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先军后政实现胡马会

实现“胡马会”，为两岸放飞和平。

　　中评社╱题：再论先军后政实现胡马会　作者：赵黎青（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

　　在ECFA签署与实施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向前推进应遵循先军后政的思路，而胡马会将开启两岸双方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谈判的进程，从而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采取先军后政思路的基本依据与条件。第二部分则说明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以及实现成功的胡马会在思维、政策与组织运作上所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一、为什么要先军后政

　　两岸政治关系已经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形成的政治对立状态发展演变为当前的政治分立状态，但尚还未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在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态下，两岸之间存在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具有不同性质与不同层级。因而在ECFA签署实施后，先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并继续搁置政治问题以待未来再着手解决的“先军后政”思路具有内在逻辑性。

　　关于两岸政治关系现状

　　两岸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症结在于政治，政治问题是两岸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两岸关系中的经济社会问题、军事安全问题与外交国际问题等都是由政治问题所引发、造成或派生的。ECFA签署与实施之后，进一步破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界定、确认与把握两岸政治关系现状，在已取得的成果与经验的基础之上，分析与弄清两岸关系中不同类型的各种问题之间的现实关系。由此将会发现，先军后政将是未来解决两岸关系中各项问题的合理的与可行的路径选择。

　　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自1949年以来中国领土和主权并没有分裂，而只是由分据两岸的两个政权之间的政治对立造成的政治不统一状态的延续。两岸政治关系从政治对立到政治统一必须经历一个过程。正确判断与准确界定两岸政治关系现状，应通过历史的考察确定两岸政治关系演变当前处在这一过程的哪一阶段上。首先可以断定，两岸政治关系目前处于政治不统一状态，而且尚还并没有走在政治统一的道路上。其次，自1949年至1979年，两岸处于政治对立状态。这须着重指出的是，自1979年至1992年，两岸政治态度与政治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陆方面，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设想；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关于台湾与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1984年，邓小平针对台湾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台湾方面，1987年开放大陆探亲；1991年5月终止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同时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0年建立“国家统一委员会”，并在1991年通过“国家统一纲领”。台湾在1990年成立海基会，大陆1991年成立海协会，1992年两会会谈并达成“九二共识”。显而易见，两岸政权在1979年至1992年期间，已逐步摆脱了政治敌对状态，双方都不再谋求消除对方在海峡对岸的实际存在与有效治权，都主张在互相尊重与平等协商条件下谋求中国的政治统一。两岸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关系，是从1949年形成的政治对立关系一路走来的，但显然尚还没有走上政治统一的道路。对两岸关系处于从政治对立向政治统一转变过程中途的、既非政治对立又非政治统一的这种中间状态，可以将其界定为政治分立状态。

　　两岸政权在1992年形成的政治分立关系，在1995年至2008年期间受到台湾“台独”势力的严重冲击，致使两岸关系出现了重回政治对立的危险趋向。1995年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问美国，1999年李登辉发表“特殊两国论”，2000年至2008年陈水扁担任台湾领导人期间主张“台独”的一系列言行，诸如2002年提出“一边一国”、2003年提出“公投制宪”、2006年终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的运作等，都严重破坏了两岸初步形成的政治分立状态，加剧了两岸的紧张局势，两岸之间出现了重回政治对立的趋向。2008年马英九担任台湾领导人以来，台湾当局重新确认了“九二共识”，遏制了“台独”势力的活动，两岸巩固了政治分立状态。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两岸关系当前所处的这种既非敌对又非统一的政治分立状态，一方面反映在目前台湾当局所主张的“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以及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大陆方面所提出的“为有利于两岸协商谈判、对彼此往来作出安排,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两岸政治分立现状，使得两岸之间尽管存在着一些重大政治争议问题，但却能在维持台海和平的同时通过平等协商克服了经济社会领域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大障碍，成功的签署与实施了ECFA等各项协议。从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态出发，两岸政治关系未来将会有三种可能前景。第一种前景是重回政治对立。两岸既然已从当年因国共两党所崇尚的主义与社会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的政治对立中走出来了，未来也几乎不可能再因主义与社会制度的不同重回政治对立状态。但是，两岸关系当前与未来确实面临着重回政治对立状态的重大威胁，但造成未来可能的政治对立的主要原因则是“台独”势力对台湾公权力的影响甚至掌控。第二种前景是走向政治统一。两岸走向政治统一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同时也需要有一个过程。第三种前景则是维持政治分立的现状。两岸政治关系未来不同的前景决定了对两岸之间各类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不同的方案与顺序。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军事问题

　　两岸关系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界定与把握这些问题将使两岸双方能够明确今后的工作目标，也将能够对解决问题的难度与艰巨性形成充分认识，更好地去迎接挑战。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决定了两岸双方应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致力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因此，将哪些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作为两岸双方今后进行协商谈判的议题，是在ECFA签署与实施之后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首先面临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当前两岸之间的各项政治问题是中国的两个政权在台湾海峡两岸分立的基础上产生的。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为国号的这两个政权各有其一套国家建制，即宪法、国旗以及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政治关系必须解决的问题有：

