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六同学，也就是见招拆招大虾，也就是张立宪老师，今天晚上八点，要在深圳中心书城参加“深圳晚八点之书人书事”活动，正在殷切期盼着他的深圳亲友们前往助拳，一起探讨人生，怀疑人生。具体地点是在书城北区的大台阶，就是平时好多人坐着看书喝饮料的地方。
另据可靠消息透露，他老人家明天下午会在尚书吧坐台，感兴趣的同学们可抽空前往瞻仰。
顺便转一道不久前发生的《读库》三年座谈会文字记录的上半部分，供不熟悉老六和《读库》的朋友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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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座谈会文字记录（上） by 老六，etc.
先说两句
这两天得空就在整理由李京威兄弟速记的现场笔录。到今天子夜过后，才堪堪收拾出一半的篇幅。这并非京威兄弟的速录功夫差——有哪家公司有需要现场速录的活计，俺可以免费提供这个优质速记员的联系方式，而是我自己说得太乱了。
不得不承认，当众说话与自己个儿写文章是两回事。我为这次座谈会做了精心准备，憋了一肚子货色，但一到现场，事先设想的线形输出变成块壮迸裂，许多意思表达得不是很充足。幸亏有柴静姑娘的引导和激发，才让这三个小时变得不那么慌乱或冷场。
这个记录实在是太长了些，在电脑上看确实费劲，我准备将其收入《读库0900》中，算是一个总结性回望。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这次整理除了把现场的文字理顺之外，还补充了一些词句，订正了一些事实。也欢迎大家继续挑出错误。
关于《读库》
张立宪：大家下午好。感谢涵芬楼书店为我们把这块地方腾开，把座位摆上，如果一会儿人多大家就往前坐，如果再人多可能就要席地而坐了，请大家爱惜身边的书。
商务印书馆，已经有一百一十一年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发祥地。我们这套做了三年的小书，在这里搞读者联谊会，我是非常惶恐，就把柴静姑娘拉来助拳。好在在座的人，即使彼此不相识，也已经很熟，那就不用客气了，我们开始。
柴静：《读库》三年，你之前也有和读者见面，今天有什么不同呢？
张立宪：今天来的时候，我心里并不紧张，很踏实。因为已经有了三年，一千多天的时间，来为今天这几个小时做铺垫。我不知道今天来的各位，有哪位当年参加过2005年11月的某一天，《读库0600》在三联书店二楼的“非法”销售活动。那天我没有想到来的人那么多，把三联书店的工作人员弄得无比愤怒，因为我们的规模已经大到影响了人家正常的营业，也没有给他们打招呼。后来，由三联生活周刊的苗炜苗师傅和三联书店的潘振平老师为我担保：老六不是坏人，《读库》也不是坏书。我们才能够进行下去。
我就像一个在路上的人，走着走着，停下脚步来，问自己怎么走到这儿了，怎么变成这样了。经常有这样的疑惑。《读库》这三年，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说我心里有一个很清晰的蓝图来做这样一本书，貌似很清晰，但实际上并不是胸有成竹。三年来《读库》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一开始的我并没有想到的。
柴静：比如说？
张立宪：今天估计在座很多都是八零后的小朋友，当年我在编《读库》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八零后的读者。
柴静：为什么呢？你觉得年轻人不会看得懂？
张立宪：可能我那时候自己有问题，那时候我对八零后充满了成见。我给大家讲个小故事。有一次我和太太去北外和民族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邻桌坐了很多人，有一对老人带着七八个同学，我估计是这一对老人来北京看自己的孩子，带着孩子同宿舍的人或者同乡来饭馆吃饭。饭桌上就见我们这些同学，或者是手拿手机头也不抬地不停发短信，或者是仰着脑袋像我一样思考人生，或者是像我和柴静一样交头接耳探讨人生。这两个老人给这个孩子倒茶，给那个孩子盛饭。这些同学连欠身致意都不会做。看得我怒不可遏，饭也没有吃好，我和太太就离开了。我跟王小峰陈晓卿这些老男人吃饭的时候经常提醒他们，不要带八零后来。
柴静：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是老男人饭局中最年轻的。
