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王必名与《读红楼梦随笔》

《读红楼梦随笔》是红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专著，作者不详。原著<<红楼梦抉隐>>由先祖王必名（半塘老人之叔父）收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庚寅（光绪十六年，l890）秋季缙绅录》载：“桂阳直隶州：知州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光绪）十二年十月升。”此书之原藏主在王必名之名下用毛笔住明“实卿”，可见“实卿”是字而“必名”是名，“名”与班实”相关合。光绪《湖南通志》卷125《职官》载：“保靖县：知县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同治十二年任。”可见此人在同治十二年作过湖南保靖县的知县，与《抉隐》所记相合。他一直在湖南作官，据光绪《湖南通志》卷123《职官》载产善化县：知县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光绪二年任。”善化县与长沙县同为湖南的首县。《郭篙焘日记》光绪六年正月二十日记：“张力来谈，述及张子遇调署浏阳，王石卿调署湘乡，两首县并有更动。”又光绪七年六月二十日记：“陆恒斋应湘乡王石卿之召分校试卷，告辞启行。”王实卿亦作王石卿。从他由保靖知县调任善化知县及升任桂阳直隶州知州看来，确如《抉隐》所言“今实卿蒸蒸上矣。”王必名曾中过进士，由《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他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进士，第三甲第五十名。《抉隐》作者的长诗中说：“王郎浪洲客，曾探骊龙珠”，也是写实。


附：《读红楼梦随笔》作者考

作者：陈毓罴

　　《读红楼梦随笔》，四川巴蜀书社1984年9月影印出版，署“清佚名氏撰”。其底本是四川省图书馆所藏的一个抄本，共八册，工楷精抄于墨栏十行纸上，字数约为十五万字，未署作者之名，亦无作者印章。首册为《红楼梦》总评，其它七册系分回评语，止于第六十九回，以下不存，疑是残本。此书评《红楼梦》，有不少精辟之见，是红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专著。
　　影印本前面有周妆昌《〈读红楼梦随笔〉影印本绪言》及该社《出版说明》。《出版说明》共有五节，长达三十五页。其中第三节关于《〈读红楼梦随笔＞的思想认识意义》、第四节《〈读红楼梦随笔〉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分析》及第五节《〈读红楼梦随笔》中其他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写得较好。只是第一节《关于〈读红楼梦随笔〉的概况》发掘甚浅，第二节《关于〈读红楼梦随笔〉与＜红楼梦抉隐＞》颇多舛误，以致使得此书的作者失考，这是很可惋惜的。
　　如果是有关作者生平的材料太少，无迹可寻，考不出来，因而存疑，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未可厚非。但也有另外的情况，即材料具在而未能深入分析，误人歧途而不自省，反而越走越远。《出版说明》则是属于后面这种情况。
　　一
　　要研究《读红楼梦随笔》（以下简称《随笔》》的作者问题及对此书作出评价；不能不涉及1925年上海出版的《红楼梦抉隐》一书，因为《随笔》的绝大部分评语均被采入《红楼梦抉隐》，只是词句稍有异处。《出版说明》为此设立专节论述。
　　《红楼梦抉隐》（以下简称《抉隐》）为铅印本，十六卷，八册，共有一百二十回的评语，署“著作者：武林洪秋蕃。校正者：铁沙徐行素”，并题“海上漱石生鉴定”,1925年11月上海印书馆出版。书前载有两序，首为海上漱石生序，末署“癸丑（1913）孟冬月海上漱石生序于沪北退醒庐”，次为李兆员序，末署“昭潭李兆员顿首拜撰”。1935年1月上海印书馆再版印行，改题书名为《红楼梦考证》，书前两序，一仍旧观，称此书为《红楼梦抉隐》。
