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男,1952年7月出生,江苏省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山东分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山东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就读于中央党校与中国新闻学院。
“ 三年饥荒岁月的记忆 ”
李 锦
写在前面的话
在我的经历中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至1962年的大饥荒。我出身在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饿,拾麦子、挖野菜,吃榆树皮,挣扎在死亡线上。
我从事新闻工作38年,大半辈子就做这一件事。自己亦怀史笔之心与新闻记者的良知,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写出。这样的事情已经过去快50年了,现在的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件事了。我当了大半辈子新闻记者,报纸上登的总是按上头需要或允许您写的。如果不把三年饥荒这段真实情况写出来,我心里感到对不起那段历史,对不起老百姓。现在适逢自己出版散文集《盐阜家谱》,得以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是了却一段文债。籍以奠祭在那场大灾荒中死亡的家乡亲人,怀念带领我们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母亲。
吃 食 堂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一
李 锦
人最难忘的是受苦受难和大起大落的日子。在我生活中,对农村印象最深的是两段历史,一段是1960年前后的自然灾害,一段是1980年的农村包产到户。
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是从人民公社成立开始的。1958年9月,江苏省射阳县兴桥大队召开万人大会,人们举着三角小旗,拼命地喊着“人民公社万岁”,这是我平生看到的最为声势浩大的场面,灾难便是从这时候开始一页一页翻开的。
办食堂是与人民公社是同时进行的。据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新闻报道,公社书记当众宣布:11月7日是全乡社会主义结束的日子,8日进入共产党主义,一切用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办。散会后,群众便上街“共产”了,商店里的东西被拿空了,就到别人家去拿。你家的鸡,我抓来吃,我队里的菜,你可以来挖,甚至出现有人到托儿所领别人的孩子当自己孩子。确实,在1958年,继大跃进而起的“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铺开了,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吃食堂紧跟着泛滥起来。一级级命令,排山倒海般的传下来。
我们兴桥公社兴桥大队吃食堂是1958年9月下旬开始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三天。兴桥大队分成南、中、北三个街,办了三所食堂。我们中街的在黄奎德家开始的第一顿。他家是开旅社的,地方比较大,能盛十多张桌子。就在开人民公社大会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告诉我说:“吃食堂去,吃饭不要钱了” 。
我提着钢精锅飞跑到黄奎德家。这天吃的是红烧肉,有茨菇,厚厚的油浮在碗面上。我们平时一个月也吃不上一次肉,来亲戚了,割三、四两肉,都是烧的白汤,白色的肥肉浮在汤上面,那时候都不愿意要瘦肉,要肥肉,很少很少吃红烧肉。我只记得文化大革命到合德参加会议时与三弟一起吃过一次红烧肉,是放了糖的,很粘乎,5角钱一碗,再就是人民公社吃食堂这一次。吃食堂的当天饭剩下很多,肉也剩下很多,乡下农民买棉花路过街上的,也拉人家来吃,人家不好意思,便劝人家说“共产主义了,天下一家,吃饭不要钱了” 。
“自从实行吃饭不要钱,农村风气大改变;男的听到吃饭不要钱,浑身干劲冲破天;女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做活赶在男人前;老的听到吃饭不要钱,不服年老也争先;小的听到吃饭不要钱,勤工俭学成绩显;鳏寡听到吃饭不要钱,满面春风笑开颜;病人听到吃饭不要钱,毛病顿时轻一半;懒汉听到吃饭不要钱,连声检讨就改变;做活想到吃饭不要钱,一分一秒都争先;睡觉想到吃饭不要钱,越想心里越是甜;为什么越想心里越是甜 ? 共产主义快实现 ! 人人干劲足,个个齐向前,明年定有更多的不要钱”。这是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首诗打油诗,这是五十年代的 "特产 " 。这样的句子,不讲究什么文辞,读的时候特别流畅,使每个人读起来心里都有一种燃烧得要起火的激情 。
