，在台中县梧栖镇组织“劳动联盟”、“青年联盟”及“正义阵”（即国术馆）等组织，



1945年9月，蔡孝干自延安来台建立“党”的组织。1946年8月，蔡孝干邀“台共”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在台北市永乐（即迪化街）林梁材家中集会，宣布指示，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是台湾光复后，“延安”直接在台建立的“组织”，也是光复后“台共”开始“党的组织活动”。

由于原先有“台共”组织及干部的原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短期内就先后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等地区“工委会”及“支部”十余处。为了便于领导，并成立“台北工作组”、“台中工作组”、“台南工作组”三个专设组织，以分别控制指挥各“地区工委会”或“支部”。

“台省工作会”成立时，百废待举的台湾，由于政治暗潮汹涌，经济问题繁多，民众人心浮动，整个社会已显乱象。因此，置身于乱象毕露的光复初期台湾，蔡孝干、张志忠等人，知道局势对其工作有利，乃将工作重心，置于对上层的“统战”（全力渗透党政机关、民意机构、民众团体、大众传播事业单位），与“建立地下武装”。



1947 年3月1日早晨，凤山独立团的一个营于新竹火车站受阻。上午9:00，基隆戒严，市参议会举行临时大会，提出改革、要求取消戒严。台中市召开市民大会（谢雪红主持）成立“人民政府”。中午杜聪明对记者表示事件之远因为政府贪污。下午2:00，台北市民包围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开枪杀死18人，伤40多人。





1947 年03月2日，台中民众于台中戏院召开“市民大会”，台共领导谢雪红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会后民众群起包围市警局，并取走警察武器。谢雪红等开始筹组武装势力，吸收许多学生加入。上午10:00，台中市戒严。下午3:00，陈仪第2次广播，宣布“不追究”等4项重点。晚上6:00起，基隆市解除戒严。陈仪电国府请调整编军队来台。桃园、新竹、员林、斗南、嘉义各地发生市官民冲突。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新竹市分会。

1947年3月3日，柯远芬广播，保证晚上6:00前军队撤回军营。王添广播，指出政府没有诚意。谢雪红整编“治安队”并组织人民大队。宪兵一营抵基隆。警备总部秘密布署军队。

1947年3月4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大会，讨论治安问题。
嘉义市国军自山仔顶向市区炮轰，多人死伤。高雄第一中学及各校学生组自卫队，集中保护外省人。桃园、新竹戒严。



周青说：“几百个群众围住警察分局要求交出凶手。双方大约僵持四十分钟才发觉凶手已被转移到总局保护起来。人群便冲向城内的警察总局，人群已由几百人迅速膨胀为数千人。警察局长陈松坚手忙脚乱，几次站在二楼阳台说话，都被人群的怒吼声打了回去。这样僵持一个多小时，忍耐不住的人群有人冲进局里，发觉凶手早被转移到附近的宪兵第四团团部。”

庞大的人群一齐涌向宪兵团，途中周青向新生报工会借了一面锣。周青以敲锣鼓动群众冒雨冲锋，一进一退，这样来来回回，次数无法计算。“那天夜里我和吴克泰一面鼓动群众，一面又轮流回到《中外日报》写稿。稿子是用特写描述的。”周青回忆说。

228游行领导者的角色

终宵攘扰的台北市经过清晨短暂的平静后，2月28日上午9点，“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吴裕德，当时为台大学生，率领一群人，敲锣打鼓，沿途号召民众参与他们的行列，尾随人数愈来愈多。当队伍路过延平北路派出所时，一举涌入，完全捣毁该所，未及走避的警察全被殴伤。10点钟，另一批群众涌进重庆南路专卖局台北分局，现场遭纵火焚毁。午后，群众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其中有人手持日本军刀和枪枝。下午2点，群众又至设在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二二八纪念馆），以台语和日语广播，号召曾在日军服役本省籍青年，至指定地点集合。


吴克泰说：“周青从事件一开始就在场，由他写前半段，我写后半段，群众包警察局和宪兵队部份。报导写完后，采访主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不敢发，经过一番争执之之后，印刷厂的工人出来说话了，他说如果这篇报导不发，就要把印刷厂烧了。这才把报导发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报纸发到全台北市并发往全省各地，被抢购一空。稿子发排以后，我和周青又回到了宪兵队。上千名群众一直包围着宪兵队，呼口号要求交出凶手。”吴克泰亲自参加了群众冲锋陷阵，几次冲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


