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文公祠

　　　　　　　　　　　　　　　　　　一

冬日回北京，踏雪钻胡同别有一番情趣。那天，走过曾经读过书的宽街小学和住过的炒豆胡同，信步踏进府学胡同。往东不远，见左手边有一个小院，红漆门上方挂了块匾，上书“文丞相祠”。忍不住暗叫惭愧。儿提时代在附近住了那么久，居然不知道文天祥祠就在这里！ 座北朝南的院子，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小小的前院仅有两丈见方，迎面一座文丞相画像碑，东边院墙上嵌着《正气歌》的阴文石刻，是明代才子文征明的手笔。过厅内设有文天祥生平展，潦草而成，没什么值得看的；那些当今名人的题字尤其令人生厌。举步进入后院，见堂屋前有一株古枣树，枝干南倾，传说为文天祥手植。

一进堂屋，见那明代旧石碑，唐朝断碑础，我想起来了。 记得刚开始学分数乘除法的时候，就不得不跟着伟大领袖罢课闹革命了。小孩子在家“革命”，无事可做，一天到晚在外头疯玩儿。不记得在屋外那棵枣树上打过枣儿，对这座刻着《重修碑记》的石碑，我可有印象。天黑以后跟伙伴们玩藏猫猫时，我曾经躲在它后头。那时候的文公祠荒凉破败，过往行人很少正经看过它一眼，也没听到有谁提起文天祥这个名字。 后来长大了，读了一点书，行了一些路，也见了些趋炎附势见风转舵卖身求荣落井下石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公便成了我最崇敬的人之一。今天，站在这寂寞的文祠内，铁与血撞击的惨烈故事潮水般涌上心头。

　　　　　　　　　　　　　　　　　　二

七百二十五年前，元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二十日，文公兵败五坡岭，服随身所带毒物自尽未遂，一路上绝食八日未死，被押往大都北京，关在兵马司，就是附近的北兵马司胡同。

文公本是个养遵处优之人，《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宋德祜元年（1275），元军大举南侵，本来就是半璧仅存的南宋江山全线失守。丞相贾似道派都督府计议官宋京赴元军求和，愿称臣，奉岁币，遭拒绝。五岁的宋恭帝在谢太后安排下诏天下勤王，成千上万的宋朝官吏中只有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二、三人响应而已。文公捧诏涕泣，在赣州组织义师万人。友人劝阻他说，以此乌合之众抵挡二十万元兵，无异于驱羊搏虎。文公说：“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宋史：文天祥列传》）

从那时起，文公败而复起，三起三落。 德祜二年正月，元军兵至临安（今杭州），南宋文武官员纷纷出逃。恭帝宣麻于慈元殿，整个文班只有六人入朝，诸关兵尽溃。陆秀夫等奉命至元军中，乞求对元“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仍不从”。于是“太皇太后命用臣礼”（《宋书：瀛国公本纪》）。甲申日，元兵至皋亭山，恭帝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对元军献传国玉玺求降，哀求说：“宋国主臣谨百拜奉表言，臣眇然幼冲，遭家多难，权奸（贾）似道背盟误国，至勤兴师问罪。……谨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号，以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二广、两淮、四川见（现）存州郡，悉上圣朝，为宗社生灵祈哀请命。伏望圣慈垂念，不忍臣三百余年宗社遽至陨绝，曲赐存全，则赵氏子孙，世世有赖，不敢弭忘。”当夜，丞相陈宜中逃遁，张世杰等各率所部军兵离去。

在这种情况下，文公临危受命，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并赴元军，与元丞相伯颜（又作巴延）抗争于皋亭山。据《续通鉴》记载，文公问伯颜：“本朝（宋）承帝王正统，衣冠礼乐之所在，北朝（指元）将以为与国乎？抑将毁其社稷也？”伯颜伪称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文公说：“北朝若以欲为与国，请退兵平江或嘉兴，然后议岁币与金帛犒师，北朝全兵以还，策之上也。若欲毁其宗庙，则淮、浙、闽、广，尚多未下，利钝未可知，兵连祸结，必自此始。”伯颜见天祥举动不常，疑有异志，拘之，押往北京。文公于镇江逃脱，九死一生，辗转到福州，却发现自己的义兵已被解散。

同年七月，文公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重举义旗。次年三月进军江西，收复南部数十州县，围困赣州。湖南、湖北起而应之，声震江南。元朝忙调四十万大军来解赣州之围，另派兵五万追击文公。文公当时不过五千余人马，寡不敌众，遂于八月空坑一战中大败，妻妾子女皆被俘。

元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文公再次收拾残军，进屯丽江浦。不久军中疫起，兵士死者数百人。文公的老母亲和唯一幸免于被擒的儿子也死于瘟疫。十一月，进屯潮阳县。当时潮州有大盗陈懿、刘兴为害。文公走陈懿，诛刘兴。十二月，陈懿串通元军元帅张弘范兵济潮阳，导致五坡岭之败。