我们兴桥大队的食堂第二天便不在黄奎德家吃了,中街分成两个大组,我们在西边三大组吃,吃的是炒肉丝,从那以后便一顿不如一顿了。后来,几个大组食堂办不下去了,最后办一个食堂,在街南头。一个月时间不到,食堂里顿顿都是稀粥,干饭也吃不成了,最后稀粥变成清水汤。当时食堂做饭的人抓起大把大把的矾放在里面,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稠稠的,不过粥里没有米。记得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邻居高大喜子、孙五锁子便叫着我一起去喝粥,去得早的,舀子在锅底捞,能捞到小半碗米,我们那时刚上小学,做饭的人同情我们小孩子。过了一段,米也看不到了,直到稀汤都喝完了,碗底才露出一点米,添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后来,食堂的粥光剩下水,我们每个小学生喝七八碗,最多的能喝十一碗。小小的肚皮,象被猪尿泡似的被吹大起来,亮亮的,手一戳就能点破的样子。
开始办食堂时,先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40斤左右的粮食,最多的人家也不过一二百斤,所以收到的粮食也吃不了多久。我们街上人家在合作化后已转成定量户口了,大队把全组人的粮本、油本都收走,把粮油一起买回来。家家不许存粮,不许有锅,也没办法做饭。刚开始时,办食堂的干部常常在半夜里炸油饼吃,老百姓知道后都抱怨他们。大概过去一个多月,米就看不到了,从北方运来一批地瓜干,吃完了,便是整锅的胡萝卜缨子,后来便吃淀粉圆子,那是把玉米皮与杆子碾碎磨成面做的。这时候,便吃榆树皮了,榆树从底部到顶梢是一片白,都被人们吃光了。到了1959年1、2月份,粮食没有了,便有饿死人的事了出现了。
食堂倒了,可粮本子上的粮食也早被食堂支走了。我们家开始买了1000多斤胡萝卜叶,吃完了便挑野菜吃。开始有马荠菜、盐蒿子,后来便挑一种带刺的徐徐菜。苦苦的,连猪也不肯吃。有人家开始吃树叶,剥树皮。合德镇有个姓戴的富农,家中藏有两罐银洋钱,饿得什么也没有吃的时,从地下挖出来与人家换了两小罐咸菜,用咸菜和着水,喝了十多天。
和多数人家比,我们家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县里在大跃进抽干部带队到安徽马鞍山炼钢铁,到福建南平去砍伐毛竹,父亲被抽去当射阳县伐竹连连长,一去就是大半年。农村的人靠着土地,而小街上一点点土地也没有,只有下乡去挑野菜。母亲领着我们弟妹四个艰难度日,我是老大,8岁,妹妹6岁,三弟3岁,四弟1岁。200斤胡萝卜,60斤米就是我们的全月的粮食,平均每人每天4两米,经常拿着瓢到邻居家借粮是我最感害羞而无法逃避的事。
粮食没有了,我们亲戚中好几个都是在这时候饿死的。我们弟妹几个吃野菜多了,都饿得脸呈菜色,嘴唇发紫,患了青紫病。没有一点油水,肛门脱落,临到解大便时弟妹们便哭得死去活来。我有一次因吃野菜中毒,急性肠胃炎发作,被送到医院。有人说病床上刚死了一个小孩,用席子卷走了,你这个孩子命不强。母亲吓得把我从病床上抱起来,一直坐到天亮,泪也流了一夜。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母亲总吃着野菜,仅有的米都让我们吃,遇到野菜饭不够了,她一口也不吃,常一、两顿饿着。我们终于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们深情地热爱亲爱的母亲,是她带着我们渡过最艰难的岁月。
父亲回来了,我们的生活才日见好转。我们那里地处黄海边,荒滩多,野菜也多,死亡现象要好些。西边的建湖、兴化、高邮、宝应和安徽东部一带,灾民像流水一样涌来挑野菜,躲饥荒。听说,江苏在全国灾情当时还不算最重的。
这些经历,写在2000年出版的《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现在回想起来,我心里总是酸酸的,感念母亲,在那苦难的日子中,弟妹四个竟都活下来,没有母亲的坚强庇护,不可能有后来的我们。
现在兴桥的老人都还在,见到他们常说起当年那饥饿的岁月。老人作古的越来越多,历史渐渐被人们遗忘。走在兴桥街上,路过那一扇扇门,想起当年走出一个个饥饿的人,记得还有小时候一起吃食堂、挑过野菜的小伙伴们,心里很难平静下来。
拾 麦 穗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二
李 锦
车从射阳县城合德朝南到黄沙河时,每到桥头我总要西望,那是诚民村,是我小时候拾麦子去得最多的地方。在大饥荒到来时,我随母亲一次次从大桥上过,到诚民大队的地里拾麦穗。
饥荒的突然到来,兴桥街上的人苦极了。解放前本来就不多的土地早已被公社、医院、中学、供销社、食品站占满了,只剩下小河西边一个蔬菜队,也不再种麦子了,吃粮到粮公所买,。灾害到来时,粮公所在供应最后一批从山东运来的地瓜干后,就再也没有粮食供应了。我们只好到乡下拾麦子吃。乡下人不容易饿死,街上反而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黄沙河北的诚民、西兴一带,沟渠多,土地肥,麦子也长得好。当一阵阵热风把麦海推出道道金波,我们的眼看得都花了。我们经过没有收割的地边,乘乡下人转身的当儿,手伸出来一捋,很快地捋,等着看麦的人转过身来,麦穗已进篮子里了。人家割麦的人拿着镰刀,一把一把地往前割,“割麦不回头,回头无后程”,后面是本村的妇女、小孩,专门拾镰刀口掉下来的麦穗。等当村人拾完麦穗我们便一轰而上,在麦茬里寻找遗留下来的麦穗。这样拾一天也不过二三斤麦穗。后来,不等人家拾完,我们便跑到地里拾起来了,实际上是抢了起来。于是,乡下的人便换一种方法,只用一小部分人割,多数劳力在四周维持秩序,这些护麦的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庄稼汉,狠起来像凶神一般,手里挥舞着镰刀,谁敢抢先下地,便把你的篮子剐了。后来他们就挥舞着镰刀没头没脑地砍下来。旧社会,地主的家丁就是这么干的,现在是乡下干部们护麦。
