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历史玩弄老舍
老舍死亡之迷
南唐.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看到一个文章，题目是：冯雪峰被批斗 毛泽东：就是要他痛苦, 冯雪峰是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参加过长征。中共建政之后，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红楼梦》的风暴中，冯雪峰却首当其冲，后来又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死去。冯雪峰1955年被批判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反映冯雪峰受了批评很痛苦时，毛泽东说：“我就是要他痛苦！”
这个文章有个回贴：“从整冯雪峰等人的经历看，许多的老干部、老作家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自身也是难辞其咎。你用什么手段对付别人，自然也有人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你。”。 我部分同意这个观点，确实一些平反的老干部在文革时被整治不冤枉，比如陈锡同就成了一个大贪污犯。但是，也有忠于毛路线的，也自身难免，下面就仔细说说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是的，《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经历、性情、思想、人格……。这就需要传记：他传、自传，不止一种。老舍创作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老舍有文学语言大师的称号。他的作品多为悲剧，作品的语言以北京方言为主，风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这两部作品现已列入中国初高中语文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目。《茶馆》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高中华文文学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认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对满族的隐含的、深沉的、难以言语的真挚的感情。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文革期间亦漏失了一些尚未发表的文章。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1918年至1924年间先后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现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北京一中教员。在此期间，老舍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伦敦会缸瓦市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接受洗礼。同年在南开中学的一次讲演中他说：“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1924年秋季，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认识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业余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季，离英，途经新加坡并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并开始创作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季，返回到北京。1930年至1937年老舍先后任教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其间创作了《猫城记》、《离婚》、《老舍幽默诗文集》、《骆驼祥子》、《文学概论讲义》等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老舍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日做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于1946年3月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到北京。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自1950年起老舍写下了以话剧《龙须沟》为代表的大量文艺作品反映人民的新生活，歌颂共产党。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同时期创作的话剧《茶馆》是体现老舍文学语言艺术的巅峰之作。
1962年开始，许多文艺作品遭到批判，老舍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创作。1965年3月－4月，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没有获准发表，老舍只得被迫停笔。此后老舍试图参加文艺工作队，想通过写快板、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也未获批准。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县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准备写科学养猪的快板。
江青批斗：“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自此，老舍由“文艺工作者”转变为“反革命份子”。1966年8月23日，老舍等29人被红卫兵捆绑之后，整批带往国子监孔庙批斗，在震天的“打倒反革命份子”口号声中，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期间老舍因不满身上所挂的“反革命份子”字样，而稍有反抗，被斥为“现行反革命”，被继续毒打至深夜，而后又抓到派出所去交由警方讯问。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之下，终于被接回家，第二天要求继续到警察单位报到。第二天，老舍没前往派出所，独自前往太平湖，在那里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深夜时刻，投湖自杀。同日，老舍家聚集来了许多红卫兵，老舍之子舒乙在恐惧当中，偷偷从家中后门逃走，手中拿着父亲的血衬衫，找周恩来请求保护。25日清晨，老舍的尸体被发现。26日，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死亡证明：“我父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老舍遗体得以火化，按照“上面”的规定，不准留骨灰。
从郑实的“浩然访谈录”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一面：
郑实：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 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吵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来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您在《金光大道》、《艳阳天》中所描写的农村经济模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您认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写的进步了吗?
浩：(笑)真说不清楚了。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人们总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这也是一种方式吧。经过实践证明以前的做法不对了，要走新的路子，试着来吧。
郑：现在对您有些非议，主要是认为您应当对过去作品中歌颂现在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表示悔过。但您认为您当时是真诚的，不愿悔过。但无论您的愿望多么真诚，那段历史毕竟造成了这样多的惨剧。那么像老舍之死这样的悲剧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是否应当悔过呢?
浩：(叹气)比如草明，我认为她的确加剧了这件事，是犯了大错误。但是现在要算她个人的账，怎么……
郑：您认为她的动机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的确这样，她是应当有个说法吧?