一度掌握“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领导权的王添灯，把草拟“二二大事件处理大纲”的重任交由台共的潘钦信、萧友三和蔡子民三人。32条改革方案草拟后，一面交由王添灯，一面交予台省工委会负责人蔡孝干。表示时间紧迫，不用修改，王添灯就于3月6日在“处委会”提出32条，要求陈仪命令在各地的武装部队，自动解除武装；地方的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和“民众组织”共同负责；一切施政，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对于此次事件，不向民间追究责任，将来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实，拘捕此次事件之关系者；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等条款。


延安透过电台广播说：“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闘来声援你，帮助你们。”

“一、武装斗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二、处理委员会所通过的32条纲领，应坚决为其实现而奋斗。三、应迅速在乡村照顾人民的经济要求，在城市将接收的房屋分配予贫户。四、为取得胜利，必须组织坚强的政治团体出面领导。五、须立即选择大批干部派赴城市乡村领导武装斗争、行政工作与群众运动。六、应速派重要领导人员及大批干部，扩充自治运动的根据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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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事件起于1948年，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为主体，联合国立台湾大学所发起要求提高公费待遇的「反饥饿斗争」，以「救苦、救难、救饥荒」为主的学生运动。当时除了不少中国大陆的学生流亡台湾并在台大与师大就读，而且当时台湾不少的知识份子都有社会主义的素朴理想，其中不乏由于对国民政府失去信心而对中国共产党寻求精神寄托者，导致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与台湾的学生运动合流。之后引发政府当局大规模逮捕学生的行动。

1949年3月26日，一名台湾大学学生与师范大学学生由于单车双载，而遭警察取缔并留置警局，导致学生包围台北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并提出三点要求：局长出面赔礼道歉、处分打 人的警察并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次日，台大与师院的学生便包围台北市警察总局，沿路高唱中国大陆的学运歌曲《你是灯塔》、《跌倒算什么》，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引发政府的严重注意，以为校园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3月29日，台大法学院举办营火晚会，会中高唱中国大陆解放区歌曲，消息传到当时派任台湾的陈诚时，陈诚便决定镇压学生运动。

1949年4月6日，军警便包围台湾大学宿舍与师范大学宿舍进行逮捕行动，引发学生利用餐桌、椅挡住楼梯口，并且向军警摔东西的反抗；最后军警冲破包围逮捕学生，并以卡车运走学生；其中师范大学治会主席周慎源虽然逃脱，但是据说不久后在清乡中也遭到杀害。不少学生被捕后枪决，或是出走中国大陆。

之后除了部分涉入的学生遭到逮捕、枪决的命运，之后台湾省政府命令师范大学停课，所有学生生一律重新登记，师范大学与台湾大学都被大力的「整顿」一番，校方实行军事化的管理，校园戒严正式开始。一般认为，「四六事件」是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漤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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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湾光复前的台湾共产党

1921年，台湾人连温卿与日本左翼份子山川均在台湾推行「农民组合活动」，这是国际共产党触角伸进台湾的最早记载。

1928年4月15日，台湾留俄学生林木顺、谢阿女（即谢雪红）、翁泽生等人，在上海集会，决定成立「台湾共产党」，并通过政治大网、组织大网等文件，决定以现有「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农民组合」为活动中心，推选林木顺、林日高、庄春火、洪朝宗、蔡教干等五人为「中央委员」，以翁泽生、谢阿女为「侯补委员」。

之后又推选林木顺、林日高、蔡孝干等三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林木顺为「书记长」兼「组织部长」，洪朝宗为「农民部长」，庄春火为「青年部长」，蔡孝干为「宣传部长」，林日高为「妇女部长」，并以林日高、潘钦信与谢玉叶为入台工作人员。

同时，在日本居住的留俄台籍青年许乃昌、谢廉清等人，也组织「台湾青年会」与「台湾自治会」，从事组织活动。之后并于「台湾青年会」内组设「社会科学研究部」与「日共」领导的「帝大新人会」保持联系。其后，许乃昌将在日组织改称「东京特别支部」，并与上海「台共」发生组织关系。「台共」则派陈来旺与谢阿女为联络员，以与「东京特别支部」相联系。