　　《出版说明》云“我们进一步对两书的内容、文字、格调诸方面作了认真而严肃的比较分析，随后，我们又将两书的引文作了一番比勘稽考，我们的初步看法是，第一，这两部书不是同一部书：第二，如果说是，则《抉隐》抄袭《随笔》。”又云“洪秋蕃可能因某种机遇见到过《随笔》，并将其大部分内容抄录下来，篡改拼凑补缀而成《抉隐》。”-
　　事情的真相果然如此吗？
　　且看《出版说明》所举出的三大理由：
　　第一条理由是说《随笔》和《诀隐》两书评论所及的引文差异很大。如是同一作者，就不可能在修订旧稿时随意更换其原据的版本和引文。而且，《随笔》的引文是一种“珍贵而奇罕之版本”，怎能轻率将共换成程高系统的本子？
　　可惜《出版说明》的作者未曾好好细读《随笔》一书。其卷首总评已有多处提及一百二十回本中八十回以后的情节，如评钗黛优劣云：“黛玉虽失嘉耦，遂遮赴夜台，而设则表其冥升，易簧则迎以天乐。……宝钗虽能络玉，卒不利金，伉俪仅及期年，鱼水只邀－度，染指尝鼎，异味无多，代李僵桃，苦心枉费，而且玉郎频加白眼，视之轻若鸿毛，金锁莫锢缁衣，弃之等于鸡跖。”（《随笔》第17至18页）又评睛袭优劣云：“晴雯忠于事主，为怡红不叛不贰之臣，尝言‘撵我出门，便一头碰死’，后果斥逐而死。袭人则屡自言去，迨王失人加以月例，有留在宝玉房里之说。宝玉笑道：‘这回看你家去不去，就算我不好，回了太太要去，你也没意思。’袭人道：‘有什么没意思，难道强盗贼我也跟着罢。’忍哉！猪狗不发此恶声。是其平日已无从一而终之意，后果改嫁琪官而去。两人之贤不肖为何如？”（第31页至32页）第二十一回的评语中还明确点出：“红楼一百二十回中未尝称人以贤，惟五十六回篇目曰贤宝钗，此回篇目曰贤袭人。”（第139 页）又第十六回的评语云：“凤姐宿在里间，宝玉、秦钟睡在外间。秦钟与智能云雨，宝玉与秦钟算账，水月庵掀翻风月案，即此已是，’何待九十三回。”（第 113页）而程高本第九十三回的回目恰是《甄家仆投靠贾家门，水月庵掀翻风月案》。凡此都可以证明，《随笔》所评的本子确是程高系统的一百二十回本。
　　然则为何《随笔》和《抉隐》在引文上仍有一些差异呢？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随笔》和《抉隐》是同一作者不同时期的书稿，《随笔》在前而《抉隐》在后，《抉隐》一书在整理《随笔》的基础上产生，对《随笔》作了修正及大量的补充，并且校订了引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何况《抉隐》在铅印刊行前，还经过一位“铁沙徐行素”的校正。这位徐行素先生，根据一种“程乙本”校过全书的引文，故显得与“程乙本”相接近了。为了适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般读者的接受水平，徐行素甚至把评语中的某些词句改得略为浅显一些，也是可能的。
　　两书的引文，差异是有，但要说是很大，就未必然了。《出版说明》引了三例，多是《随笔》原有脱漏之处，而《抉隐》将其补正。其中有一例，至关重要，不能不辨。
　　《出版说明》指出第二十三回有一段引文，《随笔》作：“宝玉戏黛玉道：‘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指着宝玉怒道：‘好好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来欺负我。’”而《抉隐》作：“宝玉谓黛玉道：‘我就是那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不觉桃腮带怒，薄面含嗔，指着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些淫词艳曲弄了来，说这些混帐话欺负我。’”《出版说明》指出《随笔》的这段引言，完全没有“ 不觉桃腮带怒，薄面含嗔”两句，而且把“指着宝玉道”一句变作“指着宝玉怒道”，字句语意出入也大，《抉隐》与程乙本相核对，基本相合，而《随笔》又明显不一样，如是云云。
