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内容摘要: 1. 余英时获颁奖 指中国无需扬起民族情绪; 2. 专访余英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 3. 曾慧燕：人文诺贝尔奖得主余英时宁静致远
美国奔?2月5日，华府国会图书馆杰佛逊大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首位华人得奖者余英时典礼后应媒体要求展示克鲁格奖章。(图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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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获颁奖 指中国无需扬起民族情绪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12月5日在华府获颁被誉为文学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人文研究终身成就奖” (Kluge Prize)，他认为得奖代表“西方对各文明与文化的平等尊重”。他也认为中国无需扬起民族情绪，缺乏人文学术与基本科学的研究，单在经济上发展，只是暴发户，未必是好事。
余英时在颁奖典礼后表示，得奖的具体意义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西方获得承认。他强调，这个奖可看出美国人的企图心，他们在学术界愿意接受各种文化与文明，不能光讲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美国有这样趋势，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
他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人权，且强调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价值观，如果中国文化能回归道教尊重人性和尊严的主流，就不会有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
至于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崛起”，还有北京带动的民族情绪，余英时也有所批判。他说，他不同意所谓的“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的思维，他认为民族情绪应该避免，中国可以有好发展，但不能光是暴发户，靠发财，其他文化却没有，这不一定是好事。
他说，中国现在崛起，是因为外国人要做生意，要到中国赚钱，看重中国市场便宜人力，希望降低成本而已，但是现在越南人力更低，更热闹，而中国也提高工资，所以不必一下子就调高民族情绪，好像下一个世纪就是中国的，没那么简单。
他说，看看美国的学术发展以及基本科学研究，还不只是技术，像是美国今年拿下这么多的诺贝尔奖，那人文范畴更不用说，中国根本没得比，中国这些项目都落后，只因为经济跑到前面去，不能就这样以为真的站到前面了。
余英时言谈间并不掩饰他的反共。当许多学者都赶着中国热到中国镀金时，曾在六四时公开谴责北京政府的余英时仍默默地在美国埋头著书研究，守着他的坚持。
在台湾方面，余英时曾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经越洋传真回台，盼民众沉稳度过难关。对于台湾的民主，余英时很珍惜，认为台湾目前虽有很多问题，但只要走上民主就好。台湾目前虽出不了大格局的政治家，但当选的政治人物若能把本分做好，也是重要贡献，但如果没有深厚文化基础，台湾只能有抢选票的政治人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2000年成立“克鲁格中心”，这是由德裔美籍媒体大亨克鲁格捐款设立的。余英时与非裔美国历史学家佛兰克林共获今年克鲁格奖，将可平分100万美元奖金，并获颁奖章。今年共有一千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被提名，最后有9位入围，台湾就有许倬云和余英时两位学者。
国会图书馆馆长毕林顿推崇余英时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份子，可以说是西方人眼中的“第二个胡适”。
今年76岁的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在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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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英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
今年76岁高龄的余英时先生祖籍安徽潜山，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名闻学界，出版书籍30多部，被誉为当代世界级中国史大师。曾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他所获得的学术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
以下是今天专访余英时先生的内容。
记者：余先生您好，祝贺您获此殊荣。
余英时：谢谢。另一位获奖者富兰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国非裔历史研究的先锋人物，他的著作影响非常之大，整个黑人的公民运动，都跟他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宗旨，以及您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吗？您是主要因为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而获奖的呢？
余英时：这个奖的目的是奖励诺贝尔奖没有照顾到的学术领域，着重于人文部分，所以媒体也称之为“人文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只给自然科学，人文方面只有文学创作奖，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等在内的人文研究奖。
获奖应该跟中、英文著作都有关系。我主要从事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详细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纲挈领的说出个大概来。
记者：您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因这些研究而获奖的第一位华裔教授，获得美国主流学术界的肯定，您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余英时：这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比较重视，美国社会没有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奖项对其他学者可能起一个鼓励作用，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心，觉得研究中国的东西不是很偏。
记者：在美国，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者多吗？
余英时：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思想的人才到处都有，而且非常杰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多得很。并不只是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的东西，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这5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长。
没有这个大基础，我也不会被提名，中国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奖的这一步。我后来才知道，美国教授写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记者：这是否也反映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在不断深入呢？
余英时：是的。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大学就有好几个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国古代史，而且是极有成就的教授。
记者：东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处？
余英时：有很多。中国也讲究人权，讲人的尊严，中国跟西方并不是相反的，所有传统的文化都有共通之处，共同处多于分歧。
从19世纪末年，中国人就开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不冲突。中国没有机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没有办法选举，只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儒家学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夺天下，就觉得民主非有不可。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
余英时：中国古代早就有对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整个的概念。中国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上最高的东西，就是道。我们叫道，外国叫上帝。只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只是饮食男女，那就谈不上道了。有了道，饮食男女才有意义。精神和物质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中国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还是有不少宽松的空间，否则伟大的文学创作便不可能出现，李白、杜甫的诗、曹雪芹的小说等伟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现和流传呢？
记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余英时：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义、公平这些理念。宗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把人看成不只是一个物质的动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实的做一个人。内心不惭愧，对天不惭愧，这是一种基本原则，这个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学。