　　1.两岸政权同中国国家主权的关系，即国家的认同。中国国家主权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但两岸政权却是分立的。两岸政权应如何体现国家主权？

　　2.两岸政权的定位与相互关系。两岸政权在性质上是否是相同的，地位是否是平等的？或者说两岸政权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平等关系？但一个国家能否有两个中央政府？

　　3.两岸政权各自宪法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国家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国家的标志。应如何确认两岸现存各自宪法的性质，以及未来应如何形成两岸共同认可的一部宪法？

　　上述三个问题是当前与未来两岸政治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也是需经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的核心政治议题。

　　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主要是在两岸政治对立时期形成的，并延续至当前两岸政治分立时期，期间由于“台独”势力的活动造成某些问题的加剧。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两岸双方面临的并且必须予以解决的基本军事问题有：

　　1.大陆对台军事部署，包括所谓的针对台湾的导弹问题。大陆方面应如何使台湾方面确信并保证这种军事部署仅只是针对“台独”势力的，而不对台湾其他方面构成威胁？

　　2.台湾对美国军购问题。台湾方面应如何使大陆方面确信并保证，台湾购买美国的武器与其他军事装备是正当的、并且不会对大陆构成威胁？

　　3.台湾海峡中线确认与相关的两岸双方海上治安、救援等活动的协调问题。两岸双方应如何有效地实施各自实际辖区的管治行为并协调好双方交往活动，同时又将海峡中线明确区别于国际界限？

　　4.在安全与情报领域确立同两岸政治分立状态相适应的新规则以取代政治对立时期的旧规则，解决旧时期的善后问题。

　　5.两岸协防国家海疆与岛屿问题。钓鱼岛与南沙群岛等国家固有疆土岌岌可危，两岸政权守土有责、义不容辞。但两岸如何做才能够在有效的防卫国家疆土的同时处理好同相关国家的关系？

　　6.两岸之间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这种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目的、性质、内容与范围是什么？

　　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着的上述军事问题，两岸各方在认识与主张上存在着一些重大误区，妨碍与阻滞了双方着手致力于问题的解决。例如，台湾方面将“大陆方面无条件撤出部署在海峡西岸的导弹”作为开启军事问题协商谈判的先决条件。这种本末倒置的、既无礼又无理的要求，凸显了此种主张者或者不具备政治军事常识或者缺乏解决问题的诚意。大陆方面在海峡西岸的军事部署，不仅只是针对台湾的，同时也是大陆全球性的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的是任何可能的外国入侵威胁。此外，大陆短程导弹的机动性与中远端导弹的先进性大大降低了导弹部署地域远近的军事意义。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有责任使台湾方面确信并保证海峡西岸的军事部署只是针对“台独”势力的，将不会对台湾的居民、政府与军队造成威胁与伤害。又如，为支持台湾对美国军购，有所谓的“两岸军事平衡”论，其主张者认为由于台湾与大陆在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使台湾对美国军购成为必要以达成两岸军事平衡。秉持此论者无视两岸在军事需求与基础条件上的巨大差异，以区区一岛之地竟要同大陆谋求军事实力的平衡。面对大陆的核武器、导弹与海空航天力量发展，台湾既没有正当理由要求同大陆达成军事实力的平衡，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单纯军事实力平衡。台湾的安全只能由一种综合的军事平衡来保障，既在两岸之间由适当的军事实力同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相结合的综合军事平衡予以保障。但是，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台湾方面的确有其防卫的正常需求，更何况其还承担有守卫国家海疆与岛屿的职责，其武器装备需要及时更新换代，台湾岛内的军工产业又不足以支撑其军备需求。关于海峡中线，两岸双方在台湾海峡中的相互接触面上，要求划出视同为国际海疆分界线与完全否定划线必要性这两种极端主张，都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依据，也妨碍两岸军方建立友好共处的关系。“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诗经‧小雅‧常棣》）在两岸协防国家海疆与钓鱼、南沙诸岛屿问题上，两岸双方义不容辞，应尽快行动以弥补因两岸政权内斗对国家固有疆域造成的损害。不能因外国有人说一声“不得针对第三方”就怯而止步。与此同时又要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分寸，在实现捍卫本国领土主权的同时对他国的领土主权予以充分尊重。至于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则应该是具有中华特色的、立足于两岸现实状况、能够满足两岸双方军事安全需要的一整套互信保障机制。未来的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应超出过窄的低水准的所谓信任建立措施（Confidence Building Measures, CBMs），但也不应过宽、过高地将现阶段尚不具备条件解决的政治议题包含在内。

　　先军后政的内在逻辑性

　　所谓先军后政，是指在ECFA签署与实施后，为继续推进两岸和平发展进程，先着手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军事安全问题，同时继续搁置政治争议问题以待未来时机成熟时再予以解决。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解决两岸关系中的各项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采取先军后政的路径是合理的与可行的，符合两岸政治军事关系演变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当前两岸关系所面临的政治议题与军事议题的层级不同。如上所概括的各项政治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直接触及两岸关系中的本质与核心问题，即国家统一问题，因而是两岸关系中的高级问题。而上面所概括的各项军事安全议题，则可不触及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只是关于两岸军事力量和平相处与安全保障问题，即台海的和平安全问题，因而可看作两岸关系中的中级问题。在两岸关系中已基本得到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则属于初级问题。两岸关系中各类问题的产生，皆源自于政治问题，由政治问题伸展为军事问题、再引发经济社会问题。在两岸双方须共同着手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可以将经济社会问题看作是外缘部分，军事安全问题属于中层地带，而政治问题则居于核心圈。两岸双方协商谈判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是要就两岸之间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问题”作出适当安排，以及确立两岸政治统一的方向与途径。而两岸双方协商谈判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则是要“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使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机制化与制度化。这两方面的问题虽然有联系，但其层级与性质都是不同的。