张立宪：柴姑娘是七零后，我们的门槛对她就低了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八零后在社会和现实中越来越凸现出来，我和八零后的接触也越来越多。当我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说，像你年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同龄人，那一桌人并不代表所有的八零后。并且八零后是能够明白道理的，只不过是因为此前他所受的教育，让他不知道在那个场合不应该让老人给他们盛饭。只要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偷这个懒，也不会在乎这点力气，也不会没有这种自觉性。所谓懂事，要先懂得事理，才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说到八零后，我们不能拿一个四十岁的人和一个二十岁的人比，如果拿我的当年和现在二十岁的人相比，你会发现他们可能比我们更可爱，眼界更宽，更有活力，甚至更成熟。2008年，我强烈的感受到，《读库》的读者在悄悄地增容。原来我自以为《读库》只有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感兴趣，才会买来看，但是现在八零后读者已经成为我们很大的一个群体了。
柴静：所以你现在的想法是你真的想法，不是为了讨好他们。
张立宪：没有，他们需要讨好吗？
还有一个变化，可能是我一开始把这个事情想得很简单很机械。我现在慢慢明白了，《读库》不是作为单独独立的一本书来存在。它应该是和网络、和其他的书并存在一起的。
柴静：这怎么讲？
张立宪：怎么讲呢。经常有人说现在的人都不读书了，我想，绝对不读书的人肯定没有，绝对只读书的人也肯定没有，他会有很多的时间用来上网、玩游戏，同时用一些时间来读书。如果把读书和生活中的其他行为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这是自己的思路有问题。
另外一个，对读书也是这样。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只有看《读库》才是好的，人会有多方面的阅读需要。《读库》作为一本书，能够和其他的图书一起陪伴大家的阅读时间，而这些阅读的时间又是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部分。
柴静：本来这是一个常识，涵芬楼这么多书。
张立宪：但是一个出版人往往会有很自恋很极端的想法，认为只有自己的书才是最值得看的。我自己在三年来所受的教育非常多非常多，匡正了一开始我很多狭隘、偏执的想法。
柴静：类似怎么讲？
张立宪：一个出版人能够学会一些出版和传播常识，并且执行出来，就非常了不起了。我三年来发生的最大变化可能就是这一点。
《读库》不是我一个人的，《读库》真的是读者、作者和编者之间共同打造的一个平台。我的很多变化来自作者，也来自广大读者，包括我的一些编辑理念和自己生活中的观念。三年的《读库》，摆在一起也有很长的一排了，我相信许多读者看了三年的《读库》，也应该得到一些教益，自己的性格和人生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作者也是这样。“我们都每天进步一点点”。
到现在，我觉得我在这套书里的作用越来越不重要了。像《暗恋桃花源》里的那个剧场管理员一样，我只是负责把这个剧场打理好，灯泡换好，卫生搞好，为前来演出的剧组开门、开灯，为大家服好务。这个剧场能演出什么风格的戏，那些跑江湖的班子经过三年时间已经知道了，来这里买票看演出的观众，也已经知道了，他们进这个园子能看到什么样的戏。这是我们三方共同努力了三年，逐渐形成的格局，我很喜欢这样。
柴静：你能找出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标准吗？到底是什么？
张立宪：抱歉，请允许我拿本书出来。《读库0605》有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话剧《暗恋桃花源》，我当初编辑这个稿子的时候并没有多想，但是编了两三年之后，我突然想到这一段，我来念给大家听。
当时，《暗恋桃花源》的排练是在赖声川的家里。其中有一段，江滨柳和云之凡老了的时候在医院见面——他们的戏整个排练就是一个即兴创作。丁乃竺和金士杰排这段戏时，是一个阳光柔和的冬日下午，导演赖声川给的指令是“不准哭”，因为他内心的构想中，这一场最痛苦的戏是不应该有眼泪的。这一对情人已分手四十年，再碰面他不希望看到涕泪纵横的场面，也不要洒狗血的对白，两人的见面应该是怕生却又亲切，客气而又能真情流露。
