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前面那篇“
文革反毛的刚烈湖南妹子”的补充，是其中
被害人李启顺的妹妹
李启才的回忆。
这个叙述让人们看到的是，文革时期，就象49年前的战乱，国民党统治下有理想抱负的青年，
追求革命真理，积极进行地下活动，最后象当年的“江姐”一样化身再现，直到刑场英勇就义。
历史有时候真的会“重现”。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一个号称革命的政权，枪毙了自己“培养”出来的“反革命”“江姐”，这是怎样一种逻辑。。。
从自己亲人被残害而深刻认识到惨案后面真正的根源，在中国有相当的人数，但至今，
仍有很多没有如此经历的人，却热衷，怀念和崇拜造就那个血腥时代的的罪人和创造者，
视历史的鲜血而不见，在缺乏真正人性的思维中兴奋和幻想着。。。
根据作者的话，这篇回忆完是成于2003年，可至今转载的google查到的只有2处，
而这个原发却是在2年后的2005年，还是在一个美国境内的网站。另一处发表地是
大陆博客网站，是2006年8月7日，作者名为：无语，是其博客里的原创文章。
这个“无语” 也就是被害人的妹妹李启才, 当年17岁，被判了10年监狱。
零落成泥碾作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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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日期：2005年5月30日 作者：秦吟柔萱 已经有1263位读者读过此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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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几天从朋友处借来一本《大庸县綕》，在人物篇里，大姐与晓姐俩人共占有一页。里面说：
丁祖晓，女（１９４６--１９７０）大庸枫香岗乡人。李启顺，女（１９４７--１９７０）永定镇人。丁在县一中读书时，喜读革命故事书，崇敬革命先烈方志敏、江姐等。１９６５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劳动，被评为五好社员，加入共青团。"文革"开始，担任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1967年上海掀起"一月风暴"，各地纷纷夺权，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诬为"叛徒"、"土匪"、"军阀"、先后被打倒，甚至迫害致死。她百思不得其解，怀疑"文化大革命"怎么专整老革命？那时两派群众不明真相，都喊保卫毛主席，相互械斗、无辜的干部群众有的惨死在枪弹之下。她心急如焚，深夜挥笔、抒发感慨云："满天风雨满天黑，满耳枪声满目血，腥风血雨肝膓断，又是一个不眠夜。"随后林彪强制推行"三忠于"活动，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有人因读错一个字音，喊错一句口号，或无意中损坏了领袖像，轻者批判斗争，重者逮捕坐牢，搞得人人自危。丁善于独立思考，认为林彪"忠于毛主席是假，想篡党夺权是实"，便与在一中的同学，观点一致的李启顺互相勉励，共同造"忠字化"的反。1969年3月，丁写批判'忠字化'的文章，寄到县革委会，要求在州办的'团结报'上答复，还把对忠字的看法，写成传单散发。她曾对姐姐丁祖霞表示："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决心面对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直言警世，即使杀头也不后悔"。祖霞受到感动，连夜写了七张传单，贴到县城，传单上写着："门前忠字旗，像章多于人，菩萨石膏像，'毛着'撒一层。这就是当前中国政治空气浓厚的标志。'忠'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太行时了，在政治上处于首要地位，大于一切，高于一切、、、、、、"。此传单一发出，立即轰动了大庸和湘西自治州。竟被定为'穷凶极恶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作为'特一号'案件，进行侦破，不久丁氏姐妹先后被捕入狱。祖晓在狱中仍坚持自己的观点，高唱"春蚕到老丝方断，留赠他人御风寒，蜜蜂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的歌曲。这时李启顺知道丁被捕，便挺身而出，为其传单拍手叫好。丁祖晓托人从狱中给李启顺带出的《毛泽东选集》上用笔圈字组成的信，李看后掩面痛哭，决心步丁后尘。她拿出节省的20多元钱买钢板、铁笔、蜡纸、自制油印机，用左手写字，刻印了《告革命人民书》的传单，称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先锋"，拼击林彪推行'忠'字化，打击迫害老干部等倒行逆施的罪行。9月27日，再一次成为震动县城的'第二号特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机关动员全县人民协助侦破。10月李启顺和妹妹启才，以及张崇和、漆学元等6名青年均先后被捕，定为反革命集团。其实这些传单表现了她们对祖国，对共产党和人民的热爱，是一种敢于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大无畏精神。当时的掌权者却看成是反革命活动，竟于1970年5月8日，将丁祖晓在大庸，李启顺在吉首枪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5月，中共大庸县委经过甄别，公开为丁祖晓、李启顺等平反昭雪，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其它判刑的也都无罪释放，群众送了许多悼念她们的诗词挽联，其中有诗词云："风云四合，爆惊雷，万里长天震彻、、、、、、扬眉拔剑，壮哉巾帼雄杰"。