　　细加查考，原来《出版说明》竟把《随笔》及《抉隐》作者对《红楼梦》中情节及描写的转述，全部当作了正式的“引文”，而来一一推敲。众所周知，“转述 ”本来可详可略，不必拘泥于原文，述其大意即可。古人即或是引书，也常有删略之处。这些都是时代的风气使然。如果根据《出版说明》的标准来查对，那么《抉隐》所引又何尝能与程乙本“基本相合”？在“桃腮带怒，薄面含嗔”的前面不是还脱漏了“不觉带腮连耳的通红了，登时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一双似睁非睁的眼”这三十二个字吗！
　　尤为奇怪的是《出版说明》把《随笔》一书在转述上与原书的某些字句的差异，竟视为其所根据的乃是一个珍贵而罕见的《红楼梦》本子，并说由此入手，索隐探微，可能找到一些线索，使流传在了四川或其它地方的另一种有价值的《红楼梦》版本得以发现。我们当然欢迎任何《红楼梦》新抄本的发现，也要为此而努力。试图用这样的方法考证出一种珍贵而罕见的《红楼梦》本子，那是“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如果象这样校勘古书中的转述及引文，那么，岂止《红楼梦》一书，连《老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都有大量尚未发现的珍贵而罕见的版本了，这岂非海市蜃楼吗？
　　《出版说明》论证《随笔》和《抉隐》并非同一部书及同一个作者，所举出的第二条理由是说两书的成书时间相隔太长。据其考定，《随笔》成书于光绪癸未（1883）之后，《抉隐》成书于1913年之前，两者相距约三十年。
　　古人有著作等身，也有一辈子皓首穷经写成叶部书，盖因人而异，不能强求一律。《抉隐》的作者在卷首总评前的小序里是这样说的：“仆自束发受书以来，即读《红楼》，即有心得，辄叹天下传奇小说，有此一副异样笔墨。然自少至壮，足迹半天下，抵掌谈《红楼》，迄无意见相合者，且有抵牾而加姗笑者。乃舍斯人而求诸书肆，凡批本及图赞图咏，悉取览焉。甫数行，即与意忤。窃自讶鄙见果有偏耶？抑斯人之目光不炯耶？因再取全传潜玩之，审乎所见不谬，遂随笔而记之。嗣以一行作吏，此事遂废，束置高阁者三十年。罢官后，为小儿昌言迎养粤西之苍梧、富川等县署，课孙暇，一无事事，爱将前所笔记，增足而手录之。虽不足当大雅一粲，而作者惨淡经营之苦心，或不致泯灭焉。呜呼，生平所读何书，不能羽翼圣经贤传，顾于传奇小说阐发其奥义，斯亦陋矣。虽然，贤者识大，不贤者识小。仆为世人所弃，其不贤甚矣，小者之识，不亦宜乎！”序中颇有牢骚，他因作官，才耽搁了此书的写作。“一行作吏，此事遂废”本是古人的典故，用在这里有慨叹之意心、
　　“三十年”是指“一行作吏”之后的三十年，并非指《随笔》与《抉隐》相隔的时间，作者所作的“笔记”也不等于是《随笔》一书，其意甚明。
　　《出版说明》判断《随笔》成书在光绪九年（1883）之后，其根据是第六十一回的批语：“某甲署湘抚，措施乖谬，秽德彰闻，庸劣列之剡章，阳城居以下考，语言嗥然，无一中窾，湘人呼为庞吠而不名，以其为庞德之后也。有大令，才德俱优，廉明称最，矫矫鹓鹭，垂三十年。……光绪癸未（1883)，再权巨邑，惩一巨痞，构怨于甲之嫠佞，诬以事而憯之。……甲由进士科至方伯，其无是非之心，与凤姐等。……甲后究以此召物议沸腾，授巡抚不果，调粤蕃不果，卒以远窜云南，婴恶疾而死。人亦何乐而为是无是非之人哉！（第565页至567页）又据第二十三回评语，此“某甲”即作过湖南巡抚的庞际云。