1931年4月，「台共」人数增加许多，「台共」工作已有扩展之势，此时潘钦信自上海携回「第三国际」指令，「台共」实行改组，以王万得为「书记」，潘钦信为「组织部长」，苏新为「宣传煽动部长」，萧来福为「劳动运动部长」，颜石吉为「农民运动部长」，刘守鸿为「南部地方负责人」，卢新发为「中部地方负责人」，北部则由「中央直辖」。

1929年，由于台湾中南部农村，在「台湾农民组合」的煽动下，发生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检肃」案，计逮捕「台共」59人，38人被起诉，有12人被判刑。

1931年，日本警方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计捕获「台共」重要干部王万得、谢阿女、潘钦信等107人，均以违反治安罪，判处重刑。经过两次检肃后，「台共」重要份子，或则坐牢，或则逃返大陆（如蔡孝干），或则潜伏，已无力展开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警方对台湾作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台共」遂一蹶不振。

综上所述，在日据时期，「台共」组织的产生，完全受国际共产党指使；以后，又与「中共」及「日共」发生组织关系。至于其主要活动，则是一方面藉「台湾文化协会」，与知识界发生联系；一方面藉「台湾农民组合」对农村进行渗透。其后虽遭日本警方连续加以检肃，但其组织既已建立，且与「中共」、「日共」、「第三国际」等发生组织关系，当其一旦恢复活动，发展上就非常迅速，因为有国际共产党作为依靠与获得助力之故。由国际共产党卵翼下的共产党，其组织「再生力」之强，是出乎常人意料之外的，如同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三、台湾共产党与民族主义运动

前文中提到，1928年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提出「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三大主张。然而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不断叫嚣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分裂国家领土，去年3月中共人大还通过了「反分裂法」（Anti-session Law），直接导致3月26日50万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向中共呛声」，反「反分裂法」。总统府前「九评共产党」、「天灭中共」的巨型标语与横幅，首次登上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大媒体。那为什么台湾共产党在当时主张「台湾独立」呢？

20世纪大部分的运动与革命都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有关，因为民族主义含有巨大的能量。孙中山在革命的时候，就诉诸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是利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来对抗腐败的满清政府；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马上转而主张「五族共和」。同样地，共产国际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时，也是不断地利用「民族主义」的巨大动能；所以，「民族主义」在政治人物手里，其实只是利用来煽动的民众情绪最有效的工具。


台湾在1895年后是日本的殖民地，那么「打倒日本鬼子」等反日、抗日的呼声，当然对台湾人而言，就是最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民族主义诉求。那时在全世界的各个殖民地中，寻求「自治」与「独立」呼声响彻云霄。无可讳言，「自治」与「独立」是很「迷人」、而且有「学术基础」的诉求，「革命」更可以煽动众多年轻人与理想主义者的热情。虽然独立成功后未必真的是好，革命也可能会带来巨大的牺牲与革命者都不希望发生的悲剧，迷人的梦想也可能也会在经济贫穷与社会动乱里幻灭。但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社会里，「革命」，就是唯一的希望！

于是，「台湾自治」、「台湾民主」、「台湾独立」也很自然地成为台湾智识份子间讨论的话题，甚至是行动上的诉求，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是意见领袖间清谈中很「时尚」的「新潮知识」。台湾共产党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台湾的「共产主义运动」就与「民族主义运动」纠结在一起，「台湾独立」也成为台湾共产党成立后的目标与口号。


然而当日本因战败而撤离台湾时，这股已被激起的民族主义能量，并不会立即消失。当回归祖国怀抱的梦想与期待，随着接收者陈仪政府的「劫收」而逐渐破灭，不满的情绪最后演变为请愿与游行，又遇到执政者的「无差别镇压」，从此，台湾应从中国独立出来的「台独运动」，也就是台湾人的民族主义，获得了更巨大的合理性与能量。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台独运动」的诉求对象，也就从对抗日本帝国主义，转移至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


简炯仁先生在所着《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对于1920-1930的台湾共产党的发展，下了这么个结论：「台湾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运动与台湾民族主义紧密结合，以致两者变成密不可分。台湾共产党人最大的成就，是使共产主义变成一个当时台湾社会极为灵活的一股势力，而且他们也为台湾民族运动，缔造了空前的，纵使是一种不稳定的团结。因此，当共产主义运动衰弱时，其它非共的民族运动，也相继衰弱了。」