浩：是应当有个说法。老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写了个材料交上去。
郑：您当时的职务是?
浩：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个长期病号。
郑：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
浩：没有。
郑：那您为什么要打报告呢?
浩：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郑：您的报告交上去有回音吗?
浩：没有。没有人再问我这件事。
郑：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现在对老舍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经淡忘了。
郑：您当时为了保护老舍，叫来了派出所的人。但当时他已经受了很多罪，您为什么没早想起这个办法呢?
浩：当时太乱。也巧了，他正好那天来，如果再晚一天就不会碰到这件事了。我不让他来，他非要来。
郑：他为什么非去?
浩：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
郑：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
浩：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
《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谁更强？
老舍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 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历史是无情的最高审判长。时间这个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终自会作出判断：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看谁在历史上站得住?假币可以趁机猖獗于一时，甚至打败真币。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亲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大卡车运走的。不知是哪个单位集体抢购拿回去活学活用呢，还是运往造纸厂作纸浆?我也不想打听……
老舍的死亡之迷，自杀？他杀？
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从医学的角度上看，明显是他杀而非自杀。后两点可以争论，但溺水之人怎么会没有腹水？到底是谁杀了老舍？已经成了历史之迷。
个人推测，一是因为老舍当时大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后来被日本人拿走了。如果老舍真的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文革极左人士的反帝口号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诺贝尔奖除了水平外，确实有西方操纵在里面，就如联合国或者奥斯卡影片奖一样，西方有这个动机，老舍的文学水平有非常出色。二是满汉民族问题，极左人士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汉族主义者，不希望满族人老舍获得殊荣，正如当今网上轰轰烈烈的讨伐满清类似。 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
历史玩弄老舍
从老舍的经历看，他一直紧跟毛的一切政策和号召，积极参与当时的整治运动。60年代初期，老舍先生是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年的人大代表会上，适逢大会中间休息，老舍先生下了主席台到休息室去，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等领袖们也走进了休息室，老舍先生以为他们要商量事，起身想躲开，毛主席却把他叫住了，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于是，大家围坐成一圈，开始谈论起来。毛主席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毛主席这一番议论，还有周总理、少奇等同志的插话，使老舍先生大为惊讶。
毛亲自接见老舍， 老舍很激动，回到家中，他便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要知道，老舍直到50岁从不在正式场合说自己是满族，满族在毛时代是封建和落后的代表。听了毛主席对满族和康熙皇帝的评价后，他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
但是文革风暴突然席卷中华大地，做为封建代表的满族人老舍，被特殊照顾也就在意料之中。到底多少无辜的人死于这场突发的浩劫，没有统计数字。
文革虽然有千般不好，文革反儒教的功劳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1966年秋，“文革”破“四旧”，杭州的岳飞墓遭到破坏，岳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秦桧等四跪像不知去向，大概是被扔到西湖了。遗憾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修复岳飞墓、庙，历时一年竣工，现在的铁跪像为1979年根据河南汤阴岳飞庙的铁跪像重铸。更让人遗憾的是，儒教再次有成为国教的势头。儒教对中国文化的损害，远远大于文革。
老舍死亡之迷
南唐.李煜《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看到一个文章，题目是：冯雪峰被批斗 毛泽东：就是要他痛苦, 冯雪峰是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专家，参加过长征。中共建政之后，冯雪峰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和总编辑。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批判《红楼梦》的风暴中，冯雪峰却首当其冲，后来又被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死去。冯雪峰1955年被批判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向毛泽东反映冯雪峰受了批评很痛苦时，毛泽东说：“我就是要他痛苦！”