于是丁乃竺和金士杰就根据指令展开即兴，这一对久别的恋人，一见面竟滔滔地说了很多废话，却表达不清角色内心的种种。可是赖声川说：“我很喜欢，我就要这东西，我喜欢这种琐碎的感觉，因为三十多年未见面的情人，用再华丽的语言也无法理清心中的一切。”开始试了几次，导演觉得不错，但似乎还不完全对，于是导演要他们按前面的即兴再走一次，只是这一次在中间时，导演要丁乃竺所饰的云之凡向金士杰所饰的江滨柳起身告辞，同时要江滨柳叫住她，问她这些年可曾想过他。
然后，突然开始了剧场里极为特殊的一刻，照此指示即兴到这一刹那，金士杰和丁乃竺都突然进入一种无法言喻的情绪，演员一时之间完全了解到那场戏所代表的一切——三十多年、大陆、台湾、一生、命运……他们开始流泪，很自然地泪，接着缓缓说出了心里话。这场戏一排完，在场没有人敢出声。
丁乃竺在回忆这一段情景时说：“突然间我们似乎触碰到一个核心，一个庞大的东西……”赖声川也说：“是在场的人专有的一种享受，我们都触到了一些很深的情感，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我想的是，这是很难得的情绪，所谓人性中很根本的东西。《读库》一期有三十多万字，一年下来有一百多万，这其中如果有一百多字，能触碰到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就足够了。大家一年花一百八十元买《读库》，只要有这一百多字，就足够了。
牟森老师摘过大仲马的一句话：历史只是一个钉子，用来挂我的小说。我希望《读库》也是一枚钉子，楔在墙上，大家如果能把自己的灵魂在这里晾晒一下，就可以了。
柴静：在《读库》出来之前，也有类似的读物，但我们很少看到用这么大篇幅来说一件事情。
张立宪：我相信我们的读者需要这种篇幅，篇幅太少不过瘾，太不解气。我再举个例子，我现在正在编辑《读库0805》，第一篇文章是写盲人歌手周云蓬的，用了三万多字，后面还搜罗了周云蓬当年作为文学青年写的诗。我不认为这三万字显得多。我们的作者跟了周云蓬半年多，他的排练、演出和生活，他周围的人，都采访了，得到了读者想要的很多东西，我觉得就需要这种篇幅。
柴静：很多人学的是四两拨千斤的技巧，你为什么要下笨工夫呢？
张立宪：因为……我觉得聪明非常容易实现，但笨很难实现。好了，那我们就去做一些比较难的事情，谁让我们贱呢？就要做更难的挑战。我经常爱吹牛，炫耀我和一些名人的关系。说到兄弟的台湾朋友，几年前我会喜欢罗大佑、李宗盛、朱德庸这样的人，到现在，我可能更喜欢的是黄永松、谢英俊、舒诗伟，这几个人的聪明才智都是用个位数来计算的，不一样的是后者比前者更笨。舒诗伟在美国留学、生活了十一年，回台湾后在大学里教书。1993年，他去台湾农村考察，此前他从来没有农村生活经验，此后在乡间一住就是十五年，再也不回城市了。他一直在农村，和农民解决一些台湾的“三农”问题，一直到今天。这就是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
这就是《读库》三年来给我的体会。至于说更具体、更细微的东西，我相信大家看这本书能够感受得到。我现在已经沦落成技术流，我更相信技术，怎么从技术细节上来实现一本书。如果大家可以感受到这本书技术上的小小进步，当然很好；如果感受不到，更好。
柴静：六哥讲讲你所说的技术怎么理解？
张立宪：如果讲起来，恐怕就要开一学期的课了。怎么实现稿件的配置和版面的呈现，这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
柴静：拿出细节来说说。
张立宪：我昨天晚上刚去解决了一个技术问题。《读库0806》的头条是写一个老画家王叔晖，中国工笔仕女画的巅峰人物。老太太终身未婚，抽了一辈子烟，画了很多美好的仕女形象，《西厢记》、《红楼梦》、《孔雀东南飞》，都是她的作品。老太太一辈子不喜欢拍照片，也没什么人采访过她，写过她。后来一个读者在网上告诉我有一篇文章叫《王叔晖传略》，强烈建议我找到这篇文章的作者。几经辗转，我找到了，才知道网上流传的这篇文章是一个删节版。这个人是王叔晖的徒孙，王先生在北京租房的房东，是这个人的祖辈，他每天都要去找老太太请安、搬煤球、学画，几乎是对王叔晖了解最多最深的人。他把他的足本给我看，两万多字。这篇文章真的是不可多得，像王叔晖先生这样值得纪念和留存下来的人，这篇文字几乎是不可复制的。作者自己也说，再没有别人这么接触过老先生。我在和他编辑沟通的过程中，又对文章中的很多细节做了讨论。我们想把王先生更多的作品展示出来，除了这篇文字，她的艺术成就也同样重要，我们要在《读库》里把当年她画的精美绝伦的工笔画印出来。