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场：杜聿明被俘记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早晨，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彻底完蛋了。
　　
　　陈官庄东北七八公里有一个已忘掉名字的小庄子，在庄尾，有一间未被蒋军飞机轰炸倒塌的农家屋，这便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临时兼任。
　　
　　太阳刚刚升起，成千上万的俘虏像大堤崩溃了的水流，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涌过来，收容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被人流塞满了，一眼望不到边。
　　
　　陈茂辉主任正在跟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来的。赵处长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身份不明，估计是个将官。
　　
　　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查隐瞒身份的被俘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陈主任要赵处长赶快将人送来，可是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陈主任不免发火责问。那个负责押送的干部说：“这几个家伙特别怕飞机，一路上总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喊道：“进来！”
　　
　　陈主任一看，进来的人中间有一个４０多岁的人，只见他穿一身士兵棉服，披一件破军大衣，缩着脖颈，耷拉着脑袋。乍一看像个老伙夫，但仔细端详，便不难发现此人有种特别稳重而干练的气质。
　　
　　陈主任让他坐下，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放在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先抽出一支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称“记者”的那个人，竟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他瞪了一眼。“记者”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将火送到陈主任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陈主任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细一看，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没刮干净的胡髭，很明显，此人本来是留有颇为威严的唇髭的，只是因为临时剃得匆忙，没刮干净。
　　
　　陈主任开始审问。
　　
　　那个“记者”首先介绍自己的身份：“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随军记者。”他指指那个４０多岁的军官对陈主任说：“这位是第１３兵团的高军需。”另一个接着也自报家门：“我叫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被他们拉去的。”陈主任一听，便知这全是瞎编的。他们也发现陈主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于是各人便掏出证件。
　　
　　陈主任看了证件，便单刀直入，问那个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
　　
　　“第１３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陈主任口气严厉，断然否定。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替他补充道。
　　
　　陈主任瞪了那个“记者”一眼，没有理睬，仍在追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第１３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主任顺手递给他一个写字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掏了好一会，才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在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这位“军需处长”活像一个蹩脚的魔术师，目睹着他那拙劣的表演，实在令人喷饭。陈主任和工作人员忍俊不禁，都想发笑，但还是强忍住了。陈主任当然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为包围圈内的一般蒋军军官所享受不到的，就连这支地道的美国货——派克金笔也不是一般下级军官所能玩的。
　　
　　再说那个“军需处长”之所以装疯卖傻，一股脑儿地掏出这么多东西，这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意在迷惑、转移审问者的视线，把他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需官。要不是搞军需的，在几乎无法生存的包围圈内，哪能拥有这么多好东西？而这些东西又都是他“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其手而三分肥，利用职务之便攫为己有的。造成他仅是个十分贪婪的卑劣小人的假象，掩盖其高级将领的真相。