然而,饥饿的人群也不在乎乡下人骂了,也顾不得脸皮了。只要麦田一开割,便冲到地里,在割麦人屁股后面拾麦穗,有胆大的竟和割麦人抢起来。甚至这边一开割,那边人便从麦田对面拔起麦子来了。连麦秸也一起拽进篮子里。四面八方的人像蝗虫般涌过来,一会儿,一块地便抢光了。气得乡下的干部带领壮工用铁锨、扁担挥舞着,少数抢麦子的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在地上哭喊着,于是出现街上人与乡下人对骂的场面。抢麦大战变成对骂战争,有的人哭诉着一家快要饿死的状况,大家泪都流下来了,乡下的老人叹着气,说世道变了。
乡下人接受街上人抢麦的教训,于是白天派重点把守,在早晨天刚亮时割麦子,等街上人赶来时,一片又一片麦田早已割完了。这时乡下人笑话街上人懒。于是街上人在第二天天还黑黑的便赶来了,在地边埋伏着,只要哪里一开镰,四面八方便涌现出无数街上人,像是天兵天将从天而降,一霎时便把麦田“吃”完了。乡下人恼火了,他们不再割麦了,见到街上人下来便先割篮子,像赶杀似的赶得街上人在田野里奔跑。母亲和姨母们带着我出来,让我带着篮子在远处的河边等着,她们用衣服兜子盛麦穗,跑起来也快。把麦子送到我这里,她们再回去拾。
那年我只有7岁多一点,已经能干活了,弟妺们都小。每天半夜里,便被母亲或姨母叫醒。太困了,有时被叫起来,我边钮衣扣边困得又躺下来,母亲便一哄再哄,用凉水浸湿的毛巾捂在我脑门上,让我快点清醒过来。天黑黑的,我被母亲拖着,跟着走,只听见街上“咚咚咚”的脚步声,没有一个人说话的,走在大桥的木板上,像是千军万马过桥似的。100多户人到大桥头便分开了,西边到诚民、西兴,东边到友好、丰登、日新,北边到兴北、新东、新庄。我们家一般往诚民、西兴,因为我们家的干外婆家在这边。我被母亲拖着走,走过一片又一片麦地,我也跟着大人到麦田里抢麦穗,小小的手拔着麦杆,手划破了,流血了,也不敢喊。天黑黑的,根本看不清麦,只是用手拔麦秸。
乡下人来了!他们像凶神一般挥舞着镰刀、扁担,喊杀过来了,我们小孩便扔下蓝子拼命跑着。有的鞋都跑掉了。光着脚在麦田里跑,留下一路血迹。我跑得慢,那扁担和镰刀带着“呼哧”的风在耳边掠过,乡下人心并不坏,见到我是小孩只是吓唬吓唬,真的把镰刀砍下来,我也早没命了。那一年,我家被乡下人的镰刀砍坏五六个篮子,不过没有被砍到人,算是万幸。
有一天,过了兴北、诚民、西兴、青春等一个大队又一个大队,又饿又累,走得脚发酸头发晕,晕倒在地上。凉风吹醒后,想到弟妹们还等着下锅,我又随着人流往西走。饥肚辘辘了,走不动了,揉一把麦粒在口中嚼着,然后到河边咕嘟咕嘟喝几口清水。天黑了,等到地里已看不清时,我才发现一起出来的大人一个也看不到了,赶快往回赶。一个人摸着路,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扑通扑通的。路过乱坟场,萤火在坟间一闪一闪的,觅食的狐狸与黄鼠狼窜来窜去,我被吓得头发竖起来,黑天旷野里了不敢哭,哭了也没听人听见。当时,路上常遇到大跃进新挖的农庄河和一条条深沟,沟沟坎坎,总转不过去。路上遇到同学王声洪的妈妈,与我是一个大组的,我一下子哭了起来,领着我回来。到家时已是深夜了,母亲瘫坐在门坎上,弟妹们已睡着了。我见到母亲,眼泪像家泉水一样流下来,母亲含着泪把拾的麦子摊在地上,等天亮再晒。
想起那些拾麦的岁月,哪里是拾麦,简直是抢麦,是街上人在死亡的虎口抢回自己的生命,不是万不得已,人们是不会走到那一步的。
多年后,我看到米勒的名画“拾穗”,便想起拾麦的日子,引发我对故乡的思索。我觉得米勒画得不象,因为他画得太美了,他那融浑的色彩,显得太深沉了,太冷静了,特别是妇女很悠闲地弯腰拾穗,太富于诗意。米勒不了解灾荒与混乱那种拾麦穗,是一种抢夺与战争。当然,中国的画家也没有见人画过那场面。
这些场面,只有我家的邻居们还都记得,后来人们都不好意思说自己当时有过拾麦的经历。偶而闲谈起来,诚民的陈二舅叹一口气说,那年头不能提了,人都没有命了,不抢几把麦穗,能活下去吗?许多人便是在那年头饿死的。麦收时节,拾麦穗的日子仅仅是十天八天的,以后更长的是挖野菜的日子,我实在无法忘记。
晕 倒 在 野 地 里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三
李 锦
“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是我在一本书开头写的第一句话。这是我从三年自然灾害中得出来的亲身体会,也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最原始的认识。
一个人对饥饿的态度与理解,关乎他对政治与社会的理解,甚至整个的人生哲学。在70年代末,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和报道包产到户;后来又不同意把产权改革搞到土地上去,这种态度和宣传报道立场,来自人生体验。
