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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回顾(四十三)- 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 - 赵维志

(2008-10-26 08:22:49) 下一个

下面转载赵忠尧的大女儿赵维志回忆她父亲的文章:

(原载在解放日报1998-7-24 

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

赵维志

        看了光明日报刊登赵启正先生等所著《一位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对父亲赵忠尧的深深思念。我把父亲的论文选集放在书桌上,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相片,陷入沉思。父亲曾有过怎样的理想、抱负?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业救国”,他把在国外读书节省下来的钱在德国买了一台铅芯机带回上海,制造出了我国的长城牌铅笔。为了“教育救国”他把所得何梁何利基金奖全部捐献给有成就的青年科学工作者。

        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于今年63日把由中国等国家合作研制的阿尔发磁谱仪(AMS)送上太空,其任务是寻找宇宙中的反物质。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反物质是正电子,父亲正是第一个捕捉到正电子的科学家。

       早在1929年,父亲就发现了“正负电子湮没效应”的实验现象,但在理论上的解释晚了一步,就被后来做出实验的西方科学家安德森捷足先登,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奖。父亲为此颇感遗憾。此后在实验的同时又加强了理论学习。多年来一直如此。

       父亲从未在晚上11点半以前睡过觉。可在那批判科学家的“特殊”年代,看红皮书绿皮书(物理评论)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理论脱离实际,而且此人还看洋书。可父亲却始终不渝地坚持学习,因而我的妹妹维勤也步了父亲的后尘,从事了原子核理论的工作,现在已是带博士生的正研究员了,父亲为此而十分欣慰。

        搞实验的人一定要会动手。在我们家,从维护自行车到修理各种电器,都是父亲亲自动手。父亲要求我弟弟维仁在上初中时,就学习拍照片,拆装收音机等。弟弟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后,从事计算机工作,现在也是高工了。

        父亲很重视培养青年科技工作者。五十年代我们家住在中关村时,周末或节假日,父亲就要请组里的年轻同志到我家来聚聚。谦和热情好客的母亲就准备一些瓜果及小点心,让大家放松一下。师生融洽,一起切磋学术上的问题。有时也做一些消遣性的游戏,解九连环、打桥牌等。近八十岁时,他老人家召集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说要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讨论一下他的研究重点:内容有高能加速器等,我们都大为惊讶,而又十分钦佩。

        父亲生活上也是勤勉简朴,他从不抽烟,喝酒,暴饮暴食,也不吃零食,而且比较注意运动。他夏天游泳,冬日滑冰,还爱爬山,喜欢骑自行车。在清华园,他骑车;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骑车买菜、买粮,送我上学,还推车带弟妹出大西门“躲警报”。敌机轰炸春城频繁时,西南联大部分教职工疏散到离城较远的乡间去住。这时父亲要骑车十几里地到系里去授课。一次他骑车带我进城,返回时可能是因为太劳累了,还是我长大了变重了,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父亲数次从后座跨腿上车,均未成功,最后只好推我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再也不让父亲骑车带我了。我感到自己长大了,再也不能加重他的负担了。我也永远忘不了,从这天起我告别了童年。而父亲又挑起骑车带弟妹的担子。直到父亲70岁那年,我们全家总动员,才缴了父亲自行车的械。

        说到自行车,记得1992年在高能物理所举办的庆祝父亲九十寿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李政道博士还曾风趣地说:“那年在昆明,我去文化巷赵老师家讨教专业方面问题,正好碰上赵老师用自行车推了一箱自制肥皂准备去送货。和赵老谈完回家后我就想:搞实验物理的人还得自制肥皂,推自行车送货上门,太辛苦了,我还是搞理论物理吧!看来我还真是选对了,有了今天的成就,我还得谢谢赵老呢!”

       199510月,何梁何利基金委员会奖给了父亲10万港币的奖金,还有鲜花奖状,父亲十分高兴,并把它全部捐献给了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作为科学基金,以奖励有成就的青年。

        父亲93岁时,耳朵还挺好,手脚也还灵活,只是视力大不如前了。多角度转动台灯,连小放大镜都用上了,这对于和书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来说,真是一件苦恼的事。他那仍渴望多看点书的心情和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

        父亲离我们而去了,您老人家永远活在儿女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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