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人
描述中关村的人和事.
下面是童第周先生的第三子童时中先生提供的缅怀父亲和母亲“难以忘怀的想念” 的最新修改稿：
难以忘怀的想念
父亲虽已逝去近30年，但他的治学为人之道，却时时萦绕在我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
八十年代初，我去天津出差，惊奇地发现在某个企业的一面墙上赫然写着“思想要奔放 工作要严密”二行大字，落款为童第周。当时行程仓促，匆匆把它抄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的谈话，发表在
父亲非常勤奋好学，读书对他来说如同吃饭穿衣一样重要。记得在他晚年, 有一次晕倒在办公楼的楼梯上, 经医生诊断认为是由于血管硬化和劳累所致, 建议他卧床休息。然而,他是享不惯“清福”的人,在床上躺不住,要起来看书,但看几分钟就头晕。那几天我看他坐立不安, 问及原因, 他说: “不能看书是最痛苦的事”。于是他将看书的时间化整为零,但就是离不开书。在平时, 买书是他的一大爱好，他经常去外文书店，与经理很熟，经理常把新版的生物学方面书给他单独留出。文革期间，他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进了“牛棚”。家从中关村14楼4室一厅的房子里轰了出来，最后被迫迁移到一间仅有
父亲常说：“世界上没有天才，天才是用劳动换来的。” 在科学界，再“正确”的理论和设想，如没有实验的验证是不予认可的。从事实验胚胎学的研究，需掌握极其精细的实验技术，父亲是一位实验高手，早在比利时留学时，就因攻克了难度高的剥除青蛙卵膜的手术而使欧洲同行惊叹。抗战时期在四川某大学的一次科研成果展示会上，展出了由他嫁接的、能在水中漫游的双头金鱼，而引起轰动。在他晚年进行核质关系研究时，已是七十高龄的人。我曾问过父亲：“你已七十多岁了，在显微镜下做细胞核移植这种精细手术，手不发抖吗?”他说：“经常做这种工作，已习惯了，熟能生巧嘛。”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战斗在科研第一线苦练所造就的基本功，在七十余岁时仍能运用自如，可谓是“宝刀不老”。金鱼一般在早晨六时产卵，实验是一批接一批地进行的，往往要工作到下午一、二点钟，一口气就干八、九个小时；做完实验，匆匆回到家，喝下一碗稀饭(他胃不好，这是他经常的饭食)，又匆匆赶回实验室，观察胚胎发育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一天下来连中年人都叫苦不迭，更何况是七旬老人。看到他劳累一天下来的疲惫神态，我们子女们都心痛地劝他：“年纪大了，要多注意身体，指导指导就行了，具体工作让学生们去做。”但他总是摇摇头说：“我自己不动手，就弄不清问题的实质和症结所在，怎么去指导人家?不亲自实践，就不能获得真知。” 他认为：“科学家不亲自动手，便成为科学政客了！”
在“四人帮”横行的疯狂岁月中，他被关进了“牛棚”。其罪名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人物，甚至还莫须有地加上“漏网地主”、“里通外国”、“镇压学生运动的刽子手”等罪名，进行心灵上和肉体上的折磨和摧残。从“牛棚”出来时，他脸部浮肿，步履蹒跚。但他很少向人谈及这段经历，而是迅速投入到日思夜盼的研究工作中去。当时社会还很乱，所里的人，不是忙于“闹革命”，就是接受“改造”，没有做研究工作的气氛。一整套工作无人帮忙，实验用的小白鼠，由父母二人自己饲养，还要为小白鼠配饲料。后来其他人才陆续参加进来。在1974年，随着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刮起了大反基础理论的妖风(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他和他的研究工作又成了攻击中心，被迫暂停。在这个时期，他饭吃不下，觉睡不好，血压在上升，从医院带回了一张又一张的诊断书。我们知道，不让他干工作是最令他痛苦的事。这个时期他话很少，周围的人既为他的健康担心，也担心他能否经受得住这样的打击。在北京无法继续开展工作了，他决定离开北京，带着课题组部分人员到外地去“开门搞科研”。“他们这样搞无非是不让我们工作，那可不行，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干我们的。”
父亲非常推崇毛主席提倡的“百家争鸣”思想和方针。有一次，一位某大学的生物系主任来访，他们在一番寒暄之后，两个人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切磋和探讨，我虽弄不明白，但听得出在某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气氛是那样的热烈和亲切，留吃午饭后才分手。过后我问父亲，在学术上他和你的见解好像不一样。他说，是不一样，在科学研究上，由于对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常存在一些不同的见解和学派，而遗传学问题又是自然科学中争论最多的学科，例如，在核质关系上，遗传学和胚胎学两家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学术上的交流和争论是有益的，可推动研究工作的深入，收到取长补短、互相提高的效果，否则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
