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奇怪的人钻进民主帐篷便开始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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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掀起抓“特务”的新高潮

(2007-05-28 21:36:12) 下一个


徐水良 ----  一个用毕生精力抓特务最后精神分裂的人

啪---- 啪---- 啪----  忽听得殡仪馆外耳光响亮
徐水良被打得眼冒金星 窃听器从裤衩里滑出落地



赖怡忠:大陆“民运分子”的内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有时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击的黑函满天飞,总是千方百计封杀对方的“资源”,并把对方诬蔑成“中共特务”。

游盈隆:你说得一点不错。在他们当中,好像已经没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为“特务”的,即使那些在中国坐牢时间很长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幸免。“中共特务”就是敌人,就得置于死地,就得进行残酷斗争。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颇耐人寻味。

赖怡忠:王丹告诉我,有个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运”里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说成“中共特务”,还说“特务”在各个组织里都是头面人物,正在“领导民运”和“控制民运”。

游盈隆:我也听说了。所以,我们不能让“民运分子”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否则他们就会来台湾闹。这些中国人很难缠,不光是要钱,还要搞事。林樵清对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认为徐水良是被刘青、薛伟利用来专门攻击其他派系的。“海外民运”实在太复杂了。

赖怡忠:徐水良诽谤“民运大佬”有时候不顾场合,听说他在抗议李鹏访美的集会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会上,也喋喋不休地说张三李四是“特务”,结果被鲍戈打耳光。

游盈隆:美国那边的《世界日报》对徐水良没有兴趣,徐水良就说《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这个人很想出名,还自称“民运理论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报》除了报道过徐水良移民去美国的消息,此后就再也没有专门关于他的新闻了。

赖怡忠:“民运分子”个个都自以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责《世界日报》排斥他,却故意捧鲍戈,说它“捧谁,谁就一定有问题;贬谁,谁就是真朋友。”

游盈隆:《世界日报》是大报,被它用第一版来报道过的“民运分子”其实没几个,主要取决于新闻的轰动程度。鲍戈曾好几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绝食抗议日本天皇访华,还有他联络54人发起修宪运动,1997年他劳教释放,以及江泽民访美时他获准到美国,等等。

赖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周刊》还专门刊登了介绍鲍戈的长篇文章。其实,这谈不上捧谁贬谁。凡是主流媒体的热点新闻,都有可能成为《世界日报》的头版要闻。

游盈隆:鲍戈到美国时,纽约“民运分子”没有通知记者,刘青和吴弘达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国记者涌进肯尼迪机场等候。飞机航班及到达时间是路透社披露的。鲍戈启程前,法新社和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因为要采访他,而在上海遭拘留,这样事情便搞大了。

赖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运分子”出名,大多离不开海外的组织为其呼吁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说的“捧”,比如魏京生、刘念春、杨建利、李少民等。不过鲍戈是例外。

游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们去美国时,《世界日报》就没用第一版位置发消息,《世界周刊》也未报道,主要是新闻性不够强。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们也要骂《世界日报》被共产党收买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赖怡忠: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个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国,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机会出名。仅仅热衷于在海外参加一些会议,争个“主席”什么的,成不了大新闻。

游盈隆:不过,那还得看海外的组织是否肯为他推波助澜地进行造势。彭明、张林被抓、被判刑,就没成头版新闻。想必徐水良要绝望了。据说现在他不断诽谤王炳章、鲍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宁,靠这样来宣泄心中的不平,打发每天的时光。

赖怡忠:当初王炳章、吴方城、唐柏桥、薛伟、刘青拉拢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却以为进了“核心层”。结果人家开会不通知他,不让他坐主席台,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记仇。

游盈隆:他没想到王炳章不让他成“正义党”核心,薛伟没让他进《北京之春》,刘青的“中国人权”拒他于门外,唐柏桥不许他碰“公民议政”,《大纪元时报》、“自由亚洲电台”都不请他当评论员,王丹的“宪政协进会”不要他,王军涛不让他参与《新闻自由导报》。

赖怡忠:还是林樵清说话一针见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没他的份”。人家搞活动时通知他来凑个数,或者引诱他去诽谤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钱的时候,却都背着他。

游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就不会以“民运理论家”、“主流民运”或者“民运核心层”而自诩了。被他称作“朋友”的,没有一个当他是“朋友”;被他诬为“特务”的,也没一个把他当“对手”,嫌他不够级别。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赖怡忠:民运里边一定有“共特”,但决非徐水良、陈破空、张菁、唐柏桥所诋毁的人。“特务”只会一味讨好他们,他要刺探情报,要搞离间,就得想方设法往各个组织里钻。

游盈隆:这是起码的常识。凡是民运搞活动,“特务”一定不肯轻易错过;凡是有新团体成立,“特务”一定会尽量参加。为了不让大家怀疑他的背景,“特务”总是要表演反共。他赞同台独,支持法轮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于让你把他当“自己人”看。

赖怡忠:对。相反,那些一贯坚持己见,不肯通融,对看不惯的人绝不交往,不参加立场相背的活动,不自吹反共,从不讨好这一派,转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会是“特务”。

游盈隆:鲍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认同民进党的政见,就一口拒绝访台,没有通融余地。记得那一次受邀来台参访的有谢万军、陈破空、石磊等。我们没有邀请徐水良,倒不是因为他写文章反对台独,那时候他是迎合洪哲胜、薛伟的。徐水良批台独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赖怡忠:谢万军当时告诉颜万进“鲍戈是反台独的”,但我们还是想请他来台湾了解民意,接触台湾政治人物,可是鲍戈很固执。他如果真是“特务”,岂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游盈隆:我们并不要求“民运分子”公开表态支持“一边一国”,没这个必要,只要他们能够与我们积极合作就行。过去我们对“民运组织”的资助实行“定额补助”,很容易产生弊端,现在改为“逐项审核”,这样就能使他们的活动更符合我们台湾政府的意图。

赖怡忠:我们支持他们,他们也得配合我们。总的来说,现在我们比较重视同年轻一辈的“民运分子”打交道,而对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较高,也并不寄予多大希望。

游盈隆:在台湾,年轻人当中支持民进党的比例一直高于支持国民党,他们没有历史的包袱。我们转向支持年轻一代的“民运分子”,是基于同样的考虑。说白了,即便徐水良赞同台湾争取独立的主流民意,我们对他也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年来徐水良等总是反复无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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