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 韩寒与加藤嘉一何以”殊路同归”?

韩寒与加藤嘉一何以”殊路同归”?

 

如果从中日两国各选择一个离经叛道而又颇具天份的年青人的话，中国非韩寒莫属，日本当归加藤嘉一。巧合的是，最近两人都自剖心迹，大谈自己的转变，令人颇有殊路同归之感。 

韩寒虽然是赛车手，但一向以文著称。确切的说以尖刻、辛辣、调侃甚至不讲理般、否定一切、带有强烈民粹风格的气概来评论这个世界。然而，2011年年末，他突然少见的连续推出三篇主题宏大而又与过去立场告别的博文，震撼中国的网络江湖。其告别革命、民主素质论和悲观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等引发左右振震荡。特别是右派发生分裂，有人支持----认为讲了实话，有人反对----认为是糊涂、浅薄、被收买，更有人认为韩寒是曲笔，左派没有看懂。似乎为了回应这些争论，韩寒又推出第四篇博文《我的2011年》。坦承自己“文章的很大变化”早就从2009年就已经开始。他进而深刻解剖自己是如何在意外界的赞美，甚至不自觉地迎合这种赞美，从而令自己的文章形成一种“几乎都是有罪推论和变种八股——制度不好，政府腐败，悲剧发生，人民可怜”。而且他发现更不妙的是，没有人敢于批评自己：左派被骂成五毛，支持自己的人要提出不同看法，也先要写上一千字的正面肯定。正如他自醒的是“但后来我总觉得不对劲，我知道无论我说的多么对，我必然有地方错了。”他从而也发现“所谓左右之间互相从来都没有协商和妥协”。于是他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我逐渐觉得，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当然没有人认为他真的要杀戮”， 而是明白他批评的对象不仅指向权贵，也指向百姓。用他的话讲就是“但这不代表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无穷尽无底线的讨好民众。”其实说到这一点，倒还真的和鲁迅 相似：鲁迅早年生活于农村，但对农民愚昧的批评十分的尖锐（《润土》），他后来来到城市，也同样针贬市民的麻木（《药》）。 

韩寒此文的点睛之笔在于结尾，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自己转变后的立场，想必此文已出，再也无人会“误读”或“读不懂”韩寒了： 

“在 好几年前，我还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认为凡是一党专制的，就要推翻它，必须多党派，必须直选，必须三权分立，必须军队国家化。当时也有朋友和我争辩，说会 死人，会混乱，会倒退。当时我的观点是，不一定啊，没试过怎么知道，你那是统治阶级的推辞，再说了，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你不做的极端一点，不激进一 点，你怎么铲除顽疾，大乱才能大治，反正到了乱世，我未必不是枭雄。但是逐渐我发现，这种态度和那些独裁者的“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在感情上其实差不多。脱离了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之中的极端专制独裁者在品质上未必相反，甚至类同，只是他们各自高举着不同的旗子罢了。你未必不会成为那个曾经最让你恶心的人。”

韩 寒的转变如此清晰、彻底、坦承、磊落和勇于自我剖析、展现出来的高度责任感、视名利为浮云，堪称今日国人的榜样。他其实完全可以“犬儒”般地展现自己的反 思，比如“先责一千再小心翼翼地正面肯定一句”，说不定还能“左右通吃”，继续“通吃国内外”。结果现在，右已经和他决裂，左虽然欢呼，但却不可能接纳 他。至于有能力收买的一方，显然会觉的不收买效果更好。而在海外，他转变的效果立即体现出来。博讯评出2011年百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这个曾经在《时代周刊》年度百人超过奥巴马和号称全球第二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竟然排名25位----排在他前面名列第二十四位的是何与怀（先生/女 士），请问有谁知道此人是何方神圣吗？至于我，不知此人在哪个国家，是什么行业，甚至是男是女。而哪个擅于创造充满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家（真是毛主席的好 学生，得到了艺术为政治服务的真传）居然排名第一。大概过不了多久，韩寒就会永远从这种名单中消失的。然而，韩寒终究是韩寒，他还是选择了这个可能让他失 去一切----他的粉丝和国内外的支持度以及所谓的“公知”称号，但对的起他的责任和良心的方 式。 我在想，或许很多自由派人士都有韩寒的转变，但碍于个人得失，进退两难，踌躇百千。这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英雄，都有勇气与自己的过去 告别。而今天的中国，也已不是强迫别人成为英雄的时代了。 

加藤嘉一是2003年 来到北京的。哪个时候，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水平相差甚远，而且还有令人恐怖的“非典”，当然自由派还要加上一句：中国是专制国家，日本是民主国 家。尽管如此，对日本痛恨不已的他，还是决定去国奔赴他乡。能对自己的国家恨到这种程度，不怕贫穷，不怕非典，不怕专制也要背井离乡，真算的上是离经叛道 的极点了。然而，八年过去了，加藤嘉一也已成为中日两国的名人，但在这个时候，他决定要回到日本，回到他深爱的国家了。离开之前，他借接受《南风窗》采访 的机会，自剖心理路程。 