昨天我先去作者家里搜罗他手头王先生的画稿——她当年的手稿已经流失了，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不同版本的连环画等出版物。我们就不同版本的印刷工艺和细节对比了半天，王先生画画的一个特长是“丝”头发——“丝”是动词概念，但我们大部分的印刷品都体现不出头发那种丝丝缕缕的精微感觉。我们就找不同的版本，有的可能印得好一些，但是纸是透的，有的纸好，但是质感完全不值一提。昨天做了很多这种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我又通过关系，找到了挖掘、整理连环画的上海大可堂公司的老总。在座如果有连环画迷，应该知道大可堂，他们整理了很多经典的连环画，用宣纸线装印刷。我找到了他们的老总，希望他们能够提供他们手里的最好版本。
从读者提供线索，到找到这个作者，和作者就稿子进行交流，想尽办法在版面上有个比较理想的呈现，这个过程其乐无穷，享受无穷。
柴静：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你说的乐趣，大家听的时候觉得你花了很多的心血。
张立宪：一个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有苦和累的感觉。在我生日的那天，喝完酒，我和柴姑娘在回去的路上，我和她交流的是做编辑的快乐。我拿到一个好的稿子，我会有一种……一个人终于有一个好吃的东西，要留到最饿的时候，最想吃的时候，再把它捧出来。我拿到一个好稿子后，会非常兴奋地藏起来，像自己的一宗财宝。有时候在外面做了一天很烦心的事儿，想到家里有篇好稿子等着我去编，就觉得路上有了奔头；或者把一篇好稿子一直养在那里，等到自己精力最好、最有状态的时候来拾掇它，那种等待的感觉也是很美好的。
柴静：那天我问六哥，你写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做了《读库》的编辑，哪一件事更让他感到快乐，他说是《读库》。
张立宪：《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是一种非常随意的写作。写的过程中，我也没有拿自己当一个作者一个作家，后来卖得不错，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作家，或应该当作家。我认为自己的第一职业——也许是唯一的职业，就是一个编辑。我会为编辑生涯中种种的年少轻狂而感到忏悔，现在来还债。我编过很多书，很多很烂的书。我很多的编辑理念和手段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我在一边学习一边还债。这种感觉很快乐，一个改过自新的人，很快乐。
柴静：《读库》所有稿子中，字里行间你要花费很多的心思，但是这些文章和你没有关系，作者不是你，创作者不是你……
张立宪：这个不重要。《暗恋桃花源》可能有一万个人看过，但可能也就一千个人知道赖声川吧，可能知道金士杰、知道丁乃竺的人就更少了。《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出版之后不属于我，《暗恋桃花源》演出之后也不属于赖声川。我们看《读库0605》，上面印着《暗恋桃花源》的这么多职员，比如“身段动作指导”，台湾版是刘光桐，大陆版是严锐，有人知道他们吗？但是这部戏让大家很享受，这群做戏的人也很享受。
柴静：如果仔细看《读库》，会发现很多作者是大家很不熟悉的，你是怎么样把他们从沉船中挖出来的。
张立宪：鱼找鱼，虾找虾，癞蛤蟆找青蛙。我们这个码头在吸引属于我们的戏班子，他们知道我们这里唱什么戏，他们一番献艺之后也丰富了我们的码头，我们的观众也知道要唱这种戏。我们一开始，就努力排除那些很有名的人。
柴静：为什么？
张立宪：因为我觉得，第一，很有名的人，他已经被掏空了；第二，因为他太有名了，他给《读库》写，也可以给别人写，《读库》上的东西，对于他绝对不是唯一的，不是最好的；第三，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不稀罕看到这些东西，不在乎他们的名气。我的这个判断从一开始就很坚定，所幸大家支持了我。
看《读库》的人
柴静：我们现在可以说说看《读库》的人了。
