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落花，生命常青
转载一篇文章，谈中关村的历史。
1956 年春，我父亲所在的语言所从城里翠花胡同搬到中关村新址，我们家也同时和语言所其他人家搬迁到此。当时语言所所长是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副所长是后来的语言所所长吕叔湘先生。他们到中关村，分别住到 14 楼和 15 楼。住进 15 楼的还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原来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的好朋友陆志韦先生。解放后，他就到了语言所，是所里为数不多的一级研究员之一。还有一位老夫子，原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郑奠，也住在15 号楼。我父亲和他们相比当时算是“中青年知识分子”，资历无法和那几位先生相比，我们的家，分到了 3 号楼。这个 3 号楼里，住着十几户语言所的人。我们那个第四单元，一共 3 层楼，我记得住的全是语言所的人。
有一天，父亲带我去罗所长家，他家住在 14 号楼东面那个单元的一楼西侧。他是我父亲从前北大的老师，我们去他家的次数较多。一进门就见到罗所长和一位老人坐在客厅，我父亲走到那位老人面前问候：“舒老好！”这位舒先生很客气地站起来和我父亲握手，看来也和父亲很熟。舒先生眉目慈祥，看到我，就微笑地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上学，几岁了？我小声地回答着，然后他把我拉到他身边，叫我和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顺手从桌子上盘子里抓了一颗糖，剥开，递给我，我也就不客气拿过来放进嘴里。随后，罗先生、舒老和我父亲就聊开了，我也假装注意听。不知怎么他们聊起了圆明园，我父亲告诉两位老人，我就在圆明园里的一所中学上学，刚从那里找到些碎瓷片，可能是当年圆明园的。那位舒先生一听很感兴趣，问我怎么样的瓷片？我说不明白，告诉他，瓷片就在家里，我去拿。我从家里把四五片瓷片拿来，他们举起来细看了一会儿。舒老说，看来是当年圆明园一块瓷屏风的碎片，你们看有很精细的镂花。又拿着一片瓷片对我说，你看这上面还有当年火烧圆明园留下的烟熏痕迹。东西不值什么钱，可很有价值，你要留好，这是侵略者罪恶的物证。我忙点头说，记住了。
从罗所长家出来，我就问父亲，这位舒先生很有学问吧？父亲说，他就是老舍呀。我吃了一惊，原来这位大作家还那么和蔼可亲。我牢牢记住了老舍爷爷的嘱咐，一直珍藏着那几块瓷片，在我心中，这些东西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这是我拾自圆明园的瓷片，下面左边那片还残存烟熏的痕迹。上面瓷片的后面有我父亲的题字；“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周伯昆拾自圆明园废墟”。
此后不久我又见到老舍爷爷了，这次不在罗所长家，而是在语言所的会议室，那天罗所长的儿子结婚，借这个会议室举行婚礼。我去得晚，里面坐了不少人。正张望，就发现老舍爷爷在那里向我招手，我高兴地走过去，他又让我坐在他旁边。桌子上很多喜糖，他悄悄对我说，抓点，多抓点，回去慢慢吃。我抓了一把放进口袋，老舍爷爷也抓了一大把，塞到我的口袋里。他笑着对我说，喜糖，多吃多喜。后来，他忙于应酬，没有再和我说什么话。那次婚礼是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先生当司仪，一场极其热闹喜庆的婚礼，让久病的罗所长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我也开心极了。
某日，我们正要吃晚饭，就见陆志韦先生叼着一支香烟，到我们家来了。这位大学者手里端着一只小碗，进门就说，好东西，大家都尝尝。把碗放在桌子上接着说，这是一位苏联朋友给我的里海鱼子酱，珍贵得很，给你们一点。说完抱拳再见，下楼走了。什么好东西，值得陆先生从 15 号楼亲自送到我们 3 号楼？于是我们就坐下品尝。我把那黑色的珍珠般大小的鱼子放进嘴里，抿破，极腥的一股味道就冲出来。本想马上吐掉，一想那么珍贵，还是把它一口吞掉，急忙大口吃饭把腥味压了下去。看看父亲母亲和妹妹他们，也都皱着眉头，不敢恭维。于是再没人敢动筷子，推到一边。那时也没有冰箱，没过几天，我就发现鱼子颜色有点变化。我们又舍不得倒掉，我提议送给我的同学岳器家的猫咪。大家都说，只好这样了。我把鱼子酱端到 7 号楼岳器家，他家的那只大白猫立刻将那小半碗里海鱼子酱添了个精光，还喵喵对着我叫，似乎说，妙极了，味道好极了，还有吗 ?
