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光琰之死：1950年响应号召回国 文革全家自杀（一）

下面转载曾在中关村15楼315室居住过的后系北京市前副市长白介夫的回忆文章《萧光琰之死：1950年响应号召回国 文革全家自杀》，原题为《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摘自《亲历记：走向1949》吴思编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分三次转载）：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 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 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 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 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 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 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 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 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 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 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
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 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 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 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 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 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 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 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 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 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 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 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 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 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 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 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 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 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 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 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 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 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 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 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 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 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 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 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主席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 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 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 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 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 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 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 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 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 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 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 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