这个文章有个回贴：“从整冯雪峰等人的经历看，许多的老干部、老作家文革中受到冲击，他们自身也是难辞其咎。你用什么手段对付别人，自然也有人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你。”。 我部分同意这个观点，确实一些平反的老干部在文革时被整治不冤枉，比如陈锡同就成了一个大贪污犯。但是，也有忠于毛路线的，也自身难免，下面就仔细说说老舍。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巴金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政府授过他“人民艺术家”称号；朱光潜认为他的小说屈指可数……。是的，《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老舍在世界文学中自有他的地位。人们期望更多地了解老舍，了解他的经历、性情、思想、人格……。这就需要传记：他传、自传，不止一种。老舍创作三百多万字的小说，四十二部戏剧，约三百首旧体诗等。老舍有文学语言大师的称号。他的作品多为悲剧，作品的语言以北京方言为主，风格幽默。他的代表作是小说《骆驼祥子》和话剧《茶馆》。这两部作品现已列入中国初高中语文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必读书目。《茶馆》也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高中华文文学必修的作品。舒乙等人认为老舍的作品中反映了他对满族的隐含的、深沉的、难以言语的真挚的感情。
老舍一生写了约计800万字以上的文学作品，文革期间亦漏失了一些尚未发表的文章。其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骆驼样子》、《火葬》、《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正红旗下》（未完），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火车集》、《贫血集》，剧本《龙须沟》、《茶馆》，另有《老舍剧作全集》，《老舍散文集》、《老舍诗选》、《老舍文艺评论集》和《老舍文集》等。老舍以长篇小说和剧作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1918年至1924年间先后任京师公立第17高等小学校兼国民学校（现方家胡同小学）校长、北京市北郊劝学员、天津南开中学教员、北京一中教员。在此期间，老舍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他说：“‘五四’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1921年起老舍在北京基督教伦敦会缸瓦市堂的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1922年接受洗礼。同年在南开中学的一次讲演中他说：“为了民主政治，为了国民的共同福利，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1924年秋季，老舍赴英国，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学系任华语讲师，教导英国人认识中国的官话和中国古典文学。业余阅读了大量英文作品，并开始文学创作。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9年夏季，离英，途经新加坡并滞留半年，在华侨中学任教，并开始创作小坡的生日。1930年春季，返回到北京。1930年至1937年老舍先后任教于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其间创作了《猫城记》、《离婚》、《老舍幽默诗文集》、《骆驼祥子》、《文学概论讲义》等作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老舍离别家小奔赴国难。1938年初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武汉成立，老舍被推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同年随文协迁到重庆。自此主持文协工作直至抗战胜利。抗战期间老舍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利用各种文艺形式为抗日做贡献。他自己也以团结抗日为题材，运用各种文学体裁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的代表作为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抗战结束后，老舍于1946年3月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在美国写完了《四世同堂》第三部及长篇小说《鼓书艺人》。1949年12月应周恩来委托文艺界之邀回到北京。回国后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自1950年起老舍写下了以话剧《龙须沟》为代表的大量文艺作品反映人民的新生活，歌颂共产党。1951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同时期创作的话剧《茶馆》是体现老舍文学语言艺术的巅峰之作。
1962年开始，许多文艺作品遭到批判，老舍停止了《正红旗下》的创作。1965年3月－4月，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回国后，将旅日见闻写成长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开信》，但没有获准发表，老舍只得被迫停笔。此后老舍试图参加文艺工作队，想通过写快板、相声等，来宣传计划生育、科学种田，也未获批准。1966年春季，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顺义县以养猪而闻名的陈各庄，跟那里的农民生活在一起，准备写科学养猪的快板。
江青批斗：“老舍每天早上要吃一个鸡蛋，是一个资产阶级作家”，自此，老舍由“文艺工作者”转变为“反革命份子”。1966年8月23日，老舍等29人被红卫兵捆绑之后，整批带往国子监孔庙批斗，在震天的“打倒反革命份子”口号声中，跪着被轮番殴打3小时，期间老舍因不满身上所挂的“反革命份子”字样，而稍有反抗，被斥为“现行反革命”，被继续毒打至深夜，而后又抓到派出所去交由警方讯问。晚间，遍体鳞伤的老舍，在妻儿的作保之下，终于被接回家，第二天要求继续到警察单位报到。第二天，老舍没前往派出所，独自前往太平湖，在那里不吃不喝坐了一整天，深夜时刻，投湖自杀。同日，老舍家聚集来了许多红卫兵，老舍之子舒乙在恐惧当中，偷偷从家中后门逃走，手中拿着父亲的血衬衫，找周恩来请求保护。25日清晨，老舍的尸体被发现。26日，舒乙拿着北京市文联开出的死亡证明：“我父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老舍遗体得以火化，按照“上面”的规定，不准留骨灰。
从郑实的“浩然访谈录”看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不光彩的一面：
郑实：1966年8月23日红卫兵冲击北京市文联，批斗了一大批文人作家，导致老舍自杀。请你谈谈当时的情况。
浩然： 关于老舍之死，你是第一个找我谈的。其他任何人没和我谈过，大家众说纷纭，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有一种说法：当时文联造反派存在派系斗争，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所以叫来了女八吵红卫兵，是吗?