(二)
两条年轻的血肉之躯仅留下这寥寥数语，看后竟有种说不出的感慨。
李启顺是我大姐，丁祖晓是我大姐的同学。
大姐与晓姐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十三年啦。在这漫长的三十三年中，我曾无数次的提笔，想为她们说点什么，想写点纪念性的文字，但，真提笔凝思，"竟无语凝噎"，似乎又无话可说。说什么好呢？又能说什么呢？！或许，是悲到极限反为痴，已是词穷、语涩、意竭。什么也说不出来。
于是，就这么一直拖着、捱着、忍着；让这种想说的情愫也一直在心里憋着、闷着、哽着。
时光流逝，它，年复一年，如涛似潮。然而，三十三年的潮涨潮落，冲刷涤荡，却始终无法抹掉那难忘的印痕。它犹如一块哽在喉头的糙石，总是吞不进咽不下；又似一砣烧红的烙铁，时时灼得我心咝咝作痛。
五月八日，对别人来说，只是个极为普通平常的日子；对我，却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它是耶稣的蒙难日！是沉重的十字架！
那是一九七0年五月八日。那天清早就从窗口递进来早饭，掺有青叶子菜的豆渣盖满了饭钵，微微发酸。我用筷子拨开豆渣，扒几口饭，但发酸的豆渣汤已渗透了饭，我只有零星剔了点豆渣里的青叶子菜吃。
破旧的玻璃窗钉死了几根横竖木条，还糊满了乱七八糟的旧报纸，仅留下一尺见宽的小窗眼，使珍贵的阳光射进我这临时改造的牢房，形成三色：穿过黑木板渗进来的日光是黑红，它虽不明显，但在静中仔细长久地观察，仍能感觉得到；透过报纸映进来的日光是红黄，它尽管朦胧，却让我能仰着头，或横着脑袋，能清楚地阅读报纸上的"大好形势"；日光从窗眼里直射而进，小小窗眼仍能管中窥豹，洞悉这天际风云、昼夜交替、阴晴圆缺。
今天的天，灰黯灰黯，灰黯里不时有一些神神秘秘的人来朝窗眼里偷窥。那位专门管我门钥匙的派出所女户籍，今天竟好早就来了。她不时地带一两个好友前来到窗眼处瞧。
权力不用过期作废。既有这近水楼台的方便，自然抵不过朋友们的死缠，倘若不是知己好友，又犯不着冒这个风险了。"政治犯"不是想看就能随随便便看的。半年来，还没有提审以外的人来过。今天似乎是第一次意外的破列。
没有嘻笑怒骂，也没有分明的憎恶，仅仅只是好奇。轻悄悄地、默默地、匆匆地从窗眼投进冷冷地几瞥；我也定定地、静静地、淡淡地回以疑疑地几瞥。
我心里泛起一种不祥的预感：今天一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我在揣测中等待；又在等待中反复揣测。
果不其然，不久我被叫到外面派出所办公室，也算是治安指挥部办公室。里面早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持枪人员;也不知是"人保组"的公安,还是"支左"的驻军。另有一位五大三粗的"工纠"，他是治安指挥部的，是我们这里的看守。
"工纠"拿了根新棕索子，将我双手反在背后，五花大绑地捆起来。接着，丁祖晓的姐姐丁祖霞也被带了进来，也是五花大绑的捆着。
此时，广播站的播音响了。但高音喇叭声音太大，嘈嘈雑雑的似乎在学舌，听不太清。不外乎是打倒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的最高指示。
大约一刻钟后，持枪武装便带我们从派出所走出来上街往北走。自去年十一月送进派出所（那时派出所改为治安指挥部）后面的小屋，半年来我从未出来，乍一上街竟有些眩晕。
阴阴沉沉的天，开始纷纷扬扬洒起点点小雨；扑面吹来的风，湿湿的、潮潮的裹夹着一股寒意。街道两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荷枪实弹的民兵。民兵背后才是来往的人流。
究竟是专门看热闹的观众？还是过路的行人？我不知道。只觉得一片嘤嘤嗡嗡、窃窃喋喋、嘘嘘嗟嗟；既肃杀森严，又有种暗涌的闹热。
我一路晕晕乎乎，被推来搡去地来到文昌阁巷子口前。巷子里站了两排穿黄服的武装，带刺刀的长枪没有像街上的民兵那样背在身侧，而是双手斜握在胸前，象时刻准备着去冲锋陷阵似的，这就更增添了十二分的杀气。
刚进巷没走两步，武装猛地将我背后绳子一拉，大声呵斥道：
"别动！面对墙站着！"
我心念一动：该不是大姐她们要来了。半年多没见面，大姐她身体还好吗？她身子骨那么弱，支撑得住吗？真想趁机看看她。
突然背后的脚步纷至沓来，两路武装部队过后，是三个彪形大汉拉扯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走来；她穿了身青色的衣裤，背上插了根划着大红血叉的死囚标，头髪被前面一个倒着走的人死死揪住，两边各有一人抓住她的肩拼命朝下按。
"把脑壳勾到！"我的头被押我的武装使劲一按，被强转了回来。只感到身后的人流暴风般地飙了过去。
我勾着头乜斜着瞄去，那身影像是丁祖晓。
人流全走完了，没有看见大姐。
我们被带到大草坪那间专门开会的会台后面。前台与后台隔了一堵墙，我们对着那面墙静静的站着，等候发落。
前台传来一阵阵呜哩哇啦的聒噪声；脚踩在一层薄薄的石灰上。地上曾经堆放过石灰。
紧接着是一阵喊杀喊打，推推搡搡，上台亮相，下台等候；这时我终于看见了晓姐：她，一脸石灰，两眼呛得血红，嘴里塞着一团布，一身青衣裹满了白灰。看来在上台亮相时，她确实拼命地奋力挣扎了一番；可身边的三位大汉，可否稍有失误，让她能昂首挺胸，一抬她那高贵的头？我始终不得而知。
会散戏罢。仅闻其名却不见其人；只听见对大姐的判决，始终不见大姐的踪影。大姐，你在哪里啊？！没想到我们竟没有这生死一别！
雨，越下越大，我们没再回治安指挥部，直接押进了看守所。待坐进阴森昏暗的牢房，已是雷鸣电闪大雨倾盆。一连几天暴雨不止，真是天怒神怨！
