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正月，崇祯帝召见阁臣时悲叹道：
“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在大臣反对之下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逼周后自杀，手刃袁妃、乐安公主、昭仁公主，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时年33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上吊死前于蓝色袍服上大书“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
崇祯说：“朕御极之初，摄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因协民艰，廉通者又迁疏无通。己已之冬，京城被攻，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
李自成：“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话也同意崇祯的观点：“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崇祯皇帝死时，只有一个太监陪同，“群臣何无一人相从”，李自成的大顺进京后如何呢？
明朝的儒教仕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无耻的一群
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
大顺军占领北京时，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
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
北京的明朝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顺政权吏政府报名请求录用，如少詹事项煜“大言于众曰：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
给事中时敏声称：“天下将一统矣！”他赶往报名时吏政府大门已关闭，一时情急，敲门大呼：“吾兵科时敏也！”才得以放入【彭孙贻《平寇志》卷十】 。
考功司郎中刘廷谏朝见时，丞相牛金星说：“公老矣，须白了。”刘连忙分辩道：“太师用我则须自然变黑，某未老也。”勉强被录用【张正声《二素纪事》】。
首席大学士魏藻德被关押在一间小房里，还从窗户中对人说：“如愿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罢了，锁闭作何解？”【杨士聪《甲申核真略》】
1644年七月刘泽清致吴三桂信中写道：“三面环观，曾有谁不降贼？”【《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九十二页】
次年八月在清摄政王多尔衮面前的一场争论也反映了当年情况。都给事中龚鼎孳等人指责内院大学士冯铨是明朝阉党；冯铨反唇相讥，说龚鼎孳曾投顺“李贼，竟为北城御史”。多尔衮问此事实否？龚说：“实。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龚鼎孳急不择言，像项煜一样把李自成比为唐太宗，虽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却是大顺军入京后绝大多数明朝廷官员的真实写照【《清世祖实录》卷二十】
文人如此，军官也好不了多少：
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二，《封域志·纪事》】。当他们得知大顺军已经占领北京，明朝廷覆亡时，就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归附大顺政权；黎玉田被委任为大顺政权四川节度使，奉李自成之命与明朝投降总兵马科领军西行收取四川。至此，秦岭、淮河以北的明朝军队已全部收编，地方除辽东外均为大顺政权接管。
袁崇焕被杀不冤枉
三个主要人物：
袁崇焕，1584-1630年，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1626年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龙，1579-1629年，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清朝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
清太宗，1592─1643年，姓爱新觉罗，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黄台吉），军事家、政治家。满族，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在世时期，减轻农民负担，并迁都渖阳。1636年皇太极控制漠南蒙古后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还诱使多疑的明思宗凌迟处死袁崇焕，为后来清朝灭明统一天下立下基础。皇太极病逝于1643年，年52岁。葬于渖阳昭陵（今渖阳市北陵公园北）。皇太极有不逊色于其父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有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