　　其次，在近期未来尚还不具备解决两岸之间政治争议问题的基本条件。两岸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就是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基础上两岸双方就一个中国的内涵、国家主权、各自政权定位以及宪法等事项达成共识并确定走向统一的方式与进度。为此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首先，台湾的主流民心与民意赞成就两岸统一事项进行协商。其次，两岸双方为因应两岸政治统一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创新与政治体制改革。达到这两个条件的难度都很大，需要两岸双方在相当长时间作出不懈努力，需要有一个不断积累政治互信、勇于探索与开拓创新的过程。

　　第三，当前解决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首先须看到，两岸政治分立现状已经构成了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条件。两岸军事安全问题是因始于1949年的两岸政治对立关系而产生并延续下来的，两岸政治关系自1979年至今由对立转变为分立现状客观上要求两岸军事关系必须作相应的转变以适应政治变化。德国19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及其所着《战争论》不仅在西方世界广受推崇，其关于政治与军事关系方面的某些重要论断与分析也受到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的赞赏。克氏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被奉为揭示军事与政治关系的至理名言。在有效的政治领导下，军事活动从属于政治并贯彻政治旨意。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军事是由政治决定的，那么两岸之间只有先解决政治争议问题后才能去解决军事安全问题。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两岸之间当前所面临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是处在不同的层级上。政治决定军事的观点固然没有错，但正是根据这种论断，可知当前虽然解决两岸之间政治问题的条件尚还不具备，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政治条件却已经具备了。纵观1949年以来的两岸政治关系史，经历了从政治对立到政治分立的转变。两岸双方关于“九二共识”的确立与2008年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取得的各项重大成果，标志着两岸政治分立状况的确立与巩固。由于军事是由政治决定的，同历史上两岸政治对立关系相应的是战争、军事冲突与军事对峙，同当前两岸政治分立状况相适应的则应该是军事上的分立与和平共处，同未来两岸政治统一相应的则是军事统一。当前两岸之间要协商解决的军事安全问题并不属于军事统一问题，不是要整编或统合两岸军队，因此也就没必要以解决两岸之间当前所面临的政治争议问题为前提。两岸之间政治分立现状不仅为解决军事安全问题提供了条件，而且也要求两岸军事关系必须随政治关系已实现的从对立到分立的转变相应做出从敌对到友好相处的转变。两岸政治互信也是有层级的，是从初级向高级不断累积发展的。当前两岸政治互信已达到的水准虽还不能够导致政治争议问题的解决，但已足以为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政治基础。同时也应看到，当前两岸军队从意图到能力基本上已不存在进行敌对的实质性需要，台海和平与安全保障是两军的共同追求。目前两军的敌对心理与敌对情绪除了历史因素之外，更多的是因缺乏军事互信、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以及相互猜疑与揣测等所致。进一步说，迄今两岸关系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与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ECFA的签署与实施，一方面增进了两岸政治互信，为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尽快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提出了强烈要求。最后还须看到，国际社会对能够保障台海和平与安全的两岸双方互动的各种举措会提供压倒性的支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两岸双方在继续搁置政治争议问题的同时致力于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美国根据其国家利益、全球战略以及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对有助于保障台海和平与安全以及东亚地区和平同时又不会对其造成不利政治影响的两岸军事关系发展，将会持支持态度。

　　第四，同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相比，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更为紧迫。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当前两岸军事关系的发展严重滞后于两岸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军事安全问题的悬而不决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致命威胁。两岸军事安全关系发展的这种滞后状况，不仅是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重大障碍，不仅使两岸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的成果缺乏保障，而且还有可能会使两岸不由自主地重新陷入政治对立困境。目前，两岸政治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转变为政治分立，两岸经济社会关系的发展也已经有了稳定的框架，随着ECFA等两岸之间的各项协议的签署与实施，两岸之间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已可期待。但是，与此同时，两岸之间在军事安全上的敌对意识与敌对部署却仍然存在。大陆对台军事部署与美国对台军售加剧着两岸之间的不信任、引发各种猜疑，并且破坏着两岸人民初步培育起但仍很脆弱的友善情感，同时也妨碍两岸各自同美国形成健康关系。两岸双方军队有可能因缺乏互信所导致的误判而引发军事冲突、甚至造成危机失控，以致于由军事冲突延伸为政治对立。当两岸政党领导人与政府官员已经在握手言欢、举杯相贺的时候，两岸的情治工作者却仍在因历史原因而在对岸锒铛羁押，铁窗之内期盼着同父母妻儿早日团聚。当前国家固有疆土钓鱼和南沙诸岛岌岌可危，以往两岸政权相争咎不可辞，两岸军队应尽快采取协防行动。所以，不论是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全球政治、东亚和平还是人权保障等各个方面看，在ECFA已签署实施后，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都具有紧迫性。两岸之间目前的这种军事安全态势的存在与延续是荒谬的与危险的，应尽快使其合理化以实现台海安全与和平的切实保障。

