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要挂毛贼的像？- 吴祖光，铁骨剧作家！

1917年，吴祖光出生于北京。父亲吴瀛（又名吴景州）博学，工诗、文、书、画，有著述四种传世，还是一位文物鉴赏兼收藏家。

吴祖光中学毕业后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仅一年即应戏剧家余上沅之邀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校长室秘书，结识了在该校任教的剧作家曹禺。１９３７年在乃父的鼓励下创作并发表《凤凰城》，从此一发不可收，踏上了戏剧创作道路。写下了《孩子军》、《正气歌》、《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林冲夜奔》、《咫尺天涯》、《闯江湖》等十余部剧作。他还投身多种文化活动，当过教师，编过报刊，日本投降后曾在上海主编过报纸副刊，连续写出新话剧，以笔作枪，辛辣地讽刺国民党当局和旧上海的黑暗，为此遭到当局的威胁，在朋友的关怀和帮助下出走香港。在香港被动做起了电影编导，两年编导了四部电影。


共产党革命成功后，虽有香港好友挽留，并许以厚遇，祖光还是“一心要赶回来参加开国大典。”“赶回北京已经是10月2日。

1954年全家迁到北京后，祖光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父亲吴景洲一生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给国家。国家文物局长郑振铎和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杨兰教授用了三天时间亲自鉴定，241件文物装了几车拉到故宫博物院。


吴祖光“解放”后曾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牡丹江文工团编导，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研究院、北京京剧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创作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副主席，又是第五届至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7年正当他事业的高峰时期，中共开展了整风运动。为响应党的号召，他在文艺界座谈会上发言，又在《戏剧报》上发表《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的文章，对当时戏剧界的种种问题发表了意见。几天后反右开始，他就被人抛了出来，他的一番诤言被上纲为“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接着把他划为“右派”，发配到北大荒“改造”。他的妻子新凤霞是著名的评剧艺术家，一位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当吴祖光遭难后，领导要她同吴祖光“划清界限”，遭到断然拒绝，第二天她竟也被宣布为“右派”。夫妇俩一生受尽磨难。

下面是导致他获罪的一篇言论。

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鸣”放’之后，陈其通同志的文章表示了怕‘乱’．他是很有代表性的。但我的看法是：事实上早已乱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为了平乱。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遇见的人都是怨气冲天，不论意见相同或不相同，也不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领导或被领导，都是怨气冲天，这说明了 ‘乱’。党中央提出整风是为了平乱，使今后能走上合理发展的道路。过去从来没有像这样“是非不分”，“职责不清”，年青的领导年老的，外行领导内行，无能领导有能，最有群众基础的党脱离了群众。这不是乱，什么才是乱？

解放后有一个现象，那就是组织的力量非常庞大，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分配，已成为人民生活起码的道德标准。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

作家、演员，长期不演不写，不作工作，在旧社会这样便会饿死，今天的组织制度却允许照样拿薪金，受到良好的待遇。作了工作的会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听说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了一个剧本，其中写了一个反面人物，结果受了批评，把立的功也给撤销了。鼓励不劳而食、鼓励懒惰，这就是组织制度的恶果。

解放后我没有看到什么出色的作品。一篇作品，领导捧一捧就可以成为杰作，这也是组织制度。组织力量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我们的戏改干部很有能耐，能把几万个戏变成几十个戏。行政领导看戏，稍有不悦，艺人回去就改，或者一篇文章，一声照应，四海风从。这是因为党有如此空前的威信。政府如此受人爱戴。

但是声望应起好的作用，现在却起了坏的作用。过去，搞艺术的有竞争，不竞争就不能生存。你这样作，我偏不这样作，各有独特之处。现在恰恰相反。北京如此，处处如此。北京是<白蛇传>、<十五贯>，于是全国都是<白蛇传>、< 十五贯>。

我感觉党的威信太高了。咳嗽一下，都会有影响，因之作为中央的文艺领导就更要慎重、小心。当然，不可能有永远正确的人，有些作家艺术家兼任行政领导，他自己也口口声声说不愿作，但是作官还是有瘾，作官跟作老百姓就是不同，政治待遇、群众看法等都不一样，所以有些作家，他们打心里还是愿意作官的。很多作家，艺术家原是朋友，但现在却成了上下级了。

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电影工作搞得这么坏；我相信电影局的每一个导演，演员都可以站出来，对任何片子不负责任，因为一切都是领导决定的，甚至每一个艺术处理。剧本修改……也都是按领导意图作出来的。一个剧本修改十几遍，最后反不如初稿，这是常事。

