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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奇怪的人钻进民主帐篷便开始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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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戈----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扬言绝食自焚,要对日本、台湾开战

(2007-09-06 12:22:50) 下一个

BaoGe

● 鲍戈

鲍戈,社会活动家,民间对日索赔运动和公民权利运动(维权运动)的主要发起人,1997年流亡美国,现任“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主席。

鲍戈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民间十分活跃的民主派活动家,他的许多言论和抗争行动曾引起国际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同,鲍戈主张“政治改革必须根据国情,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国模式”。他还表示,在中国,法治应先于民主。没有严谨的立法和执法,就没有社会公正和安定。法律不仅用于规范社会和经济秩序,更应当用来规范国家的政治生活。鲍戈指出,“中国现阶段最基本的社会矛盾,是国家和人民不断寻求充分发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团继续垄断国家和社会一切权利的努力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民主运动必须坚持公开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从大多数群众的诉求以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坚决反对境外反华势力插手干扰。

鲍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于上海,曾在上海医科大学学习、工作。1980年代,鲍戈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公开反对政府向日本放弃战争赔偿,曾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鲍戈与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经芳等人,成立了“中华全国对日索赔民事债权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后,公安部门指控鲍戈曾参加过游行,对其进行长达二十个月的监禁审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对鲍戈宣判“免于刑事处分”,当庭释放。鲍戈和律师李国机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实根据,而且两名证人的证言相互矛盾。

1992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于10月访华。8月15日,鲍戈、林信舒、沈继忠等人通过日本共同社发表了致日本政府、国会和明仁天皇的公开信,明确要求日皇访华时必须就侵华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舆论为之哗然,因为中国外交部并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鲍戈和沈继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游行申请,要求批准他们在日皇访沪时,按规定的路线举行游行。这是中国颁布“游行示威法”以后的首例申请案。不料,警方却对两人采取拘捕行动。鲍戈奋力撞开警车边门,向围观的群众大喊:“只要我还活着,就决不允许任何人出卖国家的利益!”事后,政协委员铁牛等人曾就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质询,批评警方粗暴抓人。

10月23日,日皇明仁开始访华行程。大批警察包围了鲍戈的住所,严阵以待。鲍戈被迫向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国之时起,他开始绝食;如果日皇在离开中国之时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传开举世震惊,警方立即将他从家里带走,实行“监视居住”。与此同时,童增等人在北京也发表了一份数万人的签名信,要求日本赔偿和道歉。经过这场风波,长期遭受压制和打击的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终于浮出水面,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年3月,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提出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来解决对日索赔争议。鲍戈指出,1972年国务院未经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放弃了战争赔偿,是违宪的。但是,由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又间接承认“中日联合声明”,所以,现在要推翻它,只有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鲍戈表示,政府对“公民公决” 大可不必谈虎色变。如果这一方式以后被用来解决其它一些重大争议,可以避免发生战乱以及类似“六四”那样的动荡和惨剧。

1994年3月,鲍戈代表李国涛、杨勤恒、林牧晨、杨周、王辅臣等54位上海市民,发表了题为《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的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将宪法中维护执政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四项基本原则”去除。鲍戈告诉记者,他有意以征集签名的方式来推动一场“民主修宪运动”。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门高度紧张。3月至5月间,美国副国务卿沙特克、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访华时,鲍戈都被警方强行从家中带走,据称是防止外国领导人与其见面。

6月3日深夜,鲍戈在家中入睡时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刚刚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准注册成立“人权呼声”组织的申请信。有记者曾问鲍戈在“六四”纪念日是否有所行动,他说不会,但作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样,将在教堂里为死难者默默祈祷。四个月后,鲍戈被判处劳动教养三年,罪名是“有煽动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鲍戈向行政法庭起诉劳教委员会,理由是《劳教决定书》没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体的“煽动性言论”,“被煽动的对象”是谁,以及被“扰乱治安”的地点。鲍戈说:“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劳教决定书》才无法列举。”

1997年6月4日,鲍戈获释后立刻通过美联社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的声明。他说:“我决不会向强权和暴政所屈服而改变立场,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未来的政治活动生涯中,我将寻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国创建一个新的政党----‘公民大会党’。”这条消息很快出现在世界许多报纸的显著版面,引起高层震动。