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有人揪住她的头髪？为什么嘴里塞满了布？为什么连头都不让抬？！过去那些革命先烈慷慨就义时不是都昂首挺胸，振臂疾呼的吗？
还记得一首诗，是在大姐手抄的《东鳞西爪--革命烈士诗集》本里看到的：
"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世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祥。"
这是多么从容，多么凛然的一副视死如归的英勇画面啊！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她们，她们竟连最后"安祥""向天笑"的机会都被剥夺！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以极刑！"这就是对大姐和晓姐两人的判决！这就是对这两个弱女子一片痴心想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最后回报！！
民愤？她们伤害了老百姓吗？她们只不过说几句自己想说的话；想人民能真正享受民主，拥有自由；让人，能真正能成其为"人"。
攻固的无产阶级铜墙铁壁啊！难道几个柔弱年轻的女子真能威胁到如此强大的政府？？？
不庸置疑，"五月八日"--从此是她俩的忌日了。
聪敏的执刑官，在开枪前的那一刹那间，会为她扯掉塞在嘴里的那团布吗？不，不会。这是可想而知的。他们绝不会允许让她演出高声疾呼的一幕！
她们到死始终也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子弹是从前胸还是后背？是前额还是后脑勺？是乱子穿心或脑壳开花脑浆迸裂？还是简简单单的一弹就毙命？脑子里怎么也臆想不出她们行刑时的场景，眼前一直浮现的总是晓姐那被石灰呛得血红的双眼。
我闷闷地坐在大姐或晓姐曾坐过的地方，望着看守所那特制的高高的铁窗，屏声静息，发痴、发呆。
天，只有高高的窗口一小块，灰灰的，暗暗的；雨，唏哩哗啦，似浇如泼。恰好洗刷那汩汩涌冒的殷红殷红的鲜血；却又淅淅沥沥，一点一滴地渗进我的心里。
（三）
一个月后，我只身一人被押送到茶陵县洣江劳改茶场。
管教队长丢给我一床芦席，一蓬帐子，一顶斗笠；劳头指着块木板说：
"新来的，你就睡这上铺。"
从此，每天收工回来，我便悄悄倦缩在我那两尺多宽五尺来长的木板上，躲进破帐里，默默地捂我的伤；轻轻地抚我的痛；静静地舔我的血；无休无止地怀念着我失去的亲人。
大姐大我五岁。过去在穷人家总是娃引娃。可以说我是大姐从小引大的。在我幼稚褦襶咿呀待语不会走路时，大姐她逗弄我爬；在我刚刚蹒跚起步趔趄不稳时，大姐她扶着我走；街上一有喜庆活动，街头宣传唱戏，有好看的热闹时，大姐就背着我去看。从小，她与我一起做捉迷藏、抓强盗、找朋友的游戏；带我去大草坪荡秋迁、放风筝；教会我踩高跷、跳绳、游泳、还常一起猜谜、诵对、读书、作文、、、、、、
该念书了，大姐为我拎着书包，抱着被子，送我进教室。那时，大人们都忙着"炼钢"，忙着"赶美超英"连家庭妇女都要每天到街道参加做义务工。孩子们从一年级就要在学校统一住宿。当大姐帮我报了名后准备走时，我怯生生地死拽住大姐的衣角不肯松手，就会要哭出来。
大姐连哄带劝地说："别怕！胆子放大些。我一下课就来看你。"
在家里，大姐抢尽风头。她老是惹奶奶疼爱；令父母荣耀；被邻居称赞。奶奶常常唠叨：大丫头真灵醒，只岁多点就能一个人到河街豆干铺里去买豆干。父亲也时常得意地夸耀：启顺的确聪明，还没两岁就能背诗。上边宋先生只教她读一遍，她马上就能自己背。宋先生夸她口齿伶俐记性好，一有空就跑来教她。每次我找母亲要那几块一拖再拖的学费钱时，母亲总要抢白我几句：只你大姐就没让我操一点心，年年奖学金，不要家里花一分钱。连本子都全是老师奖的送的。
在学校，大姐总是独站鳌头。她能赢取校长的信任；博得老师的器重；受到同学们的欣佩。只要是给她教过书的老师，没有一个不夸她的。
学校只要一搞活动，总免不了要选她上台演讲、朗诵、表决心。她手臂上总是别着三条红杠杠的大队长徽章。
大姐从小身体很弱，一口没吃好就会拉肚子；稍一受凉又会感冒。每次过年过节，稍微吃点好菜，她就会闹肚子，一直要拉到将吃的东西泻完为止。奶奶说：她只是吃咸菜的命。
由于她身体差底子虚，因此个子不高，生得很单薄。却长着一张圆圆的娃娃脸，剪着一头短短的男髪；总是穿一身青色或蓝色的男式学生装。乍一看，活像个文静的男孩子。她从没扎过一回辫子，也没穿过一次花衣服。一生中她身上最亮丽的色彩，仅仅是夏天穿的白色与鱼白色的衬衫。
大姐体质羸弱，有些发育不良，生得也并不美丽，穿着又十分简单灰暗；但她却一直是那么耀眼，那么绚丽，那么引人注目，那么众口皆碑，人见人赞。她的所有气质、所有亮点都是从她的聪慧、懂事、沉静与坚毅中透出来的。
我望着她用脚踩着一块小木板，手握一片小钢锯片，很吃力地在门坎上锯呀锯，惊奇地问："大姐姐，你锯这个做么子哟？"
"我要做一把小手枪。"她很自信地说。
事后她真的就做成了一把小手枪，涂上墨汁象真的似的挺漂亮，还能打纸炮。劈呀！劈呀！劈呀！火光一闪一闪的，我看着就眼热。成天屁颠屁颠地追着她赶。她拿锯片的右手，尽管戴了支破手套，在虎口上仍起了好大一个血泡，还不肯让我看哩。那时她九岁，我四岁。
毛主席号召灭"四害"，她身为班干部又是大队长，特别要带头。她用一根篾片和一块硬纸壳子，给我做了个打苍蝇的拍子，规定我一天要打好多只苍蝇；砍一个小树杈缠上橡皮，做成弹弓，稍一有空就去弹麻雀。她弹弓打得好准，我却一次也打不着。她还做了铡老鼠的"炸板"、"机关"，夜夜巧擒老鼠。开展"学雷峰"活动，她给同学们义务修钢笔；帮邻居整门锁和修电筒，为别人钉鞋掌、补瓷碗、修凳子；给小朋友扎风筝、做万花筒、、、、、、
她似乎有许许多多的小手艺小技能，总是不声不响地去帮助老人与小孩。她常常被学校评为"学雷锋标兵" 、"学雷锋积极分子"。