父亲考虑问题的思路非常开阔，他经常强调一个人的视野不能太窄，要注意学习和运用相关边缘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在我国拨乱反正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请父亲去讲学的地方络绎不绝。记得有一天，我听到广播中报导父亲在某地讲学中大谈学习辨证法的重要性。我为此问父亲，人家想听你讲生物学的发展，你为何谈辨证法?他说：“唯物辨证法是一种普遍真理，一个人不应只把自己的思维局限在某一学科或专业之内，辨证思维方法对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是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而这一点恰恰为许多科技工作者所忽视。”他接着说：“在解放初，华岗同志(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指导我读唯物辨证法等书，对后来研究工作很有启发。科技工作者懂得辨证法，可以减少研究工作中的片面性，少走弯路。我是想把自己运用辨证法的心得体会告诉大家。”他对哲学的运用心得，汇集在他所著的《生物科学与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0)一书中。
七十年代初与美籍学者牛满江的合作把他及他们的研究小组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纯学术上的置疑，他并不介意，因为这本身就是研究探索性的工作，但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和挚肘是他最头痛的，使得他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父亲为人低调，不喜欢宣传张扬，而媒体对他的采访和宣传越来越多，使他感到非常不适应。他一再声称“我现在迫切希望不要把我宣传得太多，越宣传压力越大，反而做不好工作”。有一次他竟然冒出一句使我吃惊的话，“看起来我可能要倒霉”。事实正如他所料，在他去世之后，他们的研究小组申请课题经费遇到了麻烦，同时学术杂志上对父亲核质关系的研究也提出了置疑，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文章中使用的词句远远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这种令人压抑的气氛，我们作为子女也多少能感受到。直到1996年英国的克隆羊多莉诞生后，情况才慢慢有了转机，对父亲在克隆和核质关系方面的研究才逐渐被认可。
父亲对人对事的认真态度有时似乎给人以严肃有余的印象。实际上他平时平易近人。作为教育家，他在大学任教多年，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生物学人才，并持续地关心着他们的工作。但他从来不以老师自居，而以朋友相处。他曾说：“一个人不可能永远是
父亲小时候，在我爷爷（前清秀才）的私塾中受过正统的中华文化的熏陶。他常喜欢用一种特定的韵律来吟诵古诗，有空时还要作一些古体诗，来抒发情感，我们目前收集到的就有30首。有抒情的，也有咏志的。例如，在文革期间身陷“牛棚”中的诗《示儿》：“仿陆放翁：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恨未见城乡同。桥梁通往天堂日，欢呼勿忘替乃翁。” 抒发了他当时的心境：虽身处逆境，但仍关心国家“城乡同”的大事，并且以“欢呼” 表述他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在粉碎“四人帮”后写的《有感之二》“年华似水向东流，转眼已过七十秋。壮志未随白发衰，事业岂因‘臭九’休。”“我亦枯木遇春风，意气飞扬与众同。誓将余生献祖国，共为科学攀高峰。”（《诗刊》1978－2）。则表达了他在第二个“科学春天”中，仍念念不忘攀登科学高峰的决心。他喜欢听京剧，在家里买了许多京剧的唱片，春节在人民大会堂的新年联欢会上，他总是去欣赏京剧名角的戏。到北京之后，他还喜欢上了中国字画，节假日一有空他经常光顾北京琉璃厂的文物一条街，因经济条件所限，名家精品买不起，但价格适中的还是陆续买了一些，在客厅中轮流挂出，他在看了一本中国绘画史后跟我们说，三国武将张飞，居然也是一位画家，看来三国演义的描写有些过份典型化和夸张。我的二伯父工作于中华书局，专注于对唐代作家韩愈的研究，于1969年去世，留下了大量手写的文稿，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将这些对古文的研究视为“四旧”，属“横扫”之列，他的子女感到难于处理。父亲认为这些研究成果颇有价值，尽管当时自己已是自身难保，但还是把这批文稿接了过来，并请有关专家审阅、校订，还请人重新抄写，把这批珍贵的文稿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其中《韩愈文选》于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5年第二次印刷，总发行量近13万册；《韩集校诠》（上、下册）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在回忆父亲的同时，总是时时呈现出母亲的形象。因为她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更令我们全家肃然起敬的是，她还是一位只知默默耕耘，却卓有成效的科学家。母亲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还是我父亲几十年科学研究生涯中配合最默契的合作伙伴。