张立宪：看《读库》的人……怎么说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东西，你一听就知道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喜欢看严歌苓小说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开宝马的人，你就知道那是一个车技不好喜欢撞人，超级有钱还喜欢赖帐的人。比如说，在现场观看过奥运会开幕式的人，这也是一类人。我曾经在奥运会期间看过一些人的博客，凡是去现场观看过开幕式的人，他们都焕发出一种奇怪的共同的味道，不得不把他们归为一类人。
我也希望所谓“看《读库》的人”，我们也会有些共同的奇怪的味道。
现在每期《读库》我们开机印一万多将近两万，直接在我这里购买的人大概将近一成。剩下的一万多人，在其他书店购买《读库》，这些人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会看我的博客，会索要《读库》的00号。我只说直接与我发生关系的这一成人，这些人也是开始扩容的，从一开始的几百人，慢慢到上千人。前两年，每一本书，都是我一个个用圆珠笔抄在信封上寄出的。我在抄地址的时候就会想，“朝阳区国税局”，这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会遐想，这小子下了班，是回家躺床上看《读库》呢？还是去豪华饭馆腐败呢？
三年来，我的邮箱里存着几万封信，每天会有几十封，读者的一些事情也会和我讲讲，也参与到我通过博客发起的一些事情中。通过这些，我对这些人有了一些大概的了解。
看《读库》的人，首先来说，他还是一个读书的人。
读书的人，不是读书人。我对读书人有一种偏见和恐惧。所谓读书人，他们读过的书成为他的一种心理优势。我见到很多读书人，他们活得很不快乐，他们的唯一目的是万般不情愿地买一本新书，然后给这本书挑毛病，也包括给周围这个世界挑毛病，看所有的人都不顺眼，像一个怨妇一样批判现实主义。还有一些读书人，当年读书现在已经不读书了，他们已经很难接受新的东西，生活的目的好像一切都是虚无的，不值一提的，这个不值得高兴，那个不值得赞叹，做什么事情都是不对的，摆出一种清冷孤高的姿态。
我相信《读库》的读者不是这一类人。
柴静：就是读书的人。
张立宪：就是还在花钱买书，还在老实看书并享受读书这个过程的人。
当然我认为买一本于丹老师的书，买一本易中天老师的书，也不叫读书的人。他们叫看电视的人，看电视不过瘾才买书。“读书的人”的概念好像还需要我们好好的理顺。
还有一个特点，对于我们的读者来说，其实读书并不重要，人生其实也不用读那么多的书，重要的是自己的生活，包括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事情。我刚看到香港一家杂志的访谈，采访北京的一个维权人士。他说，他这几年来，和各个层次的警察打过交道，和片警打过交道，和区警打过交道，和市警打过交道，和国警打过交道。按照他的说法，国家级的警察是最狠的，经常把他绑在椅子上往眼睛上连打六拳，打到他什么都看不见。这些人都有很多的学识很高的学历，看过007年的电影，知道这么打人很酷。我看到这个访谈之后，不是气愤，而是非常痛心，如果一个中专生，没有读过什么书的人，做一个片警，对人可能还更尊重一些。而另外一些人受过高等教育，却总想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的人读不读书都是浪费。
有一个在我这里邮购《读库》的深圳的小朋友，当年还在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买《读库》。2007年，她毕业了，分到城管大队——我忘了是广州还是深圳的一个城管大队。她在给我的信上说，“您得相信一个看您博客和《读库》的城管不会是个恶城管”。是的，我相信，她作为一个城管走在大街上，能够对老百姓好一些，不至于推翻别人的小车，不至于对别人像牲口一样吆来喝去。这样的人就是好人。现在这个小朋友，我给她寄书的地址已经换成了某纪委。我相信是她自己优秀的表现得以改变了工作。我希望她能够在纪委的工作岗位上，把那些混蛋们都搞定。
这么些《读库》，有人愿意把《读库》都买齐，有人买一本也可以。读多读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天性中的东西。有一些天性上的东西，能够通过读书一下子激发出来，看到、想到自己原先看不到、想不到的东西，而有的人越读越狭隘，越读越刻薄，越读越自以为是，并且不快乐。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让他尽量少读一点书。我们的读者读《读库》，不是把自己读到固步自封的偏执的人，他们在生活中也是要面对就业的压力、职场的竞争，这才是健康并且有效的利用阅读。这是我理解的《读库》读者的第二种印象：读书能够让自己的工作、生活、内心的精神状态、情感生活更丰富，更有力，更理性，更沉潜，而不是相反。