崇祯是杀了袁崇焕，但袁崇焕该杀。只是崇祯不该处袁崇焕以磔刑，千刀万剐，这有损皇帝的宽容仁慈形象，而京师百姓争抢着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发泄愤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并非不知道真相，实在是袁崇焕当真可恨。起初，崇祯重用他，“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帅蓟辽”。但袁崇焕犯下了很多大错。
1.丧失消灭后金的最佳战机：皇太极兵力并不雄厚，根本无法和明朝对抗，在皇太极攻击明朝的附属国朝鲜的时候，袁崇焕可以攻击皇太极的东北老家，或者和朝鲜联合攻击皇太极的侵朝军队。但袁崇焕什么都没做，白白丢失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皇太极的一个基地。当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内乱，无法单独抵挡皇太极的狂攻,向明朝求救。“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而袁崇焕不听命令，没有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崇焕再次违反命令，而且给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袁崇焕的满族兵十万守沈阳，完全是瞎扯，满族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八万多人，几次和与满族打仗的袁崇焕是清楚这些的，1635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1642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之前的军队人数更少。最后，袁崇焕还是出兵了，但只从他的七万兵力中，只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袁崇焕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极攻击朝鲜的时候，他不积极出兵帮忙，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袁崇焕的想法是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想趁后金攻击朝鲜的时候抓紧时间修防御工事。实在缺乏远见，最终，朝鲜被征服了，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破产了。而且，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也多了选择，就是从海上进攻，不一定非要经过山海关。当年，在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举国之力相斗，而在后金进攻朝鲜的时候，因为袁崇焕的失误，导致朝鲜的丢失，以及后金的突然增大。就凭这一条，袁崇焕就该杀。
2.袁崇焕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袁崇焕上了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诚意可言。
3.同室操戈，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是为镇江大捷。 毛文龙据皮岛不停侵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满金,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说：“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袁崇焕也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而两年后袁杀毛之时，袁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书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明朝政治上党争太残酷了。
袁崇焕不过是个不知兵的文人,狂修碉堡,等敌来攻.又不知敌从何处来攻.什么时候来攻.只好每处都分兵防御.造成敌暗我明的战争状态.供手放弃战场主动权.那有不吃败仗的道理？白白浪费有大明国力.自古文人带兵,都是不敢奋勇向前,寻找有利自己的战机.怕冒流矢之险.不敢运动歼敌.放弃全军的机动能力.退守石墙之后. 说白了,就是少个"胆"字. 要说明末辽东军事人物.首推毛人龙. 东江镇越战越强.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在战争中发展自己,还不停的削弱敌人. 如果东江不崩溃,如果袁崇焕不乱修碉堡浪费国力.明朝本来可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只要对后金保持这种战略态势,后金国力必然被拖垮. 就算后金不垮,也不至于要抽调全国军力去巩固处处都被动挨打的宁锦防线. 流寇也就不会成事. 等明朝修养十年之后.必然可以灭了后金.