　　其实《随笔》的成书时间还可向后推迟多年，《出版说明》盖未细考。据《国朝进士题名碑录》、钱实甫所编《清代职官年表》及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等材料，庞际云号省三，直隶宁津人，咸丰二年壬子恩科（1852）进士，第二甲第三十名。他曾在曾国藩家中教读，同治三年（1864）三月入曾国藩幕，六月受曾委派，参与审讯被俘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光绪六年（1880）二月，由淮阳海道迁湖北按察使，七年（1881）八月改迁湖南布政使，十年（1884）二月：署湖南巡抚，十一年（1885）二月被幼卸署，降五级留任，三月调任广东布政使，四月调任云南布政使，十二年（1886）九月去职，由广东按察使于荫霖接任。《随笔》既已写到庞际云“卒以远窜云南，婴恶疾而死”，则其成书必在光绪十二年（1886）九月之后，盖无疑义。（附带在此说一句，《随笔》作者在书中对庞际云有多处揭露．实是难得的珍贵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曾审讯过忠王李秀决的清朝官僚。）
　　《出版说明》判断《抉隐》成书是在《随笔》成书的三十年后，既然《随笔》成书据其考定在光绪九年（1883）之后，加上三十年，就是1913年（即海上漱石生序末所署的“癸丑”那一年）之后，但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抉隐》卷前的李兆员序业已明确讲过：“岁庚寅(1890）、辛卯（1891)，员馆于洪明府小蕃君处。其封翁秋蕃先生手一编示员，题其签曰《红楼梦抉隐》，披诵一过。……《红楼》盖画工也，亦化工也，微先生亦孰知是书之妙者。”此处“庚寅”是光绪十六年，“辛卯”是光绪十七年”，可知《抉隐》成书是在光绪十六、七年之何。前面我们业已考定《随笔》成书是在光绪十二年九月之后，则《抉隐》成书与其相距至多有四、五年，决非如《〈读红楼梦随笔〉影印本绪言》所云：“《随笔》是旧稿，《抉隐》是‘三十年’后丁的增订定本”,“三十年”之说大误。
　　一部大的著作由于种种原因而迁延多年才得出版，过去是常有的事。如沈复的《浮生六记》于嘉庆十三年（1808）写成，以活字版首次刊行于光绪三年（1877)，已在成书七十年后。《抉隐》在成书三十多年之后，于1925年铅印出版，不足为奇。至于1935年再版印行，更改书名为《红楼梦考证》，显然是因为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风行一时，书商为了贸利，也采用了这个名子。此事实与《抉隐》的作者洪秋蕃无关，其时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出版说明》提出了一大串质疑：“什么书须得十年前写序，十年后出版，十年后再版时又改名换记？什么书须得三十年时间装神弄鬼，招摇过市？如此‘潜玩 ’，倒真应了《红楼梦》中的一句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抉隐》作者不因为掩饰抄袭剽窃，有什么必要这样煞费苦心，玩弄花招？”将这一切都归罪于作者洪秋蕃，乃是极其不公正的。
　　《出版说明》论证《随笔》和《抉隐》并非同一部书及同一个作者，所举出的第三条理由是说两书尽管许多文字相同，但整个精神、整个格调却相去甚远，许多关键地方甚至有根本的抵悟。
　　具体例子是两书的开头。
　　《随笔》开头作；“《红楼梦》是天下传奇第一书，立意新，布局巧，词句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宜其脍炙人口，不胫而走天下也。”
　　《抉隐》开头作：“言情之书盈签满架，《红楼》独得其正，盖出乎节义也。……《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词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叙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
　　我们把这两段文字作一比较，只要不带任何偏见，都可看出它们大致相同，其中许多词句是一样的，稍有异处，是同一个作者不同时期的异文。所谓“《红楼》独得其正，盖出乎节义也”，虽然表现了评者观点的局限性，但确乎是他的一个指导观点，决非外加的和后人篡改的。《随笔》中的总评也说过：“甚至笃盟守义，黛玉则之死靡他；始篡终嫌，宝钗则临行追悔，此尤关乎志节，绝不予以含糊。”（第17页）又说：“黛玉笃于守义，为闺阁至节至烈之人。”（第32页）都是明证。