文公被俘的次年阴历二月，宋元海军决战于崖海，宋军大败。陆秀夫负小皇帝投海，张世杰死于狂风恶浪之中。文公在囚舰中眼看宋军数以千计的楼船化为乌有，尸浮海上十万余人，他的复国之望彻底毁灭了。他在《南海》诗中慨叹道：





朅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
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
男子千年志，吾生未有涯。

国已灭，家亦亡。“二儿化成土，六女掠为奴”。文公在《六歌》中对家人的牵挂可谓情真意切：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结发不下堂。……
天长地久终茫茫，牛女夜夜遥相望。……
有妹有妹家流离，良人去后携诸儿。
北风吹沙塞草凄，穷猿惨淡将安归。
有女有女婉清扬，大者学帖临钟王，小者读字声琅琅。……
雁儿啄啄秋无粱，随母北首谁人将。……
有子有子风骨殊，释氏抱送徐卿雏。……
汝兄十三骑鲸鱼，汝今知在三岁无。……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识桃李春。
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风随我铁马尘。……
人生百年何丑好，黄粱得丧俱草草。
呜呼六歌兮勿复道，出门一笑天地老。

文公被押兵马司将近四年，从宋臣叛将到元吏宰相，劝降者众。在妻女均被元人所拘的情况下，他只要同意合作，马上就能骨肉团圆，而且能够享受荣华富贵。然而，文公凛然不为所动。就连先已投敌的宋恭帝前来劝降，他也置之不理。如果说文公一开始还有效忠赵宋的心思，历经众多变故之后，他的思路已无比清晰，那就是，社稷为重君为轻。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出马劝降，以宰相之职作为诱饵，也遭严厉拒绝。忽必烈无奈，问“汝何愿？”文公对曰：“愿赐一死足矣。”

元至元十九年壬午阴历十二月初九，文公从容临刑，面南而拜后赴死于柴市，时年四十七岁。文公身后，人们发现他衣带中藏有就义前所作的《自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三

经过了十二个甲子，又是壬午年。阴历十二月初九（今年一月九日）是文公从容就义七百二十周年纪念日。我来到文公祠这天是祭日后二十日，正当除夕。府学胡同外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到处人来人往，为过年而奔忙。唯有小小文公祠，寂寞孤独夕照里。眼望文公那血泪相融的《自赞》，一时间感叹万端。

有宋一代，一开始就远不如汉唐。宋太祖打从周世宗柴荣之妻和七岁的周恭帝手中夺得天下，就担心手下人会用同样的方式黄袍加身。他没有能力把势力扩充到黄淮流域以外，却处心积虑地鼓励兵权在握的宿将们告老还乡，置办良田美宅，蓄养歌姬舞女，日夕欢宴，醉生梦死，施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于是宋代兼有修文的高峰和武备的谷底。对内严加防范，不准民间习武；对外消极防守，无力抵御侵扰，因此民间有“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之慨。他的子孙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对辽、金、西夏从“奉之如骄子”到“敬之如兄长”，以至“事之如君父”；到元军临境时，连侄孙都当不上了。加上整个社会骄奢淫侈之风盛行，腐败堕落之气蔓延，北宋的太平景象下面就已危机四伏。到了南宋，风气更糟。及至金灭辽，元灭金，华夏舞台上角色频仍，南宋小朝廷仍旧沉耽在声色犬马之中，不知天之将倾；而王公大臣们则忙于为自家捞财，哪管什么天下兴亡，在紧要关头逃的逃，叛的叛。文公在这种情况下，希图以牺牲己身来唤起天下，知其不可而为之，其壮也悲。此一叹也。
当
谢太后与恭帝遣人赴元营献传国玉玺求降，宋作为一个朝代，其实已亡。作为一朝之臣，文公责任已尽。然而，蒙古铁骑所至，为祸惨烈，“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续通鉴》中记载元将索多率军至兴化，宋将陈瓚闭城坚守。“索多临城谕之，矢石雨下。乃造云梯砲石，攻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战终日。获瓚，车裂之，屠其民，血流有声”。元入主中原后，还有人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甚至到了元末，顺帝时的太师、中书右丞相伯颜（不是元初拘禁文公的那个）还居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元史：顺帝本纪》），主张种族灭绝。明末学者顾炎武曾指出当时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一三：正始》）用现在的话说，改朝换代为亡国，这是王公大臣的事，老百姓无需参与；亡天下，则指中华文明之道统中斩，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也说“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文公所忧虑的不是赵家宗社，而是代表中华文化的道统的存亡。他从养尊处优一变而成为铮铮硬骨，为维护自己所信拥的文明道统，倾家荡资，舍生取义，此二叹也。

