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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封建之美(4) -- 精神文明之美

(2007-07-20 20:40:27) 下一个

再说封建之美 4

朱雨心

封建的文化,是贵族文化。中国在经历了两千年的资本主义以及平民社会后,已经没有什么封建文化了。但是,日本却有封建文化,毕竟日本的封建社会直到近代明治维新后才转变成资本主义社会。日本的所谓“武士道”,就是典型的封建文化。

封建社会,披坚执锐,保卫君主和国家,是贵族的权利和义务,一般的平民,不配有这样的荣耀。所谓“武士道”,就是武士的道德、行为准则。武士道,效忠君主和国家、不怕牺牲、奋勇作战,等等。武士道的核心,是一个武士,甚至不惜以生命来维护武士荣誉的那种精神。武士道,是对精神境界的追求。武士的荣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也不是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

先秦封建社会,应该也是有武士道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那种精神境界,应该可以算是武士道了。资本主义,以金钱为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荣誉,在于金钱。挣钱越多,而且,挣钱的风险越小、越轻松容易,越光荣。猪,本来是个好吃懒做的形象,只因为有了大老板的体形,现在竟然也成了惹人喜爱的角色了。匪夷所思。象拼命打仗这种,又苦又累,风险又大,却挣钱不多的事,不会受人尊重。通常,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会主动去当兵。俗话说:好男不当兵。这正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封建社会,是好男才当兵。

资本主义社会,当兵是为了挣钱,是为了混饭吃,谈不到什么荣誉,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武士道”。如果,一支封建军队,与一支资本主义军队交战,如果双方武器相当,作战技能相当,那资本主义军队是必败无疑(统计而言),因为资本主义军队,根本就不可能有封建军队那样的士气。所以,大清的军队,即使拥有与大英皇军相当的武器和作战技能,也难以战胜大英皇军,因为大清的军队是资本主义的军队,当官的是为了挣钱,当兵的是为了吃粮,而大英皇军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军队。类似地,国民政府的军队,哪怕是武器和作战技能与日本皇军相当,也必定是打不过日本皇军(统计而言),其中的原因同样也是:国民政府的军队,是资本主义的军队;而日本皇军,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军队。近代的中国军队不能打仗,不仅仅是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以及政府和军队是否腐败的问题,还在于近代中国的两千年的资本主义传统和封建文化的消失,人们缺乏对金钱之外的荣誉的追求,缺乏对金钱之外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而军人缺乏武士道。

共产党的军队能战胜国民党的军队,有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有精神支柱,而国民党的军队缺少精神支柱。共产党的军队的精神支柱,一是来源于教,其次是来源于仇恨,什么“阶级仇,民族恨”之类。其实,共产党的教,除了部分追求进步的识字分子外,并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不足以感动一般的士兵为之献身。而所谓的仇恨,基本上是欺骗、煽动。这些本来都未必有效,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教合一的体制。

然而,这些都是歪门邪道,既不如武士道正派,也不如武士道有效。日本皇军打仗不怕牺牲,那是天下第一。共产党的军队打的过国民党的军队,却是打不过日本皇军。不但如此,曾有失落在南洋丛林中的日本皇军士兵,因为未曾接到撤退的命令,一个人照样坚守岗位,几十年如一日。就算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未必有如此坚强的意志。不过,日本人的武士道,用剖腹自杀来谢罪,虽然精神可嘉,却是有违人道主义,甚不可取。

武士道,其实是非常正面的东西。它不用威胁、利诱,也不利用仇恨,它只是讲一个武士(军人)应该有的修养。做到了,并没有什么好处,只不过是个人的成就感,荣誉感;做不到,也并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只不过是个人的羞耻罢了。这些,是精神上的追求,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资本主义,首先考虑的是利,若没有利,为什么要去追求呢?而武士道,有点象孟子说的那样:“……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资本主义,是反过来:何必曰仁义?亦有利益而已矣。梁惠王首先关心的是:“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是资本主义思想。孟子,是封建思想。

武士道,也并不宣扬暴力。恰恰相反,武士道正是建立在对使用武力的正义性的道德考虑之上的,由此,提出了一个武士应该有的道德修养、行为准则,以保证武力的正当使用。日本的武士道,并不足以保证日本正当使用武力。这其中,其一,是具体的军人的个人因素。武士道的修养,每个人达到的程度是不同的。其二,当时还有更强烈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殖民主义,种族压迫,种族奴役。这些,都是当时的“国际惯例”,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是当时的“先进文化”。而武士道,其实是“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老派的日本人,说的是“王道乐同”。而新派日本人,说的却是:势力范围,国家利益,之类。这“王道乐同”的思想,本是中华传统政治主张的核心。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若用我朱某人的方法解释和推演,就可以成为“王道乐同”思想的现代描述。然而,那时的日本人做的,与今天的中国人正在追求的,是一样的,那就是:“与国际惯例接轨”。

伊斯兰的人肉炸弹,当然也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但是,比起武士道来,也还是远远不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殉道者会得到奖赏的内容。这是利诱。在局外人看来,纯属欺骗,远不如武士道正派。所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会出人肉炸弹。现在是伊斯兰教出人肉炸弹,因为现在是伊斯兰教处于下风。等到基督教处于下风时,我们就会看到基督教的人肉炸弹了。而经历了两千年资本主义世俗社会的中国,是不会出人肉炸弹的(统计而言)。