　　第五，同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相比，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要容易得多。将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与军事问题并列摆出，孰难孰易一目了然。诸如国家主权、政权定位与宪法等政治问题是两岸关系中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具有全面性与综合性。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必须得到两岸人民的赞许、特别是要得到台湾人民的赞许，同时还有待于两岸在政治理论与政治体制方面进行改革创新，要实现这样的条件显然需要有一个过程，从目前情况看尚需要两岸双方在一个不确定时期做出探索和努力。与之相对照，诸如大陆对台军事部署、台湾对美军购、海峡中线、军事安全行为准则以及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等问题，只是由政治问题派生出的军事问题，具有的是专业性与单纯性。如果撇开政治问题，只是单纯地以保障台海安全与和平为目标致力于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那么应该可以确信能够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居民的赞成与支持，也可以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成与支持。在两岸目前政治分立与军事无实质性敌对意图的现状下，只要两岸双方有意愿并付诸于行动，对在可预期的时间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是可以抱乐观态度的。

　　第六，先解决军事安全问题将为尔后解决政治问题夯实基础与创造条件。在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上尚还不具备条件予以解决的现状下，如果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问题能够先行解决，那么不仅可使两岸之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领域所取得的成果得到切实保障，而且通过建立军事安全互信可进一步巩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两岸双方在协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过程中也将进一步培养与增进政治互信。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解决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将在两岸的政权、军队与人民之间消除无谓的敌意、戒备与恐慌，彼此建立起自信、互信、安全与友善的心态。由此，将为尔后着手解决两岸之间的政治问题奠定深厚与坚实的基础。

　　最后，也是最值得提到的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已能够使两岸政权将两岸人民权益置于两岸政争之上，可以在继续搁置政治争议的条件下，先行解决两岸之间的军事问题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的安全权益。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与中华民族当代政治文明中，当政者同人民的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长达数千年直至满清的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下，皇室家族高居于人民之上，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屈从于皇帝一人一家之驱策，当政者同人民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皇帝与朝廷可以为了个人与家族的私利、为了维持家族的统治，罔顾人民的基本权益，甚至肆意残害人民的生命，破坏与剥夺人民的财产。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千年帝制，中国政治开始了向现代政治文明的转变过程。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虽然早在中华民国创建时就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确立了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但这一原则的实现却历经艰辛。民国初年出现的帝制复辟与军阀割据，国共内战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政权将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政权驱逐到台湾，形成两岸政权对立与军事对峙局面。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华民族政治风云变幻，人民的生命与权益在很多时期被从属于政争与内战，遭受到极大的摧残与伤害。但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民是国家主人、人民至上、人民最大的人民主权原则，不仅在名义上、口头上而且在实践中都逐步得到两岸当政者的确认。政治应从属于人民，政治应为人民服务，两岸政权不能因政争而剥夺两岸人民的天赋权利、妨碍人民天赋权利的实现与保障。两岸政权有责任保障两岸人民享有“免除恐惧的自由”。两岸政权搁置政争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基本权益的最初重大举措是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的开放两岸探亲以实现人民的天伦亲情，随后，则是实现两岸三通、签订与实施包括ECFA在内的各项协定与共识以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天赋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实现与保障人民的基本安全权益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两岸之间当前存在的军事问题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基本安全权益，实现与保障两岸人民应享有的安全权益优先于、高于两岸政争。对这一点，两岸当政者应有充分的认识。在ECFA签署与实施后遵循先军后政的前进路线图，在继续搁置两岸政治争议问题的条件下先行着手解决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应是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二、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

　　胡马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振兴的历史性机遇，其所能够实现的价值与意义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非凡的、极其重大的。胡马会的实现与成功，有赖于在对其目标、内容与形式做合理界定的基础上进行卓有成效的组织与运作，也有赖于两岸双方在有关重要事项上达成基本共识。

　　为什么要有胡马会

　　胡马会，即由胡锦涛与马英九作为两岸执政党、政权以及军队的领导人面对面进行会谈与协商，是两岸政治最高层次的会谈，即通常所谓的峰会。峰会本身在形式上就具有重要意义，两岸峰会更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是1949年两岸形成政治对立与分治以来空前的历史事件。20世纪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政权领导人的峰会在决定和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与进程中发挥过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政权领导人通过峰会，可以直接交换彼此的思想、观点与主张，增进相互理解，避免或减少因中低层工作人员或间接传递所造成的片面性与误解。峰会的效率与权威是任何其他层级所无可比拟的。政权领导人可以就重大事项做出决断并达成协定，实现决策效率。由政权领导人在峰会上做出的决断与达成的共识，在各自的政治体系内具有最高的权威，可以排除干扰与阻挠强有力地予以贯彻与实施。峰会的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以及历史意义也是较低层级的会商所不能企及的。公开举行的峰会，使政权领导人的言行、互动过程、以及所做出的决断、承诺与协议等公之于天下，不仅会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而且也使政权领导人的素质、诚信与能力在开放的氛围中得到有关各方与人民的检验与评判。