《啸亭杂录》下 卷十 （ 清杨涟 着 ）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说毛人龙跟满族私下谈判，袁崇焕就没干过这种事？说毛人龙闹响,袁崇焕就没闹过? 说毛人龙死后军队反叛,他袁崇焕手下就没反叛? 说毛人龙没收复失地,他袁崇焕收复那些失地? 说毛人龙在困守皮岛,他袁崇焕就在积极进攻? 说毛人龙部队没战斗力,这恐怕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的诬陷吧，最少毛人龙还没有诬陷过袁崇焕吧。本来两人是一正一奇.结果正不容奇.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以奇胜; 剩个以正合;在那里苦撑.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这责任自然要人来背,他袁崇焕都不背,谁该来背? 皇帝来背?凭什么?崇祯出钱出兵,放权放心.你还要崇祯怎么样?
袁崇焕的功绩不过是依城防守。依靠城墙和火炮防御后金的正面进攻，不是袁一个人才做得到，袁死后，后金也没有正面攻进来过。可毛文龙死后，后金就可以远征了，而且皮岛东江镇是在袁手里丢的，就是平时没战事的时候，后金还不是要留下一万人防御毛文龙可能发起的骚扰。战时后金被牵制的部队会只多不少。袁用尚方剑杀了另一个有尚方剑的将军。先斩后奏。兵部敢克扣他？ 别忘了他还是兵部尚书，有７万军马的关宁军就不可以出击一下么？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崇祯长编》说：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的大致意思是，袁夸口五年平辽，过了一年多反而给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祯上任初期心气极高，辛辛苦苦筹措一年多结果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他气得七窍生烟。 说明崇祯看不惯袁在辽东的作风。杀了毛文龙后，袁的确无人能制了，这个让崇祯暗自担心。欺隐可能是崇祯认为袁在粮饷上跟他玩花样，东江兵减饷粮反增。 私自和后金议和加私杀毛文龙。袁崇焕得警后入关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蓟州，上疏说“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然而还是给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后便休养生息，崇祯以为袁是在蹑后纵敌，存心不战，以此要挟。 刘策等领兵回防，袁令其还守密云。这个是战略部署，崇祯认为袁存心遣散援兵。 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以为袁要入城逼宫。
反间计： 为了丑化崇祯和歌颂儒教代表袁崇焕，儒林特别强调“愚昧”的崇祯中了皇太极“反间计”，似乎袁崇焕被杀完全是皇太极太聪明而崇祯太愚蠢，袁崇焕被杀是冤枉的。请注意上述袁崇焕被杀罪名，里面根本没说袁崇焕是清朝间谍的罪名。事实是，崇祯自己也曾经议和，也给了袁崇焕议和的权力，袁崇焕被杀根本不是因为所谓的反间计。就算袁崇焕是清朝间谍，也不过增加一个被杀的理由而已，袁崇焕证据确凿的罪过已经足够被杀了。
有人说袁崇焕 不过是清朝搞出来的一个英雄而已，这种逻辑实在可笑，洪承畴被乾隆评为奸臣，按此逻辑，洪承畴是汉民族英雄么？杨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称为战神,按此逻辑，他们也就成了卖国贼么。皇汉纳粹的思维逻辑，常常是很搞笑的。
为什么袁崇焕如此的该杀，反而在多数人眼里成了英雄了呢？这个和神化诸葛亮而贬低曹操一样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贬低其他朝代类似。因为袁崇焕是个进士出身，知识分子带兵啊，了不起啊，诸葛亮被人三请才出山的大儒，为知识分子争了多少面子啊，唐朝的诗词谁能比呢？于是，在知识分子控制舆论的情况下，毛人龙死有余辜，曹操成了奸贼，隋朝荒淫无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基本在扯谎，详细的见我相关的帖子。
反间计的存在与否，有争议，大致是清朝和朝鲜的史料支持反间计存在，明朝个人写的历史也有支持此说的；一些明朝私人史料却没有记载反间计。反间计是少数高层人物才知道的秘密行为，因此，没有资格接触双方高层的私人修的历史可信度不高。总之，反间计存在与否和袁崇焕被杀无重大关系，袁崇焕的其他罪名已经足够了。不过，还是把反间计相关的几个资料附上：
“反间计”见于《明史》《明通鉴》《明史新编》《袁崇焕评传》《东华录》等。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焕列传》记载“会我大清设间 谓崇焕密有成约 令所获宦官知之 阴纵使去 其人奔告于帝 帝信之不疑 十二月朔再召对 遂缚下诏狱”。
《明通鉴》第二千二百六十四页第二段说 “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 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 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 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 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 时杨太监佯卧 窃闻其言 纵之归 以所闻告于上 上遂信之不疑 再召见崇焕及大寿于平台 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 责其援兵逗留 缚付诏狱”。
