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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辰, 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Ohio University MBA, 著有《在美国别谈爱情》,《美国无梦》。个人网站是http://www.xiong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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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六年记

(2005-01-13 18:48:21) 下一个
明天__九月一日是自己来美整六年的日子。在国内时曾在《大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名为“‘红、黄、黑’三道亲历记”的文章,谈自己从武大毕业后从政、经商、做学问的感受。那时绝对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在工作了九年以后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更没想到的是,自己会在美国弃文从工干起了电脑谋生的行当。不久前给一位以前的室友打电话,没想到那位室友已悄悄南下德克萨斯州的休士顿去谋职了,室友的同学接的电话,交谈中对我说:“一般人来美国可以理解,但你在中国应该能过更好的日子啊”。扪心自问,自己到现在也不十分清楚当初为什么要来美国。实际上当时盟发留美的念头也有些偶然。同一办公室的李君的太太到了美国,李君却不情愿作陪读先生,而是要自己考过TOEFL、GRE拿奖学金到美国。象所有北京的大机关一样,日子虽清苦一点,但人人都有的是时间,许多时候都是一杯茶、一份报纸打发一天,上班时间出去买个菜什么的也是常事。李君则不然,每天把工作对付了以后,便TOEFL、GRE应试书不离手,有时还把门一关打开录音机练起了TOEFL听力。自己比李君年轻好几岁,又想到自己英语还是有些基础的,在武大时还得过全校的英语竞赛奖。既然李君能为,自己何不也一试?于是在离开大学八年后,自己又重新攻起了英语。同办公室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张君,不知整么也动了心,便也加入了“托派”。 于是三人在工作之余都攻起了TOEFL,俨然一副为出国而恶补英语的架势。后来张君最先到了美国,而且没考英语:他到美国东部一所大学做了访问学者。我接着到了美国,TOEFL、GRE各考了一次。李君考的次数最多,但终究还是呆在中国,后来做书籍生意红红火火。九月一日抵达克利夫兰。几天以后就开始上课了。学的是老本行历史,具体是早期欧洲近代史。出国前只想着怎么出去,为了奖学金及签证随便找一所学校就来了。当然多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知道学历史是没出路的,所以只挑了个硕士读。但历史硕士以后学什么?不清楚。也见周围不少人都转学了热门的电脑、会计什么的。但自己却有些犹豫。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钱。这些专业既然热,自己在这些领域又毫无基础,奖学金是没什么指望的。自己三亲六舅中也没一位沾得上款爷的边,那一两万美元的学费从哪来?再深一点的原因则是心里多少有些包袱。好歹也在不到三十岁时混上了一个赫赫有名的大机关的处长,难道就把过去近十来年的经历和那么多的关系全丢了,而去钻自己一穷二白的“末流小技”以谋生?与自己同来的几位则早就打定了主意,数学、经济学硕士一到手就紧接着去别的学校读实用的电子工程、统计学去了。而自己还在犹豫、彷徨,眨眼间两年光阴就过去了。后来决定读MBA。搞工商管理,自己的经历、学历都还会管用,而且,学费也不会毫无着落:据说只要GMAT考好了,拿奖学金还是有指望的。于是一边注册一个学分保留着自己的学生身份,一边在中餐馆打工以维持生计,主要精力则放到了准备MBA入学所必需的GMAT上。GRE、GMAT的数学部份一般中国学生都拿满分。我在七九年高考过后就没再接触过数学,出国前准备GRE时发现自己连分数运算都不怎么会了。最后好歹自己的GMAT也过了六百。申请学校时又有些犯难。美国排名靠前的管理学院连跨进门坎都很困难,自己的GMAT分数也没有多大优势__不少中国考生的GMAT分数在七百以上。冲着奖学金,自己最后只拣几所二三流的大学寄出了申请材料。最后差不多全录取了,但只有一所给了学费全免的奖学金。录取过程中还有一件趣事:与东部一所以培养ENTREPRENEUR(企业家)著称的管理学院电话面谈时,录取办公室的人说,我们不能给你奖学金,所以就不录取你了;但如果你没有奖学金也能来上学,那我们也可以录取你。我一听有些蹊跷:录取标准难道可以因奖学金而随意更改?事后才明白,那所学校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学校的排名:录取率越低,越说明这个学校的生源质量好,这个学校在下一年度的排名中就可能更靠前。在美国有一种说法:商学院一半是办学,一办是经商。这话大概不假。 在那所免学费的大学读了一年,对学校的教学质量甚为不满:许多教授腹中无货,却全是一幅刚愎自用、舍我其谁的派头。便转到俄亥俄大学,拿的算是全额奖学金。俄大的MBA每年只招三十来位学生,采用全面案例教学法,一年多下来,自认为学到了不少搞经济管理的实际技能。毕业求职时还算没有大的波折,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网络公司的程序部经理,后来转做一家网络服务公司(ISP)的开发部主任。由于都是小公司,自己大部份时间都在做数据库、网络方面的编程。还算得上专业对口:自己学的就是信息管理(MIS),所担负的正是公司信息技术方面的管理工作。至于大部份时间都在编程,正是自己求之不得的。一年多来亲历不少DOT.COM的倒闭,而最先被炒鱿鱼的往往是部门主任、经理之类的管理人员。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别指望能在美国公司里做到多高的位置,还是老老实实学一身硬本事以求生存才是。转换工作期间也经历过一段称得上酸楚悲怆的时光。曾作为临时雇员给一家公司糊过两天的信封,也到一家游乐场夹在一群十七八岁的黑人中间干过一天整理服装、运送冰激淋的杂活。逼急了,找朋友推荐给一家印尼华人在美国开的公司,老板开出的价码是了一个月一千美元。期间也不是全无机会,一位美国记者在北京办了一家公司,看中自己在北京机关工作的经历,反复邀请我去作CEO(首席执行长官),还要寄来机票要我回去看看。但考虑到家庭因素,自己最终没去赴任。来美六年,尽管所走过的路有些曲曲拐拐,但还算没经历过什么大波大折,自然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回想起来,曲曲拐拐的原因主要是目标不明确。如果一开始就因时因地有一个清晰的努力方向,再不舍不弃地为之一搏,不长时间就会有柳岸花明的一天。在美国,同样重要的是要少一点畏惧,多一点内在的张狂。比如许多学文史的人对转学电脑总是踌躇不前。实际上,正如有人说的,只要会四则运算就能学会电脑编程。先进了门、入了行,再不折不挠地往深处拓展,在美国解决生存是不难的。留美六年, 现在生存算是解决了,下一步就是求发展。何去何从?自己该好好思忖一番了。(2001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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