　　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当前阶段，胡马会能够实现的价值与意义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胡锦涛与马英九个人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所做出的贡献与所取得的成就的确认与肯定。虽然众多人们都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做出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贡献，但胡马作为两岸政权领导人所做出的贡献是独特的、在一些关键事项上是具有决定性的。本世纪初胡锦涛在大陆主政以后，提出应“本着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的态度，站在全民族发展的高度，以更远大的目光、更丰富的智慧、更坚毅的勇气、更务实的思路，认真思考和务实解决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问题。”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胡锦涛与连战实现了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马英九在台湾执政后，摈弃了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取向的政策与路线。两岸双方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确认“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共同致力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迄今，两岸关系在经济社会领域已取得了重大成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已经确立，继续向前推进的道路也是开放的。实现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是20世纪以来中国历代政治领导人的意愿。孙中山先生很早就提出“恢复台湾、巩固中华”，他在遗嘱中殷切期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实现两岸统一是毛泽东与蒋介石等已逝的国共两党前辈领导人的志向与遗愿。胡马两人如能举行峰会，不仅将使他们两位能够以各自所具有的名份与地位、运用所掌握的权力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上取得突破，以此对国共两党、两岸人民暨中华民族做出历史交代，同时也将使他们个人的政治生涯与成就在历史上得到确认与嘉奖。

　　其次，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开启两岸之间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迄今已在经济社会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特别是ECFA的签署与实施标志着两岸开展正常经济活动的整体架构已经确立。虽然两岸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有很多方面的具体事项需要做相当多的后续工作，但已不存在重大障碍。两岸双方未来需要着重予以解决的诸项问题存在于军事安全、政治法制、以及外交国际领域。两岸关系中这些仍有待破解的问题，较经济社会问题要更为复杂、更为敏感，也更难以解决。但是，在两岸之间经济领域的基本问题已得到解决之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要在保持正确方向的同时保持继续前进的势头，就不应在军事政治问题面前止步不前。两岸双方应审时度势，知难而上，勇于开拓。迄今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证明，“先易后难、先经后政，把握节奏，循序渐进”的两岸关系发展思路是正确的与成功的。两岸双方未来应继续坚持这种思路的基本内涵。但是，时过境迁，在ECFA已经签署与实施后，作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策指导思路，应与时俱进地调整为“先易后难、先军后政，先急后缓、把握节奏，循序渐进”。“先军后政”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继续向前推进、破解两岸关系中的军事政治难题的关键举措，规划了两岸关系未来和平发展进程的路线。通过胡马会，两岸双方将能以两岸政治的最高层级、最高权威以及最大的影响力去开启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并确定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目标与路线图。

　　第三，确保马英九在台湾即将来临的领导人选举中胜出。2012年初，台湾地区将举行领导人与“立法委员”的选举。马英九以及其他国民党人将是这场选举中的主要竞争角色。从目前台湾政坛中各种势力的角逐态势看，马英九同其竞争对手相比并不具有明显优势，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大陆方面当然不应介入或干预台湾岛内的政治活动，但胡马会的举行与成功势必会大大提升马英九的声望、评价与影响力。如果设计组织得当，胡马会将能够也应该成为使马英九及国民党在台湾未来的选举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胡马会可以成为两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事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当代世界和平都将产生深远影响。胡马会及其成果可以使马英九在台湾得到选民的压倒性支持，凝聚泛蓝选民，感召中间选民，争取泛绿选民，同时瓦解“台独”势力。胡马会将使马英九与胡锦涛共同作为当前中华民族的领导人、也作为世界级人物，并肩成为举世关注的焦点，其影响力、冲击力与号召力将超出任何形式的选战设计与运作。胡马会及其成果不仅会使胡马两人在两岸人民的眼中成为两岸和平的设计师与缔造者，而且也会得到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赞誉。马英九本人也将能够在策划与实现胡马会的过程中展示其作为政治家的眼光、智慧、胆略与魄力。

　　胡马会的界定

　　若要实现上述胡马会的价值与意义，就须对胡马会的主要方面做合理的界定。胡马会应有形、有实与有节。所谓有形，是指胡马会在组织形式上应有适当外观，符合两岸及中华民族领导人的身份与此次事件的历史重要性，同时能够对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形成感官上的冲击、激励人心。所谓有实，是指胡马会须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获得实质性的重大成果，以此去争取最大化的支持。所谓有节，是指胡马会必须严格地划定界限、有所节制，不去触碰敏感的、存在严重争议的政治问题，以此使可能的反对与抵制最小化。“先军后政”，将是设计组织胡马会的基本思路。两岸领导人可在胡马会上，共同对两岸关系的现状与未来做出展望与政策宣示，并对两岸关系中各种问题的解决确立思路与指导原则。胡马会将确立与贯彻两岸政治领导人今后相处与互动的基本准则。虽然两岸双方可以接受一般意义上的互相尊重与平等的准则，但两岸双方的历史地位与实力客观上存在着很大差距，各自在法理上迄今也还并没有确认对方政权的存在。“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篇）两岸双方在策划、组织胡马会时，也须“见仁、见智”。

