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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皇帝为何要找张居正秋后算帐?

(2010-05-03 13:24:38) 下一个

万历皇帝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什么叫中旨呢?就是不经过内阁讨论,径由皇帝直接发布的圣谕。明代的圣旨颁布,有极为严格的规定。大凡朝臣呈给皇上的奏疏,需要给予回复的,先交皇上读过,然后再转至内阁。阁臣提出批复的建议,另抄在一张纸上,是为批黄,亦叫拟旨。批黄送呈大内司礼监。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再根据皇上的意见抄录成文,是为批。这种批有的完全照抄内阁的拟旨,有的略加改动。如果皇上不同意内阁的拟旨,就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为了一道批复,奏疏会在内阁与司礼监之间来回游行好多次,以期最后达到统一。

但是,朱翊钧登基后的第一道圣旨便绕开了内阁。高拱立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不仅涉及到违背公文制度的祖制问题,更是皇权对相权的轻视和忽略。何况走马上任的冯保又是高拱的宿敌。据说,当传旨太监读罢圣谕,高拱一怒之下,将黄绫圣旨掼到地上。传旨太监吓得脸色都变了,咕哝一句:“这可是圣旨啊!”高拱厉声斥道:“什么圣旨,10岁孩子懂得什么,还不是你们这帮太监鼓捣出来的,迟早要把你们都赶走!”

传旨太监跑回大内,立即将高拱的态度禀报给冯保。冯保又赶紧来到乾清宫,向李贵妃和新皇上作了回奏。冯保添油加醋,将“10岁孩子懂得什么”改成“10岁孩子如何当皇帝”!据说李贵妃母子听了,既震惊又害怕,抱在一起哭了一场。

10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空出来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28岁的女人,一个10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60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关于万历新政,史学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就是给隆庆皇帝的两位遗孀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作用,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始终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她对陈太后奉事唯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她对陈太后依然奉事唯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这样的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万历皇帝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由于管教极严,万历皇帝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1578年),母子间曾发生过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万历皇帝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万历皇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万历皇帝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与时下东北民间的二人转,庶几近之。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万历皇帝因此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万历皇帝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销万历皇帝的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万历皇帝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做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18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拒绝。朱翊钧20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30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万历皇帝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的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万历皇帝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尽管互相倾慕,也绝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含蓄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乃至40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180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后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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