《东华录》“天聪三年”说 “先是获明太监二人 付与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榜式达海监收 至是回兵 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 坐近二太监作耳语云 今日袁巡抚有密约 此事可立就矣 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 悉记其言 庚戌 纵杨太监归 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执袁崇焕下狱”。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三千四百三十一页“仁祖大王实录三 八年 明崇祯三年”有“则骨大辟左右附耳语曰袁公果与我同心而事泄被逮耳”之语。
反间计疑点：
《烈皇小识》《明季北略》《国榷》等明人史料中提到袁崇焕下狱一事时俱无“反间”之说。
《烈皇小识》第二卷说“下督师袁崇焕于狱”。
《明季北略》第五卷“崇祯二年己巳”条目下有“逮袁崇焕”一段，文曰“十二月辛亥 上召崇煥議餉 密敕滿桂黑雲龍祖大壽同入 崇煥進闕不數武 一內監趨出曰萬歲爺在平臺速入 崇煥趨進見桂等在上所 驚沮 上問殺毛文龍致敵兵犯闕及射滿桂三事 崇煥不能對 上命桂解衣驗示 著逡履脭S殿下 校尉十人 褫其朝服 枉押西長安門外逡麓筇?發南鎮撫司監候”。
《国榷》第九十卷“思宗崇祯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条目下有“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于平台 崇焕方遣副总兵张弘谟等蹑敌 闻召议饷 入见 上问以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 并不能对 命下锦衣狱”之语。清初私修《崇祯实录》第二卷“怀宗端皇帝二年”条目下说“召袁崇煥祖大壽滿桂黑雲龍於平臺 崇煥方遣副總兵張洪謨等躡敵 聞召議餉乃入見 上問以殺毛文龍今反逗留何也 不能對 命下逡陋z”。
二太监被捉与袁崇焕下狱的时间之间有矛盾。
比较详细提到二太监被捉又纵还的是《崇祯长编》，该书第一千六百一十一页至一千六百一十二页二十九卷“十二月甲子”条目下有“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 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 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 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 还有一二百废马 次日 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 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 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 得了马二百匹 生擒士将一员 次日各给书二封 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 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 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 总置不理 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 我们恼恨得紧 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 我们所以提兵到此 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之语，只说命令这两名太监回去送信，并未提到反间计之事，而且信中明说因袁崇焕而来，与“反间计”更是背道而驰。
《崇祯长编》第一千五百九十四页所说，袁崇焕下狱于同月辛亥朔（“督师袁崇焕总兵满桂黑云龙等锦衣卫堂官召对 逮督师尚书袁崇焕于狱 令总兵满桂总理关宁兵马”），此时间上和《国榷》《明史》《明季北略》等史料皆吻合。如果按此书所说，则袁崇焕下狱在先，太监被执纵还在后，“反间计”之说自动证伪。
《东华录》说十一月庚戍纵还此二太监，与“反间计”一说是对上了，与《长编》在太监纵还的时间上则又存在分歧漏洞。
《明史 卷二百五十九 袁崇焕列传》说“法司坐崇焕谋叛罪 龙锡亦论死”。
《崇祯实录 怀宗端皇帝崇祯三年》说“癸亥 殺督師兵部尚書袁崇煥 處以殊死 上御煖閣 輔臣成基命等入對 久之 出御平臺 文武諸臣俱入 諭曰袁崇煥付託不效 專事欺隱 市粟挚畈粦?散遣援兵 潛移喇嘛僧入城”，并无“谋叛”字样。
《明通鉴》第二千二百七十六页第三段有“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为崇焕罪”字样，也并未提到“叛国”“通敌”。
《国榷》第五千五百四十四页所列之罪名与《崇祯实录》中相关章节完全一致，同样未提到“叛国”“通敌”。
《崇祯长编》第二千二百六十页“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目下有“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事欺隐 以市米则资盗 以谋款则斩帅 纵敌长驱顿兵不战 援军四集尽行遣散 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字样，亦无“谋叛”“通敌”之语。
《明季北略 崇祯二年 逮袁崇焕》条目下说“大清師聞報撤兵 李總戎部將擒一頭目訊之 具述崇煥通敵根底 入奏 上命法司追崇煥書 明年四月詔磔西市”，把袁崇焕处死的基本时间都弄错，又及《北略》一书记载的多为明末市井传闻，此处说袁崇焕“通敌”并非当日明朝官方正式说法，只是民间流传之言。
《朝鲜李朝实录》第三千四百五十九页有“治经略以通奴罪”。
崇祯的错误：贪财，爱面子，缺乏宋高宗果决气度
1.调吴三桂部进关