　　
　　“高文明”握着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
　　
　　“写啊！”陈主任催道，“难道你连一起共事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边说边在本子上写，可是写了半天，还是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个“记者”见状，非常着急，忙作揖打拱地对陈主任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说着便伸手要笔，被陈主任制止。
　　
　　陈主任对那个表面上还显得沉着的“军需处长”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陈主任拿起桌子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一句，然后对他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是一律宽待的，除了战犯以外。”说到这里，陈主任见他将头埋到衣领里，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便又对他说：“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黄伯韬被击毙，黄维兵团被歼灭，黄维和他的副司令官吴绍周想混走呢，结果还是被活捉！”
　　
　　
　　他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
　　
　　当陈主任将常为杜聿明一伙演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时，那个“军需处长”竟被吓得不敢抬头，只见他一个劲地向火塘里添加高粱秸，搞得满屋青烟缭绕。直到陈主任让人把琴师领走，“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脱陈主任那锐利的目光。
　　
　　“军需处长”听工作人员叫“陈主任”，赶忙问：“你是陈毅将军吗？”
　　
　　陈主任说：“我不是。”随即对他说：“你只要彻底坦白，对我说也是一样。”
　　
　　这时，敌机在附近丢了几颗炸弹，屋子被震动了，门外一匹战马因受惊在嘶叫。陈主任推门一看，只听敌机发出怪叫，在咕咕地胡乱扫射。
　　
　　“军需处长”脸色阴沉，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
　　
　　陈主任不屑地对他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 　　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０日早晨，淮海战场上的枪炮声已经稀疏了，国民党军杜聿明集团彻底完蛋了。
　　
　　陈官庄东北七八公里有一个已忘掉名字的小庄子，在庄尾，有一间未被蒋军飞机轰炸倒塌的农家屋，这便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郭化若）俘虏收容所所长办公室。收容所所长由纵队政治部主任陈茂辉（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临时兼任。
　　
　　太阳刚刚升起，成千上万的俘虏像大堤崩溃了的水流，从前方漫无边际地涌过来，收容所门前的空场和田地上都被人流塞满了，一眼望不到边。
　　
　　陈茂辉主任正在跟俘虏谈话，电话铃响了，是纵队卫生处赵云宏处长打来的。赵处长说，又抓到一个国民党军官，有记者和司机跟随，还有卫士，身份不明，估计是个将官。
　　
　　俘虏收容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清查隐瞒身份的被俘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陈主任要赵处长赶快将人送来，可是电话上催了几次，足足等了两个小时，才见负责押送的干部进来报告，陈主任不免发火责问。那个负责押送的干部说：“这几个家伙特别怕飞机，一路上总是走走趴趴，磨磨蹭蹭，好容易才弄来。”说着便向门外喊道：“进来！”
　　
　　陈主任一看，进来的人中间有一个４０多岁的人，只见他穿一身士兵棉服，披一件破军大衣，缩着脖颈，耷拉着脑袋。乍一看像个老伙夫，但仔细端详，便不难发现此人有种特别稳重而干练的气质。
　　
　　陈主任让他坐下，递给他一支“飞马牌”香烟。他接过来放在桌上，连忙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玻璃纸包装的香烟，撕去烟盒上封口的红条条，先抽出一支很礼貌地递给陈主任，然后才送一支到自己的嘴上。
　　
　　坐在一旁自称“记者”的那个人，竟忘记了这是什么场合，连忙掏出打火机，咔嚓一下打着了火，恭恭敬敬地给他点烟，被他瞪了一眼。“记者”恍然大悟，赶忙转过手将火送到陈主任面前。他们这些动作，使陈主任警觉起来，面前这个俘虏绝不是一般的人物。再仔细一看，发现他鼻子底下有一些没刮干净的胡髭，很明显，此人本来是留有颇为威严的唇髭的，只是因为临时剃得匆忙，没刮干净。
　　
　　陈主任开始审问。
　　
　　那个“记者”首先介绍自己的身份：“我叫尹东生，是《徐州日报》随军记者。”他指指那个４０多岁的军官对陈主任说：“这位是第１３兵团的高军需。”另一个接着也自报家门：“我叫张印国，在徐州开商车，被他们拉去的。”陈主任一听，便知这全是瞎编的。他们也发现陈主任对他们产生了怀疑，于是各人便掏出证件。
　　
　　陈主任看了证件，便单刀直入，问那个高军需：“你是哪个部分的？”
　　
　　“第１３兵团的。”
　　
　　“干什么的？”
　　
　　“军需。”
　　
　　“不对！”陈主任口气严厉，断然否定。
　　
　　“军需处长。”那个“记者”赶忙替他补充道。
　　
　　陈主任瞪了那个“记者”一眼，没有理睬，仍在追问高军需：“叫什么名字？”
　　
　　“我叫高文明。”
　　