　　胡马会的主题与界限：胡马会的主题是和平，即根据先军后政的思路，为了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启动两岸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进程。这一进程数年之后将导致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两岸双方达成并签署和平协议。为了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保持正确方向下继续向前推进，两岸双方应摈弃政治对立与军事对峙时期的僵化的过时的思维，力戒思维与主张的片面性与极端性，在坚持己方正当立场的同时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与方式着手开始关于各项军事安全议题的协商谈判。两岸双方各自所关切的军事安全问题只要纳入了平等协商的议事日程，产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成果就为期不远了。胡马会应有严格的界限，即胡马会本身的目的与内容、其所启动的两岸双方协商谈判军事安全问题的进程、以及未来两岸双方所签署的和平协定的内容都只是关于军事安全事务的。胡马会将继续搁置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不触及两岸政权的政治定位、国家主权与宪法等重大政治事项。胡马会的这种限制将避免现阶段在台湾岛内造成重大争议乃至对立，减少两岸双方协商解决军事安全问题的阻力，也会减少美国、日本等国的疑虑。胡马会旨在为两岸人民带来安全保障，保持台海和平与局势稳定，势必会得到绝大多数台湾居民的欢迎与支持，也能够得到美国、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胡马会的时间：胡马会的最佳时间是在2011年10月。举行胡马会的时间，根据当前两岸各自的政治体制，两岸政权领导人都实行任期制，胡马会只有当两人都在领导人职位上时才有充分的价值与意义。马英九能否在台湾2012年初的大选中获胜从而开始他作为台湾领导人的第二个任期尚还是未知数，胡锦涛在大陆2012年底的中共十八大上也面临着职位变动。所以，2013年以后举行胡马会的条件可能已不存在了，或者不在其位的胡马会已不那么重要了。马英九如在2012年初台湾大选中获胜，则还有可能在2012年内举行胡马会，但如失败则无从谈起。目前有把握的是在2011年内举行胡马会。在胡马会的时间选择上，还必须考虑胡马会的效应。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的角度看，如在马英九第一届领导人任期内启动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则可在其第二任期内从容地达成与签署和平协议；但如延迟至其第二任期才开始启动军事安全事项协商谈判，那么在该任期内恐怕就没有充足的时间完成和平协议的工作了。从台湾选举的角度看，如果胡马会确实是能够使马英九胜选连任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那么放弃胡马会就是马英九团队的重大政治失误。10月份不论是对两岸政权还是对两岸关系来说，都具有特殊意义。两岸政权的“国庆日”都在10月，纪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的“台湾光复节”在10月。所以，在2011年的金秋十月举行胡马会是最优的上策。

　　胡马会的地点：胡马会的地点选择应同其主题密切相关。两岸领导人举行峰会，目的是为分居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谋求和平与安全。首先应排除不适当的地点选择。胡马会必须在中国的领土上举行，这是毋庸置疑的。胡马会必须是专门的主题明确的两岸政权领导人峰会，胡马会不应作为其他活动的附带部分，诸如让胡马两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上见面或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上会面的建议都是不可取的。胡马会也不应在北京举行，甚至在大陆也不合适。从中国历史上看，历朝历代占据大陆的政权都是以朝廷即中央政权自居，地处边陲的政权领导人到京城见皇帝通常意味着臣服。虽然中国社会废除封建帝制至今已有百年，但封建帝制时代的思想意识与心态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马英九如到北京或者大陆来将会使他在台湾陷入不必要的麻烦之中，会使胡马会的效果适得其反，也不利于两岸政权之间建立健康的关系。最有助于胡马会成功的会议地点，是在台湾当局管辖的地域之内。胡锦涛如能到台湾当局管辖之地会见对方政权领导人，将凸显大陆政权领导人对两岸双方“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诚意，也将表现出胡锦涛本人的胆略、气度与胸怀。马英九如能在自己所实际治理的地域内会见胡锦涛，将使诸如“矮化”、“卖台”、“臣服”等无端攻击失去口实。

　　胡马会的身份：应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身份较为适宜。虽然胡马两人各自集两岸双方的执政党领导人、政权首脑与军事领导人为一身，但他们的会见以两岸双方执政党领导人的身份、即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与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身份较为适宜。自2005年首次胡连会以来，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已举行过多次，目前已形成稳定的机制与惯例。在两岸之间关于政治与军事问题的协商尚未取得重大进展之前，胡马不适宜以两岸双方各自政权首脑或者军事领导人的身份见面，也没有必要为此而在台湾岛内引起争议、造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阻力。胡马会以两岸执政党领导人身份举行，一方面实现了两岸双方领导人关系的提升，因这是2005年以来国共两党作为执政党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谈，另一方面，胡马两人虽没有以两岸政权首脑与军事领导人的名义会谈，但确有其实，并不妨碍胡马会的实质内容与实质性成果。