我最高兴的是她给我们放"电影"。她捡回一个装羽毛球的长圆纸筒，筒口安上一块凸形圆镜，将一块块小玻璃片，画上各种各样的图案，在凸镜后面的中断，两侧对称剪两道长口子，玻璃片从这边插进去，从那边抽出来，一开始筒尾塞一个大大的三节电池的电筒，后来家里安了电灯，她干脆将电灯泡拉来塞在里面，纸筒用两个木棍捆扎的三角架搁住，将镜头射向挂着白床单的板壁上，于是就成了一部部生动有趣、活灵活现的动画片。左邻右舍的孩子们，一吃过晚饭就自带小板凳来我家看"电影"。那床破旧的白家机布床单，便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在上面描绘着我们一个又一个美妙的幻想。
大姐性格内向，平日不擅与人交际；但她对人态度温和有礼，总是露出一张圆圆的笑脸。她不爱多话，若遇上意气相投的人，却能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她个子矮小身体柔弱，可一登台发言、演讲，竟是抑扬顿挫铿锵有力。
积肥、开荒、双抢、支农，学雷锋，学校无论开展什么活动、运动，她总是积极地走在最前面，口号最响，行动最快，最认真、最踏实、最虔诚。
奶奶将她的奖状，一张张，一迭迭，一捆捆全收在一个大红木箱里，每有亲友来我家，免不了要搬出来炫耀一番。每年，每学期，每项活动，每场运动，每次竞赛，每轮评比；只要一发奖状、奖金与奖品，她准有。从没漏掉过一次。
"您是丹娘的化身，您是苏菲亚的灵魂，不，您就是您！您是中华儿女的典型！、、、、、、 "大姐口齿清楚，语音纯正地在台上诵读她观看《江姐》后的观后感。大姐从小就仰慕英雄，崇拜英雄，她一直以英雄为楷模来规范、指导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她其实一直就是中华儿女的典型！是学校的好学生。是父母的好女儿。是新社会的好少年。是我的好姐姐。是大家的好同学好朋友。
（四）
十年强劳，地球经历了三千六百五十个自转；耗损了我的青春，磨伤了我的皮肉，留给我的是漫长的百百千千个不眠之夜。
与大姐耳濡目染的十七年生活，点点滴滴，岁岁年年，无不让我回忆、体会、怀念；也常常令我反思、深省、探究。
五八年全民"炼钢"过后，紧接着就是"食堂化"的饥荒。社会并没有象壁画上所描绘的那样：收稻谷的老汉坐在堆得高高的粮食垛上，笑呵呵地吸着旱烟袋：'扯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人们都能幸福地坐在窗明几净的食堂里吃着香喷喷的白米饭，享用着丰富多彩的菜肴，过着平等和美的共产主义生活。食堂里端给我们的是，米经过炒后再蒸的"双蒸饭"，又少又稀，嚼在嘴里渣渣的；舀给我们的是没有油腥的猪草似的烂菜。鸡蛋、胡萝卜只有那些老红军、南下干部才有资格享受。
我因为肚子饿，一次误食了香喷喷油渍渍的蓖麻子，呕得死去活来。是大姐把我从校外的蓖麻地里背回家。那天夜里，大姐与奶奶、母亲郑重其事地谈到深夜。她劝说她们，将家里所有能卖成钱的东西全部便卖。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先填饱肚子要紧。东西以后还可以再置，而命丢了就没得了。"大姐的话很有说服力。连平日最有主见奶奶也不得不唯唯称是。
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当空了，连箱子衣柜上的铜拉手、铜铰链都拆下来卖光了。大姐开始带着二姐上山挖蕨打葛。每天天还没亮明，就背着锄头背笼跟着那些挖蕨打葛的大人们上山，在天黑定前才回家。连夜还要洗、捶那些蕨根，沉淀后在锅里煎成粑粑给我们吃。
大姐， 她竟想用那稚嫩羼弱的双肩，分挑起一家人的生计！
为了我们几姊妹都能继续上学，她带我们帮养猪场扯猪草；为建筑工地锤砖头；上山挖麦冬剪灯笼菓（是当时收购的药材）卖；满街去拾橘皮捡桃子骨头（也是当时收购的药材）。为了挣学费钱，我们几乎什么粗活重活脏活都干过。 "大干部吃猪又吃羊,小干部吃商品计划粮， 炊事管理员吃食堂，人民只有吃"鹅儿肠"（一种猪草），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一望，马上就把食堂来下放。"
这是当时老百姓流行的一首歌谣。"苦日子"究竟是怎么造成的？"食堂化"是谁要搞的？而食堂下放又是谁的功劳？小老百姓们无法知道，也无需知道，他们关心的是衣能遮体食能裹腹。"东方红，太阳升"，在小老百姓的心里，毛主席永远是伟大的、英明的、正确的。即便是稍有失误，也是他下面的人背着他干的。食堂下放了，粮食计划分到了各自的家里。人们都欢呼雀跃，万分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英名慧眼。
计划口粮，一半大米一半番薯。许多家庭一个月的口粮，不到半个月就吃光了。饿久了一旦粮食到手，怎能抑止自己不饱餐几顿，"先呔饱再说，管他以后的日子升天升地"。再就是一般人家都把番薯随随便便的零吃了。可是我家却月头吃到月尾，每日三餐不饱不饥匀匀均均。
大姐将称来的番薯用个大木箱锁起来。每天放学回家后，再按计划称一餐的份子出来，将番薯洗净后切成小坨坨下汤，放些油盐姜葱，汤汤水水每人一钵，既好吃又饱肚子，还省了炒菜。早上与中午则按人按量蒸钵钵儿饭，公平合理，姊妹间也没有皮扯。
记得我小学毕业时，离家不远有个大祠堂屋里有人打渔鼓，我觉得好玩，便每晚去听。深夜回家没人给我开门，我就自己下门进去。那旧木门的门垛儿早就磨融了，两手搬着门朝上一顶，门垛儿就会出臼，十分容易。于是我每晚就自己下门进去。我还蛮得意我这新发明哩。
一天，大姐从听书的人丛中一把把我拉扯出来，诚诚恳恳地对我说：你都要考中学了，还在天天听书。你看看听书的尽是些什么人？都是些没事的老人。你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接受正规教育。要用心学习文化知识。你天天搞到半夜，白天又哪有精神上课？你想过你今后吗？没有知识，长大了又能干什么呢？我刚听完了《安邦定国》，《小红袍》只听了个开头也就听规受劝临时抱佛脚去了。
也就是那年盛夏，有天半夜打更的猛敲铜锣扯着嗓门大喊："打米厂失火啦！打米厂失火啦！都去到打米厂救火呀！"
我们一家人都惶遽地赶去看火，第二天上午回家，打开门我发现门边丢有一份大庸一中的录取通知书。"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大庸一中啦！"我高兴地大声嚷嚷。
