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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文革中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2007-02-24 20:37:26) 下一个
[转贴]文革中唯一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
文章提交者:成虫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 “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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