1960年春天,是我们对饥饿体会最深的时候。1959年9月,吃食堂过后接着是秋收减产,勉强把春节熬过去,到了三月里柳树飘絮的时候,家家户户断了粮。上学刚刚两年的我,中午放学回来,太阳在上头一照,头晕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角头街木桥是用两块板铺起来的,很窄。我走到中间腿肚子打颤,看到河里的水,心发慌,头皮发麻,吓得蹲了下来。与同学们相互搀扶着才敢过桥。过了桥,脚步便拖不动了。过了五、六年,我看到浩然的小说《艳阳天》中有一句:“饿得连自己的影子也拖不动了”,我很佩服浩然的这句话,觉得他了解农村。那时候,我们便是看着自己在太阳下的影子,走不动了,看着,看着,眼就花了。
从建湖过来有个乡亲叫和尚头的,有一天在街南头路边倒下了。他是走路咚咚响的人,回老家数月不见,这个高大的男人挂着一脸的皮,吓得别人不敢靠近他。他瘫坐在地上哀求说:“大爸大妈啊,有一口米汤喝,我就能回家了……”有人问,“你不是刚从家里来吗?回去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没想到天下都是没饭吃的地方。在死就死在家里呀。”大家默默地看着他走了,不久听说和尚头死在街南的草垛堆了,死得无声无息,也不知道死了多少天了。
我家粮食没有了,吃了几个月的胡萝卜缨子。到了三月,胡萝卜缨子也吃完了。野菜成了每顿饭的主食。荠菜、徐徐菜、马荠菜……每天是一锅绿水,光捞野菜捞不出米来。有一天,几种野菜和在一起味道蛮好的。趁着高兴,我又到田野去挖野菜,被风一吹,肚里很难受,倒海翻江了,哇的一声吐了,全是绿绿的野菜水。
当时我只有8岁,老姨比我大6岁,堂姐桂英比我大两岁,她们领着我到河西边挑野菜。看我吐了,老姨便帮我擦嘴,用水湿了湿毛巾,放在我的脑门上,说歇一会就好了。老姨又挑野菜去了,让我在地上躺一会儿。可家里下顿还等着野菜,也不能回去。挖野菜时要不断的寻找,为了节省力气,便跪在地上用膝盖往前挪。头上的太阳像火一样炙烤着大地,实在因为虚弱,加太阳在顶上晒着,挑了一会野菜,眼睛发花了,直冒金星,一闪一闪的,腿发软,连沟也迈不过去了。我扶着南边的堤,站不住,竟倒下了,这是饿昏了。等我醒来时,已是太阳落山了。起风了,天凉凉的,只听见肚里叽叽的响。老姨还在近处挑野菜哩,我们把野菜合到一起,桂英背着篮子,老姨搀着我,回家了。老姨说我晕过去了,在地上睡了一觉。母亲听了,赶快把给四弟的粥舀一口,我喝下米汤,甜津津的,马上便有了精神,我又出去玩了。
三弟那时候三岁,咽不下野菜,整天歪着头,无精打采。吃野菜多了,拉屎不出来,一拉屎,肛门就疼,见了野菜不敢吃。四弟才一岁,没有奶水,每天给他一点大米粥,那是全家人的口粮余下的。喂完四弟,母亲用指头刮刮罐底,让三弟舔舔指头上那点米浆。
太阳一出来,白茫茫的一片盐碱,像下了雪似的,最多的野菜是盐蒿子。盐蒿子耐盐耐碱,碱很重,可它还是碧绿的。只有碱太重的地方,盐蒿子长成紫色的,那种盐蒿子太老,不能吃。在那些日子,便在跑很远的地方去采。盐蒿头采光了,便采盐精子,也就是盐蒿子种子,晒干扬净后磨成面,掺在野菜里吃。后来野菜越来越多,荠菜、曲曲菜、马齿苋都长起来了。
那时候,我深深体会饥饿的感觉。饥饿使人心慌,腿软,冒虚汗,手脚颤抖。而长期的饥饿并没有锐利的痛感,那是种慢性的虚脱。胃里没有食物,大脑被停止了供给,麻木了。这时对外界不再感兴趣,也没有欲望了。将要饿死的人知道,老师教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时什么也不敢想了,只要能活下去,吃饱饭,那便是天堂了,能饱饱地吃一顿白米饭那便是“共产主义”了。
灾荒那年的麦收时节,遍野是拾穗的老人和孩子。那么多人拾麦穗,麦草尖上只有一粒麦,我们也舍不得丢掉。这时候闻到新麦的气息,大脑中便有种大难获救的感觉。
在饥饿中生活过来的人,观察与理解人生的角度起了特殊的变化。饿怕了的人,是太懂得道理了,能吃饱饭,能活下去便是最大的道理了。后来我觉得什么都可以改革,就是一家一块田这一点不能改,有一块田就饿不死人,没有田地靠什么养活人呢?国家这么大,聪明人很多,点子很多,也有不少馊主意,当家的人首先要考虑一条,人人有饭吃,然后再想其它事。这“主义”,那“主义”,吃饱饭是最好的“主义”。这一条如果站不住脚,很多人就可能造反,这种造反肯定是有理的。
从老大穿到老六
---三年饥饿岁月回忆之十二
李 锦
我参军走了,给三弟留下一堆衣服,三弟穿过四弟穿,四弟穿过小弟弟穿。一件衣服,从老大穿到老六,这都是发布票的苦日子逼的。
从我记事起,中国便进入票证经济时代了。从1954年7月,国务院公布了一纸公文,规定从10月起棉布实现凭票供应。同时还发放线票、棉絮票,开始每人每1.6丈,到后来只有1.6尺,一年比一年少,小孩只有四寸。兴桥大队的大组长们主要任务便是发票证,到了家门口便嚷开了,把票夹在粮本子里。母亲总是像接财神似的,说好听的话,好像票证不是国家而是他们给的。收起票证,母亲便小心翼翼的抹平放好,用棉衣包好,放在箱子底层。这一点点布票,不够用,母亲便精打细算,今年给他添一件衣服,明年给他添一件衣服。父亲在外面工作脸面上不能差下来,最先给父亲做,小孩子们没有衣服,大的剩下的给小的穿,“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纳纳是老三”,这在我们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是这种景象。谁到10岁生日才能穿上一身新衣袜。到时时候爹爹买一顶帽子,姨娘、舅舅买一件鞋子、袜子。所以,小时候孩子们最盼望过10岁生日,到10岁才能穿到上下全新的衣裳。我是老大,常穿新衣服,像三弟、四弟,只有到十岁生日才能穿上新衣裳。而姑娘就更不容易了,似乎从来就不想穿新衣裳。