孙传庭统率的陕西三边官军覆没后，朱由检感到手头可以用来抵挡农民军东进的兵力十分单薄，除了抽调驻守宁远的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以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朱由检非常清楚，吴三桂部入关，无异是放弃宁远，使山海关外的土地落入满洲贵族手里。为了避免使自己承担“弃地”的恶名，他一方面指示只抽调五千名精兵随吴三桂前往山西助剿，说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另一方面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蒋德璟：《愨书》卷十一。蒋德璟当时任大学士，书中抄录了阁贴原文，是准确可靠的。一般史籍记载明廷策划抽调吴三桂部入关，都失之过晚例。如谈迁《国榷》卷一○○记，二月丁亥（二十八日）朱由检“命府部大臣各条战守事宜”时，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弃山海关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三桂忠勇，可倚以办寇。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这种叙述不能说是误记，而是不知道在这以前，朝廷业已就撤辽东兵马入关防堵大顺军进行过计议。】
然而，吴三桂的五千精兵一撤，剩下滥竿充数的明军，根本无法抵挡满州军队。大臣们竭力避免自己承担风险。首辅陈演首先打出“一寸山河一寸金”的旗号，坚决反对“弃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二四，《闻警求去》】在回奏揭帖里，陈演等大臣先把朱由检恭维一番，说调吴部精兵入关“诚为灭寇胜着”，接着笔锋一转：“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指满洲贵族）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迂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兵部尚书张缙彦乾脆把问题挑明，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蒋德璟：《愨书》卷十一】朱由检卸责于下的算盘落了空，只好自己决策放弃宁远。表面看来，调吴三桂部入关的方针在正月下旬总算确定了下来，实际上仍然在扯皮。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大臣合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又千方百计地拖延时间，“具揭以为外边督抚未必来，亦当佥同”【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 】，“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春明梦余录》卷二四】朱由检被弄得心烦意乱，只好下“圣谕一道，差官前去，及取回奏。”【《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经过这样反复协商，迁延了一个多月，直到二月底，吴三桂入关之议仍然没有付诸实践。
三月初，大顺军已经逼近畿辅。明廷才在初四日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蓟镇总兵唐通为定西伯、挂平贼将军印援剿总兵左良玉为宁南伯、凤庐总兵黄得功为靖南伯（不久又补封刘渌清为平东伯）；同时命令吴三桂、唐通等统兵入卫京师。吴三桂部因为距离较远，直到大顺军占领了大同、宣化，兵锋直指京师时，才在三月十三日进关【 张缙彦：《依水园文集》前集卷二，《关宁调援纪事》说: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进关，请马一万，安歇家口五日，遂无及矣。”】。首辅陈演眼看大厦将倾，就告病回家，陛辞时口称“赞理无效，臣罪当死。”朱由检明知正是陈演等人的油滑才使自己吃了大亏，不禁火冒三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 《春明梦余录》卷二四】就这样，原来策划调吴三桂部入晋抵挡大顺军的计划由于上下推诿，终于全部落空。
2.南迁
山西前线传来的越来越不利的消息，却使他感到前途渺茫。吴三桂的军队移作抵御农民军之后，关外的满洲军队乘虚而入，京师也同样难保。早在这年正月，朱由检就秘密地多次召见主张“南迁图存”的左中允李明睿。他四顾无人之后才向李明睿推心里腹地说：“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平寇志》卷八。朱由检说“朕有此志久矣”，这句话同满洲贵族军队多次侵入畿辅，明京师数次处于危急的背景有关。】接着，他同李明睿具体商量了南迁的路线、护卫、饷银和留守事宜。二月间，形势急转直下，代帝亲征的李建泰束手无策，派人飞章上奏说：“贼势大，不可敌矣。愿奉皇太子南去。”【李长祥：《天问阁集》卷上，《甲申廷臣传》】南迁的问题逐渐由窃窃私议而公开形之于奏章。然而，连这样一件并不难抉择的事情，也因为朝廷内部的纷争而搁浅了。崇祯一要大臣勷赞，二要顾全面子。李明睿在奏疏里故意把南逃美其名曰“亲征”，就是摸准了朱由检的这种心理。左都御史李邦华，竟然主张‘皇上自然守社稷”【李邦华明知当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京师“内备外援，一无足恃”，“恃者惟都城祟墉耳”。可是，他却主张“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说什么“方今国势杌陧，人心危疑，皇上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父母，则当抚兆民；为陵庙主鬯，则当卫陵庙;而周平、宋高之陋计，非所宜闻。”