她还满腔热忱的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她历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民盟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协助父亲成就事业，是她的最大心愿，为此她甘愿付出她的一切。为了使父亲在攀登科学高峰中无后顾之忧，她成了父亲最得力的“后勤部长”，家里的一切都不用父亲操心，不仅对孩子们的生活、教育做出全面适当的安排，甚至父亲的衣食住行和起居，也安排得妥妥贴贴。为调理有严重胃病父亲的饮食，她费尽心思。春天为他炖童子鸡吃；父亲喜欢吃一些如红薯、芋头之类的土特产，母亲不仅做得可口，还“限量供应”，以免胃不适应；什么时候该吃药了，就把药片和水送到父亲手上。
母亲不仅有条不紊的安排好了自己的“小家”，还把童家的亲戚朋友这个“大家”做了妥善安排。解放后，在父亲的兄弟姐妹八人中，我家的景况算是最好的。对家族中亲友的困难，母亲总是挂在心上，每月拿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些陷入困境的亲友寄钱、写信问候。事实上，各家的情况，我母亲最了解，并总是主动做出妥善处理，以免父亲为这些家事分心。在父亲侄女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心中最完美的女人”（《校友通讯》，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办，2006）中，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让她到北京供她上高中，而“使我绝处逢生”；她不幸得了当时难以治愈的肾炎，90多斤体重水肿到160多斤，在父母多处求医和精心调理而“救了我一命”；帮她沟通和消释与男友间的误会，成就美满婚姻等等。
母亲对父亲的支持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生活和家务上，而且首先体现在科研上。母亲和父亲几十年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四、五十年的教学与科研生涯，他们常做着同一个研究课题，是父亲科研工作上配合默契的益友，是他科学创新思路的重要支持者和实践者。尤其在每年近两个月的实验季节，由于实验材料的关系，实验工作是不分昼夜的。在这过程中，母亲除了全力投入研究工作外，还要精心安排好父亲的生活。他们的学生们回忆说：“童、
父亲所从事的实验胚胎学研究，是通过实验来探索生命的奥秘，因而实验的设计，实验的技巧，实验的精确等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而母亲恰恰是一名实验好手。父亲对她的评价是：“她工作非常突出，观察仔细，甲是甲，乙是乙，反复观察。统计也非常仔细，她总是反复计算，以求绝对准确。”“在搞细胞核的移植工作时，她移植技术很熟练”。细胞核移植和细胞融合是在显微镜下所进行的极为精细和准确的操作，他的学生说：“我们曾先后培训过好几十个人，但能熟练地操作的仅有4～5人。”
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不堪回首的岁月中，父亲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代表人物被关进了“牛棚”。然而，受折磨的何止是父亲？母亲担心他瘦弱不足百斤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了！父亲有严重的胃病，多年来以喝大米稀饭为主，如何能适应用玉米面做的“窝窝头”！当时“牛棚”管理很严，不许探视，一个月只许向“专政办公室”送两次物品（包括日用品和药物），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父亲能否适应，再得其他病怎么办等等。而身陷“牛棚”的父亲则记挂着也属“专政”对象，且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的独居的（五个孩子都在外地）母亲，能否经受得住这种打击，于是写诗“寄毓芬”：“放逐囚禁不需哀，人生自古多变幻。四十年来共欢居，也应自是慰心怀。且忆年年实验节，长夜工作共达旦。独居不堪寂寞时，重整旧作以自解。”
母亲于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并留校任助教，由于社会的动荡，直到1941年才在同济大学任讲师。她1954年就开始招收研究生，在科学院工作时还兼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一生中由她个人或与他人合作发表了57篇科研成果论文；翻译胚胎学专著三本；“写下了四本详尽与系统的讲义，有的讲义沿用至今，为建立山东大学胚胎组奠定良好基础。”与她共事的同资
母亲的去世对我们这个家庭影响太大了，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因缺少活力和朝气而变得凝重了。而对父亲的打击则是双重的。父亲的笑容少了，更多的是埋头工作。尽管我们子女们经常劝他注意身体、保重身体，但这哪能替代母亲对他那种细致入微的关照和心理上的慰藉。我们看得很清楚，父亲的衰老进程加速了。父亲有一次去海南出差，带回一些“相思豆”，放在他的写字桌上，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对父亲而言，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位生活上的伴侣，更重要的是人生旅途上信念相同、性情相投的非常难得的知音。母亲去世后第二年的春节，父亲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怀念诗：“年年春节夜，家人聚一室。举杯乐团聚，不识忧与戚。今年春节夜，三人独少一。日月有盈缺，对景莫抑抑”。（注：三人是指当时常住的父、母、小弟）