那时候穿的衣裳,也不分男女,几乎是蓝色、黑色、灰色三种,卡叽布,斜纹的,很粗,走在街上满是人民装,偶而有黑色、灰色的。因此男女可以混穿,我穿过的衣服大妹穿,大妹叫小二子,三弟叫小三子,依次喊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直到上学时孩子才称呼名字。一件新衣服常常从老大穿到老六,做小弟的总是吃亏。
小弟穿上新衣服不容易,因为老大穿旧了,还要染几次继续穿。蓝色穿旧了,要到染坊去染一遍蓝色,再穿旧了,再染一遍酱色的,以后再染一遍黑色的,一件衣服在大染缸里染上三遍,五六年便下来了。我们家北边巷口有个褚家染坊,是专门染衣裳的。褚家的老爹爹是长长的辫子,满清年间留下的,是我记得的最后一个挂着长辫子的老人。他总是默不作声,小孩子见他很害怕。他们家染坊在兴桥很有名,老百姓叫“煮黑锅子的”。他们家染坊就在大街上,有两口大锅,成天沸腾着,多是染黑、灰两种,晾晒时,长长的布一直拉到我们这一带。我们家弟妹多,衣服新的变旧了,便在褚家大锅里滚一圈,出来就变成新衣裳了。
褚大妈常常满街说,这个李二妈太会过日子了,一件衣服能染五六次,儿女五六个穿一件衣裳,从大穿到小。母亲总是说,没有布票哇,孩子也长得快,没法子呀。
母亲更会过的是,自己也染起了衣服。看到褚家染衣服并不复杂,母亲便在自己家染起了衣服。有的衣服染过五六次了,不能再煮了,一煮就撕烂了,也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母亲便开始在自己家中烧一锅水,染开衣服。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都兴穿绿色的服装,学生们特别喜爱。母亲到店里扯上几尺白布头,很粗糙的白色。夏天槐树开的花,还没有开时便摘下来晒干,先用槐树花放点白矾,放锅里煮煮,出来是黄色,再用棉花棵加黑矾再煮煮出来就是草绿色。这种草绿色难看,不过当时能穿上草绿色就是很好的了。不久,三姨夫送我一件旧军衣,改了改。把我的旧草绿装给大妹妹穿,大妹妹又给三弟、四弟。第一遍、第二遍都染的草绿色,到小五子穿时只能染成酱色的了,再到小六子穿时便只能染成灰黑色的了。很难看的,叫同学们点点戳戳的,索性多煮一个时辰变成黑色的。所以小时候弟妹多穿黑色的衣裳,黑色成了我们家的常色。
要说衣服颜色还好说,而弟妹们都是发育长身体的时候,一件新褂子穿一年就不能穿了。我们的手臂总是露在外面,裤腿高高的,脚脖子露着,母亲便在袖口接一块。母亲补衣服补的很有艺术,在棉衣棉袄接上一块,一层一层向外延伸,接上三四层,不象是补丁,象是专门这么做的。季江家的小华子衣服四下把身子一围,中间扎个围巾或系着一根草绳,只要不露肉就行。母亲说季二妈腊踏,给儿女穿的象要饭的一样。而母亲总是把我们搭掇得清清爽爽,整整齐齐,就是补丁也显得整齐。有暗补丁、挖补丁、接补丁、织补丁……在衣服上一簇簇地开出花来。到过年了,翻开衣服箱子,找不出没有补丁的。在那时候,过年只要有一件没有补丁的衣裳,我们便是很高兴了。新年谁能穿上新衣服,一般是这一年上小学、升初中,或者十周岁的生日,否则穿新衣裳,就只能是梦中的事了。
有时候冬天与夏天穿一样的衣服,到夏天把棉花掏出来,一条裤子变成两条。到冬天再把棉花塞进去。冬天时,我们哪有棉鞋?常穿一种叫毛窝子的草鞋。用芦苇编起来,里面是芦花,下面钉上两小块木板,刚开始暖和两天,以后变湿便不再暖和了,于是再垫新芦花。当时最穷的人家是买不起棉花的,也有用芦花做被子、棉袄的。我们想,二千多年前闵子骞穿芦花做的棉袄,而我们今天还穿这个?
在那个年代,棉布商品太少了,票证却很多,什么东西都有人抢购。松紧带、汗衫、搪瓷缸、热水瓶,都是一上柜便被一抢而光。1959年,各种票证只有几种,1960年就增加到了50种,1961年增加到102种票证、56种工业卷。买饼干用饼票,买布袜、线袜用布票,买尼龙袜子用工业卷,背心、裤钗、床单……都要用工业卷。
最困难的时候,每年每人才发两尺半布票,小孩子只发四寸布,一家人的布票加起来才能给一个人做件衣服,不缝缝补补,不到黑锅里染一染,又怎么办呢?
河南大饥荒幸存者访问记
亲历三年大饥荒(一)
仝小改(黄河滩)
——根据胡山林老师的口述整理
冬天到来时,村食堂的饭就只有水样的粥了——说是粥,实际上只比清水浑那么一点。母亲从食堂打回了饭,总是先紧着我喝。我就着饭罐,把肚子喝成了一面鼓。我一天到晚只是饿。
村里人像饿狼一样四处找寻能填肚子的东西:上一年窖埋却不知为何被遗忘的一堆红薯又被想起来了,全村人都去哄抢,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那些糟烂的红薯是怎么被吃下去的;树皮、野地里干的刺草棵(一种叶边长满了刺儿的野草,即便青嫩时,猪都不肯吃)被人们吃尽吃绝了,就连玉米芯也被大家搓碎吃得一个不剩……
村里人又打起了大雁的主意——每到傍晚,村口就聚了很多张望大雁行踪的人,因为一遇天黑,大雁就要落下来歇息,大家要估摸准它们的落脚地儿,好乘着夜黑去逮大雁。大雁歇息时有自己的哨兵,很警觉,人还没走近,雁群就叫起来呼啦啦飞走了,没人能捉得到大雁。后来,不知道谁发现了大雁屎可以吃,所以傍晚时分,村口仍聚集着许多张望大雁的人——捡雁屎也得估摸准雁群的落脚处。捡雁屎自然也是争先恐后的,可去得太早了,惊飞了雁群却捡不到雁屎,因为大雁还没拉呢!手指粗的雁屎,前边发白的一小段是不能吃的,要摘去,只有青绿的一段才可以吃。雁屎的吃法有两种,讲究的一种,是把雁屎用清水泡开,然后再滗去水,拍成小饼贴在锅边焙熟了吃;简单的一种,就是把捡回来的雁屎直接放在锅里焙炒,像炒玉米籽那样。青绿的雁屎,实际上是大雁没有完全消化了的麦苗,用前一种吃法,滗水时必然有所流失,所以这种吃法只在最初用过,等到大家摸索出焙炒法,这种奢侈浪费的吃法就被彻底弃置不用了。我现在还时常想起吃雁屎的情形:上学路上,口袋里装着炒熟的雁屎,嘴里咯嘣咯嘣嚼吃。焙炒的雁屎,火气很大,吃后嗓子肿痛,两眼满是眵目糊。幸好能找到一些野地黄,用熟地黄泡水喝,才解了雁屎的毒。