6月6日,鲍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访,披露他所在的劳教所每天强迫犯人工作十几个小时,大批缝制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指定用球。世界舆论为之哗然。

6月25日,鲍戈发表致香港特首董建华的公开信,欢迎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同时,建议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权移交仪式当天,不要对游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镇压行动,以保持香港的开放形象,为内地树立民主典范。董建华办公室后来回函表示感谢。

7月11日,鲍戈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要求调查不久前发生在四川省绵阳市的大规模警民冲突流血事件,呼吁确保下岗工人的合法权益,并允许工人组建独立工会。8月中旬,公安部长陶驷驹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发言,认为绵阳工潮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事端”,并点名鲍戈就是利用下岗失业职工问题制造事端的“敌人”,公开表示在必要时将对其采取行动。“国际特赦”等人权团体从媒体上获知这条消息时,都为鲍戈的安全担心,纷纷向中国有关部门询问情况。

8月15日,鲍戈和《新民晚报》主编冯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准成立“对日索赔全民公决倡导会”。鲍戈表示,民间的战争受害者向日本进行索赔,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坚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说:“为了打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现在将战争赔偿问题交付全民公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国的国际广播电台纷纷报道鲍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开信。鲍戈建议中央火化毛泽东遗体,以此表明破除个人迷信的决心,促进党内民主建设。该信还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包括开放党禁和报禁等。

10月30日,鲍戈在江泽民与克林顿会晤的第二天,获得赴美护照和签证。11月5日,鲍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寄出最后一封信之后,偕妹鲍缨启程赴美。法新社记者在上海虹桥机场采访鲍戈时,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无线电视台记者也在前往鲍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当鲍戈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上百名记者包围采访。鲍戈表示,在不久的将来,他将返回中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记者问他得以出国是否与江泽民访美有关,他说是的,“可以这样认为”。

鲍戈到美国的第一年,经常以“人权呼声”驻美代表的身份发表各项声明。他曾为《北京之春》和 “民联阵-自民党”撰写过大量文稿,却拒绝加入海外民运团体,也从未向美国、台湾任何机构申请过经费,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场,这在流亡异见人士中是绝无仅有的。

1998年5月,鲍戈在香港发表《说六四,话民运》。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被认为对于数年后国内兴起的“维权运动”具有指导意义。鲍戈写道:“要在中国持久地组织民间运动而不夭折,首先必须恪守其活动的合法性,并且不直接提出尖锐的政治主张。等到长年累月地同社会各界包括同政府内部人士建立广泛联系,并且深孚民心之后,才逐步时进时退地提民主要求,并择时施压和适当妥协,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诫海外民运人士:“此外还得忌做客厅英雄,清谈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调。要知道现时国内的政治斗争其实质是利益冲突,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共产党不肯还政于民并非舍不得放弃共产主义,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权;同样,近年来民众频频走上街头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吁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恶吏任意剥夺的合法权利。因此,发起公民权利运动是民运从校园走向民间、从海外回归本土的唯一出路。民运人士应从‘六四’的余烬和‘领袖’的光环中走出来,尽快找到各自参与中国社会变革进程的实际切入点。”这番论述出自理性而务实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年6月,法国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当天,鲍戈在澳门举行记者会,起诉大赛的足球供应商Adidas公司,对于他在中国劳教所中被强迫生产该公司产品时所遭受的苦难,正式要求赔偿。两星期后,另一名民运人士韩立法从上海市第一劳教所释放,也向记者诉说自己被强迫生产Adidas足球的经历,并揭露,遭警察殴打和虐待犯人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

1999年4月,鲍戈为香港《前哨》杂志所撰写的《一九九八年中国洪灾真相》,被《世纪中国》等许多网站转刊。由于这篇报告对于三峡工程及环境问题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论据,鲍戈因此经常受邀就中国的环保问题发表评论。同年9月纽约“中国绿色和平”成立,鲍戈担任理事。