　　胡马会的文件成果形式：和平宣言将是胡马会的文件成果形式。两岸最高领导人共同签署的和平宣言标志两岸双方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的正式启动，将成为两岸关系史上的又一份纲领性文件。和平宣言的主题是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将向台湾海峡两岸人民、世界各地的华人以及全世界郑重宣示两岸双方领导人保障两岸人民安全与台海和平的强烈的政治意愿与坚定的政治意志，并确立明确的具体目标与开启两岸军事安全问题的协商谈判进程。和平宣言应包括两岸双方共同确认与承诺开始进行协商的军事安全事项。在和平宣言中，应确切表明胡马会所启动的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的目的是、而且也只是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定。和平宣言将不触及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胡马会的理性效果诉诸于人的理智、头脑与分析理解力。胡马通过会商、和平宣言的签署以及新闻发布会，通过准确的明确的文字与言论阐释与公示使胡马会的理性效果最大化与最优化。

　　胡马会的活动成果形式：切合会议主题并且壮观、感人的会议活动外观是胡马会的活动成果形式。胡马会的活动外观与形式，应同两岸关系史上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政治活动相符，要能够真正吸引人与打动人，对人的感官、情感与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胡马会可通过组织安排各项有实质意义的公开的宣导活动，以感性的方式向两岸人民以及全世界宣示两岸政治领导人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进而致力于保障两岸人民安全与台海和平的强烈意愿。应吸引与安排两岸与世界各国的媒体人士参与胡马会的整个过程。胡马会将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台海两岸双方领导人的文明、理性、胸怀与仁爱，以及秉持普遍人性与民族大义致力于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的坚强政治意志。

　　胡马会的准备

　　胡马会的实现与成功需要两岸双方共同做出努力，从战略的高度、眼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整个过程，在有关基本事项上达成四项共识。这些共识既确定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方向，又明确当前与近期未来的追求目标；既为举行胡马会提供充足根据，又为胡马会的成功准备条件；既使两岸双方进行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能有良好的开端，也能使未来和平协议的签署、直至两岸开启政治问题协商进程具有光明前景。这四项共识将体现在胡马会的成果之中，也将贯穿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未来进程之中，确保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首先，两岸双方应就在两岸关系中使用与不使用武力的条件达成共识，并做出相应承诺与贯彻落实。在两岸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条件应该非常明确。大陆方面2005年颁布的《反国家分裂法》的第八条规定：“‘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方面也应该非常清楚，“台独”就是对台海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就是战争，任何将台湾从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分裂出去的企图、言论与行动就是在使两岸重回政治对立与军事敌对。台湾当局对待“台独”的态度如果是暧昧与纵容，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大陆方面会出于对“台独”的警惕与担忧以及对台湾当局的不信任，将坚持不懈地加强对“台独”采取行动的军事准备，从而对台湾形成不断增大的军事压力。美国也会因台湾走向“台独”的可能性而为台海局势与东亚和平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担忧，美国人尤其嫌恶卷入一场身不由己、为他人火中取栗的军事冲突。在台湾岛内，当局对“台独”的暧昧与纵容只能涣散泛蓝阵营，助长“台独”势力的气焰。如果台湾当局将其“不独”的政策主张明确为“反对台独”并予以实施，那么不仅将为大陆方面降低对台军事准备水准提供根据与创造条件，而且能够在台湾岛内凝聚泛蓝，吸引中间选民，争取泛绿，以及瓦解“台独”势力。大陆方面则应该做出郑重承诺：在两岸统一问题上充分尊重台湾的民心与民意，不使用武力也不以武力胁迫对岸走向统一。从两岸政治分立的现状到两岸未来可能的政治统一，军事都应该是中性因素。两岸从政治分立走向政治统一，须寄希望于两岸人民，由两岸政府在两岸人民的授权下自主地通过平等协商的和平方式共同议决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大计。

　　其次，两岸双方应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达成共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九二共识”作为其政治基础，也应该有其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迄今遵循着循序渐进的发展路径，先行顺序建立起来的经济与军事的机制与制度将构成未来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济基础来说，应该建立能够使两岸人民享有平等权利、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体系中自由开展经济活动的机制与制度。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两岸人民运用自己天赋经济权利通过公平交易获取正当经济利益并进而使两岸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两岸之间片面地“让利”在短期作为权宜之计是可以的，但那只能当作对兄弟的大度或者特定时期的特殊安排，是不能构成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长期、稳定的正当经济基础的。如果哪一方将片面受惠当作常态、或者试图用出让经济利益换取政治权益、或者为获得经济利益而出让政治权利，从长期看都是不利于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就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军事基础而言，两岸应建立由适当军事实力与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相结合的综合军事平衡以保障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两岸双方应摈弃单纯军事实力平衡的诉求，也应放弃以两岸军事实力之强弱对比关系去影响未来两岸政治进程的思维。两岸双方可根据各自的以及中华民族整体的安全与防务需要构建各自适当的军事力量，同时通过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得到对方的理解与接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所建起的健康的经济基础与军事基础，一方面能排除两岸关系中政治问题的干扰与妨碍，让两岸人民能够自由地开展正常经济活动、以及享有正当的安全权益，另一方面又为未来两岸双方解决政治争议问题支撑起公正的可信的与可靠的协商谈判平台，不以片面经济利益也不以片面军事优势去影响甚至主导各自的政治判断与政治抉择。

