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互相提携勉励；为我，为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海外闯出美好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绵力。
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第一部分
人生自古伤离别（1）
作者：文欢
1949年4月的成都更像一座危城，此时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相继解放，西南这片山水虽仍属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但形势已十分明了，共产党解放这座城市已近在咫尺；这里不过是国民党退兵的一个中转站，国民党大批的败军正从这里向台湾撤退。
张大千接到徐悲鸿从北平来的信，得知徐悲鸿继续担任北平艺专的校长，并将与郭沫若、翦伯赞、郑振铎等人一起，去布拉格参加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同时还将参加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信中还邀请张大千最好也能去北平，一起参与筹备工作。
张大千虽很被老友的一番诚意所打动，但眼下却又实在走不开。
他在成都西郊的金牛坝买下的一座宅院刚刚建好，起名为“税牛庵”。在庭院里种了很多奇花异草，还养了几只白猿。一大家人此时分为两处居住，他和徐雯波及男弟子们住在“税牛庵”，大夫人曾正蓉和三夫人杨宛君则领女弟子们住在南部的沙河堡。
这是张大千第一次置办产业，由于常年在外奔波游历，他一直是以旅居、借居或合居的形式四处栖身。刚在画坛崭露头角的1929-1931年间，他住在浙江嘉善陈氏的“来青堂”，这里交通便利，既离上海很近，又能避开大城市里的喧嚣；1932-1937年间住在苏州的“网师园”；抗战期间则来往于北京颐和园中的“听鹂馆”、青城山上的著名道观“上清宫”；接着是近三年的敦煌莫高窟等。
张大千是个异常讲究生活环境的艺术家，所选择的住处无不清幽雅丽，精致不凡。当然也所赀不菲。
房子总算安置下来，但最要紧的仍是得考虑继续挣钱以维持家用。这也是古往今来职业画家们的生活方式：鬻画为生嘛！
恰在此时又有两个邀请办画展的请帖寄来，分别是印度和中国台湾。
这两个地方都是他一直想去的地方，尤其是印度，他在敦煌时，便一直对史学家们所持的一种观点不能认同：他们认为敦煌壁画应该属于佛教艺术，而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的，因此敦煌艺术应算做印度艺术的传入，敦煌壁画是模仿的印度壁画。
但张大千通过对敦煌壁画的分析研究，则认为佛教虽然是从印度传来，但这些壁画则是中国人自己的艺术，绝不是模仿而来。为此他常常和那些专家学者争论，那时他便暗下决心，一定要亲自去印度看一看。他坚信如此伟大的敦煌艺术，就是中国历代的艺术家们的心血之作。
此次画展的邀请函是以印度国家美术学会名义发来的，但最主要的筹划者却是张大千的好友、国民党驻印度大使罗家伦。
虽然此时的成都局势不稳，秩序一派混乱，但张大千还是关起门来，竭力避开喧扰，集中精力开始作画，为两个画展筹备新作品。
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解放地区已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筹建工作。
1949年7月，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同时成立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在会上，徐悲鸿当选为美协主席，江丰、叶浅予当选为美协副主席。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与会各方代表六百余位。
徐悲鸿再次来信邀请张大千去北平艺专当教授，并许以月薪三千斤小米。北平艺专即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美术界的最高学府，这个月薪也是当时北平艺专教授的最高供给。但即使已是这样的高月薪，对张大千来说，也根本是杯水车薪罢了，远不够养活一大家人的。初建时新中国的贫瘠和困难可见一斑。对共产党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他觉得无法适应。此时的张大千已另有打算，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会按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
1949年11月，“张大千画展”如期在台北隆重举行，除少数敦煌摹画外，展品多为近期力作。这是张大千第一次来到台湾，宝岛绚丽的热带风光让他非常喜欢，并流连忘返。一边开画展，一边和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等人游览台湾名胜。
此时二百多万从大陆撤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家属使岛上人口剧增，几乎人满为患，给生活方面造成了极大的危机与困难。台湾的广播、报纸等各种传媒被国民党迅速垄断，开始大造反共、防共、恐共的舆论。这让张大千的心不禁悬了起来，他担心着家人的情况，同时也在反复权衡和考虑自己的去向。可以说现在是已到了抉择时候了。毕竟是从旧时代走过来，与国民党许多高层政要还算有些交情并可以依靠，而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但真要委身于国民党统辖下的地盘，张大千也不情愿。如果能游离开两个政权之外，另辟一处相对自由些的“世外桃源”就好了。
11月29日，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撤回到台北，他是张大千的老朋友，在上海时和张善子、张大千同是“寒之友会”的社友，关系非同一般。此次从重庆飞回台湾，因离开得匆忙，连家人都没能带出来，局势紧张到何种地步已显而易见。随即第二天，也就是11月30日，重庆即宣告“撤守”。
张大千闻讯急忙前去拜见，于右任见张大千此时在台北，不禁大吃一惊，连忙告诉张大千四川马上就要被共产党占领，赶快回去接家人吧。
张大千顿时心急如焚起来。12月1日，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陈诚邀请张大千吃饭。心事重重的张大千哪里有心情赴宴，加上他并不认识陈诚，于是便想回绝。但同去的香港画商高岭梅却极力劝说他去赴宴，以了解些时局消息。
张大千只好忧心忡忡地前去赴宴，谁知竟在宴席上看见了老友溥心，这不禁让他喜出望外。原来陈诚正是因为仰慕这两位在中国被称为“南张北溥”的两大画坛巨擘，才趁两位大师都在台湾之际，想结识一下他们。在座相陪的是台湾书画界的著名人士。这种艺术家们在一起的聚会是张大千所喜欢的。没想到陈诚还是个十分热心的人，当他在席间听说张大千只身一人在台，想回成都接家眷时，便马上答应给张大千负责来往的机票，并说：“亏得你现在说，不然过几天就来不及了。”
溥心也替老友担忧着，此时他已决定定居台湾了。
事不宜迟，张大千第二天便搭乘军机飞回了成都。
回到家后，便马上抓紧收拾东西，让他犯愁的是他这些画怎样才能多带走一些。因为印度的画展已定于1950年的年初，而现在已经12月份了。
印度的画展是老友罗家伦为他筹划的，原计划是定在1951年举办;但罗家伦想到此时国内的局势不稳，并且印度政府已在考虑承认中共政府，而他此时的身份是国民党的驻印度大使，所以便力主把画展提前一年举办。张大千也觉提前为好。果然一年后印度便与新中国建交，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政权，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只得降旗撤回中国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