天气大冷时,大雁绝了迹,雁屎也吃不到了。全村的小孩儿,只有我一个还坚持着上学。我上的小学,是几个村合办的,设在离家两三里的金汤寨。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坚持上学。每天那两三里的路都像长征一样遥远艰难,我头冒金星,拖着打颤发软的腿,在两个村间摇摇晃晃、一步三挪。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我竟晃进了路边的沟里。沟只有半人深,可我怎么也爬不上来,幸好有大人路过,搭了把手,我才从里边出来。
村里每天都在死人。开始死人时,还有人哭喊、叹息,后来死的人多了,也就没人流泪难过了。我们邻居家一晚上就死了爷儿仨:当爹的和大儿二儿。当爹的也就30岁出头,大儿子13,二儿子12。我和那家的三个孩子常在一块玩耍。听大人讲,他们的妈妈因为怀了孩子,偏喝了家里的粥,当爹的和两个孩子就饿死了。村里派了辆牛车和几个青壮年去帮着料理丧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料理的,爷儿仨就那么被抬到牛车上拉出去了,别说装棺材了,连一席高粱箔也没有裹。拉车的牛儿也是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样子。埋人的坑可谓量身定挖,一点宽余都没有,尸身勉强放进去,撒上一层薄土就算埋好了。没有什么坟头,人们连多挖一锨土的力气都没有——什么叫黄土盖脸,看看他们爷儿仨的坟你就懂了。他们的坟地就在路边。那两个孩子常和我一起玩,就这么死了,我有些不相信,总想到坟地那儿看看,可又怕神呀鬼呀的,不敢近前。十来天之后,在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的坟地塌陷出了三个坑儿。
村里每死一个人,我都要用硬物在床边的墙上划一道,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到第二年麦子灌浆时,我数了数那些道道,全村196口人共死掉了54口。除了我,恐怕没有谁对我们村死的人有这么准确的统计。我后来翻看县志,关于这一段历史,也只有“三年自然灾害给全县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云云。长大后,每当读到"草民"一词,那些面无人色的脸和刻在墙上的划痕就会在眼前晃,它们比任何辞书的解说都生动准确。
——这是闲谈时我的老师胡山林讲的。他见我如听天方夜谭,就摇摇头说:你以为这是我编的故事?它是我八九岁时亲历亲见的真事,就发生在1959年冬至1960年春的河南省方城县施庄村。事情过去得并不远,不信的话我领你到我们村找上岁数的人查证查证。
亲历三年大饥荒(二)
仝小改
——根据朱登振的口述整理
过春节时,生产队给每人分了半斤白面。除了这点白面,家里就只有一筐红薯叶可吃了。过了破五,正月初六那一天,我就和同村的朱孬孩、朱尿盆、朱长明、朱小乱(我们都是十二三岁),跟着朱广礼老汉(年近80)出去要饭了。
出去讨饭,也没个什么准地儿,光知道近处讨不到吃的,得走远一点才行。就这样,我们在铁路边扒上一辆货车就往远处去了。
火车开到商丘那边的虞城后,我们下了车,朝南走去。一路讨要,3天里走了200来里路,到了永城,然后继续往南走,过安徽涡阳,一直走到安徽的蒙城。到蒙城的双桥村时,已是半夜。我们走进一户人家,那家的女人很热情,马上烧锅给我们蒸了一锅红薯,还在锅边贴了些红薯面饼给我们吃。
那女人知道我们是要饭的,就劝我们留在他们村,说他们村现在一人合三四十亩地,根本种不完,我们留下帮着种地,混上顿饱饭是没问题的。
我说我眼睛看不见,没法下地干活啊。那女人说:你可以帮我们推磨呀。我们说:我们这么多人,留下来也没地儿住啊!那女人说:咋能没地儿住,村里空房子多得是!随便推开一家,把屋里的骨头撮起来倒掉,那些房子都能住人!我们很奇怪,问她咋还要撮骨头。那女人说,他们村子原本130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6口了,很多户都是全家饿死,没人替他们收尸,死人就那么挺在屋里了。
饿死人的事情我们村子也有,不稀奇,可饿死这么多、就那么任尸身停在家里,我们那儿是没有的。问她:这些人都是饿死的?她说:按说都算饿死的吧?当中的一大批人也不知道算不算饿死的村里人啥都吃不上,上边让修水利,说参加修水利的人,每顿可以吃到一个馍。好多人一听能够吃到米面了,就都去了,到了工地上,一些人拉着架子车低头一使劲,就一头栽倒死了,有些人是吃了馒头死了。就这么,去修水利的人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村里还有一户人家,家里人死了后,剩下的娘俩就割死人屁股上的那点肉煮了吃。也不知道是人肉有毒,还是她们的肠胃被饿得不适应吃肉了,吃了人肉后就一直拉肚子,两天后娘俩生生拉肚子拉死了。
我们说:人都饿成这个样子了,咋不跑出去要饭?我们知道,上边不允许出去要饭,我们那儿也是把得很紧,出去要饭被逮住抓回,是要被批斗的,可只要偷偷跑出去别被逮住了,说不定要饭还能落个活命呢,总比眼睁睁在家等死强吧。那女人说,他们这儿看得严着呢,公社、县里派人掂着棍子把着各个路口,看见有人外出要饭,抡起棍子就夯,三下两下就把人夯死了,谁敢出去要饭?