　　可是，《出版说明》却作出了奇怪的分析：“把《红楼梦》在言情书中‘独得其正’归诸‘出乎节义’，是《随笔》中所没有的，把‘天下传奇第一书’改为‘ 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可说是改得不伦不类，把‘不胫而走天下’改成‘宜登四库，增富百城’，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的具体表现。说《红楼梦》‘不胫而走天下’，正表现了在反动统治的恶毒诽镑与严厉禁毁之下，它仍能受到广大人氏群众的衷心热爱；说《红楼梦》‘宜登四库，增富百城’，则只能表现出评说者思想的庸俗与腐朽。试问，具有强烈反封建倾向的《红楼梦》如何能与封建统治者钦定的四库全书扯到一起？为封建统治诽谤禁毁的《红楼梦》如何能‘登四库’？终生穷愁潦倒的曹雪芹又如何能与‘增富百城’扯到一起呢？《抉隐》作者为掩盖其剽窃之行，不仅篡改了《随笔》的文字，歪曲了《随笔》的观点，而且也表现了自己手段的拙劣，思想的低下、庸俗与腐朽。”
　　仅仅用了“宜登四库，增富百城”八个字，就有如此严重的罪孽吗？《出版说明》的作者错把“增富百城”当成了“富裕”的同义语了。我们研究与评价古人，切忌吹毛求疵，胡牵乱扯，动辄上纲上线，搬出什么“根本对立的两种思想的具体表现”，训斥其人“思想的低下、庸俗与腐朽”。这样作法有百害而无一利。
　　至于说到文人的游戏笔墨，那么《随笔》里面也有。如总评中说：“若夫床帏之际，鱼水之欢，虽伉俪百年，断无移罇就教之理。不若宝钗明遭弃掷，方且曲意求欢，玉郎无贴肉之情，金锁作迎钥之势……”（第33页）《随笔》和《抉隐》何尝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
　　二
　　《随笔》与《抉隐》乃是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的异文，两者的思想倾向与格调实际上是一致的。《随笔》揭露官场，针砭时弊，《抉隐》也是如此。如《抉隐》第六十五回评语说：“兴儿对尤二姐说，凤姐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两个，没有不恨他的，只不过面子情儿怕他；一味哄着老太太两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得把钱省了下来，堆积如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如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来，他还在旁边拨火儿。此等尖刻伎俩，吾于典首郡者，恒见其人。”（此条不见于《随笔》）第一百O五回抨语说：“贾母正摆家宴，与凤姐等说得高兴，忽见邢夫人那边的人，一直声的嚷进来说：‘老太太，太太，不好了！多少穿靴戴帽的强盗来了，翻箱倒笼的拿东西。’自有强盗以来，未有穿靴戴帽者，写得好笑，却说得毕肖。吾弟少岩曰：‘穿靴戴帽强盗，随处皆有，但未肯以强盗自居耳。’”
　　《抉隐》中还有一些内证，表明此书绝非后人所能伪造。此处且举两条。
　　第一条内证是《抉隐》第一回评语：“余初任临武，闻邻封衙署多被窃，有戒心，循视墙壁，窥败不胜防，乃以纸裹顽石，纳晌鞘，缄置室中，葺墙补壁以为御。未竣，而贼至，窃鞘去，他物无损。踪迹之，将破鞘于城下，石散谩委地，收以归。或曰：‘贼不空过，空必复来。’杂笑曰：‘贼已丧胆，恐复中计，决不来。’卒无恙。后以语客，客鼓掌曰：‘此石兄之功也，不可忘。’余因为文以祭之曰：‘伟哉石兄，磊落性成，简默厚重，洁白坚贞。光辉内敛，老气秋横，颇见棱角，不善钻营。世无知者，委之荒荆，踁踁自守，不与时争。一且借重，丰骨铮铮，能卫胠箧，良于殂龋?苌逶舻ǎ?陀诩妆?２皇陆喝牛?艘陨衩鳎????猓???奚??钜岳?迹?浠?杂?０参荫畔??Ｎ医痼鳎?怪?れ睿?抑?С恰Ｘ使ι跷埃??矣刖?Ｏ暮魃塘矗?澡党?埽??辣?螅?愿毫蠲?Ｎ攀??拢?硕?Ь??酥?缡??び谘??０?戮契罚?丶鑫???韧?装荩??弑沙稀Ｗ硬偶瘸眩?蛹恳殉剩??穸?螅?阄?黄健Ｗ由杏形遥??溆们洌??奁娼埽?衩黄缴?３の?ζ??还搀久??咸咸煜拢?胧枪厍椤Ａ坎胖?撸?┯袷呛猓?固熘?剩??雷?幔?杂镂嶙樱?芪奁嗲澹俊??br />　　此条评语不见于《随笔》。试问，除了同一位作者，有谁敢在添写的评语中自封为湖南临武县的知县呢？《随笔》作者曾为息柯居士杨翰戏作了一首长诗《琵琶行》（第68页至69页），如果不是他，又有谁在添写的评语中同样也附上自己所作的《祭石兄文》呢？