他先建议让太子早日抚军南京，过了几天不见动静，形势却越来越急，又再次上疏请分封定王和永王于东南太平、宁国等府（在今安徽省南部），用意是避免覆巢之下无完卵，即便北京被农民军占领，朱由检的儿子还可以在南京继统(见《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而让太子朱慈烺到南京去监国，同时分封定王和永王。 给事中先时亨又跑出来奏了一本，指责“李明睿南迁为邪说。”朱由检气急败坏地当面斥责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姑且不究。”【蒋德璟：《愨书》卷十二。其他史籍多有“光时亨阻朕南迁，本应处斩，姑饶这遭”一语。蒋德璟的记载是当时正式回奏的原文，应当说比较准确。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内，力辨光时亨上疏谏阻南迁一事为妄，失之武断。】 南迁之议就在这样一片纷争当中拖延了下来。等到起义军逼近北京的时候，朱由检得到情报说，大顺军除了由大同、宣化方面来的主力以外，还有刘芳亮等统率的部队沿黄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往南逃跑的可能性也很小了。只有在内心追悔之余，发出“朕不能守社稷，可殉社稷”的哀鸣，准备同他所代表的明王朝一道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火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条云:“当李贼之围京师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塵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孙承泽在《天府广记》卷三四中也说：“上御勤政殿，独召都尉(指驸马都尉巩永固)密商，然真、保之间路已梗塞。”】。
3.令勋戚、太监和百官助饷。朱由检搜括兵员，碰到了军饷困难。明王朝的国库早已囊空底净，有限的外解又由于京师在军事上陷于被包围状态而无法运来。皇宫里的内帑虽然还很多，朱由检却舍不得拿出来【明亡前夕，朱由检仍说:“户部既称无饷，内帑业已如扫，各官速为集议。”(见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四，《成德传》)然而，就连他的亲信大臣也不相信。左都御史李邦华在疏中说:“祖宗设立内帑，原积有余之财以供有事之用。今军兴告急。司农(即户部)掣肘，士无重赏，何由得其死力？社稷杌陧，皇上犹吝此余物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窃恐尽捐内帑尚无及于事也。……天下大矣，未有天下乂安而天子患贫者，特恐有力者负之而趋耳。”(见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卷六，《总宪奏议》)朱由检不予批答。】。他在二月中旬下了一道捐饷的命令，责成勋戚、太监和百官报効，以纳银三万两为上等。皇帝自己有钱不出，达官贵人们也相顾不动。朱由检派内官徐高，密谕周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让他纳银十二万两，给其他臣工做个榜样。周奎不肯答应，说是“老臣安得多金？”一口咬定只能捐一万两。朱由检认为太少，要他至少拿出二万两。周奎派人向女儿周后求助，周后暗中派人送去五千两。周奎不仅自己一个铜子不添，反将周后送来的银子扣下两千，只以三千两应命。不久大顺军进城，从周奎家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其他财物也值几十万两。勋戚当中只有太康伯张国纪输银二万两，晋封侯爵。文武百官捐助的不过几十两、几百两不等，聊以应景。朱由检见所得甚微，干脆实行摊派。先是规定每个衙门必须捐助若干，后来又按官员籍贯，规定每省仕京官僚捐助数字，如江南八千、江北四千、浙江六千、湖广五千、陕西四千、山东四千之类。“缙绅纷纷告免”【赵士锦:《甲申纪事》。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记作“陕西五千”。】。朱由检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知道许多官僚贪污致富，乃命大臣推举“各省堪输者”，由政府勒逼出银。内官也奉命捐银助饷。太监王之心最有钱，传说他家中藏银一项就多达三十万两。朱由检当面叫他慷慨输将，王之心却推诿道：“连年家计消乏”，仅献银一万两。后来，他被大顺军刑夹追赃，吐银十五万两，金银器物价值与此相当。其他的太监一个个也装穷叫苦，有的在住房门上大书“此房急卖”，有的把古董器玩送往市上出售，摆出一副破家纾难的样子【《国榷》卷一○○。】。朱由检的大搞捐助，所得不过区区二十万两而已。对比大顺军进城之后，没收皇家内帑和对勋戚、太监、百官追赃助饷，一共弄到七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明朝统治集团的贪婪鄙吝可想而知。
崇祯是否吝啬有争议，私人修的历史多数认为崇祯没钱(内帑)，但这种机密的事情，私人修的历史不可靠，而崇祯的亲信左都御史李邦华的奏折是可信的，李邦华不会在这个事上撒谎或者诬蔑崇祯，难道他的官不想要了？他嫌自己的命太长了么？还是把相关的反面意见附上，看看历史是如何被强奸玩弄的：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 计氏紧接着加了一句话：“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史林》2005年第1期）：『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