然而七百年后，文公不惜身家性命，为了“庶几无愧”所追求的“仁至义尽”，遭到后人的质疑。就我所看到的，国内有“学者们”至少从三个方面质疑文公的忠义及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一种论点认为称文公和岳飞为民族英雄会影响当前国内某些民族的情感。另一种则坚持宋元之争是中华民族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因而文、岳不能称为民族英雄。这是混淆了民族（ｎａｔｉｏｎ）与少数民族（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的区别。所谓少数民族，窃以为应该称为（少数）族裔，而不是“民族”。中国古代的概念里，有民、族，而无民族。自打前人从日文那儿借了“民族”这个词来对付英文ｎａｔｉｏｎ的概念，很多人一谈民族就如入五里雾中。历史上的欧洲，小国林立，强弱悬殊，连疆接壤，犬牙交错。Ｎａｔｉｏｎ这个词有意把族裔与国家划等号，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一个族裔的独立性。中国则不同。所谓中央之国，原本对族裔的区分不甚深求，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最初在中华舞台上也没有汉族。所谓华夏炎黄，一开始就是几个族群的混合，后来又不断有更多的族裔融合进来。比如常被用于贬意的夷字本来是指生活在山东沿海的东夷族。上古人太昊氏、少昊氏、舜、伯益等都是东夷人。夏朝前期，从西部东迁的夏族与夷族结成部落联盟，首领由夷夏轮流担任。后来禹治水有功，舜让位给他，夏族势力逐步扩大。禹死之后，他的儿子启杀了伯益，自立为王，建立夏朝。夷夏关系破裂，长期鏖战，夷字逐渐转为指处于边缘的族裔。有人说取代夏朝的商可能就是夷的后裔。商以后，周、秦、南北朝、隋、唐、和五代的皇室，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汉人。有人说朱元璋是回民，姑妄听之。中华民族意识的出现，是在受到西方列强及日本侵略以后。费孝通指出，中文的“民族”概念实际上包括了三个层次的涵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之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少数民族，第三层是少数民族内部各种所谓的“人”，如广西瑶山里的五种瑶人。用一个词代表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焉有不糊涂之理！其实，如果少数族裔与中华文化传统认同，那么他们便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于是就不存在所谓民族情感问题。某些少数族群团体和个人目前不愿与中华民族认同，那是出于政治，信仰，历史，经济等原因，再怎么照顾情感也解决不了问题。 如果说前两种论点在表达其对待历史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倾向时还有点羞羞搭搭，那么第三种论点则是明目张胆了。按这种观点，像文天祥这种人，只知愚忠，阻碍民族融和，不但不是英雄，还应受到谴责。这种态度实为可怕。如果可以把现代的标准强加在过去的事物上，那么民族英雄和其它历史概念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小篆的史字，是上中下又（即手字的简化）。中即正，也就是说，作史之人，记事发言，须本乎中正。立史不正，后人有何标准立于世？古人很明白这个道理。即便是杀害文公的元王朝也对不得不对文公表示尊敬说：“自古志士，欲信大义于天下者，不以成败利钝动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尔。……观其(文天祥)从容伏质，就死如归，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谓之仁哉！” （《宋史：文天祥列传》）

宋末元初的诗人周密在《癸辛杂识》里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近有亲朋过河间府，因憩道傍，烧饼主人延入其家，内有小低阁，壁帖四诗，乃文宋瑞（文公字）笔也。漫云：‘此字写得也好，以两贯钞换两幅与我如何？’主人笑曰：‘此吾传家宝也，虽一锭钞一幅亦不可得（每锭折一百贯）。咱们祖上亦是宋民，流落在此。赵家三百年天下，只有这一个官人，岂可轻易把与人邪？文丞相前年过此与我写的，真是宝物也’”。周密因而叹道：“斯人朴直可敬如此，所谓公论在野人也”。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文公的精神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元末陶九成说：“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载在史册，虽使三尺之童，亦能言其忠义”。军事上战无不胜的元朝仅八十几年便寿终正寝，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吧。 文公不惜舍去身家性命，甘愿用碧血丹心去谱写的洋洋青史，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变成了擦脂抹粉的小丫环，让人随意装扮。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将历史事件抽离当时的实际环境，妄加评价甚至篡改，为当前形势服务，后患无穷。

今天的中国，其腐败程度与南北宋比起来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军队的腐化与醉生梦死，更实在让人怀疑其战斗能力。国民缺乏道德信仰标准的维系，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可以出卖灵魂，尤其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对年轻一代进行历史实用主义教育，无异于扼杀他们的历史使命感。这等于对他们说：不要为你的人生准则而奋斗牺牲。什么万年遗臭、千古流芳，全凭后人嘴一张。 在如此教育的影响下，倘若中国再受到外来威胁，她能够幸免吗？

2003 华夏快递 kd03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