但，我的嚷声，我的兴奋，没有引起一点回音。母亲忙着换掉脏衣要赶着去上班，奶奶一直在叨念"兰家么姑一样东西都没抢出来，全烧完啦，俩娘母怎过日子啊！"、、、、、、
这时唯有大姐悄悄地送给我一本日记本，鼓励我每天练习记日记。我抚摸着那美丽漂亮的封面，望着里面扉页上盖的大庸一中的大红印章与那黑色遒劲的墨笔提字，我哭了；那是大姐作文竞赛得的奖品。
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象大姐那样好好读书。
第一期期末考试，我就拿了个全班总分第一名。但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班上，我仍然没唤起任何人的注意，谁也没有以我的好而喜，谁也不会为我的差而忧。家里有非常出色的会念书的大姐和比较能干会做家务的二姐；在班上有的是聪敏灵巧的乖娃靓女，我永远只是个多余的人。永远只是艳丽鲜花荫下的一棵不经意的蔫黄的小草。
只有大姐，她留意我，关心我，听我说话，与我谈心，她送我一本《俄汉词典》，并鼓励我树立远大的理想，长大后当一名作家或者翻译官。我十分兴奋地回答她说：" xopowo! "
(五)
谁知风云乍起，造反了，停课了，书烧了，文毁了；社会在动荡，在颠倒，在混乱。大姐在全国一遍义愤填膺，铺天盖地的声讨檄文中慢慢地冷却下来。她说：不要盲目，先冷静下来静观其变，看看再说。
每天，她都带着我上街去看大字报，由文昌阁街口一直向南，再又踅回从东门机械厂门口往西，一张一张地认真去读，一张也不落下。静静的站在一旁听人们激烈地辩论，从不开口插言。她把当时首先挨批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等有关资料找来看了个透，感到对它们的批判有些牵强附会，似乎既不公正也不切合实际。她隐隐觉得：好像我们国家的政体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么多党、政、军、学各界的要人全成了叛徒、内奸、走资派？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有何意义？她有些迷惑，又无比担忧。
她从小到大参加了一次又一次运动，无论什么运动，她总是认真地积极地走在最前列，唯独这次，她犹豫了，甚至怀疑了；她表现得异常冷静。她说小时在"反右"运动中，她慷慨激昂地上台朗读她的"反右"声讨檄文，迎来一阵阵掌声与喝彩；她还十分认真地学唱那首"右派分子，黑良心、、、、、、、"的歌，她一直认为，那些右派分子虽然不是青面獠牙的妖魔鬼怪，至少也象电影里一样是些獐头鼠目的卑鄙小人。可是，当她后来在一中接触几个在校受管制的右派后，她惊愕了；他们竟是一群单纯善良，有学识有报负的高才生。其中有位姓李的，二胡拉得特好。她怎么也无法把那校后工具室里传来的那哀婉动人如诉如泣的琴声与形势宣传的"穷凶极恶的狼子野心"挂上勾来。疑虑伴随着她人一起在一天天渐渐长大。十九岁，是个开始步入独立思考的年龄。她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思维方式。
她想跃到哲学的云头，俯瞰这乱纷纷的世界；她认真阅读马、恩、列、斯、毛几位伟人的著作，想从中找到解答现实问题的答案；她又偷偷借来许多史书进行反复研究，想摸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来解开现实这个结。她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正处在一种极大的危险之中。
接着，枪响了，血流了，人死了，街头巷战全面开始。大姐班上的同学，一位很不错的男孩子，在武斗打响的第一天就命丧黄泉。据说：一位"革筹"的退伍军人带十个青年学生到武装部去抢枪，还只走到大门口，就被先下手为强，早就潜伏在那里的"联总"，一梭机枪扫来，十个学生无一生还，全倒在血泊里；倒是那位带队的退伍军人，匍匐在地上几个滚一打就滚回来了。
年轻的生命死于非命，又能给社会，给人民，给国家带来多大意义？许许多多的问题搅得大姐食不甘味夜不能寐。
自从北街上一位妇人在屋后菜园里晒衣被冷枪打死，大姐和母亲就将里屋的大木床抬起用砖垫得高高的，将所有棉絮都铺在那一张床上，我们一家人就躲在那床下看书、打扑克、讲故事、猜谜语、睡觉。奶奶讲：这活象三十年前的战乱。
一天夜里，枪声还在"叽哟"、"叽哟"地时起时伏，突然间街坊们惊惶失措的骚动起来，屋顶明瓦通红透亮，我们一家人一下全都从床脚下爬起来。
"哎呀！怕是失火啦！"奶奶拐着一双小脚边走边念叨，急匆匆地朝外间临街屋里奔。弟妹们吓得呜哩哇啦地乱哭叫。母亲一下窜起来连忙收拾东西。
大姐从外屋进来镇定地说：别慌！我们先赶生活上最要紧的东西清理一下。我用那担箩筐挑些棉被睡觉用的东西；老二就用那担水桶挑些油盐菜米锅碗；老三搀着婆婆，用床单打个包袱提些换洗衣服；妈抱小妹子，也提个包袱；老五自己抓住妈的衣角跟着走；千万别走掉了。各自先做好准备，等火燃到文昌阁坎下郑家时，我们再打开门一起走出去。老二走最前面，我走最后，笔直往上走，到幺幺家去。若听到有枪声马上趴下用包袱档在头上，千万不要乱跑。
火，始终没有烧到郑家，我们也就一直"按兵不动"。第二天天亮一看，不知是哪一派一把火烧了邮电大楼，火烧在十字街口，离我们远着哩。幸亏大姐镇定，不然，半夜三更大家惊弓之鸟似的倾巢而出，扶老携幼惶遽而逃，还不知会引出什么别的祸事来。
无辜的生命，毫无价值的死去，新修的邮电大楼，转瞬间化为一片焦墟。人们都疯了，狂了；这世界似乎都在疯！在狂！在撕裂！在毁灭！
大姐时而埋头书中，喃喃自语；时而抬头凝虑，思接千载；时而又拍案奋起，挥笔疾书。好多回当我爬上那小阁楼的时候，只见满楼板都铺的是墨迹淋漓的字纸片：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壮别天涯未许愁，故人生死各千秋，何当痛饮黄龙酒，高筑神州风雨楼。"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中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