　　第二条内证是《抉隐》第八十一回的评语：“昔年因公至湘乡，署有鱼池，暇即垂钓。即用知县王实卿，需次数年，始得补保靖，小缺也，亦以公干至。见余钓，谓曰：‘子亦知钓有道乎？竿丝钩饵，固宜讲求，牵曳停顿，亦有巧妙，此仆所优为也。’因授竿钩，良久不得鱼，薄暮，始得一小尾，长才二寸许。实卿意怏怏，余因作歌以调之。今实卿蒸蒸上矣，不负其才与学，仆则愆焉，不禁感慨系之。因录其歌于左：‘湘南有鱼池，池中足鲰隅，大者既泼泼，小者亦于于，投竿辄可得，每以供庖厨。王郎赢洲客，曾探骊龙珠，自诩得钓术，觇之良不诬。持竿气深稳，倚栏神恬愉，垂纶水不动，投饵鱼争趋。旁观欣且羡，修尾得须臾，鹿人沃釜待，奚奴酩酒须。王郎亦自负。请客属清矑，视如涸泽纷，易若铜盘妒。夫何执竿坐，坐久日渐哺，但见莲叶动，不见鱼钩濡。夫岂为灵鳄，迁徙尽其孥，又岂化神龟，曳尾于泥塗，白苹红蓼间，何处为蔽通。回首夕阳红，落照在桑榆，求几同缘木，待还类守株。忽惊竿影动，纵横相曳娄，御钩颇跳脱，座客皆欢娱。王郎亦自喜，今番不负吾，急引出水面，见者皆胡卢。其大不盈指，其重才数株，并真为鱼婢，有类乎蟹奴。何以脍金盘，何以馔伊蒲，何以遗故人，何以佐莼箛。王郎乃长叹，呜呼命矣夫．我钓其维何，而箅予区区。腥膻可巧致，不如大觜乌，肥鲜可自择，不如沉水鹕，自顾增慙怍，对客难枝梧。我解王郎嘲，大声而疾呼，才高天忌疾，名盛鬼揶揄，所饥维贤豪，所饱皆侏儒，世事类如此，何必为瞿瞿。竿非不劲直，饵非不芳腴，钩亦曲且利，丝亦细不粗，钓更合乎道，自许原非谀。所修即在我，得失有何殊，君终不得鱼，与君何尤乎。君今终得鱼，毕竟胜于无，莫谓此鱼小，一样长鳞须。既引出池中，会纵入江湖，仰看风云生，一跃上天衢。”
　　此条评语是山程高本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钧游鱼》一节而发，作者联想起他和友人王夹卿在湘乡署所钓鱼之事，还附了自己所写的一首长诗。现存《随笔》止于第六十九回，故不见此条。王实卿乃实有其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庚寅（光绪十六年，l890）秋季缙绅录》载：“桂阳直隶州：知州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光绪）十二年十月升。”此书之原藏主在王必名之名下用毛笔住明“实卿”，可见“实卿”是字而“必名”是名，“名”与班实”相关合。光绪《湖南通志》卷125《职官》载：“保靖县：知县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同治十二年任。”可见此人在同治十二年作过湖南保靖县的知县，与《抉隐》所记相合。他一直在湖南作官，据光绪《湖南通志》卷123《职官》载产善化县：知县王必名，广西临桂，进士，光绪二年任。”善化县与长沙县同为湖南的首县。《郭篙焘日记》光绪六年正月二十日记：“张力来谈，述及张子遇调署浏阳，王石卿调署湘乡，两首县并有更动。”又光绪七年六月二十日记：“陆恒斋应湘乡王石卿之召分校试卷，告辞启行。”王实卿亦作王石卿。从他由保靖知县调任善化知县及升任桂阳直隶州知州看来，确如《抉隐》所言“今实卿蒸蒸上矣。”王必名曾中过进士，由《国朝进士题名碑录》可知他是同治七年戊辰科（1868）进士，第三甲第五十名。《抉隐》作者的长诗中说：“王郎浪洲客，曾探骊龙珠”，也是写实。
