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参军与高主任

      马参军与高主任
      看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或《东方》的革命历史故事的一些片段很有感触。
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科学家们，如钱学森、郭永怀是那么拼命干，他们的热情完全是出于为了新中国建设质朴报效祖国的忠诚。他们在回国之前已经在美国已经是世界级的知名程度，有真才实学而不是仅仅有学位而已。
反观今天的“百人计划”也好，“千人计划”、万人海归也罢，有多少是真才实学在国外已经是独成一帜、让所在国家“舍不得放走”的人物？
更有甚者，许多“海归”吃里扒外不说，沐猴而冠，沽名钓誉则是拿手好戏。

虽然在国外取得了这样那样的硕士、博士、博士后的学衔，真正在科学领域能够有一席地位者，不过是寥若寒星、是凤毛麟角而已。

    许多人在海外纯粹是为了“镀金”，就这些人回国后除了拷贝前人的知识，能够有多少创新的技能呢。你看他们的这样科技奖、那样人才奖拿得手软，其优厚待遇和他在国外的待遇不知要高多少倍！就像那些从没有住过宽放子的暴富们容易成为“房控”一样，以前发表论文的机会太少，一旦有了头衔就各式各样的论文，科技成果纷纷出笼。有多少“含金量”反正外行只能看闹热了……。

   当年的钱学森、郭永怀却是恰恰相反，因为在美国已经是世界知名人士了，他们学富五车，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强大感受到当时领导人的知遇之恩而突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的。
    “两弹一星”的元勋们都在英法美苏生活10年以上，时间最久的钱学森在美国整整20年，郭永怀是17年。回到一贫如洗的国家、在自然灾害，天灾人祸的年代，靠自己真才实学“走自己的路”完成了苏联及其他国家的专家们看来无法实现的梦想。
    当时的科学家们哪里有那么多从行政职位到科技团体的官衔？
    国务院总理让钱学森当上院长，钱却坚决辞职，最后宁愿当副院长，不论职务高低一切为了业务，真正是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

    今天的“海龟”们唯恐待遇不高，职务不高，风光不够，象一些“海龟”完全是去海外镀一层金变成了“金海龟”。

    而且当今官场一旦登上了高官的位置，除非是因为罪行暴露，否则是绝对不会下台的。上得不容易，所以不能下。因为能上得来，就有这个能力。因为上得来，就没有下的理由。因为上来了，认识圈里的人多了，下来的可能性就小了。因为圈子比位子更重要。
    因为上来了，认识圈里的人多了，他们都没下，为什么我下呢？因为上来了，认识圈里的人多了，更懂得官场规则和服务大众的技巧了，更能维护稳定和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因为上来了，还要争取更上一层楼，说不定被中央看中，还可以干到七十岁，所以不能下。因为上来了，还有可能更上一层楼，群众也不敢得罪我了，领导也不能排除我上一台阶的可能，也不敢小瞧我了，我还怕别人把我赶下台去。因为上来了，有人打小报告，有人拍马屁，不听话的人也听话了；即使有人举报，也奈我不何了。因为上来了，如果轻易就下去了，那些在位的人怎么想？不利于干部队伍的稳定嘛！因为上来了，下了没有保障，反差太大，所以不能下。上来之前，受到某些领导推荐，如果下来了，推荐的领导岂不没有面子。上来了，即使犯了错，也可以异地当官，因为法律也没有禁止呀，为什么不呢？何况领导叫我当，我为什么不当呢？
    从这次新冠病毒肺炎的蔓延可以看到中国的科技、医学与世界尖端水平的差完全是因为“唯利是图”、“拜金主义”蔓延的结果。

    当前的武汉战“疫”，从网上到媒体，对高福口诛笔伐的人很多，不乏“诅咒”者。但很多人都无非是“事后诸葛亮”而已。
    不能将责任全都推在高福身上，要知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兽医学士出身，靠了去海外“镀金”十来年又返回大陆成了炙手可热的“科学家”的。
是谁给了他那么大的权力？是谁让他拥有那么多头衔？
    和《三国演义》中的马谡一样，马家军也确实有学问的呀，马谡对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稳定后方是有其谏言之功的。然而让这样一个“参军”去镇守一个事关全局战役，那出征祁山的“街亭战役”岂但是“狙击战”，“总体战”，简直就是全军胜败关键的重大指挥者，他的上司在用人上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当马谡兵败的消息传到大本营后，诸葛亮顿足长叹：“大事去矣!此吾之过也!”后来，又对有功之将赵云说：“是我不知愚贤，以致如此……”自责之情，溢于言表。
      谁也不知道诸葛亮当时经历了多少批评与自我批评（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诸葛亮深知：纪律就是制胜的法宝，法不容情，必须坚持原则，公正处理，明正军律，表现出了为兴复汉室而执法如山、赏罚分明的坚定立场。
      如果将马谡当作“替罪羊”一杀了之，就一推六二五，把自己洗脱得干干净净，那就不是诸葛亮了。
      诸葛亮在上奏后主的表章中作了坦诚的自我剖析和检讨：我以弱才，幸得君主的信任，得以统帅三军。由于我治军法度不严，做事不够谨慎，以致出现了街亭失守的败局。这个责任，在于我知人不够，用人不当，因此我情愿自降三级，以督察我的过错。”。诸葛亮旗帜鲜明地把“用人失当”的“帽子”戴在了自己头上，树立了良好的人格形象，赢得了朝廷上下的感动和倍加敬佩。
在马谡受刑时，诸葛亮的心情错综复杂，先帝的话也在耳边反复回响，要不然他不会热泪盈眶，大哭不已，这其中固然有对马谡的依依不舍和不胜惋惜，恐怕更多的还是对自己用人失当的深深自责和无限痛心，愧对了先帝的遗言，可惜悔之晚矣。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大大小小类似错用马谡的历史悲剧也在不断地上演，但是真能像诸葛亮那样严肃而公正处理的却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诸葛亮敢拍胸脯，勇于自责，退而补过，不仅在“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时代堪称典范，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今日也是光芒四射。
一位历史学家对西班牙的腓力二世，这位所有主权国家中思想最顽固的首脑的评价概括了这种特质：“他始终坚信自己超凡卓越，即便他的政策失败了无数次，也难以动摇。”
      在权力面前人们想到的都是“上”，又多少人想到的是“下”呢？那些头衔多得吓人的人你，你的最大专场是什么？
      你真的是什么都行的“超级天才”？如果是超级天才，你的命就不长了（红颜薄命，天才短寿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