大姐有个习惯，一碰上心里憋闷或不开心，就躲在楼上练毛笔字。她平日十分注意收集一些旧书、旧报、旧传单，连包盐、包豆豉的包装纸也要仔仔细细地看一遍，看后，将有用的东西抄下来，废纸则拿来练字。有时还真能碰上好文章、好句子、好词语与有用的至理名言哩。"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大姐的读书习惯。她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她无论看什么都喜欢边看边记。她自己动手钉了许多小笔记本，上面抄满了各种各样的格言警句、诗词歌赋、神话典故、名人趣事，哲学理论、文学艺术、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等等，五花八门分门别类地一共抄了十几本。全都用一种厚牛皮纸做封面，每本封面上都用毛笔题上"东鳞西爪" 四个逎劲的大字，《东鳞西爪》大标题下面又按类别标上各种小标题，里面用钢笔誊写，楷书字体工整，装潢整洁真象一本本小册读本书。我常常找不到什么书看干脆就看大姐的《东鳞西爪》。它就是我那时的百科全书，是我那"洪荒"时代的精神食粮。
一次夜里百货公司"工宣队"的几个青年突袭来我家抄家，我家破破烂烂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抄到，正将无趣扫兴而归时，突然一人在破楼上发现了那些笔记本，便如同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如获至宝，一下蜂拥而上，竟全部提走了那些笔记本。为此，我暗暗地流了一夜的泪。这是大姐多年的心血啊！此后又用什么来慰籍我这枯竭窒息的灵魂呢？
那时，有好多大姐的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玩，有同班的，也有不同班不同年级的。大姐对来玩的同学们都很好；是个很好的听众，无论同学们说什么，她总是认真地去听。所以同学们有什么高兴的事或不愉快的事都喜欢跑来对她说。有的同学一来就天南海北叽哩呱啦地大侃一通，大姐从不表示厌烦，总是默默地听着，也很少插言。我一直是大姐的尾巴，也就总是充当她们的旁听。有位"英雄虎胆"的女司令，是大姐同届的同学，总是穿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腰系宽皮带，别着把小手枪真是红极一时，她大大咧咧地对我们说，连县长县委书记见了她，都要点头哈腰地称她一声"司令"。我真奇怪这位"飒爽英姿"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在"革命"、"造反"日理万机之中，还不忘抽出点闲暇到我家来扯谈。那时我家只是个不"革命" 不"造反"不争观点的"真空"地带。或许，她是想在老同学面前大肆风光炫耀一番吧。谁叫我大姐从小到大一直都比她强？这不，她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候！
真正与大姐交心的挚友是丁祖晓。她俩虽不同年级，但一见如故十分投缘。平日不爱说话的大姐，只要和她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说到兴头上，大姐常常显得慷慨激昂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平时所见不到的亮光。在那知识的饥渴岁月里她俩相互勉励、相互借阅书籍，无论是谁以什么方式弄到一本书，从不轻易错过机会，总会想方设法地借给对方一阅；利用书信相互交流读书心得，从而共同探讨、研究对时局的看法。
经过三年多的观察与思索，大姐对当时的社会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一整套她自己的看法与观点，她打算创办一种名为《自由论坛》的刊物对现实社会进行观察与探索，想替单调枯燥的知青生活寻求一线生机；给荒芜的精神世界开辟一小块绿洲；希望能唤起人们的注意与思考，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尽一分"匹夫之责"。
（六）
在插队农村那艰苦的环境中，大姐挤出一点点可怜的菜金，买来蜡纸、铁笔、钢板、自己动手自制一部简易的油印机，正当她开始着手组织"创刊号"，准备给好友丁祖晓一个意外惊喜时，"特一号"案件发生了。不久，丁祖晓姐妹双双锒铛入狱，不祥的阴云开始笼罩了我们家。
县"人保组"的一次又一次来到我们生产队，叫大姐去谈话，每次谈话回来，大姐总是沉默不语、深夜不寐。她在油灯下提笔疾书，一张又一张地铺满了一地：
"谁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倒下去，那么，这个人并没有死亡、、、、、、"
"人的天职在于勇于探索真理。"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倒不如赶快工作而少活几年，因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知其不可言而言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世上要有这样的人社会才不会寂寞，人类也才有希望。"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
当她将铺遍小屋的纸片一张一张捡起，又一张一张点燃，全都化为灰蝶时，她决定：在入狱前孤注一掷，拼了命也要向人们说出自己的看法。那时冤狱四起，仅凭给丁的几封信就去蹲大狱是太不合算了。
时间紧迫，灾祸的巨爪已经伸到了我们的头上，大姐随时有被抓去的危险。她日夜忙碌，一忙就是一个通宵。
深夜，在昏黄摇弋的油灯下，她齐耳的短髪随着她印刷时身体的起俯而微微地前后摆动，鼻尖上的微末汗珠闪着金莹的亮光，轻闭的嘴唇，其轮廓线条显得既柔和又刚毅，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一种庄严而神圣的肃穆中。