在第一次科学大会后，随着全国掀起的“学科学”热，来自全国各地的信象雪片飞来，堆满了他的桌子。其中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一一作答，常写信至深夜。据我们统计，有一个月，仅邮费就用去了约21元(8分钱一封信)。我们劝他不必如此认真，他却说：“人家尊重你，你不应该摆架子，不回复是不礼貌的”。(后来这类信件由研究所统一处理)。记得有一对年青夫妻，因为孩子不像父亲，夫妻间发生了矛盾，来信询问鉴别方法，父亲写了一封较长的回信，解释了生物遗传的隐性和显性的问题，还劝说：夫妻间相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否则即使不为孩子的事，也会因其它的事而闹纠纷。见信后夫妻二人言归于好，并深感惭愧，特回信表示感谢。但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我在外地学习、工作24年中, 由他写的家信仅收到过一封 (因工作忙, 都由我母亲给我们写信)。他总是这样,处处先替他人着想。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另一件事是, 在父亲逝世的追悼会之后, 在向遗体告别时, 我见到一位老人, 对遗体施以超过90°的深深的三鞠躬, 他失声痛哭, 悲痛欲绝, 在二人搀扶下迟迟不肯离去。这位深情的老人是谁?原来他就是那位与我父亲合作多年的老渔工。父亲不仅在生活上关心他,生病时总是一定要去探望,还把药给他送去。
父母都是好客之人，14楼的住房面积大些，房间也多些，父母的一些朋友，同事或学生来北京办事或路过时，父母经常会请他们到家中小住上几天。平时有同事或学生来拜访，总是要留他们在家里吃顿饭。在一次回家探亲时，我作了个统计，一个星期七天中，约五天有客人，把保姆忙得不可开交；在节假日、尤其是在完成某一重大课题时，常请课题组成员到家里欢聚一堂，母亲还会拿出她的拿手好菜款待他们。
解放前和解放初，家里经济拮据，但为了使家庭有一种和谐亲切的气氛，增添生活情趣，母亲学了不少厨艺。在传统节日时自己动手做酒酿、汤圆、粽子、月饼等；又自制一些小食品作为点心，例如花生糖、麻花、牛骨髓炒面（开水一冲就可吃）等。做“脆皮鸡”（鸡肉嫩而皮香脆）更是她的一绝，往往得到客人们的交口称赞。父母都是浙江人，过春节有吃汤圆的习惯。为此家里特意备了一个小石磨。每当春节前夕，父母都会张罗着制作汤圆。整个过程由母亲亲自掌控。母亲的烹调技术相当不错，尤其是宁波菜。凡是一些重要的客人到家里吃饭，一般都是由母亲亲自下厨掌勺儿，保姆则打打下手。制作宁波汤圆更是我母亲的拿手好戏。汤圆粉是用糯米经水磨而成的，干磨粉太粗，不好包也不好吃。一般先要将买回来的糯米浸泡在水中一段时间，待泡软后才放入磨盘研磨。经常是父亲首先开磨，他累了便由我们替换。研磨的过程是有讲究的，糯米一次放多少，什么时候加水，加多少水，才能使磨出的粉细腻，这一切都在母亲的亲自指导下进行。另外，我母亲还负责汤圆馅（猪板油＋黑芝麻粉＋棉白糖＋瓜子仁等）的制作。每当汤圆制作完毕，父母都会让我们分送一些到楼下的贝时璋伯伯和赵忠尧伯伯家，这也是每年春节的惯例。他们两家也都会将自家制作的风味小菜送上来让我们品尝。每当我们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那种其乐融融的感觉不觉又回到了身边。
母亲心地善良，待人诚恳，无论住在哪里，与邻居总是融洽相处、从未吵过架。她与保姆总能和谐相处，用一个就一直用下去，因为她把保姆作为自己家人一样看待。从青岛到北京来工作，带来一个保姆，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那时认为请保姆是一种“剥削”行为，才不得不让她离开的，但保姆流着眼泪不肯走。在此之前，母亲曾多次劝这位保姆应在北京找对象，自己成个家；后她在京成了家，还不时来我家走动。后来又请的一个保姆，也是一干多少年不变。保姆对她总是充满称赞之词。周围邻居总是问我们，为什么你们一个保姆能用这么长时间？这主要是母亲能从思想上平等对待，在行动上尊重对方。
在青岛期间，我们家的生活是紧张、充实而有序的。白天各自忙碌着，晚饭（总是一家人聚齐后才开饭）后半小时内，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家常和新闻，然后到各自的书桌前，我们做作业，母亲写她的教案，父亲则“埋入”书堆中。这也是一个充满亲情的和谐之家，两人在工作和生活上总是那么协调。我多次见到父亲给母亲洗头、梳头；在每次出家门前，母亲替父亲理顺衣服。节假日，父母常在实验室度过，但只要有空，还是会带我们去公园、百货公司或电影院。母亲是凝聚这个和谐家庭的纽带。
父亲的外貌及举止极其平凡，朴素无华，平时他不喜欢夸夸其谈，也很少有什么豪言壮语，他以他的实际行动对我们进行着无声的教育。在生活中，类似于上述的事例不胜枚举。因为，“办事公道，为人正直”是他待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童时中 1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