　　《出版说明》判断《随笔》的作者在同光时期作过知县，与当时在湖南作官的杨翰交往，和湖南巡抚庞际云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令，我们知道《抉隐》的作者作过湖南临武县的知县，与同光时期作过湖南保靖知县和善化知县的王必名有交往。同在同光时期，同在湖南作知县，同写《红楼梦》的评语，而且《随笔》的绝大部分都被采人《抉隐》一书，《随笔》评语所附的《琵琶行》和《抉隐》所附的《祭石兄文》、《钓鱼歌》都是徘谐文字，才气纵横，文字水平相当，文风也相类似，两书的评语在思思倾向及格调上一致，这些都可表明他们乃是同一个人。
　　三
　　由于《随笔》与《抉隐》乃是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写成的评《红楼梦》的两次书稿，我们考证《随笔》的作者可以利用《抉隐》所提供的资料。撇开《抉隐》，无异于作茧自缚，堵塞通向真理的道路。
　　《抉隐》刊行时署明作者为“武林洪秋蕃”，卷前的李兆员序称作者为“秋蕃先生”，并称他是“洪明府小蕃君”之“封翁”，海上漱石生（即孙家振，有《退醒庐笔记》二册行世）所写的序也称此书作者为“武林洪秋蕃先生”。《随笔》既与《抉隐》同一作者，当然也是洪秋蕃所著。
　　然则武林洪秋蕃究竟为何许人？有人认为他是民国间人，得佚名旧本而攘为己有。更有人怀疑他是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之流，并非真有其人，乃是海上漱石生孙家振所杜撰出来的。《抉隐》一书托之于武林人所著，是否因为著名小说家施耐庵及罗贯中均有“杭人”之说（《忠义水浒传》，旧题“钱塘施耐庵的本”。明人郎瑛《七修类稿》谓《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而武林即杭州之别称？
　　我们需要进一步来考察武林洪秋蕃其人。
　　据前面所引《抉隐》第一回的一条评语“余初任临武，闻邻封衙署多被窃，有戒心，循视墙壁，家败不胜防，乃以练裹顽石，纳饷鞘，缄置室中，葺墙补壁以为御。未竣，而贼至，窃鞘去，他物无损。踪迹之，得鞘于城下，石散漫委地，收以归。……”可知作者早年曾作过湖南临武县的知县。
　　又据《抉隐》卷前的昭潭李兆员序云：“先生文章丽卿云，政绩媲召杜，尝宰吾邑，共颂神君。晚年舍二千石，作六一翁，就养粤西，以图书笔墨为乐。”由此可知《抉隐》作者曾在李兆员的家乡作过知县。一粟编著的《红楼梦书录》指出《红楼梦抉隐》一书的作者洪秋蕃曾任“昭潭知县”，即是根据此项材料。按，清代并无“昭潭”的县名。同治和光猪年间的《大清缙绅全书》所载，只有广西的平乐府别名“昭潭”，可它并不是一个县。查昭潭本是一个潭水，有两处，一在广两平乐县西，一在湖南长沙县南，位于湖南湘潭县北的昭山下，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梁始置湘潭县，以昭潭为名。”这是说湘潭县是因昭潭而得名。由于《随笔》及《抉隐》透露出作者在同光时期担任湖南的地方官多年，因此他有很大可能是作过湘潭县的知县。
　　笔者根据上述线索，首先查阅了光绪《湖南通志》（卞宝第、李瀚章等修，曾国荃、郭篙焘等纂，光绪十一年刻本）。可惜此书甚为疏略，所载同治光绪时期的《职官》中，临武知县及湘潭知县均无洪姓者。继而查阅同治《临武县志》（邹景文原本，吴洪恩续修，陈佑启、章俊纯续纂，同治六年增刻本），此书卷29《职官》所载的知县名单，其中有一个洪锡绶，注明系浙江昌化县人，同治元年任。再查光绪《湘潭县志》（陈嘉榆等修，王阎运等纂，光绪十五年刊本），此书《官师》部分所载的知县名单，其中也有洪锡绶，注的系“昌化监生，（同治）八年署，光绪九年署”。可知洪锡绶不仅在同治元年(1862）作过湖南临武知县，而且还在同治八年（1869）及光绪九年(1883）两次署理过湘潭知县。洪秋蕃当即此人，锡绶是名，秋蕃是号或别号。①
