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湖别墅

杉湖北畔今漓江饭店处，清代光绪中叶曾建有一座风景楼，退居桂林的前台湾巡抚唐景崧为之题额“补杉楼”。因其环境优雅，风光如画，深得当时文人喜爱，诗人龙启瑞、汪运、朱琦、彭昱尧、商书浚、杨继荣、曾克敬、李宗瀛、赵德湘、黄锡祖等人常在补杉楼吟诗作赋，后人称他们杉湖十子。他们的诗由云贵总督、前抚粤使者张凯嵩收集成册，付梓印刷，题为《杉湖十子诗钞》。 　　杉湖十子中，朱琦与榕杉湖关系最为密切。朱琦（1803-1861），字濂甫、号伯韩，道光十五年（1835）考中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后迁御史。朱琦在京为官期间，正是清王朝由盛及衰的时期，内乱频起，朱琦屡上疏言事，指陈时弊，时人多推崇其刚直不阿、敢言的品格，称其为名御史。道光二十六年（1846），朱琦因建议不被朝庭采纳，愤而告退，回到家乡桂林。 　　朱琦回到桂林后，没有忘记其“以学术励当世”的理想，受聘于桂林著名的桂山书院，任山长，教书育人之余，编校、刻印了《三管英灵集》，辑录唐宋以来广西诗作3500多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朱琦很喜爱榕杉湖一带的风景，与一般声气相投的诗朋文友常雅集补杉楼，吟诗作赋，并游赏环湖园林。在环湖一带诸多的园林别墅中，朱琦最喜爱两处：芙蓉池馆和杉湖别墅。 　　芙蓉池馆在罗辰去世后，因无人料理，渐渐一派荒凉。朱琦将其购下，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来整理它：修筑篱笆，疏浚渠水，在苍苍翠竹中新建了晚翠亭，将园中的花草树木打理一新，一代名园在新主人的精心护理下又焕发了生机。修缮完毕后，朱琦十分高兴，将其更名为籍园，并在园中设宴，招待亲朋好友，写下了《缮罗氏故园粗毕招客夜饮更名籍园》一诗：“池馆阴阴柳色新，芙蓉花发有精神。莫辞沈醉携凉月，且与名园作主人。幽鸟亦知春烂漫，小亭闲对石嶙峋。芒鞋桐帽差相称，只少山翁为写真。”从此，籍园成了文人们饮酒聚会、观赏风景的一个好去处。 　　杉湖别墅位于榕湖南岸，为一代词宗王鹏运先人所筑。主人在庭园中筑楼三楹，吟啸其间，尤酷爱古碑名画及寺观遗迹，百方罗致，藏品极丰。由此王氏园林名声大噪。不仅如此，杉湖别墅环境景观十分优美；主楼前累石作小山，循山径而下，山湖间有一由半舫改建的横楼，又于主楼之西筑一小阁名石天阁，窗户虚敞，花竹掩映，中间凿一池，莲叶绿意盎然，游鱼跳跃水面，每次登临远眺，城西诸峰隐现于云烟树丛之间，正前方独秀峰孤峰挺拔，赏心悦目；左前方榕树楼遥相呼应。每当天气晴和，云开雾散，流连于石天阁中，坐席间满是绿意。醉人的湖光山色，文雅的书卷金石气息，加之王氏子弟多是朱琦的学生，这一切使得朱琦常常到杉湖别墅游赏，喜爱它超过了自己的籍园。 　　咸丰三年四月的一天，朱琦到杉湖别墅游玩，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天气变化，看到了平时难得看到的景致：那天清晨，天气阴沉沉的，没过多久，风雨大作，湖中顿时水势猛涨、波涛汹涌，园中一片汪洋。雨雾中，朱琦驻足的小屋如一叶扁舟，飘浮在湖上。难得一见的奇景令宾主大喜。主人摆上酒菜，与朱琦对酌，酒酣之际，请朱琦写一篇文章。朱琦因十分喜爱王氏园的胜景，乘着酒兴奋笔写了《杉湖别墅记》一文，并写下了飘逸潇洒的“杉湖别墅”四个大字，悬挂在楼上。 　　朱琦在家乡优游林泉，编书育人的日子没过几年，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爆发。受阶级局限，朱琦在桂林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后因守城有功，得以道员候选，于咸丰六年（1855）再到京师，为浙江布政使王有龄所看重，在杭州总办团练，太平军攻城之时，他负责守卫清波门，城破被杀。榕湖边的名园籍园再次遭遇丧主之痛，逐渐湮没在时间的尘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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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与燕怀堂的关系：台湾巡抚唐景菘，自幼家贫，兄弟三人，其下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叫景崇，一个叫景岚，据说唐景崧在幼年时即没有了母亲，由于家中实在太穷，衣服破了也无法缝补，只好用纱线绑往破洞继续穿。清贫的生活，磨炼了少年唐景崧具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一种坚忍向上的性格，这种意志和性格影响了他的人生之路，成为他在他的前半生中奋进与成功的主要动力。
唐景崧的父亲叫唐懋功，曾经是咸丰年间的举人，然而从来没有做过官，穷途潦倒之中，只能在家乡当个私塾先生聊以度日，但由于其人品及学问俱佳，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气的教书先生。咸丰末年，大约在唐景崧弱冠之际，唐懋功让桂林一个王姓的富商（其家族在桂林自号“燕怀堂”）所赏识，被请出家乡去教其子弟念书，唐景崧兄弟三人也就随同父亲一起来到了桂林。
由于是处于寄人檐下的生活，唐氏三兄弟只能处处谨慎小心，勤奋自励地寒窗苦读，特别是唐景崧，不但学有所成，而且于日常生活之中显露出一种英拔之概，很得王家所喜爱，于是王家将女儿许配于他，“可惜王家小姐命短，还未过门就死了。”(1)虽然如此，王家并未因此而疏远唐景崧，反而在生活上极力资助他， 使其能得以进入仕途。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唐景崧参加广西乡试，一举而中头名解元；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唐景崧进京赶考，又顺利地中了进士，并点为翰林院的庶吉士，从此踏上了仕途。他的两个弟弟后来也先后考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唐家兄弟三人的科举成名，成为当时桂林及灌阳的一大新闻，以致这些地方当时流传有“一县八进士，同胞三翰林”的美谈。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即唐景崧被点为翰林的第二年，唐景崧以翰林院庶吉士而得以补为吏部候补主事，这在仕途上也还算是十分顺利的了，但谁知这一候补，就候补了十六年，把热衷于官场仕途的他，从满怀的希望变成了冰冷的现实，只能拿着自己那份微薄的俸禄，无所事事地平淡度日，不是下棋看戏，就是饮酒赋诗，为此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无才且学屠龙技，有臂终存射虎心，”在无可奈何之中道出了自己有才华而不能舒展的苦闷心情。
这种消磨岁月的生活与唐景崧勤奋进取的性格极不相容，于是如何努力改变其现有的处境就成了他的追求目标。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侵吞的的严峻关头，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对清政府的无耻退让和丧权辱国，无不气愤填膺而想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以扭转民族的危机，头脑敏感的唐景崧当然也把目光关注到这一时代的焦点问题上。终于，一个历史的锲机，彻底改写了唐景崧的生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