　　“‘高文明’，这个名字起得不坏啊！你们第１３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陈主任顺手递给他一个写字本子。他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掏笔，掏了半天，掏出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是一袋美国牛肉干；又掏，掏了好一会，才从大衣下边的夹层里掏出一包高级水果糖，最后才在棉衣口袋里掏出一支派克金笔。
　　
　　这位“军需处长”活像一个蹩脚的魔术师，目睹着他那拙劣的表演，实在令人喷饭。陈主任和工作人员忍俊不禁，都想发笑，但还是强忍住了。陈主任当然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这些美国产的香烟、牛肉干、水果糖，为包围圈内的一般蒋军军官所享受不到的，就连这支地道的美国货——派克金笔也不是一般下级军官所能玩的。
　　
　　再说那个“军需处长”之所以装疯卖傻，一股脑儿地掏出这么多东西，这可是他的良苦用心，意在迷惑、转移审问者的视线，把他当作一个名副其实的军需官。要不是搞军需的，在几乎无法生存的包围圈内，哪能拥有这么多好东西？而这些东西又都是他“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其手而三分肥，利用职务之便攫为己有的。造成他仅是个十分贪婪的卑劣小人的假象，掩盖其高级将领的真相。
　　
　　“高文明”握着金笔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
　　
　　“写啊！”陈主任催道，“难道你连一起共事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边说边在本子上写，可是写了半天，还是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那个“记者”见状，非常着急，忙作揖打拱地对陈主任说：“长官，高处长的头脑被炮弹震坏了，由我替他写吧！”说着便伸手要笔，被陈主任制止。
　　
　　陈主任对那个表面上还显得沉着的“军需处长”说：“你还是老老实实讲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干什么的，不必顾虑。”说着，陈主任拿起桌子上那份《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念给他听。从头念到“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那一句，然后对他说：“看吧，你们的部队不是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的俘虏政策，不论大官、小官，只要放下武器，是一律宽待的，除了战犯以外。”说到这里，陈主任见他将头埋到衣领里，一时难以看出他的表情，便又对他说：“蒋介石是彻底失败了。黄伯韬被击毙，黄维兵团被歼灭，黄维和他的副司令官吴绍周想混走呢，结果还是被活捉！”
　　
　　
　　他忽然一怔，忙问：“黄维在哪里？”
　　
　　“你们一定很熟悉吧，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他。”
　　
　　当陈主任将常为杜聿明一伙演戏的京剧团琴师叫来问话时，那个“军需处长”竟被吓得不敢抬头，只见他一个劲地向火塘里添加高粱秸，搞得满屋青烟缭绕。直到陈主任让人把琴师领走，“军需处长”这才抬起头来。这一切都没有逃脱陈主任那锐利的目光。
　　
　　“军需处长”听工作人员叫“陈主任”，赶忙问：“你是陈毅将军吗？”
　　
　　陈主任说：“我不是。”随即对他说：“你只要彻底坦白，对我说也是一样。”
　　
　　这时，敌机在附近丢了几颗炸弹，屋子被震动了，门外一匹战马因受惊在嘶叫。陈主任推门一看，只听敌机发出怪叫，在咕咕地胡乱扫射。
　　
　　“军需处长”脸色阴沉，对陈主任说：“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吧？”
　　
　　陈主任不屑地对他说：“不要紧，对你们的空军，我们有经验，吓不了我们。你们只要坦白交待，我们一律宽大，除了战犯杜聿明。”


　对于这句话的本意，笔者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看过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杜聿明本人有一个解释，当时他也想到，随从人员跟自己一道已全部被俘，解放军已对他们进行分别审讯了，看来是瞒不住了。与其瞒不住，还不如早些老老实实坦白自己的身份。但见室内人员很杂，不但有看俘虏的士兵，而且还有不断被叫进来谈话的俘虏，怕将自己被生俘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其家庭，想换一个地方单独跟陈主任谈话。而陈主任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怕飞机。
　　
　　也是在多年之后，已为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的陈茂辉将军，跟人谈及这段经历时，不免哈哈大笑，说当时出于对国民党战犯的痛恨，以致在跟“军需处长”谈话时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应该这样说：“即便是战犯杜聿明，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也一律宽大！”
　　
　　果然，那个“军需处长”听了陈主任那句话之后，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是，只不过还未被你们发现，你们***是不会轻饶过我的。”于是，头脑里顿时又冒出了一层顽抗到底的念头。
　　
　　开饭了，陈主任叫人端来小米饭、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见到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军需处长”只略略吃了一点，便埋头抽起美国骆驼牌香烟。