柴静：六哥，你会不会觉得，读《读库》的人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会有点儿不合时宜？
张立宪：我不这样认为，我相信他们才是社会的中坚。我当年做过一个娱乐类媒体，我们在郊区包了一个度假村，把一些发行界、广告界的大佬请过来。大佬说你们这个媒体是办给谁看的？我就说是给高端人士看的，恩，四有，有知识有理想有权力有未来。哦，他们点点头，就去歌厅唱歌了。这“四有”不是说有就有的，也不是你说办给人家看，人家就来看的。
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我们的读者是“几有”了。在为灾区建屋募捐的时候，我接到一个没有署名的朋友的信，他向账号上汇了一万元。他信中说，“汇款的时候，银行的人用怀疑的目光反复问了我三遍，是否确认给您这个个人账号以捐款用途汇款。我确实愣过一秒钟，之后反而更坚定了对您，对这件事情的信任。钱是我爸妈的，但是我们全家商量的。希望能是一种支持，能尽绵薄之力。”看这封信，我相信这个朋友可能年龄还不大，但他是个有权力的人——能够为自己做出抉择和决断。
三年来，我看到一些读者非常可喜的变化。就像那个毕业后的小朋友从城管到纪委一样，这不就是“有未来”吗？《读库》不可能给大家提供心灵鸡汤，励志典范，也不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致富窍门，或怎么在办公室赢得上司的喜欢，甚至如何成为一个上司。但我希望一个人读了几年的书，读了几年的《读库》之后，能够焕发出一种更动人的光彩吧，或者说更独特的质感。
我自己是个偏执狂，对纸制品有一种非常偏执的喜欢。一本书如果做得很好，书脊很工整，装订很整齐，印刷很秀美，我会幸福得直哼哼，摸到半夜，不忍心让自己睡去。但是现在纸制品已经很少了。有一本书叫《书店》，封面上印着一句话：我的理想是在一个小镇开一家书店。封底却印着：可是，那个小镇并不需要一家书店。
最近又有一条消息，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不再出纸质报纸了，他们以后只出电子版。记得我上学时，他们百年不变的报头上的一句话，“不伤害任何人，要帮助所有人”，还是我们的新闻格言。如今，却已经是没有什么人需要这张报纸了，不管是伤害，还是帮助。
但我依然相信，如果一个人能够从打游戏、K歌、MSN聊天中拿出点儿时间来看书，还是不错的。
柴静：和我们说说那些漂亮的本子。
张立宪：那是属于一个恋物癖的小秘密，我就想让它有，它就有了。这是一种技术上的实践，很享受。
柴静：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细节。在一个饭局上，六哥喝得稍微有点多。那个银灰色的《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做出来之后，给了我们人手一本。他又喝点酒，给我看了一个短信，一个出版界朋友发过来的。“对那两本精美至极的笔记书，同事均爱不释手，但问及是否有购买可能时，大都含混其辞。找了几个相当不错的出版商探求出版可能，均对其市场不很乐观，尽管他们本人很喜欢”。六哥问我，如果你去书店看到这个会买吗？我脱口而出说，会啊。他说，知道你不会的。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喝了口酒高兴起来了，他说，做一件事情我喜欢，而且行有余力，就够了。
张立宪：编《读库》，对我来讲是战战兢兢不敢怠慢，但做这个本子，则是茶余饭后的一种享受。看到它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出来，一遍遍地修正缺憾，减少瑕疵，确实其乐无穷。那些出版商和发行商，他们觉得那个本子卖不动，那是他们认为，我们已经有这么多人都有了，我们要证明，他们错了。
柴静：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这么做事，你就像古代做手工艺的老匠人。
张立宪：真的不是。认真做事情的人很多，因为他们自己得到的享受，已经不屑于向周围的人展示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不到。
说到这里，我要继续说我所总结的《读库》读者群体的另外一个特点。怎么说呢，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沉默的人，一些不怎么爱说话的人。今天的聚会柴静姑娘来得早，她看到楼上沉默得像一块金子一样。