浩：不是，是去找的侯文正。找女八中的原因是因为文化局要萧军劳动，萧军不服，他们便想找人来帮助镇压萧军。当时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不是写大字报那种东西，听到有人告诉我，侯文正带着红卫兵进了院子，大喊大叫让人们到院子里集合。
郑：当时文联的人有什么反应?
浩：我看见杨沫因为害怕高血压复发，瘫在屋里。在门口我遇到了草明，她也是非常害怕。我还记得她当时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办。我告诉她赶快躲起来，她“嗖”地一下就跑了。
郑：老舍这时在什么地方?
浩：在院子里。在这之前他吐血住了院。他打电话给我，说要来参加群众运动。郑：他当时是抱着积极的态度要来文联参加运动，还是有点被迫不情愿来?
浩：很积极。我不希望他来。因为情况很乱。万一老舍出什么事，是很严重的。但他坚持要来。
郑：他们是外面来的，也认识老舍吗?
浩：不认识。但老舍在孔庙受伤了，头上包着水袖，身上还有血，看着挺新鲜的。等老舍下了车，他身上挂着牌子，那些人就知道了。
郑：他们又接着斗老舍了吗?
浩：对，让他站在高台阶上。红卫兵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只知道有这么个人。这时草明出来说：我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美国人，不要人民币要美金。大伙儿一听就嚷：让他把牌子举起来!红卫兵从他头上摘牌子，这时老舍打了红卫兵。
郑：关于这点有一种说法，老舍自己从脖子上摘牌子，是想扔在地上，结果砸了红卫兵的脚，是这样吗?
浩：不是。印象中大概红卫兵摘牌子时弄疼了他，所以他摘下牌子向身边的一个红卫兵打去。这时天已经黑了。
郑：老舍打了红卫兵，肯定会引起更厉害的批斗?
浩：对，人们都喊起来，往上围。这时候我就很紧张。但身边没有我们的人，都是看热闹的，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着急我就说：他打了红卫兵，是反革命，把他抓起来。
郑：您在《金光大道》、《艳阳天》中所描写的农村经济模式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您认为今天的新模式比您所写的进步了吗?
浩：(笑)真说不清楚了。现在形势变化很大。人们总要追求光明，追求幸福，这也是一种方式吧。经过实践证明以前的做法不对了，要走新的路子，试着来吧。
郑：现在对您有些非议，主要是认为您应当对过去作品中歌颂现在已经过时了的东西表示悔过。但您认为您当时是真诚的，不愿悔过。但无论您的愿望多么真诚，那段历史毕竟造成了这样多的惨剧。那么像老舍之死这样的悲剧的直接或间接责任者是否应当悔过呢?
浩：(叹气)比如草明，我认为她的确加剧了这件事，是犯了大错误。但是现在要算她个人的账，怎么……
郑：您认为她的动机不是要害老舍，但事实上的确这样，她是应当有个说法吧?
浩：是应当有个说法。老舍的事情发生之后，我写了个材料交上去。
郑：您当时的职务是?