因为积极斗争别人而入党的人，假如现在证明斗错了，这样的党员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党员多了，非党之福。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北大、戏曲学校……都很严重。肃反很欠思考。有些人解放前对革命忠心耿耿，做了很多工作，而肃反中却狠狠地斗了他。这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如电影局，在肃反时，有一位同志被斗，她的爱人因之便和别人结了婚，后来证明她是被斗错了，结果却拆散了人家夫妻。

——转引自《荆棘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1998年版




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有惊无险。但随着“四项基本原则”越发张狂，胡乔木、邓力群之流越发得势，“自由知识分子”注定要受到“自由化”这顶邓记大帽子的罩压了。1987年，方、刘、王三人被开除党籍之后，王若水、苏绍智、张显扬和孙长江等人被撤销职务、劝退出党或开除出党，另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也遭到了整肃。吴祖光受到了名为劝退实为开除的处理。处理吴祖光的办法是让胡乔木爬几层楼找到吴祖光家里，秘密地向吴本人宣布七大错误，以免让公众知道，留下社会记忆。简直是黑社会的鬼蜮伎俩！


萧乾曾戏说，如果他和吴祖光在街上同时遇到不平之事，吴祖光肯定会上前打抱不平，而他自己则会溜之大吉。有这样性格的吴祖光，也就不会对是非善恶有半点含糊了。1992年6月的一天，吴祖光到医院去探望曹禺，两位老友坐在一起，手拉着手谈心，曹禺忽然满面愁容地说起一生写作上的失落，吴祖光脱口讲出一句对老友憋了多年的心里话：“你太听话了！”曹禺几乎叫喊起来：“你说得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的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总听领导的？”

“太不听话”的吴祖光当然也就“太不讨喜”，也就会遇到太多的流氓权力的滋扰！例如他与新凤霞的书画联展，三次布展就绪，临开展的早上却生生被陈希同下令卡死——“出动警车强制停展，把参观展览的数百名来宾、无数的花篮……一律拦截”，人们闻言说祖光的忘年交王丹也要来，应邀到场的法国大使、香港名导演与文化部领导人都被晾在一旁了！这发生在轰动全国的“国贸事件”之后不久。

--------自：【敬爱的吴祖光】樊百华 中国自由撰稿人  2000年岁底于南京一角



王若望的性格使我想起另一个具有同样气质的剧作家吴祖光。虽只见过一面，但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89年4月底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率真、坦诚，敢于喊出真正心声的勇敢者，而不是矫情十足、故作高深、计谋远超过智慧的伪知识份子们。



------自： 曹长青：气质决定命运——纪念王若望去世十周年（2011-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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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会上公开要求重新评价六四


１９９７年我去吴祖光同志家探望他，他告诉我，他在那次全国政协会上要求发言，会议主持人要他先送发言稿，后来没让他作大会发言，他只在文艺组发言。他说：他先肯定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使中国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这一功劳。接着指出邓小平在处理六四问题上是有错的；现在邓已病故，我们应该重新评估六四。

８９年时邓已高龄，了解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别人反映。当时北京市的陈希同打了假报告，声称学生后面由国内外反动势力在煽动，所以邓是上了陈的当，受了陈的骗。现在陈已经是个贪污犯，主要罪责是陈，应该使六四恢复本来面目。吴告诉我，他发言后，到会的没有一人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当然不会有人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是，会上没有一人附议。这使他伤透了心。因为他知道，在场的都是一些很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在私下里都和他有相同的看法；但在会上却都不敢说心里话，这实在使他伤心透顶。他的夫人新凤霞和我说，她总是劝他不要再去提意见了，提了也没有用，而吴总是不听，一有机会就要提意见。吴对我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么用？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人总是应该说话的，要说真话。我后来还去找了雷洁琼老师和吴阶平老师，他们都是我在燕京大学的师长，我把我在６月３日晚上在３０１医院抢救伤员时的所见，讲给他们听。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这方面没有了解得那么具体，但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他们现在无能为力，将来一定会解决的。


-----自: 蒋彦永 要求平反六四全文(二)



记得还是在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我在北京的一次半官方环保会议上见到过吴先生。先生已经满头白发，由家人陪同着，不过气色却很好，有点鹤发童颜的味道。轮到吴先生发言了，先生开口便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他直接将毛泽东称呼为“毛贼”，在毛泽东崇拜依然鬼魂附体的中国，简直就是警世的钟声。吴老接着侃侃而谈：“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