她那单薄羸弱的双肩，竟想肩负起天下苍生的兴亡！
大姐自写、自刻、自印的《告革命人民书》终于大功告成了。我与同村另外一位青年自告奋勇地争着上街去散发。由于大姐的行动已被大队暗中监视，她又见我们十分热情，便将100份传单交给我们去散发、邮寄。
9月27日那天晚上收工后，我连屋都没进就直接从地里匆匆忙忙地赶上街。从黄家铺公社到街上有几十里路，要走好几个钟头，我走到红壁岩时天就黑了。红壁岩一带荒无人烟路窄人稀，路里面的红岩壁窸窸窣窣地风化后常常突其不意地朝下滚岩石，路外悬坎下又是一条河，平日白天经过那里我都感到担惊受怕心里发毛；但那晚，我一心想把这件神圣而重大的事情办好，竟没觉得害怕，一阵狂跑就到了党校（现在的氮肥厂）有人家的地段；有人家就有了灯光，有灯光似乎就有了保障，
我喘着粗气，悬吊着的一颗心自落了下来。
一路走去，灯光闪烁，天上繁星点点，到十字街，我的那位搭档早就等在那里了。他是头天上街的，由他先将100份传单带上街，约好第二天晚上在十字街会面。见面后我们都感到神秘而兴奋，同时又油然而生出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各自分了一半传单与不同的散发路线。我还负责邮寄，因此便往有邮局的西头。他将装传单的黄挎包递给我，自己则将50份传单用条毛巾裹着夹在腋下向东而去。那晚并非月黑风高，我们分手时天空一片深邃、幽蓝，正是月明星稀。
小城又一阵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被"九.二七""第二号特大反革命案件"震动。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大姐终于被带走了。那天我们生产队正在地里捡棉花，那几个"人保组"的人又来找她，大姐解下腰里的围裙，不声不响地就跟他们走了。谁知在她解下围裙的那一刹那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风潇潇兮，澧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那天天迷迷蒙蒙，飘着霏霏细雨。马上就要立冬了，她裹袭着一身寒霜而去。岂料此去竟会永无归期！
十一月我也被抓入狱。仿佛那段时间天天都在抓人，只要他们认为稍有可疑的人都统统被抓。看守所实在关不下，我被关进治安指挥部。
说是要打一场"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每个单位、机关、学校、厂矿；每个公社、大队、生产队都在梳篦子式的自审自查，每天都有人写交代、受审查、挨批判、被斗争。
一位鼓着一双鱼眼瘦哩巴肌的审讯员凶巴巴地朝我咆哮：
"铁，可以烧红；也可以打弯。我就不相信你们是铁打的"他搬了一副沉重的铁镣"啪"地朝我面前一丢。
结果我被带上脚镣手铐，连吃饭睡觉都没给打开，我感觉自己似乎进入许云峰、成刚、江姐在狱中的状态。
下雪了，寒风刺骨，哪怕屋再小，窗户钉得再死，仍然风飕飕的冻得我全身发抖。我恨自己身体不争气，为什么这么冷。我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铁镣在房里"哐啷、哐啷"地度方步。轻轻地哼唱着《江姐》中的插曲。谁知这样惊动了看守"工纠"，他竟恶狠狠地跑来，给我又加上一副铁镣。
双脚栓着两副铁镣，沉甸甸的几十斤铁，以我的能力，用肩挑几十斤都还吃力，要用双脚去拖动几十斤，是万万不可能了。的确，铁是可以烧红，也可以打弯；就是钢，也能以强力震裂；拿猛火熔毁；用冰水淬熄。人的头脑是伟大的，它可以想出许许多多的绝招！有一点庆幸，总算没遇上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
我双脚红肿，渐渐长满了冻疮，冻疮又慢慢溃烂、流脓、流血，皮、袜、鞋死死地粘贴在一起 。我无泪无泣不哼不吭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决不能做"甫志高"！就是无法保住大姐，也要保住二姐和我那位搭档以及队上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要过年了，请你们将那些无辜的人都放了吧！'九.二七'传单是我一个人搞出来的，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其他人无关。"这是你姐姐自己说的，她不愿连累其他人。她要我们转告你：要你争取政府宽大处理。年前，审讯员委婉地对我这么说。无论是真是假，还是真假参半，但这毕竟是自那次从棉花地里离去后第一次听到有关大姐的消息。
第二年春上，一天夜里忽然押来一位中年妇女在我处寄宿，看她穿着整洁入时象是一位职业女性。她一进来对我望了望，惊喜而神秘地轻声问我：你一定姓李？我一脸惊愕，瞪眼望着她，头一低算是默认，没搭讪。她朝窗外瞥了一会儿后又轻轻地说：你猜我刚从哪里来？我还是一脸的迷惑。她张嘴一字一句地告诉我：我-和-你-姐-姐-关-在-一-起。这是一句没有发出声音的话。但我望着她的嘴型，却十分清晰明了。待我正想向她打听大姐的情况时，"工纠"走来大声喊：熄灯睡觉啦！
黑暗里，她附在我耳边轻轻地对我说，她姓罗，老家是大庸人，住在吉首，在吉首工作。忽然发现窗外仿佛有人偷听，就没再开口了。虽然熄了灯，其实在静夜里依然能听出夜的声响来，一尺见方的窗口不大，却影影绰绰总象暗地里浮游着魑魅。
躲在被子里，她抓住我的手，用手指在我手心一笔一划地反复写着几个字：你-姐-姐-要-你-坚-强-地-活-下-去！由于没有亮，又是在被子里，她怕我不明白，一个字反反复复写了许多遍，一夜就这么给写完了。我紧紧地靠着她，静听着她的呼吸声，感应着她的心律，从中体会着大姐的深意。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睡去的。天没亮明她又被匆匆押走了。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大姐的消息，也竟是最后一次。自此后，就再也没有一点她的音讯。甚至有关她的死，她的坟。