　　再查民国《昌化县志》（陈培珽修，张秉哲纂，1924年铅印本），此书卷10《选举志》载：“洪锡绶，署丰阳县知县，特授湘潭县、清泉县知县。”可知此人是任湖南地方官多年。昌化在清代是属浙江省杭州府，为杭州府所领九县之一。《抉隐》一书署明著作者为“武林洪秋蕃”，其人其籍贯都是真实的，并非弄虚作假。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昌化县志》卷10《选举志》中还有一条材料，“洪昌言，特授苍梧县、富川县知县，署横州知府。”《随笔》的总评云：”小儿周岁，内子范氏设汤饼之筵，极钗裙之盛，座间因抓周之说而及宝玉，并及钗黛，无不怜黛而恶钗者，均可谓善读书者矣。“（第27页）。《抉隐》中也有此条评语，“小儿周岁”作“昌言儿周岁”，明确点出作者有子名昌言。又作者在小序中说：“县官后，为小儿昌言迎养粤西之苍梧、富川等县署，课孙暇，一无事事，爱将前所笔记增足而手录之。”所言其子昌言任苍梧县与富川县之知县，与民国《昌化县志》上所载恰相吻合。又昭潭李兆员序云：“岁庚寅、辛卯，员馆于洪明府小蕃君处，其封翁秋蕃先生手一编示员，题其签曰《红楼梦抉隐》。……晚年舍二千石，作六一翁，就养粤西。”“明府”一词即为旧时官场上对知县的尊称，也点明洪昌言在广西作过知县，小蕃当是其号。
　　洪锡绶同光时期在湖南作过许多任知县。《随笔》中所提到的友人息柯居士杨翰，同治三年（1884）任湖南的分巡辰永沅靖兵备道，同治十年（1871）秋被罢官。（杨翰《息柯白笺》卷6《致汪砚山》云：“辛未（1871）秋去官之长沙”）洪氏同治元年（1862）任临武知县，同治八年（1869）署湘潭知县，也恰在这一时期，两人相识，交往弥勤。《随笔》中所提到的庞际云，光绪七年（1881）八月任湖南衣政使，光绪十年（18a4）二月署湖南巡抚，次年二月被幼卸署，三月调任广东布政使，洪氏在光绪九年（1883）再度署理湘潭知县，正是率际云的下级部属、《随笔》第六十一回评语所记“有大令，才德俱优，廉明称最，矫矫鹓鹭，垂三十年。……光绪癸未，再权剧邑，惩一巨痞，构怨于甲之嬖佞，诬于事而僭之。一时雷霆之震，几于屋瓦皆飞，司道申救，不为理。 ”（第565页至566页）其中的署年“光绪癸未”即光绪九年（1883)；是时洪氏正署理湘潭知县，故对其劣迹知之甚详，多所揭露。凡此等等，都可证明洪锡绶（秋蕃）即《随笔》与《抉隐》之作者。其人并非著名人物，生平事迹不为世人所知，我们勾稽再三，才得到这点材料。试问，民国间人如何能够伪托此人，记载当时的事情，源源本本，天衣无缝？这是不可能的。洪氏初任峰武知县在同治元年（1862)，他在庚寅（光绪十六年，1890）、辛卯（光绪十七年，1891）间，业已完成其书定稿，题为《红楼梦抉隐》，并出示其子之幕客李兆员，其间相距正好三十年左右，与《抉隐》作者小序中说“嗣以一行作吏，此事遂废，束置高阁者三十年”，也是符合的。
　　我们辨明《随笔》与《抉隐》之作者为洪锡绶（秋蕃），那么，洪氏身后被加上的一系列莫须有的罪名都不能成立。《〈读红楼梦随笔〉影印本绪言》所说的“ 洪氏因得佚名旧本而攘为己有”，《出版说明》所说的“洪秋蕃可能因某种机遇见到过《随笔》，并将其大部分内容抄录下来，篡改拼凑补缀而成《抉隐》”,“ 《抉隐》作者为掩盖其剽窃之行，不仅篡改了《随笔》的文字，歪曲了《随笔》的观点，而且也表现了自己手段的拙劣，思想的低下、庸俗与腐朽”，全属不实之词。试问，一个作者整理自己的笔记，在初稿的基础上修订和补充，定稿成书，能说是抄袭和剽窃吗？能说是篡改和拼凑吗？能说是手段拙劣、思想低下、庸俗、腐朽吗？这是一件地道的冤假错案，理应予以昭雪，勿使古人含冤于九泉。
　　我们要研究洪氏评《红楼梦》的观点，必须综览其全部一百二十回的评语，而后才能了解其整个系统。洪氏在前六十九回所增补的评语在第六十九回之后所写的共计五十一回的评语，其中都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不能弃之不理或一概抹煞，这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据冯其庸《校红漫记―八家评批红楼梦校后记》（载《红楼梦学刊》1989年第4辑）一文介绍，在郑州大学图书馆藏有《读红楼梦随笔》钞本，此钞本页八行，行二十字，首行书名下署“武林秋蕃洪锡绶管见”九字，经冯其庸、陈其欣二位认真勘核，巴蜀出版社影印的川图本是据郑大本过录的，过录本还留下了不少钞误和钞漏。此文对洪秋蕃的材料和郑大本多有考证，并附有郑大藏本照片，可参阅。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