浩：文联革委会副主任，正主任是个长期病号。
郑：也就是说您是最主要的负责人。老舍死后有没有追究这件事?
浩：没有。
郑：那您为什么要打报告呢?
浩：我觉得有必要把事情说清楚。
郑：您的报告交上去有回音吗?
浩：没有。没有人再问我这件事。
郑：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您现在对老舍这件事有什么感想?
浩：太久了，我已经淡忘了。
郑：您当时为了保护老舍，叫来了派出所的人。但当时他已经受了很多罪，您为什么没早想起这个办法呢?
浩：当时太乱。也巧了，他正好那天来，如果再晚一天就不会碰到这件事了。我不让他来，他非要来。
郑：他为什么非去?
浩：要积极参加群众运动。
郑：现在有人要求您忏悔，您表示拒绝，为什么?
浩：要求我用现在眼光看那时候，不可能。我只能慢慢回忆，但回不去了。
《天津日报》刊登了宋安娜等三人对老舍先生之子舒乙的访谈录——《关于老舍之死》。“文革”初期担任北京文联革委会主任的浩然如是说：“老舍夫人听到老舍自杀的消息后，反应冷淡，说死了就死了呗!” 舒乙说：浩然在说谎!实际上是浩然心里有鬼!想掩饰他个人的责任。老舍在投湖的前一天受到红卫兵的摧残和侮辱，当晚是我母亲把他从派出所接回家的，为他脱下了血迹斑斑的上衣。投湖辞世，后事也是母亲和我操办的。老舍失踪，母亲让我去找周总理。尽管天气炎热，我还是把父亲的血衣穿在里面，连夜赶到国务院，一位接待我的军官看了血衣。回家后，就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说总理已知道了此事，他非常着急，将派人尽力寻找先生。家属对先生焦急的程度，绝不像浩然所讲的那样。另外，浩然还提到草明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税卖给了美国人，得了美金。于是导致了红卫兵对老舍的迫害。当时年轻的中学生，以为拿了差不多就是接受了美帝的肮脏钱；他们哪里知道，解放前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稿酬不拿美元，难道要拿蒋介石的坑害了几亿中国人的该死的金元券吗?那时还没有人民币呢。
舒乙认为对老舍之死，可以采取两种态度，一是沉默，二是忏悔。作为革委会主任，浩然的责任，他怎么一点儿也不谈?反说家属麻木；我们要控诉他，甚至要起诉他!他用造谣的方式，无耻地攻击95岁的老舍夫人。作为家属，我们很宽容，我现在原谅草明，她已经老了。但浩然和浩然们(这个复数词——“们”，舒乙用得好，真切而传神)，没有任何自谴的能力，他们对这场民族大劫难，一笔带过，轻描淡写，向上一推了事；这已成了一个可悲的通病。
最早写纪念老舍之死文章的不是中国人，而是1967年由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写的《蟋蟀葫芦》(文洁若译)。中国最早写怀念老舍文章的是在12年之后的1979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的《随想录》。巴金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的悲剧式的死亡，他们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为老舍昭雪平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一直拖到1978年6月才举行，而且骨灰盒里也没有骨灰。甚至在1977年上半年还不见谁出来公开替死者鸣冤叫屈。”巴老还在《老舍之死》的代序中说，老舍的死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士可杀不可辱”，是中国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 《蟋蟀葫芦》中有一段话讲得耐人寻味，水上勉说：“中国封建贵族设专人饲养蟋蟀，并且以蟋蟀之间互相残忍的恶斗死咬，来解闷取乐。”
中国作家里，有没有靠别人的鲜血和生命，或解闷取乐，或博得虚名，或保存自己，从而进行政治赌博的伪币犯呢?我不敢妄断。因为历史档案，尚未解密。但像康生、姚文元那样的职业杀手和金棍子，梁效、罗思鼎那样被江青豢养的御用文人，中国知识分子是以家破人亡的血和泪来领教其残忍和兽性的。江青的宠臣和给他写效忠信和劝进表的人，早已解密，其尊姓大名，白纸黑字，赖是赖不掉的。不过这些人的作品，几乎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那点小聪明，都在诬隐、投机、告密和整人的心束中用得干干净净，等到动手创作时，江郎才尽了。他们还没有一边出杰作，一边充当刽子手那个本领。