过了几天我正在 15 号楼前面和小朋友玩，陆先生下班看到我，就问，鱼子酱好吃吗？我老实告诉他，太腥了，我们都不敢吃。他说，那你端回来给我呀！我爱吃。我只好说，给猫吃了。陆先生一听，眼睛瞪得老大，把嘴里叼的烟拿到手里说，怎么给猫吃啦？真是乌龟吃大麦，糟蹋了！你知道黄金好得，里海的那种鱼子酱难求呀！猫真有福气，说着摇摇头走了。可我觉得它真的不好吃，于是我很奇怪地想，是不是陆先生是属猫的？那种鱼子酱真那么珍贵？也许是陆先生夸张。
最近上网，偶然看到里海鱼子酱的消息，都贵得吓人，其中有一种叫白鲟鱼的鱼子酱价格竟然达到 5000 美元一公斤！猛的想起 50 多年前陆先生送我们鱼子酱的轶事，他真没有夸张，即使那时鱼子酱没有现在那么贵，也并非白鲟鱼的。现在想来，岳器家的猫的确有口福！
吕叔湘先生个子不高，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我知道他写了很多语法方面的书。虽然我的父亲也是搞语言的，但我对语言这个领域一点兴趣也没有，更不喜欢语法。所以，我比较怕见到吕先生，见到他，总是远远躲着。要是他问几个我正在学的语法方面的问题，我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们初二当时有一门语法课）。
有一天，忘了是那个所（不是语言所，语言所比较小，没有放电影的机器），要放映英国的原版故事片《百万英镑》，语言所的人都去看。这片子虽然也算内部片，但限制不很严格，我父亲就带上我。我从来没有看过英国电影，很高兴。
电影开始前，我见吕先生站起来对大家说，因为是原版电影，怕大家听不懂，今天就为大家当现场翻译。我奇怪了，吕先生是研究中国语言的，怎么懂英语？电影一开演，吕先生就开始翻译。电影的对话极快，吕先生的翻译几乎与对话同步，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就这样给大家现场翻译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电影结束，真把我惊呆了。原来吕先生的英语水平如此之高，真是我没有想到的。像吕叔湘先生那样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中关村真不知道有多少！这以后，我对吕先生就更加敬佩。见面我也不害怕了，而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主语谓语之类的问题。我上高中以后，他知道我学英语，还特别题词送了我一本他早年写的书《中国人学英语》，虽然书中还是讲了不少语法，但似乎听到吕先生娓娓道来，让我倍感亲切。
郑奠先生字介石，曾任浙大中文系主任。 1953 年左右到语言所，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我们家在城里就和他家住同一个四合院，我和他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搬到中关村，住在不同的楼，到他家去得就少了。他和吕先生一样，个子不高。早就知道他字介石，又是浙江人，我往往就把他和蒋介石联系起来，可怎么看他都不像蒋介石。他较胖，脸园园的，红光满面。架着一副眼镜，走起路来身体挺得笔直，一看就是一个很有派的学者。正因为如此带派，有一年科学院组织十一的游行队伍，要经过天安门。这位郑先生被选为科学院的领队，非常神气地带领科学院的队伍接受了检阅。他的形象一时成为中国科学家的典型，而被大家称道。
这几位学者都是语言所的，所以我还比较熟。中关村里，那时住着大量中国科学界的精英，数都数不过来。我很小，不太关心谁是谁。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也不问父母是谁，自己也不会炫耀，如我的爸爸是什么家。我和许多住在 13 、 14 和 15 楼的小朋友玩过，除了几位特别出名的科学家外，我到现在也还不太清楚，那些小朋友的在父辈的名字。如我和 14 楼一位叫邓煌的小朋友，有一个时期成天在一起混，而我始终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直到前几天，中关村人告诉我，我才知道邓煌的父亲是著名的真菌学家邓叔群，像这样的例子一定很多。说到邓煌，又引出我一段回忆。