《甲申纪事》记载：“予监督节慎库时，为甲申三月十五日，与主事缪沅交盘，库中止银二千三百余两，又钱作八百，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自正月至三月，日以坐饷为令，或论省坐派，或官坐派，无虚日。至三月十八日始发帑金二万，赏守城军士，银末及发而城破矣。闯破诚后，日以内库银骡车运至西安。见其锭上有凿万历八年字者，闻内库银用至万历七年止，八年以后俱未用也。陈陈相积，扃面不发，卒至以国与敌，可为后世有国者之戒。”“贼载往陕西银锭上有历年字号，闻自万历八年以后，解内库银尚未动也。银尚存三千余万两，金一百五十万两。”
史惇《恸余杂记》：“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两，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有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喧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
《崇祯遗录》：“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
《怀陵流寇始终录》：“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又拷掠追索毕，刘宗敏进所掠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数，人皆称焉。共得七千万两。其中勋戚十之三，内侍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
《国榷》：“所掠输共七千万。大约勋戚、宦寺十之三，百官、商贾十之二。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平寇志》：“其所得金，大约侯门十之三，宦寺十之三，百官十之二，商贾十之二，共七千万两。宫中久已如洗，怀宗减膳、布衣，酒扈器具之金银者尽充军饷，内帑无数万之藏。贼淫刑所得，扬言获之大内，识者恨之。”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这个数目呢，是这样。刘宗敏上交给李自成最高是一千万两，其他将领都没有高过，所以我估计高过这个数字，这北京实际抄到的数是两千万两白银。现在回过来国库里的，国库里的清清楚楚，有一个户部，户部就是财政部，财政部当小科长的人姓赵，他最清楚。他说李自成把国库里的那些银子全部搬到西安，用驴，用马车搬的，他一车一车看，看下来，万历八年以来国库里的底银始终没有动过，总共多少呢，他算下来是3700万两白银，还有黄金，黄金是多少呢，黄金是一百五十万两，一百五十万万两按一比十计算，大概我们说，这样看起来至少总有四、五千万两，四、五千万两再加上前面的2000万两，大概我们数目是六千万到七千万两。』
《怀陵流寇始终录》：“勋戚财归诸帅，文官财归牛、宋，富户归小盗”
《明季北略》：“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损其奇零，即可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
谈迁《国榷》：“先帝减膳撤悬，布衣蔬食，铜锡器具尽归军输，城破之日，内帑无数万金。贼淫掠既富，扬言皆得之大内，识者恨之。”
《明季北略》：“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
清康熙帝<御制文集>第三集卷十九有<宋高宗父母之仇终身不雪论>,今将其文字摘引如下:
“金兵破辽之后，兵已满万，人强将猛，非宋之所敌，明矣。备责不能卧薪尝胆，以雪父兄母后之雠，则高宗何辞？若论李纲之忠言不听，岳飞之丹诚不用，设使谏行言听，则必胜金兵于朱仙，生还二帝于汴京，朕实不信也。何也？根本已久不固，人心已久不一，上无惯战之良将，下无用命之士卒，天下虽有勤王之名，真伪莫测，虚实难分。高宗久在金营，孰强孰弱，自有切见，若使复雠雪耻，再整江山，实不能也，势使之也。孟子曰：“寡众弱强不敌也。”若论讲和之非，我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因祖之雠，戊午起兵，战必胜，克必取，所向无敌，有往必成。神威圣武，深仁厚泽，犹念中国涂炭，数次议和。明朝引南宋讲和之非，始终不悟，归罪兵部尚书陈新甲为秦桧，弃市示众。发天下兵迎战，如袁崇焕、毛文龙、洪承畴、祖大寿、唐通、吴三桂，前后千余员，凡出关者，非死即降，靡有孑遗。财赋因之已竭，人心随而思乱。百万雄兵，尽没东海，亿兆穷民，罹于边戍。元气尽伤于关东，闯贼蜂起于陇西。贼至京师，文武逃散，无一死于难者，岂非当日不主议和者乎？（高宗赵构）偏安社稷，犹存一线之脉络，若为雪耻复雠，同死于国难者，尤不知于明末同乎？异乎？文天祥云：“社稷为重，君为轻，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臣子一日之责。”实千载忠君之语，君与社稷并而为一也。使高宗匹夫之勇，死而无悔，不顾社稷，以死雪雠，又不知当时议论如何耶？”
陈新甲（？－1642年），明末崇祯帝的重臣。万历年间举人，任定州、知州知县。崇祯元年（1628年），入刑部员外郎。崇祯七年九月擢右佥都御史，崇祯十三年官至兵部尚书。有魄力，起用傅宗龙、孙传庭等人。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大败，洪承畴降清，言官皆弹劾新甲之失，新甲乞罢不许。崇祯密召他主持议和，陈新甲的家童误以为是《塘报》，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将陈新甲下狱，九月二十二日斩于市。陈新甲既死，明朝丧失最后一次议和的机会。