军队,是要有精神支柱的,决不可以再成为吃粮当兵的军队。现在,国家又开始富有了。越是这样,越要加强军队建设。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硬”,否则,越富有,越容易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政教合一的那一套,本来就是歪门邪道,也难以继续维持下去。用仇恨来激发士气,既非正道,也同样难以长期维持。建立军队精神支柱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武士道。武士道是正派的,世俗的,非种族主义的,有效力的,而且,它的内容就是中华的。

日本的传统文化,什么相扑啦,茶道啦,等等,也大都是封建文化。茶道之乐不在茶,在于精神境界也。今天的新中国,绝非什么“礼仪之邦”。旧中国,比起新中国来,或许可算是礼仪之邦。然而,真正的礼仪之邦,是日本。有人说:中华文明之美尽在日本。没错。美就美在封建。封建文化之美,是精神文明之美。

朱雨心 2007 年 6 月 30 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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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风 回复 悄悄话 “武士道最大优点,正在于它的世俗”。世俗的定义是什么?是不是指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性的基本欲望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此“世俗”正是罪恶的根源。

以我前文所述,奸淫掳掠这类可以让人尽情放纵欲望的破坏行为是符合人性的。只要不在武士的道德规范内,那当然就可以犯了。

“只忠于对我好的人,而不需要理会其他人”,这并不是仁义,而是把对自身行为所需要负责的范围减到了最窄 - 忠于主子就行,其他人是好是坏是生是死一概不用理。而相反的如果道德准则是忠于仁义而非忠于主子,那么若要符合此武士道精神,则有可能要违反主子的意愿,这对于自身生命是非常危险的。

可见,此“世俗”不正是罪恶的根源吗?不正是此符合人性的“世俗”,比以仁义为道德准则更容易办到吗?

对仁义效忠,这并不是导致意识形态纠缠和政教合一的原因。完全不是。
美国三分一人是基督教徒,这样高的比例远在中国之上,而且还尚未包括其它宗教信仰者。基督教及其余几大宗教都推崇仁义,然这群推崇仁义的教徒,从立国之初就从来未令美国造成过政教合一的局面。

而中共的立国之主毛泽东,乃是一个唯物论者,中国意识形态纠缠,政教合一的局面却是由他造成的。从诸多的海外史料来看,毛本身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很关心“仁义”的人,而只是他比较善于利用意识形态而已。

诚然,我们还是可以设想毛泽东政策的本身立意是好的,是仁义的,只是方法不对头。而无知愚民们在那个年代的疯狂也是为着追随更远大的仁义理想。

但这一切又和真正的仁义本身有什么关系呢?每一个人,都是天使与魔鬼的组合体,既有仁义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造成那个年代大毁灭大倒退的根源,不是其“仁义”的旗帜,而其实是统治者的无知与刚腹自用,再加上人民的无知(被剥夺了正确的声音指导)与对私欲的放纵发泄,两者互为配合。

上述问题的根源,除了无知之外,都是和人性弱点息息相关的。
无知导致的结果是“好心办坏事”。
而“刚腹自用”以及对私欲的放纵,则都是人们乐意去“享受”的人心弱点。
这些同“仁义”本身又有什么关系呢?只不过是“仁义”被利用了而已。

而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倡导“对仁义效忠”的。只是国家政体不同,所带来的结果就截然不同。

假设49年后,中国能选用多党制民主制度,那么必然会有强有力的反对派走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政策,而不是每一把反对的声音都被毛扼杀。同时,民间也能听到反对派知识分子们的声音,以正确的技术路线指导人们如何才能真正地达到“仁义”的目的。

再早一点,假如蒋介石在双十协定时期就能答应和中共共同成立多党制民主体制,自此两党无相制衡,和衷共济,也就不会因为其极端腐败的政府而最终被中共夺取了江山。

关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根源,我以前曾在自己的博客中发文论述过,您若有兴趣,可以点击下面连接参考。

驳中国现阶段不适合民主的国情论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26402

浅谈毛时代运动的群众心理基础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610&postID=23490
懒风 回复 悄悄话 所謂士氣,確實是軍隊戰斗力的最重要元素。不過我認為,古代“武士道精神”還是一種狹隘的精神,這種精神導致士兵不分正義與邪惡,而只以終于主子為最高榮耀,導致士兵(或家兵家將)成為了其統治者的人肉工具。

春秋戰國時期的武士道精神“視為知己者死”,只要是看得起自己的,就值得為他去死。這種中國當時武士的最高“道德”,延伸出來就是只要是待自己不薄的好主子都值得為他去賣命,而不管他要自己為什么而戰,正義還是邪惡。(這種狹隘的武士道一直延續至三國時期的著名事件是孫策的殞命)。

日本侵華日軍亦然,遠征中國正義與否,并不重要,他們在所過之處奸淫擄掠無惡不作也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如何的“失德”,反而在戰敗后剖腹自殺,就經已成就了作為一個軍人的無上光榮。

這種“武士道”精神就算再有效,其實不過是“奴才道”精神而已。其所謂的“有效”只不過是對統治者、獨裁者而言的有效。

真正的,新的武士道精神應該是對仁義效忠的“仁義之師”。他們知道戰爭只能是為著實現更遠大的“仁義”目標而不得以而為之的一種途徑。一旦他們獲知他們的某個任務違反了這一目標時,能敢于抗命罷戰。在正義之戰中,他們還自發地能做到不濫殺無辜,甚至盡量減少敵方人民的損失。只有如此,軍隊才不至于再成為獨裁者的“人肉”工具以及自我獸性的發泄工具。我認為只有這樣的武士道,才是成熟的武士道;只有這樣的武士道,才是真正的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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