日本是当今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是亚洲两个被评为“完全民主”国家之一（据英国经济学人信息社所列“民主指数”，另一个国家是韩国），可谓政治文明、经济文明完美结合之地。但在2003年的加藤嘉一眼里的日本却是如下的景象：“我在日本时，是很讨厌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国人一样，好像很讨厌自己的国家。日本太封闭了，压抑个性、排斥个体。”而 他从小就是个另类而个性突出的孩子。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年功序列的社会，你能说什么，做什么，很多时候不取决于你的实力，而取决于你的年龄和阶层。年轻 人要闭嘴，装不知道，装没听到，这对于一个生于日本乡下穷苦家庭、偏偏又个性突出、学业优异的青年来说，无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刚来中国的几年，加藤嘉 一都带着一种向日本社会复仇的心理。

而 他的转变则是在中国完成的：“刚开始觉得很爽，这个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样。后来我被舆论战卷进去，人家骂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兴，我开始疑惑，我原来不是很 讨厌日本的吗？不是想复仇的吗？怎么人家说日本不好就讨厌他们了，喜欢日本了。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爱国者。”（他曾有一本书《爱国贼》，但他自己 爱国却是同样的版本）。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他可以远距离观察日本，从而有了客观和理性的认同，很多他之前厌恶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释。比如，以前他会痛恨日本权贵阶层的勾结，痛恨社会的灰色地带，但现在他认为，日本说到底是个非西方国家，法律、选举、以及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都只不过是统治的工具而已，背后支撑整个社会发展的理念或者信仰体系还是基于儒家的一种高度的集体自治。他变得尊重灰色地带，虽然它会造成一些勾结，但东方文明就是如此。

从 海外看加藤嘉一，他的感受和转变并无特殊之处，绝大多数华人来到西方后，都有过类似的天人交战。许多在国内感到很自然的东西，来到国外才知其珍贵。比如中 国的人情社会，不仅生活上令人不堪重负，更是催生腐败。然而，来到西方这种法治社会，才感到中国人情社会的温暖。毕竟人不能仅凭法律来生活，张艺谋反对他 的女儿嫁给美国男友，就被这个洋女婿告上法庭，这就是法治社会（后来这场跨国婚姻还是以失败而告终，文化的差异怎么可能如此轻易跨过）。或许我们可以理想 地设想：西方少一点法律，多一点人情，中国多一点法律，少一点人情。但这只能是乌托邦。正如加藤嘉一所感叹的：东方文明就是如此。东方永远不可能成为西 方，西方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东方。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就是搞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依然改变不了等级制度，也依然改变不了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和个性的压制，也 依然改变不了无所不在的灰色地带。日本说白了，只不过外面套了一个民主的壳，其本质仍然一丝未变。

2010年 我在四月网演讲时，也曾阐述过类似的观点：过年燃放鞭炮，都知道有噪声、有污染、易伤人、引发火灾，可谓无一利。虽然人人明白，政府也曾立法禁止，但很快 就又卷土重来。这就是传统！对于制订决策者，是不能试图取消或改变它。当然，也不是说我们就无能为力，但改的方向要变：我们是否研究绿色鞭炮？少污染、更 安全？中国的问题其实都应该按这个思路走：继承同时改进，而不是彻底否定，推倒重来。

这里还需要附加一提的是加藤嘉一对中国的观察：在他的眼里，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大有韩寒“一个好的写作者在杀戮权贵的时候，也应该杀戮群众”之感）。在他看来，过去8年，中国最大的变化是执政党的安全感在不断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低调，中国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来越正常。在他看来，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联网，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围观中国，尤其是围观中国的执政党，这对于约束权力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不过，他更能看到，中国现在大部分权力的挑战者同样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这应该是中国人要警惕的苗头。   

 “中国似乎什么事情上都要分出个左右来，两边的立场分歧大到让人吃惊，但往往他们各自的立场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体是脱节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的时候好像纠缠不清，但又好像没什么关系似的，整个社会完全看不出一种正常的逻辑关系”。

如 果对照一下韩寒的文章，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对中国的思考有着相当多的共同点。而这些观察，毫无疑问促成了韩寒的转变。当然加藤嘉一逊于韩寒的是，他只有到 了国外，才能醒悟，而韩寒身在中国就做到了。加藤嘉一更逊于韩寒的是，他的转变对他的未来人生有利而无弊，而韩寒则要面临四面楚歌的境地。如果说韩寒是透 明、率直、尖刻，加藤嘉一则是“成熟、圆滑、世故”。加藤嘉一有写作四原则（轴），其中一条是“这里是中国，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 而韩寒不仅尖锐的把矛头对准政府，也对准自己，包括自己的粉丝、自己的盟友。韩寒的人生字典里或许什么都有，但唯独没有“世故、圆滑和犬儒”。当然，加藤 嘉一也是有底线的。当有网友问他，如果中日发生战争，他怎么办？他的回答只有五个字：我是日本人（他写作第一原则：我是日本人，我绝不能违背日本的国家利 益和作为日本人的尊严）。韩寒面对得失的时候，他或许想的同样的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只是他的境界更高而已。

最后将以一问做为本文的结尾：何以中日两国的青年人都能够参透、明了的问题，今日台面上众多功成名就的资深自由派学者们却仍然陷入迷思中而不可自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