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塘老人与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开办　（转帖）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创办于一八九八年，是戊戌维新运动的产物，也是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长期斗争的产物。

《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一八九五年六月，顺天府尹胡■棻就上书清廷，请裁改书院，开设学堂。他指出：“泰西各邦，人材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废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而中国的书院、义塾，却仍在学习那些无用处的八股，“人材消耗，实由于此”。因此，他建议清廷命令各省督抚，“务必破除成见，设法变更，弃章句小儒之习，求经济匡世之材。应先举省会书院，归并裁改，创立各项学堂”。同时，又提议将已经翻译的各种西学书籍，刊印颁发，并延请外国学者和研究西学多年有成就的中国人，担任教师。“数年以后，民智渐开，然后由省而府而县，递为推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开设各项学堂”。他还提出兴办学堂，“不必尽由官设，民间绅富，亦可集资举办，但国家设大书院以考取之”。

　　这年八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在北京组织“强学会”，购置图书，收藏报刊，供群众阅览，并经常开会讲演，讨论学术，批评时政，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近代科学知识，鼓吹学习西方，变法维新。

　　一八九六年六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他建议“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京师大学选举、贡、生、监三十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学中课程一如省学，惟益加专精，各执一门，不迁其业，以三年为期”，毕业后，“予以出身，一如常官”。在提到创办京师大学的经费问题时，他认为：“京师为首善之区，不宜因陋就简，示天下以朴，似当酌动帑藏，以崇体制，每岁得十余万，规模已可大成。中国之大岂以此十余万为贫富哉。”此外，他还提出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项建议。他满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李端棻这个奏折，据说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光绪帝遂将此折交总理衙门议复。总理衙门复奏说：“京师建立大学堂一节，系为扩充官书局起见，请饬下管理书局大臣，察度情形，妥筹办理。”管理书局大臣孙家鼐即向清廷奏陈了关于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六条意见。这些意见虽然都得到光绪帝赞同，但顽固派却以经费困难等为由，主张“缓办”。于是，建立大学堂的事就被搁置了。

一八九八年初，随着变法维新运动日益发展，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再次提“自京师立大学，各省立高等中学，府县立中小学及专门学”，并建议于内廷设“学校局”专管此事。

一九九八年正月，御史王鹏运（半塘老人）向朝廷呈上了《请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谕旨朱批道：‘‘御史王鹏运，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语。京师大学堂，迭经臣工奏请，准其建立，现在亟须开办，其详细章程，着军机大臣，会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妥筹具奏。”而总理衙门却以“事属创造，筹划匪易”为借口，迟迟不动。

　　六月十一日，光绪下《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变法。诏书中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但顽固派仍然继续敷衍拖延，不予执行。康有为十分焦急，上奏光绪帝说：“京师议立大学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观万国。夫养人材犹种树也，筑室可不月而就，种树非数年不荫，今变法百事可急就，而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请立学亟亟也。”光绪乃于六月十六日再次发出上谕，严令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迅速覆奏，毋稍迟延”。这样，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才不得不把梁启超请来，代他们起草了一份京师大学堂章程。这个章程“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共分八章五十四节，办学方针两条：“一曰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二曰以西文为学堂之一门，不以西文为学堂之全体。以西文为西学发凡，不以西文为西学究竟。”还提出：“本学堂以事实求是为主，固不得如各省书院之虚应故事，亦非如前者学堂之仅袭皮毛。所定功课必当严密切实，乃能收效。”根据这些方针设置的课程，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学生分为头班、二班两班，入学后，先编入二班学普通学各科。普通学科学完后升入头班，学专门学科。另设师范斋，并附设中小学。章程还规定大学堂设管学大臣一员，统率全学；设总教习一员，总管教学工作。并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这样，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是北京大学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也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学制纲要。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上奏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提出“宽筹经费”、“宏建校舍”、“慎选管学大臣”、“简派总教习”等项建议。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光绪帝正式下令，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命令中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材。”同时，命孙家鼐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还决定将原设官书局和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由管学大臣督率办理。

　　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任管学大臣孙家鼐，字燮臣，安徽寿州人。曾为光绪帝的老师，接近帝党。甲午战争后，他开始阅读时务书，倾向变法，但同顽固派也有联系，思想上与维新派仍有分歧。他对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的内容很不以为然，曾奏请清廷予以删除。

　　孙家鼐对总理衙门起草的章程不甚满意，他受命为管学大臣后不久，即向光绪帝提出了筹办大学堂的具体计划，主要内容有：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仁学院。二、精简学科门类，专门学内取消兵学一门。三、编译局主要编译西学各书，旧有书不得任意删节。四、总教习可设二人，分管中学和西学。

　　经孙家鼐推荐，清廷任命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孙家鼐原推荐刑部主事张元济为大学堂总办。因张竭力推辞，改黄绍箕任总办。黄不久也调职，余诚格继任总办，朱祖谋、李家驹为提调，刘可毅、骆成骧等为教习。

　　经费问题，当时拟定大学堂开办经费为三十五万两，常年用款为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户部指定以华俄道胜银行的中国政府存款的利息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校舍问题，光绪帝派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负责建造工程事务。因开学在即，新建校舍来不及，先拨地安门内马神届和嘉公主旧第为临时校舍，并略加扩充，由总管内务府大臣负责修缮。共计修原房三百四十余间，新建一百三十余间。此即以后的北大二院。

　　正当京师大学堂积极筹办的时候，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一日，顽固派突然发动政变。西太后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光绪被囚禁，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等六人被杀。政变后，维新派的改革措施几乎全被废除，唯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命孙家鼐继续负责筹办。一九○○年春，孙家鼐为反对西太后阴谋废黜光绪帝位，愤而辞职，由许景澄暂代管学大臣职务。这时候政府因国库空虚，财政日绌，连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也一再压缩。京师大学堂常年经费较原定数减少了六、七万两，已经领到但尚未动用的开办费二十余万两，也由户部全部收回。

　　一九○○年夏，义和团进入北京。京师大学堂“住堂学生均告假四散”。道胜银行也被毁坏，大学堂无处支银，经费没有着落，许景澄便奏请暂行裁撤大学堂。八月三日，西太后下令停办大学堂。不久，许景澄因反对利用义和团攻打洋人的政策，被西太后处死。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侵占了北京。京师大学堂校舍先后被俄、德侵略军盘据，房屋、图书和仪器设备等大部被毁。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直接遭受帝国主义的摧残。

　　一八九八年至一九○○年的京师大学堂，后来被称为“戊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