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应加强政治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应加强政治领导权


中共是一个特殊的政党，不仅要执政，而且要领导。从学理来说，执政指的是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而领导权则指的是基于软力量之上的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力量，党要领导国家各方面的发展。
　　一个强大的政党应当是强统治权和强领导权，并且领导权应当强于统治权。有了强领导权，基于硬力量之上的统治权就会退居次要地位。

　　中国历史上有“霸道”和“王道”之区分，指的就是统治权和领导权不同管治方式。

　　笔者曾论述中共强统治权、弱领导权的现实情况（见5月8日本栏）。如何在维持强大的统治权的前提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则是中共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任务和挑战。因为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共两大主柱，努力的方向也不可避免包括这两个方面。

　　意识形态或者广义的文化建设当属于软力量领域。组织尽管倾向于属于硬力量范畴，但如何来组织党本身则又是属于软力量范畴。

　　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强化党的领导权，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笔者这里主要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创新党的理论，二是如何在组织人事方面强调政治家的培养和录用。

党理论家不应局限眼前利益

　　作为唯一的执政党，要达到可持续执政的目标，党的理论或者意识形态建设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多年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处于衰落状态。

　　传统意识形态尽管从书面上还有效，但并没有根据时代的需要而得到创新，很难解释新的社会经济情况，更难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而新的意识形态的出现并没有现实性。这样，就出现诸多负面的结果。

没有意识形态引导党政官员，后者就缺少有效的制约。执政党一直在强调法治建设，这些年来对党政官员使用法律法规管治的力度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表现在反腐败方面。但是法律更多的是用来追究结果，即腐败行为，并不能真正引导党政官员走正确的路。
　　况且法治建设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即使法治建设好了，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德治”仍然不可缺少。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清廉除了法治和民主外，党的道德意识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亚洲国家经常强调高薪养廉，但这些国家的官员在低薪状态下，也能做到清廉。

　　党的理论建设不足也使得党缺乏引导国家和人民的话语。执政党似乎忙于日常事务的管理，并不能告诉人民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发展方向。

　　经过那么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终于得到确立，但是政治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形态。这样，党政干部没有方向，人民没有方向，国际社会更是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

　　党的理论贫乏也经常使得党缺乏软力量来处理和民众的关系。处理和民众的关系既可以用硬力量，也可以用软力量。但是只有软力量才能使民众自觉服从党及其政府的管治。

　　软力量不足，党政官员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硬力量就显现出来，这样就使得党和人民、政府和人民经常会处于一个紧张状态。

　　党的理论在革命时代最充分。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一大批革命家对党的理论作了方方面面的探讨。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等革命家本身就是工人、农民的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条件使得他们的党的理论在党员干部和民众中间享有巨大的影响力。

　　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共是通过领导力量取得统治权的。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主要是个实干家，其理论论述并不多。但是邓小平一代仍具有基于革命经验之上的领导力量。

　　在邓小平之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努力在党的理论方面有所创新和发展。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领导层现在又提出了“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等理念。这些努力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的理论不足的情况。

但应当认识到的是依靠领导人个人来发展党的理论的时代已经过去。像毛泽东这样的既是党的领袖又是党的理论家的人物很难再出现。
　　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甚至党本身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党的理论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执政党需要培养理论家，为党的长远利益着想的理论家。

　　但是党的理论并非必然要出自于党的特定领导人或者领导群体。党的领导人本身和服务于领导人或者领导层的理论家应当有理论话语，但这些更多的是为了应付党的日常事务。

　　党的理论家不应当局限于党的眼前利益，而是要考量党的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没有这样一批党的理论家，党的领导权会弱化。即使在西方多党制下，各党都会有这样一批从党的长远利益考量的理论家。诚然，这些理论家不必一定出自党内，他们可以来自民间各个群体。

政治家能治国因来自民众

　　在组织人事方面，最为紧迫的任务莫过于培养和录用政治家了。本栏上周已经讨论到执政党官僚化的问题。官僚化的最为负面的结果就是使得执政党缺乏政治家。

　　任何执政党都是通过政治运作来管治国家的，既然党政干部成了官僚，政治运作就经常成为问题。很多年来，执政党高层一直在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但是一旦领导干部成了官僚，“讲政治”就无从谈起。一个国家既要官僚，也要政治家，两者缺一不可。

　　政治家之所以能够治国，是因为他们来自民众，了解社会基层的需求，了解社会发展趋势和大方向。执政党因此一方面要强化政治家的培养，要建设执政党和民众的有机联系，用组织和制度来保障执政党和民众的关系。

　　执政党也可以开放政治过程，录用社会人才进入管理层，甚至领导层。政治家可以来自党内和党的外围组织，也可来自民间，包括工人、农民、律师、民营企业家、教师和各种民间团体。

　　他们不是执政党的一部分，但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名副其实的社会精英。执政权应当向这些社会精英开放。如果这些人能够得到录用，他们就可以成为执政党的财富。反之，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走向反面。

　在这方面，中共已经作了一些工作，例如任命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各部部长。这是个很好的开端，但要推动党的重建，还远远不够。如果执政党强调的是领导权，那么就应当开放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人才，不论是本党人才，还是社会人才。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党是国家的创立者。因为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国家管理体制正也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本身也必须与时俱进，进行自身的转型。只有通过党本身的转型，才能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权，使得党的领导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