我们又问她,怎么就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们村子断粮45天,才死了31口。那女人说,她也说不清村里断了多少天粮,秋天收庄稼的时候,公社粮站里的车就等在地头呢,村里人把收的粮食扛到地头,粮站的车装上就拉走;收红薯的时候把红薯背到地头,粮站的车也是装了就拉走……他们也不管村里人有没有东西吃。
那女人待我们很好,可我们谁都不愿意留在那儿谁都不愿意去撮骨头收拾房子。一想到村里的很多房子里都挺着死人,就瘮得慌。我们继续走着要饭去了。
朱广礼老汉说,这一次饥荒,比民国32年那一次还厉害。
从安徽蒙城一直走到南徐州,路过的每一个村子都饿死了不少人。不过还好,这些村子都没有死绝,无论走到哪个村子,都能讨到口饭吃。
我们一路讨要,走了好几个月,到麦收的时候,才又走回了家——河南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这是1961年春节的事情
亲历三年大饥荒(三)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
1960年的春天,缺粮就更厉害了,食堂的饭,稀得像清水一样,照人影。
人们也不管饭晌不饭晌,从早到晚就是踅摸着找填肚子的东西——村里村外的榆树皮都被扒得干干净净,榆树叶,杨树叶、枸树叶、柳树叶……连有毒的大麻子(蓖麻)叶、棉花叶都被人捋下吃了。野菜就更不用说了,能吃的不能吃的,都挖了往嘴里塞。
能找到的吃食越来越少,人都饿得浑身没劲,越来越动弹不了了。太阳升到半空时,人们就鬼魂一样从家里出来,找一处避风朝阳的墙根晒太阳。说是晒太阳,可谁也没力气坐着了,就那么躺在草垛旁或地上。
有一天晒太阳,我和依挺躺在一起。依挺个儿很大,饭量也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壮劳力。因为饿得没力气,大家在晒太阳时少有说话的,可那一天,依挺却一直给我讲从前给地主家扛活的规矩:去帮好户人家扛活,人家要先摆上两大海碗的捞面条,你能一气吃下,人家才跟你下文书,文书上写明家里的六七头骡子都交给你使唤,干活累死了骡子或骡子咬死了你,双方两不找。下了文书,人家就算用你了。扛活的人,能大碗吃饭才会有力气干活呀……依挺就这么说着说着,就死了。
依袍也是个力气大饭量大的人,他饿得躺在床上不会动。那一天,他侄儿在外间听见里边咯咯吱吱响,进去一看,是依袍在啃床帮呢。他侄儿问他:叔,叔,你这是干啥啊?依袍说:我啃点花生饼吃吃。依袍就这么啃着床帮啃着床帮,死了。
曹广义死得才不值呢!他为了喝两口泔水,被队长一脚踹死了——那一阵,大家都争着帮食堂刷锅,说是刷锅,还不是想喝两口刷锅水!可刷锅水里能有啥东西啊,锅里的饭都是稀得照人影,刷锅水里还能有东西?人也是饿得没有办法了,才去打刷锅水的主意。曹广义就着锅刚喝了两口泔水,队长进来了,他大概看不惯曹广义的下作样,就踢了他一脚,让他"滚蛋"。曹广义挨了这么一脚,就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他躺在地上说一句喘一下说一句喘一下:你~有~力~气,我~没~力~气,你~有~力~气~,我~没~力~气……就这样说着说着就死了。
村里修蓄水池,村里有个叫依小榜的,三岁多个孩子,跟着她娘去工地了。小孩子也饿呀,就揪了一只绿豆荚往嘴里塞。队长看见了,一脚踢去,这个孩子就滚到岸坡下了,当天夜里发了烧,死掉了。大人们都说,小榜生生是为一根豆荚让队长踢死的。
朱结实的命就比曹广义和小榜的大。朱结实挨队长的踢,是因为去地里干活时,在生产队的菜地里拔了一把菜偷偷塞嘴里了,结果让队长看见了,就一脚把他踢到了井里。朱结实这个人命大,掉到井里也没淹死,捞出来后还活下来了。
依可亮是个瘸子,有一天夜里他把会计的办公桌别开了,也不知道偷到什么东西没有,光(只)知道他吓跑了。他媳妇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熬煎。那时候食堂里还没有完全断顿儿呢,核桃大的杂粮馍馍,大人一天领三个,15岁以上领两个半,小孩领两个。依可亮的媳妇只吃一个,让2岁的儿子依小社(人民公社成立那一年生的,所以叫小社)吃三个,可小社还是饿死了。依可亮的媳妇就带着闺女远走了。事隔很多年了,依可亮一直没回来,他侄儿对我说:俺叔肯定是饿死在外边了,他饭量那么大,活不下来的,说不定出去就饿死了呢,他要没死,早就该回来了!
地里的野草野菜,能入口的,自然都被吃了。邻近的一个村子里,有个小孩捡野豆芽吃,把一种蒺藜籽(长耳子)的芽芽误当作豆芽,捡起来就吃,捡起来就吃,也不管那芽芽有多苦。那种芽芽是有毒的,到了夜里,就被毒死了。
听大人们说,饿死的人,真到死的时候,并不难受。一开始挨饿的时候,心里很难受;等到饿得狠了,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不能动弹,只能躺着了,心里就啥也不想了,飘悠悠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也就不感到难受了;等到肚子里发热,开始热乎起来时,人就活不成了,就要饿死了。
我那时候能活下来,都是托俺姐的福。俺姐参加了大炼钢铁,背石头抬煤,每天能领到7两的黄豆。每月俺姐匀给我3斤黄豆,我把黄豆煮了,每天只敢吃一小把。再加上我那时候还小,会爬树,能爬到别人够不着的地方摘树叶吃,就这么活下来了。
没啥吃了,按老规矩不该出去逃荒要饭么?可新社会不许你再要饭了,谁想出去逃荒要饭那不行,出去被抓住,是要开他的批斗会的。村里有个叫依连的,趁着夜黑,偷偷跑出去要饭了。第二天,村里村外的墙上树上,就贴满了布告:依连一人,逃跑去了,回来再说!