柴静：大家互相坐在这里，不怎么搭讪，各自拿一本书来看。
张立宪：我一度非常绝望。我记得大概是几年前，有一次新浪网搞了一次抵制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签名活动。你只要一上MSN，朋友就发来连接，“是中国人就去签”，我就去看，想签但是后来没有签。因为我看到一些人非常认真的签下自己的名字，然后忽然有人签一个：“我操日本女人”，类似这样的签名还不是少数。我对这样的同胞感到耻辱。签名活动本身的设定就傻到流鼻涕，制定一个很不严肃的规则，不用承担任何后果的签字，那么草率的签名，有什么力量呢？还有这样的人，签这样一个图一时之快的名字，伤害你的同胞，甚至你的对手都会鄙视你。这样的签名，签十三亿，签二十六亿，都不会被尊重。我非常失望，以后坚决不再来。
还有去年周正龙老师的事。某天晚上，朋友给我一个连接，一家摄影网站的论坛上发现了那张年画，那个贴子巨长，跟贴都好几百页。我一页一页地看，一直到天亮。我非常难过，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耗费了我一晚上的时间，还有很多中国人一晚上的时间，以及很多中国人好几个月的时间，真是没天理了。
但是在我们小小的乌托邦里，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落里，还是能让人看到希望的。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证明“无”要比证明“有”难得多。你要证明你有钱，很容易，但是怎么证明你没钱？你把自己脱光了也不能证明。证明一个人说话声音很大很容易，但是怎么能够找到那些不说话的人，不愿意发出声音的人，很难。
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彼此发现了。
柴姑娘刚才问，你的读者怎么来的？就这么来了，大家就彼此知道对方在那里，然后就过来了。阿城写过一本书，叫《常识和通识》。如果我们这个群体具有很多起码的常识的话，很多东西就不用费那个精力了。我们现在看，每天晚上要写好几千字的博客去论证的问题，就是一个常识。牛根生是好人还是坏人，这需要论证吗？
通识，就是大家在最大程度上达成的共识。地震之后，我们为灾区建房子募捐，很多朋友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一大笔一大笔的钱汇了过来。我们的通识是什么？就是我们用不着举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支票去开新闻发布会，告诉别人看我多能捐。我们不用让灾区人民知道，柴静捐了多少钱，严歌苓捐了多少钱，也不用说你怎么才捐了五十，瞧我捐了五百呢，需要吗？
在豆瓣有一个《读库》小组。前些天有一个人在里面发言，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有一个梦想，我特别希望这个帖子不要有人去理他，不要去和这个人做一些口舌之争。我知道这个梦想很难实现，因为这个小组的用户有两千多人，其中也有很多唧唧喳喳的小朋友在里面喜欢说话，并且你也不可能发布一个通知希望大家如何去做，这种刻意的做法也不是我们的行径。这个小组里几乎没有帖子不被跟贴，没有帖子不被讨论，面对这个贴子，大家能不约而同地集体保持沉默吗？我的这个梦想啊……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我的这个梦想实现了。
曾经的这一天...
老六给我一种我很想亲近，阅读其思想的感觉。
强烈呼吁阿小名发见面实录上来以飨读者。
我这回回去，想订它一套，并参观鹦鹉的书屋----如果有时间的话。
最近我最粉的是老六他们的朋友，鹦鹉师弟，网上绰号众多，桌子，249，身份最著名的，是〈士兵突击〉编剧（你知道我迷这剧一年半多了，最近二次中毒得厉害）。他要出本新书，〈我的团长我的团〉的剧本，据说有可能有签名本。我想这次回去趁机会搞一本。
歌儿同学你确定看到的“肥头大耳”是老六？我觉得这词儿放鹦鹉身上更合适。
我不是所有不该粉的都瞎粉，也不是所有该粉的都不粉。
我圣诞初步定下来回北京过了，争取去买几本好书来看看，顺便看看是否可以买到读库，也许读了读库，我就能粉老六了。现在还不行，老六的照片看过，太肥头大耳了，不合我的视觉胃口。:)
据他说老六是他的熟人，我就算是老六的间接粉丝吧，有啥好处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