”吴老声如洪钟，全场鸦雀无声。下面，他谈到了邓小平和“六·四”大屠杀：“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吴老的讲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后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直到今天，言说“六·四”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谈虎色变”的禁忌，吴老是少数无视乃至蔑视这一禁忌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双目炯炯，无所畏惧，仿佛是一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古代的英雄豪杰，也像一把向黑暗发起猛烈冲刺的锐不挡的刀。在一九四九年来的每一次政治运动中，吴祖光几乎都是“案上鱼肉”，抄家、凌辱、流放、殴打、囚禁，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能经历的一切他都经历过了。他依然没有学会像曹禺那样见风使舵，也没有学会像王蒙那样越活越“聪明”。八十年代以来，他被迫退党、被取消政协委员的职务乃至遭到监视，这些打击没有让他那刚烈不阿、疾恶如仇的性格发生丝毫的改变。


-------自：【吴祖光的铁骨柔肠】余杰 文集   2003年4月11日


一九九八年八月，戴煌新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八月二十九日，邀请了一些人到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三联韬奋书店」开座谈会。营业间上面有个「夹层」，那里四周是书架，中间摆著一张桌子和一些椅子，可作会场。来宾很多，老头子里有李锐、于光远、朱厚泽、李普和吴祖光等，中年人有丁东、司马南、刘桂明和我等，还有一些青年记者，共约七八十人。老头子们坐中间。我瞄瞄会场，看见一些身强力壮的男子在四周游动，像是书店工作人员。我对身边的《中国老年》月刊女编辑逄晓榕说「今天来了一些『特务』」并——指给她看。她不信，认为我「过敏」。我说我是作家，是专门看人、研究人的，不会看错的。一般人举止随意，表情自然，谈笑风生；而「特务」们则表情刻板，神情专注，目光游移，专一打量和探究别人。「特务」除脖子粗壮、腰板结实外，还有个特点是视力好，一律不戴眼镜 ......

　　那天发言热烈，但都是老头子们说话；轮不到中青年人。听到些什么，记不清了。这类聚会，侃侃而谈，兴之所致，信口开河。「受党教育多年」，因此发言时都懂得「自律」，即使发泄一点什么情绪，也不会「出格」。我端著个照相机，忽站忽坐，走来走去，连续拍照。忽然听得吴祖光发言了。他历来声调高昂，嗓门儿大，这次就更高更大。他说：天安门城楼上还挂著毛贼的像，为什么还要挂毛贼的像？毛贼搞极左，搞文革，残害忠良，祸国殃民，罪孽深重，应该彻底清算，批倒批臭，天安门上他的像早就该取掉了！还有，不是说了共产党员死後一律火葬吗？他那死尸为什么还要霸占著个地方？应该烧掉！ ......

　　吴祖光讲话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便是「毛贼」。反正我大感意外，乃至震撼。因为在中国大陆，这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更令我感到意外和震撼的是，吴祖光的发言激起热烈掌声！据我观察，全场不下百分之七十的人鼓了掌，多数是中老年人——都说上了年岁的人「世故」，看来并不。很多人发出赞叹的笑声，交头接耳或摇动身躯。我特意瞅瞅那些「特务」，他们无一例外，都绷紧了面孔，看上去既愤怒又不知所措。

後来检索照片，有一张正是吴祖光大骂「毛贼」时拍的。


另一件是二○○三年冬吧，温家宝到吴家，久久抚摩著深陷老年痴　症的吴祖光的双手，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不惜代价好好治疗祖光先生！

-------自: 张扬 （湖南作家，《第二次握手》作者）


吳祖光、新鳳霞夫婦捐獻給國家無法計算的財富，卻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遺產。他們的後人都在自食其力。2003年4月，在吳祖光先生的追悼會上，沒有哀樂，只有一縷已故妻5年的妻子新鳳霞演唱的那段膾炙人口的評劇「花為媒」的俏音，在他們的合影照片前和靈堂裏，縈繞低迴，如泣，如訴……。

那聲，那音，摧心震肺，令人淚湧，終生不能忘懷。

魂，歸來兮！＊

------自: 【懷念著名藝術傢吳祖光、新鳳霞伉儷】 作者 包羅   

[花自飘飘零]

专程来访朋友。祝圣诞快乐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