幸好那时候的树比现在多,村里村外到处是树,那些树皮树叶真是救了不少人的命。要是没有那些树搭救,村里死的人还要多呢!
那一场饥荒,我们村整整45天粒米不见,500来口人,饿死了31口。
——这些事就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4
亲历三年大饥荒(四)
——根据朱登振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那个时候的名堂就是多!
上边把各村的干部们集中到公社里报产量。报产量的会场上安排了两道人墙,报产量的人就这么被两堵人墙夹在中间。公社干部说:你说说,你们村的地一亩能打多少粮食?当时的小麦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的,公社干部能不知道?弄出这么个阵势,报产量的村干部就知道得把产量往高里报。
为了督促村干部们报高产量,当时会场上时兴“刮东北风”和“活脑筋”。公社干部认为哪个干部报的产量低,不满意,就会说:他报的产量不对,给他刮刮东北风!会场上的人墙得了令,就开始推搡那个报产量的人了,咕咕咚咚,报产量的人就像个皮球一样,被这边的人墙推打到那边,又被那边的人墙推搡回来,推倒在地后薅起来继续推搡,报产量的人摔打得鼻青脸肿、晕头转向。推搡了一阵后,公社干部就会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知道自己报的200斤产量过不了关,就赶紧说:300斤。公社干部还是不满意,就吆喝说:给他活活脑筋!人墙就上去揪住报产量人的耳朵,把他提溜起来,然后再问他:一亩地到底打多少斤?报产量的人就赶紧把数字往上涨。排在前边报产量的人,没有不挨打的。后边的人看见这样,轮到自己报产量时就500斤、600斤地报。公社干部对他们报的产量还是不满意,让他们“到外边好好反省反省”,就把他们赶到会场外边了。最后边的人就学聪明了,公社干部一发问,就800、1000地瞎报起来,报到这个程度,公社干部才算满意。
其实,也不是公社干部非要这样,他们去县里开会时,也是这样被逼报产量的,回来后只好这样再逼村干部。不这样,就完不成上边下的征粮指标。
当时上边来农村要粮食,据说是有一个比例的,大概是按每亩收成的10%~15%收。可上边早就打算好从农村收走多少粮食了,不逼村干部们把亩产报上去,怎么能收够那么多啊?所以,就非要弄出亩产800、1000斤的产量来。这么一来,地里打的粮食几乎全被收走了,给农民留下的,就没有几斤了。当时报纸上宣传粮食大丰收,这大丰收就是这样来的——把农民嘴里的粮食都抠出来了,国家的仓库可不就丰收了!
省委书记潘复生说了句“不能让农民没有隔夜粮”,就挨批斗,被打成了右倾;省里还有个叫王挺栋(同音)的大官,也说这样做不对,也挨批挨斗的。潘复生说"没有隔夜粮"还是轻的呢,农村是几十天粒米不见啊!
有一天,看见大人们往一座房子里堆麦秸和干红薯秧,弄了一个大堆儿,然后把粮食淋在草垛上,直到把草垛全部盖住。我们问大人这是干啥呀,大人们说,上边要来“实产”呢。上边的干部来了,看见粮食堆了这么高,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夸奖了一番。也不知道那些干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粮食囤是假的,他们要是肯用手在粮囤上按一下,就会知道这粮囤是假的,可他们就那么看看、笑笑就走了——明明是弄虚作假,偏偏叫"实产"。那时候这种名堂真是多。
这么一干,紧跟着就该村里饿死人了——村里的粮食都被上边收走了,农民没啥吃,不饿死才怪!
这些事情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河南省开封县山岗乡二郎庙村。
2008-1-26
亲历三年大饥荒(五)
——根据河南新县史志办韩光生先生的讲述整理
仝小改(黄河滩)
这事发生在1960年的春天。
我们新县地处河南湖北交界,属于大别山腹地,全境基本上都是山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地处山区,山上树木很多,长有很多野果野菜;再加上历史的原因(新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先后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当时不足10万人的新县,竟有5.5万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是中国著名的将军县,养育了许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43位将军),我们新县人口又比较少,所以虽然属于信阳地区,但和周边同属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商城县、息县等灾情严重的县分比,新县的情况要好得多。
光山县紧邻我们新县,民众间姻亲相通、相互走动是很自然的事。
我有一个亲戚叫徐再育,家住新县田铺公社九里村。有一天,他去光山县走亲戚。一走进亲戚住的那个村子,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村里人看他的眼神很特别,那些人看他的时候,眼里都泛着特别的光。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光山县是“信阳事件”的主力县,那里饿死的人可谓成堆成摞了,人吃人的事情虽然被上上下下掖着藏着,但周遭的老百姓是知道这些事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徐再育那一晚留宿亲戚家。他躺在床上,一直睡不着,或者说不敢睡——村里人看他的眼光,老是让他想起饿狗看见野兔时,眼睛里倏然闪现的光亮。
徐再育就那么挺在床上,无法入睡。挺着挺着,他听见亲戚的邻居家好像有什么动静,支起耳朵仔细听听,是磨刀的声音。这越发让他睡不着了,更加用心支棱起耳朵听周围的动静了。不久,他又听见磨刀的地方有人在说话:今天隔壁来了一个走亲戚的,那个人身上好像是有肉的……徐再育听到这里,翻身起床,偷偷走出亲戚家,然后撒开脚丫子就跑。他一气跑了80多里,跑到家里时,一头栽倒,然后一病不起,1个月后,死掉了。
徐再育不是饿死的,他是在光山县受了惊吓后,就那么躺在床上,病恹恹地死掉的。
2008-10-3
(注:文中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有不信者,可以实地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