来茶陵的头一天，家里人也曾经到看守所看我，我好想问一声：有没有去为大姐收尸？望着母亲深陷的双眸，瘦得似乎已脱了人形，我又噎住了。我真担心母亲因不堪重荷而倒下。我不敢再在那欲坠的枯架上添加一丝一毫。大家都只是彼此望了望，谁也没有说话。只有奶奶倚老卖老地走上前来，对我说了句：三丫头，今后就全靠你自己了。别再指望家里，远天远地的，我们也没能力看你，你自己注意保重吧。
有没有人去为大姐收尸？埋在何处？这个疑问一直在我心里盘桓了十年。我也曾写过几封信给二姐问起这事。十年后才知道，这些信管教队长根本就没给我发。二姐来信也从没提大姐一个字。
漫长的十年劳役，风里雨里，泥里水里，冰里雪里，我一直紧紧地攥住大姐最后传给我的那句话：坚强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七）
终于沉冤得雪。在重新安葬她们的遗骨时，我们来到吉首大田湾，竟尸毁迹灭无影无踪什么都没有了。我站在大田湾乱坟岗上无声地在心里呼唤：大姐，你－在－哪－里－啊！！！
母亲见找不到大姐的尸骨，悲戚地说："你婆婆找了个人给她收尸，可就是找不到她，我们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星期以后，一位从吉首回来的熟人悄悄告诉你幺幺，说启顺打死在吉首。你婆婆情急之下柱着拐杖就往车站赶，你姑爷闻听后，忙赶到车站将她追了回来。他说：'都这么久了，你跑去也迟了。往吉首去的车路三十六绞好难走，若你死在路上，不是更添乱吗？' "。
北门外菜农老朱十分抱歉地说：你婆婆头天对我说，家里人都被看管起来，孙女无人收尸，要我帮她借张板车，她自己要去收尸。她八十多岁人了，又怎么去?我答应替她去。我一个农民怕么子？还不要我干农民了不成？那天我拖张板车到处寻，准备用草席裹起拖到我们北门坡上来埋。可就是找不到她的尸首，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十年后，我们平凡昭雪时那位罗大姐才向我讲述大姐在狱中的一些生活：真巧，你姐姐押往吉首时，死前那个晚上就和我住在一起。临刑前一天，她听说判了死刑，当时就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她不服，要提出上诉；第二，就是死也要回大庸，她是大庸人，又是在大庸做的事，不该死在吉首。然而第二天她还是被拖上刑车，环城示众后杀了。那天下好大的雨，刑车开到大田湾，人一打，就马上开回来了。她的尸体在暴雨里整整淋了两天一晚，直到第二天夜里，看守所才叫几个犯人匆匆忙忙就地掩埋。"
为民笑捐躯
革命岂有底？拼命向前进；
志做好儿男，为民笑捐躯！
这是你姐姐在牢房里写给丁祖晓的一首诗。她是用针在纸上一针一针地钉起一个个小洞眼写成的。乍看不过是一张白纸，照着光仔细瞧，就可以按针眼的笔画辨认出来。她把这张白纸交给送饭的那个犯人，托他交给丁祖晓。几天后，丁祖晓也带了张纸来，用同样的办法回了一首：
岂有畏捐躯？
人生自有底，革命永前进；
历代好儿男，岂有畏捐躯？
你姐姐又写了首《寄战友》带去。
寄战友
腥红更觉醒，血雨淘红心；
腕骨同铐熔，脚镣声共鸣。
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
铁窗共朝夕，革命情更深。
在治安指挥部那天晚上，有人偷听，又怕安有窃听器我不敢对你说、、、、、、
不久，《湖南日报》刊登了报导她俩的文章；接着，《中国青年》、《团结报》等报刊纷纷相继转载了纪念她俩的文章。这时，我也收到了不少热心人士的来信，其中有封是位大学生写的：他说：那时我十三岁，我爸是公安，开大会那天我一直都赶着看。为了不让你姐姐喊口号，在押上刑车前给她灌了不少酒精，还在她嘴里塞满了烂布。到大田湾行刑后，车接着就开走了，有几个无知的孩子朝你姐姐身上砸石头。还有个搬枪的男人，好像是民兵，竟用刺刀划破你姐姐的衣裤，还用刺刀猥亵地在她身上乱刺乱戳、、、、、、十年来，这惨景一直象梦魇时时揪扯着我心，啃啮着我的灵魂……
我是多么希望：人性中那低劣残暴丑陋的一面能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而逐步陶冶，根除。为唤起人性的复苏，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文明的社会；为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为社会不再倒退，不再野蛮；为我们的后代不再无知，不再愚昧，我们都各自努力吧。
读完此信，我竟目瞪口呆，这么狠毒的手段！这么卑劣的行径！这难道不是我们国民的耻辱！？真是读罢低眉无语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八）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大姐死了，从小关心我照顾我的大姐长久地离开我而去了。总是助人为乐严于律己，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姐，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
她被蚀为一滩血水渗入泥土，她已化成一股青烟腾空而去。她无尸无坟，无踪无迹。她已零落成泥，成灰，成尘。
（九）
今天是五月八日，我来到晓姐的坟前。墓碑上雕刻着大姐与晓姐两人的名字。对于她们的死，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在墓前默默地诵读一段柏拉图的《苏格拉底的辩护词》作为悼念她们的祭文。
（十）
"至于生与死孰优，只有神明方知。"
有的人活着，没有了灵魂，却如同死去；有的人死了，那闪光的精神，仍，永远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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