鲍戈到了美国却拒绝参加海外民运团体,据分析,可能是不愿被卷入内斗频仍、背景复杂的无底深渊。海外民运长期受台湾情报机关操纵,至1994年,台湾“军情局”直接控制民运团体达17个,民运因此陷入反华叛国、协助台独的误区,从而失去了广大侨胞的支持。魏京生、吴弘达、阮铭、王希哲、“北京之春”、“学自联”之流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反对欧洲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反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反对北京主办奥运,要求日本加强美日军事联盟遏制中国崛起,鼓吹制裁中国和分裂中国,以及勾结台独、藏独、疆独、日本右翼、赖昌星、法轮功等,对于这一切,鲍戈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也因此遭到对手诋毁。他的爱国热忱被一些人说成是“投共”。

2001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讯社在发布北京获得奥运主办权的消息时,纷纷刊发了鲍戈寄往北京的祝贺信。鲍戈告诉记者:“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一党专政,人民没有组党、办报、创建独立工会及人权组织的自由,无权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法治徒有虚名,腐败现象相当普遍,社会公正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并没有忽视这些年来祖国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和进步,同时为祖国取得的每一项建设成就而高兴。”鲍戈指出:“确有人从某些机构秘密领取经费,一直从事反对北京申奥、反对美中两国交流与合作、支持台独和藏独等活动,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则真诚希望祖国繁荣进步,稳步实现民主转型。我相信,北京主办奥运不仅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国力增强,而且也将迫使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统治方式,从而加快民主法制建设。”

2002年6月1日,《世界日报》发表了鲍戈致伍弗维茨的公开信,赞扬布什内阁成员首次表态反对台独。鲍戈写道:“长期以来美国对于台海两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独和为其撑腰,同时亦有人不断挑起中美两国之间的敌意,这使得美国在中国的形象变为负面,以致美国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的许多做法都被解读为‘反华’。中美愈对抗,愈助长中国政治保守势力抵御西方价值观,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两岸成为现代战争的策源地。”鲍戈指出,台独将毁灭台湾,而决不是“保卫台湾的民主”。他说:“台湾只有融入中国社会,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够在全中国范围内产生影响,同时它的经济发展潜力也不会衰竭。”

同年6月4日,鲍戈宣布成立“中国民主运动协调委员会”,提出“外争国权,内争民权;反独促统,反腐促变”的十六字方针,公开与刘青、魏京生等人决裂。纽约《星岛日报》以《六四纪念首现“双胞胎”,“台独”分歧成决裂主因》为题报道了这一冲突。鲍戈表示,在海外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难避免外部势力误导民运发展方向,比如台独、藏独团体以及美国的反华势力总想插手民运,让民运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杂志社亦曾盗用民运的名义,与疆独组织签订合作协议,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辉跟前投其所好,声称山东也可以独立,对海外民运造成了负面影响。鲍戈说:“既然大家政见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扬镳,各行其是。”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阮铭闻讯立刻在《南方快报》上发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运》一文,诬蔑鲍戈是“中国政府黑手”。阮铭表示,“反独”就是“反台”。

8月10日,纽约侨团欢迎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王津平访美的会场里,回荡着鲍戈巨雷般的声音----“台独势力为了媚日求宠,竟感谢日本侵略中国、蹂躏台湾和签订《马关条约》,还公然诬蔑被日军强征的台湾‘慰安妇’都出于自愿。而不久前,台独势力又为了拉拢所谓的‘友邦’,竟然对‘友邦’的足球队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顾台湾妇女的人权。台独势力对外不惜盗用台湾纳税人的血汗钱,秘密收买美国、日本的政客来对付祖国大陆,对内则对于主张和平统一的人士进行辱骂、诬陷和殴打,诬蔑他们是‘投共卖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讲什么人权吗?”他大声疾呼:“台湾民众要坚决抵制台独势力肆意挥霍岛内资源搞军备,勾结外国进行以武拒统,最终导致岛毁人亡、生灵涂炭的惨剧发生。在关键时刻,台湾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独势力进行搏斗,制止那些挑起战端的台独分子将财产转移国外,或逃往外国寻求庇护,要果断地对他们绳之以法,以绝后患,把两岸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年10月,鲍戈就中国驻美使馆不予办理其护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稍后,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鲍戈因违反出入境法规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活动”,外交部已依法注销其护照、出入境证件。对于外交部的这种说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后决定不予受理此案,鲍戈并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表示“人民自有公断”,他有耐心等待法制建设走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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