　　
　　种种迹象表明，眼前这个“军需处长”是一条大鱼。陈主任见一时间问不出结果，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便让人将他跟司机一道押到庄头上一所独立的小磨房去休息。
　　
　　当这个“军需处长”被押解从第１３兵团大批俘虏面前经过时，押送人员看到俘虏群里有的军官显得十分惊诧，还听到有人窃窃议论，“总司令……”押送人员将所见所闻报告陈主任，这就更加引起陈主任的高度重视。
　　
　　“军需处长”乘警戒人员不注意，顺手操起半截砖头，在自己脑袋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当陈主任闻讯赶到磨房时，只见“军需处长”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叫来医务人员检查，伤口不大，只是敲破了额角。陈主任眉头一皱，一思索，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军需处长”在毁容，意在蒙混过关。便派人用担架将他抬到卫生所去包扎，特别吩咐监管人员严密监控他的一切行动。
　　
　　回到所长办公室，陈主任立即让人将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谁。经过一番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见那个“记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哭丧着脸说：“我交待，我交待！他……他……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就在这个时候，敌工部派人送来一张杜聿明的照片，陈主任持着照片到卫生所一对照，那个“军需处长”除了唇上没有一撮小胡子，头上扎了一圈纱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陈主任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他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原来这个“军需处长”，便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４３名头等战犯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 　　对于这句话的本意，笔者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初期，看过杜聿明先生所著的《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在那篇文章中杜聿明本人有一个解释，当时他也想到，随从人员跟自己一道已全部被俘，解放军已对他们进行分别审讯了，看来是瞒不住了。与其瞒不住，还不如早些老老实实坦白自己的身份。但见室内人员很杂，不但有看俘虏的士兵，而且还有不断被叫进来谈话的俘虏，怕将自己被生俘的消息走漏出去，连累其家庭，想换一个地方单独跟陈主任谈话。而陈主任却误会了他的意思，以为他是怕飞机。
　　
　　也是在多年之后，已为江苏省军区政治委员的陈茂辉将军，跟人谈及这段经历时，不免哈哈大笑，说当时出于对国民党战犯的痛恨，以致在跟“军需处长”谈话时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应该这样说：“即便是战犯杜聿明，只要他放下武器，我们也一律宽大！”
　　
　　果然，那个“军需处长”听了陈主任那句话之后，心里“咯噔”一下，“我就是，只不过还未被你们发现，你们***是不会轻饶过我的。”于是，头脑里顿时又冒出了一层顽抗到底的念头。
　　
　　开饭了，陈主任叫人端来小米饭、大蒜炒马肝、辣椒炒马肉。“记者”和司机见到饭菜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军需处长”只略略吃了一点，便埋头抽起美国骆驼牌香烟。
　　
　　种种迹象表明，眼前这个“军需处长”是一条大鱼。陈主任见一时间问不出结果，为了给他一个坦白的机会，便让人将他跟司机一道押到庄头上一所独立的小磨房去休息。
　　
　　当这个“军需处长”被押解从第１３兵团大批俘虏面前经过时，押送人员看到俘虏群里有的军官显得十分惊诧，还听到有人窃窃议论，“总司令……”押送人员将所见所闻报告陈主任，这就更加引起陈主任的高度重视。
　　
　　“军需处长”乘警戒人员不注意，顺手操起半截砖头，在自己脑袋上乱砸，一时头破血流。当陈主任闻讯赶到磨房时，只见“军需处长”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叫来医务人员检查，伤口不大，只是敲破了额角。陈主任眉头一皱，一思索，什么都明白了：这个“军需处长”在毁容，意在蒙混过关。便派人用担架将他抬到卫生所去包扎，特别吩咐监管人员严密监控他的一切行动。
　　
　　回到所长办公室，陈主任立即让人将那个“记者”带来，严令他交待“高文明”是谁。经过一番强大的政治攻势，只见那个“记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浑身颤抖，哭丧着脸说：“我交待，我交待！他……他……他是杜……杜长官，我……我是他的随从副官。”
　　
　　就在这个时候，敌工部派人送来一张杜聿明的照片，陈主任持着照片到卫生所一对照，那个“军需处长”除了唇上没有一撮小胡子，头上扎了一圈纱布之外，人和照片完全一致。陈主任笑着问他：“你是不是军需处长高文明？”
　　
　　他垂着头，说：“你们都知道了，还问什么。”
　　
　　原来这个“军需处长”，便是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的４３名头等战犯之一、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前线指挥部主任、大名鼎鼎的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