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谁更强？
老舍的良知、幽默、情趣、京味儿、语言和勤奋……特别是那可亲可爱的平民骨气, 例如丁二爷、常四爷、老赵……他笔下的警察，也多是穿官家衣服的善良的平民，令人由衷叹服!他一再叮嘱新凤霞给发配到北大荒的吴祖光写信，充满了豪侠气和人情味。风格即人。像《茶馆》那样的经典，浩然们有几人能写得出来? 历史是无情的最高审判长。时间这个最公正的大法官，最终自会作出判断：老舍和浩然们的作品，看谁在历史上站得住?假币可以趁机猖獗于一时，甚至打败真币。但1979年初，在王府井新华书店，我亲眼看到浩然的成堆的大部头著作，是用大卡车运走的。不知是哪个单位集体抢购拿回去活学活用呢，还是运往造纸厂作纸浆?我也不想打听……
老舍的死亡之迷，自杀？他杀？
台湾作家姜穆先生说，“他一直认为老舍先生之死是他杀所致，理由有三：一、他死后腹中无水；二、脚下无泥；三、鞋袜都在岸上，结论是他并非投水自杀，而是被谋杀之后将尸体运来摆在了太平湖边。”
从医学的角度上看，明显是他杀而非自杀。后两点可以争论，但溺水之人怎么会没有腹水？到底是谁杀了老舍？已经成了历史之迷。
个人推测，一是因为老舍当时大有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后来被日本人拿走了。如果老舍真的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对文革极左人士的反帝口号无疑是个沉重打击。诺贝尔奖除了水平外，确实有西方操纵在里面，就如联合国或者奥斯卡影片奖一样，西方有这个动机，老舍的文学水平有非常出色。二是满汉民族问题，极左人士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大汉族主义者，不希望满族人老舍获得殊荣，正如当今网上轰轰烈烈的讨伐满清类似。 个人认为第一种可能最大。
历史玩弄老舍
从老舍的经历看，他一直紧跟毛的一切政策和号召，积极参与当时的整治运动。60年代初期，老舍先生是北京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年的人大代表会上，适逢大会中间休息，老舍先生下了主席台到休息室去，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等领袖们也走进了休息室，老舍先生以为他们要商量事，起身想躲开，毛主席却把他叫住了，说：“一起坐一坐，说说你们满族人。”于是，大家围坐成一圈，开始谈论起来。毛主席一开口便说，满族是个了不起的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做出过伟大贡献。他还说，清朝开始的几位皇帝都很有本事的，尤其是康熙皇帝。毛主席这一番议论，还有周总理、少奇等同志的插话，使老舍先生大为惊讶。
毛亲自接见老舍， 老舍很激动，回到家中，他便说他完全换了脑子，换了眼睛。要知道，老舍直到50岁从不在正式场合说自己是满族，满族在毛时代是封建和落后的代表。听了毛主席对满族和康熙皇帝的评价后，他开始着手写表现满族人民的作品，如历史剧《神拳》、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等。
但是文革风暴突然席卷中华大地，做为封建代表的满族人老舍，被特殊照顾也就在意料之中。到底多少无辜的人死于这场突发的浩劫，没有统计数字。
文革虽然有千般不好，文革反儒教的功劳还是应该得到肯定的，1966年秋，“文革”破“四旧”，杭州的岳飞墓遭到破坏，岳飞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秦桧等四跪像不知去向，大概是被扔到西湖了。遗憾的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修复岳飞墓、庙，历时一年竣工，现在的铁跪像为1979年根据河南汤阴岳飞庙的铁跪像重铸。更让人遗憾的是，儒教再次有成为国教的势头。儒教对中国文化的损害，远远大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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