　　第三，两岸双方应就未来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达成共识。根据两岸双方迄今在各种场合分别以及联合发布的信息及言论中，都对未来两岸签署和平协定有所承诺或期望。两岸之间的和平协定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必不可缺的一份重要信息，两岸双方应对未来将通过平等协商谈判达成并签署的和平协议的基本性质与界定达成如下共识：1、两岸之间的和平协定肯定不是国际协定，但却应具有国际公信力。该和平协议是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达成的，排除任何外国势力的干预或参与，但协议签署与实施要取信于国际社会。2、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只是一项军事安全协定而不是政治协定，是在两岸政治分立现状下实现与保障两岸和平的协议而不是两岸走向政治统一的协定。该和平协定的目的在于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终结两岸敌对历史，实现与保障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其内容限于两岸之间的军事安全事项。在和平协议中将不触及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也不涉及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3、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将综合体现两岸军事安全事务协商谈判过程的各项成果。

　　第四，两岸双方应就未来两岸走向政治统一达成共识。两岸未来走向政治统一的前景是两岸政权各自的宪法与法律所确定的，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因而是不可回避的。虽然目前尚还不具备两岸展开协商谈判解决政治争议问题的条件，但两岸双方可以就未来政治统一进程的启动、展开与目标达成如下共识：

　　1、未来要实现的两岸统一是两岸的政治统一，而不是国家主权与国家领土的统一，即不是两个国家及其领土的统一，而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上的两个政权及其所实际治理地域的统一。

　　2、两岸的政治统一应是在政治权利平等基础上的自主统一。两岸政权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政治地位的平等是基于两岸人民的平等政治权利。两岸政治统一的整个进程必须是自主的。这种自主性的第一层含义，是两岸政治统一进程排除任何外国或国际势力的介入或干预，完全掌握在两岸中国人手中。其第二层含义，是指两岸政治统一进程的启动、展开以及完成的决定权掌握在两岸双方各自政权的手中，两岸政权又是在两岸人民的授权下行使权力的。大陆方面虽然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以及政治力量上拥有日益增强的优势，更挟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但要力戒“倚势逼人”，而应期待台湾方面主动邀谈协商统一。大陆方面更应整顿内部吏治、力推政治体制改革、提升政治文明素质、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以增强对台湾方面的凝聚力与感召力。“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台湾方面则要力戒“苟且偏安”、居于祖国宝岛却漠视民族大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产生与满足的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五个层级。可以期待，在两岸之间的ECFA与和平协定等满足了台湾居民的生理与安全的需求之后，台湾居民对归属与爱、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将会推动他们走上寻求两岸政治统一之路。两岸的统一，应是两情相悦、情投意合与自主选择的结果。

　　3、两岸的政治统一应是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统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1911年辛亥革命后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迄今在两岸分别都已取得了显着进步。两岸双方应在现有政治文明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政治文明的素质，使现代政治文明体现在两岸政治统一的进程中，使两岸政治统一与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建设这两个过程合二为一。人权、民主与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也是两岸执政党与政权已经分别通过各种方式所郑重承诺的追求目标。两岸双方在政治文明建设中都不应照搬任何外国的政治模式，而应基于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文化与政治渊源去吸收与发展人权、民主与法治这些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价值。两岸双方也应尊重彼此的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发展道路，可以相互交流、瞭解、理解甚至借鉴，但不应相互否定与强加。可以期待，两岸政治统一的过程将是两岸政治文明各自发展与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与实现的过程。

　　结束语

　　在ECFA签署与实施以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在军事政治问题面前要不要以及如何继续向前推进是对两岸双方的重大挑战。先军后政的思路所具有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为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势头、进一步破解两岸关系中的难题勾勒出路线图。鉴于台湾2012年大选结果可能出现的执政党更迭从而发生当局主导政策逆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刻。如果胡马会能够及时启动两岸军事安全问题协商进程，将打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继续前进的大门，而且进而保证未来一定时期内两岸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如果策划准备、组织运作得当，以两岸和平与台海安全为主题的胡马会的积极成果将会最大化，其可能的消极影响将会最小化。胡马两人作为两岸和平的缔造者，将不仅会得到两岸人民的拥护与支持，而且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与此同时，不仅胡马会将搁置两岸之间的政治争议问题，而且未来两岸之间的和平协议也将不触及这些政治争议问题，如此安排可使胡马会避免各种可能的负面影响。胡马会将是两岸关系发展史上、也是当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件盛事，胡马两人也将有机会展示出政治家的睿智与洞察力、胆略与魄力、胸怀与气度、以及决断与执行力。但是，胡马会这样重大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两岸关系与中华民族可能都要为痛失这样的历史机遇付出沉重代价，若如此对马英九执政团队可能造成的损失则是无可挽回的。历史留给胡马会的时间已很有限，2011年是中华民族的辛卯年即兔年，意味着遇事要以超乎寻常的速度进行。期待胡马两人及其执政团队能够做出及时果断的政治家决断，能够卓有成效地举行胡马会，以保障台海和平与两岸人民的安全，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向前推进。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1年7月号，总第16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