四、光复初期的台湾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原先被日本警察所监禁、拘捕、取缔的「台共」重要分子，全部获得释放。此时，「中共」正准备发动全国性的叛乱，能力上虽然无暇他顾，但仍从延安对「台共」谢雪红（即谢阿女）发出指示，命其在工作上把握「大量吸收成员，尽量制造混乱」两个「基本原则」。于是，这些「组织再生力」特强的政治特殊分子，立即恢复其特有的组织活动。


1945年10月，有「台共中央派首领」之称的谢雪红，率其干部杨克煌、侯北海与李乔松等，利用国民政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档期间，在台中市组织「人民协会」，以促进民主政治为护符，到处散发传单，并迅速在雾峰、竹山、溪湖、员林、台北等地，设置分会，以为呼应，俾扩大其声势。


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谢雪红乘百废待举之际，到处召集群众开会，按照「中共」指示，大肆抨击政府，尽量丑化国民党军队，全力煽惑民众，挑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感情。


1946年3月，「人民协会」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谢雪红又于同年4月组织「台中市妇女会」，并且自任理事长。其后又嘱其党徒蔡为、林添进、陈瑞年，在台中县梧栖镇组织「劳动联盟」、「青年联盟」及「正义阵」（即国术馆）等非法组织，一面吸收地痞流氓，一面公开宣传共产主义。


台湾共产党为什么要吸收地痞流氓呢？《九评共产党》中就清楚地指出共产党的九大基因就是：「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痞是邪的基础，邪就得用痞。共产革命是痞子流氓起义，经典的「巴黎公社」纯粹是社会流氓的杀人放火打砸抢。毛泽东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1945年9月，中共命蔡孝干自延安来台建立「党」的组织。1946年8月，蔡孝干邀「台共」谢雪红、陈福星、简吉、廖瑞发、张明显，在台北市永乐（即迪化街）林梁材家中集会，宣布「中共」指示，正式成立「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这是台湾光复后，「中共」直接在台建立的「组织」，也是光复后「台共」开始「党的组织活动」。


由于原先有「台共」组织及干部的原因，「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短期内就先后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义、高雄等地区「工委会」及「支部」10余处。为了便于领导，并成立「台北工作组」、「台中工作组」、「台南工作组」3个专设组织，以分别控制指挥各「地区工委会」或「支部」。


「台省工作会」成立时，百废待举的台湾，由于政治暗潮汹涌，经济问题繁多，民众人心浮动，整个社会已显乱象。利用混乱，推波助澜，然后实行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这是「国际共产党」运用得最为纯熟的斗争手段。因此，置身于乱象毕露的光复初期台湾，蔡孝干、张志忠等人，知道局势对其工作有利，乃将工作重心，置于对上层的「统战」（全力渗透党政机关、民意机构、民众团体、大众传播事业单位），与「建立地下武装」。






原稿：请到二 • 二八事件专版

陈明忠说，“台独”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不是“二 • 二八事件”，而是国民党在 1953 年起实施的“耕者有其田”政策。

        “台独”运动的原貌，实际上是因国民党土地改革政策而没落的台湾地主子弟的反抗运动。在政府实施“耕者有其田”政策后，因此而没落的台湾地主子弟，分别远走日本、美国，并在日美发动“反国民党、反共反中国”的“两反运动”，此一反抗运动后来进一步与台湾本土中小企业主结合而壮大，而这些中小企业主，许多也是由地主转型，同样因土改政策对国民党感到不满。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即是日据时代台湾的抗日领袖林献堂，林献堂在日据时期率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的统治，却在台湾光复后，因为不满土改政策，远走日本，并在日本支持主张“台独”的邱永汉。这可以解释为什幺在海外从事“台独”运动的重要人物，毕业于处在嘉南平原的台南一中、嘉义中学者特别多，但出身于台中以北明星高中者相对稀少；同样的，这也可以解释何以台南县市是当前“台独”运动最兴盛的地区，因为台南县市是台湾最大的地主聚集地，台湾第一个党外出身的县市长叶挺圭就出现在台南市，“台南神学院”则被称作“台独训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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