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回顾 (二十四) – 三位“L”姓氏的中国语言学大师（二）

      第三位”L”姓的是吕叔湘先生，1904年12月24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
他可以说是家父的同乡。丹阳和溧阳同属苏南，中间隔了个金坛。中国科学院
1955年的学部委员很多是江苏籍的，如华罗庚的故乡是金坛，家父是溧阳人。
在中关村时我们和吕家有所往来，但不久他们搬到端王府后，我就再没见过他。
我印象最深的是众所周知的《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
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是吕叔湘先生，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现代汉
语语法研究最有影响的词典。他长期从事汉语语法的研究，是近代汉语语法的
开创人之一，所著《中国文法要略》是迄今为止对汉语句法全面进行语义分析
的唯一著作。主要著作有：《文言虚 字》、《中国人学英文》、《语法修辞讲
话》、《汉语语法论文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近代汉语指代词》、
《吕叔湘语文论集》 等。1998年4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对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社会科学家我接触很少，了解不多，不能提供更
多的点滴逸事。好在另一位中关村人朋友正好弥补了我这方面的缺欠，现摘录
部分他对三位“L”先生的回忆：

 先说陆志韦先生。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后，我们家和陆先生又成为
不远的邻居，见面的机会比在中关村还多。我知道他很博学，对孩子也很和蔼，
就常窜到他的办公室或他家，他只要有闲，总会和我聊聊天。我也常问他一些老
事。有一次，我看到一张1949年毛泽东到北京的照片，在欢迎的人中，陆志韦就
站在毛的旁边。我就拿着照片问陆先生，当时毛主席和您说话了吗？他看了看照
片说：“说了。”我刨根问底，问说些什么？陆先生说：“毛主席问我，你和司
徒雷登还有联系吗？我连忙说，没有，没有。毛主席大笑说，给他写封信，老朋
友嘛。”我问：“哪您给司徒雷登写信了吗？”陆先生说:“你说呢？”止住话
题，不再说了。我想他一定没有写，麻烦够多的了，再写信，能说清楚吗？

       陆先生家东西特别多，乱七八糟无奇不有。有一天我到他家，恰好有一个
收古董的人在那里，问陆先生有什么他不要的东西。陆先生随便从屋内提了几件
我说不出是什么的破烂，给收古董的人。那人看了半天，收下这些”破烂”,给
了陆先生大约1000元，让我大吃一惊。1000元，在那个时代可不得了，何况只是
些破烂就值这么多钱。

       我家是1971年从端王府搬到新源里的。我们家在47楼4单元1楼，陆先生家
人在同一单元的五楼，可陆先生已在1970年底去世。“文化大革命”中，陆志韦
以“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1969年下放到河南省信阳专区息县“五七”干校，
陆先生在干校被分配看（kan,平声）厕所。一代大学者竟然如此受侮辱，那是什
么世道呀！那为什么他被分配看厕所呢？息县是一个非常穷的地方，大粪都是好
东西，常有附近的农民到社科院干校的厕所偷粪。陆先生那年75岁了，原来和我
父亲一起分配种菜，实在干不了，就让他守厕所了。他怎么挡驾得了农民的粪叉
和粪勺呢？结果大粪依旧被偷，他的处境可想而知，不久就神智不清，生活不能
自理，只好送回北京。我母亲在端王府的院子里见过他，写信告诉我，说陆先生
太可怜了，简直像是一个要饭的。同年四月，他夫人刘文瑞教授在北京病逝。11
月21日一代心理和语言大师病逝于北京端王府，终年７６岁。当时我正好在北京，
知道他去世，我很难过，也很无奈。我曾到他的住所外站了很久，但屋内空无一
人......。

 
 我父亲有两位恩师，一位是魏建功先生（曾任北大副校长），另一位就是
是罗常培先生。1950年科学院组建语言所，罗先生就带上了我父亲到了语言所，
因此我父亲对罗先生有特殊的感情。家父常带我到罗先生家串门，而罗先生高雅
的举止和富有磁力的谈吐让我终身不忘。但我知道罗先生心情一直不好，什么原
因我不知道，我想不外是政治运动对他的冲击。记得一次，家父带我去他家（中
关村14楼）。我看他家有一台收音机，样子不一般，就过去看。罗先生打开收音
机让我听，他说，这台收音机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原来可以收短波，结果有人
说偷听敌台，还说可以发报，硬是把收音机拿走，把什么电子管给换了，结果现
在和普通收音机一样。他问我，你说无线电收音机能发电报吗？我说，没听说过，
不知道。他一面说一面摇头，一脸的无可奈何。


 我父亲知道罗先生精神和身体都欠佳，就常去14楼看望他。有次他回来对
家人说，罗先生今天很高兴，因为他的女儿上了“人民画报”的封面。后来我到
语言所，真的看到罗先生女儿打网球的照片在1956年某期“人民画报”的封面上。
那年年底，罗先生的儿子又结婚。那段日子，我看到他红光满面，很少有那样好
的精神。可是反右开始，他又陷入了苦恼的境地，身体也越来越坏。家父对我说，
罗先生真是难呀，看到自己的手下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又无力保护，心里难受。
他的手发抖，但还非常仔细地整理稿子和书籍。罗先生在他的书籍上夹上条子，
条子上写着一些人的名字。他大概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要处理文件和书籍，准
备把他的藏书留给后人。1958年年底，罗先生因病逝世，我父亲当时在他的身
旁......。

 语言所从中关村搬到端王府，吕叔湘先生的家随之搬到端王府夹道东面的
一个小胡同。那里离他上班的地点也只有五、六分钟的样子。而我们家就住在语
言所的对面，因此我经常看到吕先生上下班的身影。吕先生和别的老学者不同，
他常与他的夫人肩并肩在外面散步。见到熟人打个招呼，老两口继续走路。当时
我最不喜欢的一门课就是语法，而吕先生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语法专家，所以我最
拍碰到吕先生他突然问我一个语法的问题。在中关村时，我一见到他，叫他一声
吕伯伯，赶快溜走。还好，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语法的问题。

      到端王府后，和吕先生见面的次数更多，语法课也早没有了，所以我也不
怕他了。见到他们老两口，我还主动走过去问个好，他们都很亲切地向我点点头，
有时还聊上几句。他写过不少书，每出版一本都会送我父亲一本。有一次父亲给
我一本再版的《中国人学英语》，说是吕先生送我的。我打开一看果然有吕先生
的赠言：XX翻阅 吕叔湘。当时学英语的书籍不多，这本书伴我有好几年，文革时
不知被谁拿走，我到现在还觉得可惜。

      我工作以后，很少再见到吕先生。但常在报纸上看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很
忙，而且当了人大常委。80年代初，我读了巴金翻译的王尔德的《快乐王子集》，
非常喜欢。我很想看看这本童话的英文版，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掏。突
然想到吕先生，他精通英文，也许他那里会有。一次出差来北京，我去拜访了吕
先生。他满头白发，但精神极佳。聊天时，我说很想看英文原版的《快乐王子集》
，不知到哪里去找。他说：“我这里也没有，我想办法给你借来。”还说：“王
尔德是唯美主义者，他的文章写得很美，但你读起来会感到深奥，没关系慢慢看。
”没过两天，吕先生来电话，说他从朋友那里借到了我想看的书，让我过去拿。
我非常高兴，我也只是那么一说，可吕先生很认真，帮我借到了。我到吕先生家
取书时，他开会去了，是他夫人把书给了我。我看了原版的《快乐王子集》中的
几篇文章，得益匪浅。几个月后我回北京还书，吕先生出差了，我又没有见到。
真没有想到，那次我的拜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吕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