塘报，又称《提塘报》、《驿报》，明朝的新闻传播工具，类似于宋代的《省探》，可用于向内阁反映战情，另外就是向朝廷传达捷报，并请求增援。明代朱国祯在《涌潼小品》卷12解释：“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该称塘报。塘之取义，未解所谓，其说亦不著。阅马塍《艺花记》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欤？”例如“东江塘报”即由当年的援辽都司毛文龙撰写，用来提供皮岛军情，后由其子毛钰收集。近代学者戈公振最早注意到塘报的存在，他说：“兵部车驾司，于东华门左近，设两机关：一曰马馆，专司夫马；一曰捷报处，收发来去文移，兵部另派武职16员，驻扎各省会，归按察使司管辖，经管该处直接寄京之文报，名曰‘提塘’。此‘塘报’名称之所由来也”。关于晚明的塘报，可参考《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浙江古籍出版社）一书。
东江塘报的真实性还表现在它不光报捷，也报败，还报误。例如：
1.“……行至火阴沟，冲遇大队要往江来达贼，遂将王一登围砍许久，……并阵亡守备将士王守羔等官兵200余名。……”（天启五年正月二十六日塘报）
2.“……参将王辅身先士卒，往起突围，奔救官兵，三换战马，身被重伤，与红旗有机李良梅、都司石成玉等，千总李友柏等，把总张可新等，并官兵康守义等2400余员名，俱皆阵亡。又有阵内突出溃散官兵3000余员名，俱各回营。……”（天启六年五月十九日塘报）
3.“……本月十一日夜将二更，人皆未睡，忽听巡卒叫唤，黄都司房上火起，随即奔救，草房火大，飓风骤至，火毯乱滚，工落处随烧，势难近救。其府前各囤米粮，烧毁一空，当查被烧客店兵房500余间，前山下草房两间，内贮铁盔137顶，铁甲201领，牛皮46张，弓角面164副，箭杆9大捆，翎毛1包，白藤1捆，尽毁无存。……”（天启五年二月二十九日塘报）
但是，塘报并非完全准确，陈新甲就是被其害死的。
金国无意灭南宋，更不希望和南宋战争，于是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扶持了刘豫的伪齐政权，作为缓冲。后来，金国对刘豫不满，伪齐消失。伪齐政权的版图怎么办呢？金国有个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主张把伪齐政权的版图送给南宋，以促进和维持国际和平友好，顽颜昌真的这样做了，于是，金宋缔结友好条约，河南等地划归了南宋。顽颜昌的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出格的，在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罕见的。金国当然有反对这种“金”奸卖国行为，此人就是金兀术，他杀了顽颜昌这个“金”奸，向宋朝开战，要把送出的土地夺回来。宋金之战开始。古代，北方军队野战强于南方，南方最好的办法是守城，据城而战。宋高宗当然不希望把吃进去的便宜肥肉吐出去，宋高宗的战略就是防守战，无疑，高宗是正确的。但是，岳飞向来我行我素，先是不听命令援助友军，之后，不顾高宗命令要孤军北伐，结果失败。南宋把河南等地又还给了金国。也就是说，整个战争是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惹起来的，战争的结局南宋并没有吃亏，把便宜土地还给了金国，如此而已。但是，儒教学者们却歪曲历史，把岳飞无限夸大神话，把高宗说成个卖国贼似的，儒教学者们也鲜有人赞美一下国际和平主义者顽颜昌。朱仙镇大捷，大破金兀术，差点就攻陷开封汴梁；经邓广铭考证，根本不存在。在岳飞一生的战绩中，有无朱仙镇一役是多少年来史学界所困扰的一个问题，邓广铭先生在《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对此作了详尽考证，他说：“宋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王自中所撰《郢州忠烈行祠记》，对岳飞的事功备极推崇，其所叙岳飞的战绩就没有朱仙镇一役”，然而岳珂编写的《鄂王行实编年》却在岳飞的奏提战报所述诸战役之外，添出朱仙镇的这次大捷的故事，这是岳珂为了提高他的先祖的威望而虚构出来的，因此，邓广铭在写《岳飞传》时就没有采用这条材料。什么500破10万，什么12道金牌(实际只有两道)，都是编造的。朱仙镇大捷是假的，岳飞北伐的最大战斗就剩下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但这里面也有水分，可以证明的战绩：岳飞军杀金军只有500人，而金兵总人数在10万到20万之间，岳飞军自己损失多少却没有提，扣除岳飞军队占领各个空城的兵力，岳飞实际北伐的军力只有几万人，而且，岳飞的粮草被金军截断，又没有友军支援，只是岳飞在后撤的时候，友军刘琦救了岳飞一命。
金国不想消灭宋朝，蒙古也没有要灭宋的意图，但因为南宋狂热的爱国者不顾自己的实力，多次俘虏和杀害蒙古的外交使臣，蒙古震怒，才导致南宋的灭亡。北宋的灭亡也类似，北宋先是违背和辽的和约，与金联合灭辽，后来，北宋再次违背和约，收留辽国的大将，还要和辽联合灭金，金震怒，北宋灭亡。
后金和明朝的关系类似宋朝。本来后金不想入中原的，希望建立和约，但是因为塘报把，陈新甲害死了，再加上一些不知兵而言兵事，唱高调支持战争的大臣反对议和，明朝被李自成消灭。如果明朝和后金议和，明朝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创王李自成，如此，很可能明朝会持续下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狂热反对议和的大臣们，后来却争相投降清朝，儒教的舍生取义的信条是多么的虚伪，可怜的崇祯只好孤独上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