到中关村不久，我受周围小朋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集邮。在中关村那个得天独厚的环境里，我们可以收集到各种各样的邮票。完全不像现在集邮的商业化运作，我们都是相互交换邮票，从来没有金钱的交易。如用一张清朝的龙票，换一两套苏联的功勋章邮票会有的；但没有人给哪张邮票标个价，私下买卖的。我那时还不认识“中关村人”那位小“集邮家”，但我认识邓煌，他的邮票也不少，我常常到他家里欣赏他的藏品。他特别能聊，天南海北似乎无所不知。邮票上的人物，景物和动物哪怕是武器，他都可以头头是道说来，我非常钦佩他。我的邮票册子和他的相比真是拿不出手，因此有一种强烈愿望，想方设法以各种手段让自己的集邮册鼓一些。那时，北京好像只有东华门大街离东安市场不远，有一家集邮公司，卖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有时，父母给我些零钱，我就攒起来。等到星期天借口到城里看老同学，就去那个集邮公司买点心爱的邮票。我都是走去走回，为的是节约几毛钱，多买几套邮票（当时的邮票都非常便宜）。可是光靠买，一没有那么多钱，二许多邮票也买不到，还要靠自己收集。
邓煌不知怎么知道陆志韦先生是个大集邮家，就建议我问陆先生要点邮票。我的胆子不大，可为了邮票，我豁出去了。我敲开陆先生的们，走进他乌烟瘴气的书房，开门见山说，陆伯伯，能给我几张你不要的邮票吗？陆先生抬头望我着说，邮票？有，我有好几箱子呢！说着指了指书柜上的几个大皮箱说。我高兴了，给我几张吧，给我几张吧！陆先生哈哈大笑说，你来晚啦，我的全部邮票都给人了。我问什么时候的事？他说，刚解放时的事。我扫兴之极，突然无师自通，冒出一句特别不时宜的话，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刚一出嘴我就后悔了。谁知陆先生一点也不恼，再次大笑，哈哈，我算什么骆驼，死老虎，死老虎而已。我真没有邮票了，不信，你翻。我怎么翻，只好对他说再见。
再次到邓煌那里，他想了想说，二楼钱学森一定会有邮票，他刚从美国回来，别的邮票没有，美国邮票肯定有。别的科学家我不知道，钱学森的大名我怎么能不知道？他还刚刚得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呢，电影新闻简报里我看到过报导。我也知道他就住在 14 楼，有时还看到他夹个皮包进出楼。我一听又高兴起来，决定找钱先生要邮票（现在想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1957 年好像 14 楼还没有暗中保护措施，就是有，谁也不管我们这些小破孩。某日我从邓煌家的一楼窗口看到钱学森先生走回来了（那时他和大多数科学家一样，都是步行上下班，很少乘小汽车）。我就跑到楼道，迎头对钱先生说，钱伯伯好！他笑着望着我，点点头，说好好，就上楼。我又说，钱伯伯，你有美国邮票吗？我集邮，想收集一些。钱先生停下来，还是非常和蔼地微笑着说，哦？小集邮家？那好你跟我来。我跟他上楼，他顺便问了问我叫什么名字，何处上学之类。我就稀里糊涂跟着钱先生进到他家。这是和邓煌和罗所长家完全一样的房子，到他的书房，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摞信，看了看，找了把剪刀，把几封信有邮票的信角剪了下来。又找了个用过的信封，把邮票装到里面，递给我说，这几张给你吧，小集邮家。我高兴地接过，说了声谢谢就往外跑。突然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又转头问钱先生，对了，邮票英文怎么说？钱先生告诉我， STAMP 。我这才兴奋地跑了出去。当然英文邮票怎么拼写我不知道，但这个词的发音，我一下就记住了。我现在回想，我知道的第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STAMP ，那是钱学森先生告诉我的。
后来我就很少见到钱先生了，我上高中后再没有见到过他。据说他接受了重要的任务，也不在中关村住了。虽然钱先生给我的那些邮票现在也不在了，但他总是微笑的样子常浮现在我面前。我祝愿钱先生健康长寿！
文化大革命时。邓书群因是邓拓的哥哥而首当其冲被抄家。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轮番抄，走了一拨又来一波。我进去看过，邓书群静静的躺在床上，已经对那些人无动于衷了。
还看到过10号楼一楼的阳台1上。文革中上吊自杀的人。真是往事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