记者：所以说，这种道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人的准则？
余英时：是的。中国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如果道只是一个念书人心中的观念，那就没有意义了，必需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西方人搞慈善事业，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样。
人就活几十年，生命短暂，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对别人有好处，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损人利己。这是最起码的准则。
也不能完全抹杀自己。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发挥，大大小小都是才。
记者：获奖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余英时：其实我觉得，获奖是一个结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得了奖现在还是照常回书房做事，这一个月吵吵闹闹的把我念书时间都耽误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陶醉于其中，那是很空虚的。得奖是个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视。
记者：这种心态是否也是您对“道”的体现？
余英时：可以说这是我对道的体会。只能说我向往道，但不能说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为得奖而活、为得奖而工作，是荒唐的。得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值得特别重视。名与利都是很俗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醉于其中，那就不是一种好的生活境界。
记者：您对目前中国文化的现状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对传统文化的迷失呢？
余英时：一言难尽。中国文化正在变化当中，还没有定型。需要长期努力，一时改变不了。不好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被淘汰。
一般人总是会被现实的东西所牵住，生活中没有时间的深度，在最现实当中混，没有时间深度就接触不到道，就只是在物质上转了。
记者：这种物欲是否是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呢？
余英时：党文化是从苏联来的，不是中国的东西。不少激进的人希望借西方的东西废除中国传统以完成革命，那中国的东西就被牺牲了，但政治权力并没有持久性，例如，毛泽东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长期起作用，政治只是短时的。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其它事务的基础？
余英时：是的。每个民族都有文化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灭绝的。而一个国家的兴盛只靠科技、经济那些立竿见影的东西，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修养的部分。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工作，积极的不要做损人利己之事，那对社会整体就是大好事。中国儒家也讲，从家庭开始，从亲到疏，慢慢将关爱扩展，不是只爱自己家的人。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视别人家的小孩。从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尽自己的本职。
记者：您的著作在台湾也很畅销。您认为台湾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如何呢？
余英时：台湾跟香港一样，没有经过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多一些。整个大陆杀了无数人。香港受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的保护，反而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没有发生杀人流血的事情。台湾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杀人，也没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
记者：您对中国兴起的孔子热怎么看？
余英时：如果在精神上回归孔子，回向中国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别有打算，不是为了提升民族和个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达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记者：您是指官方吗？
余英时：官方也有，民间学者附和的也有。现在中国没有一定的潮流，现在是乱流，正面的、负面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关心文化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暂且看看它怎么发展吧。
记者：现在外国人重视中国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余英时：其实最排斥中国文化的恐怕还是中国人，骂中国文化骂了100年，都是中国人开始骂的。外国人只是捡中国人的话来讲的。
我读过许多中国激进学人痛斥传统文化的文字，动机也许是为了改进社会，但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便觉得中国以前的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值得反思的。
记者：是否会“出口转内销”呢？
余英时：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有些转向。无论在大陆，或大陆以外，华人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气氛都在慢慢减弱。这需要长期努力。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的采访。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余英时：谢谢。最后我必须说明∶任何文化的传统都有长久价值的部分和受时空限制的部分。长久价值是值得经过不断更新而保存的，受时空限制的部分则不断被淘汰而消失。这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如此。
所以我并不主张保存所有过去存在过的东西，更不是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原封不动，不随着时代的更新而获得新生命。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陈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了唐宋以后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如禅宗、天台、华严三宗都是中国人创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也传到中国，受中国人的重视。“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今天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只是怎样吸收“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今后仍需不断努力。
总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价值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不必是永久冲突的。所以我决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保守派。这一点希望读者理解。
曾慧燕：人文诺贝尔奖得主余英时宁静致远
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为人生座右铭的着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国际学界。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11月15日，余英时与非裔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预定12月5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余英时教授11月16日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谦称，他是“糊里糊涂”得奖，个人对得奖以平常心对待。早在几天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已在电话中告知他这一喜讯。
他虽觉意外，但内心十分平静，“获奖固然可喜，但不会太兴奋”。
学贯中西卓然有成
毕灵顿馆长15日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讚他学识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做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的同侪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余英时学贯中西，横跨“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并以历史的达观、思想的缜密及分析精闢着称。主要以汉语写作的余英时，高兴首次有华裔学者获得“克鲁奇奖”。他说，这个奖凸显以华文从事学术研究的地位与重要性，也等於承认华文写作获得世界肯定，同时意味美国主流学界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肯定，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比个人得奖重要得多”。
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余英时作为首位华裔学者得奖，对中国史研究学界、世界华人学者都是一大喜讯。如同《纽约时报》报导所言，余英时大部分着作以中文写成。不过，他强调自己也写了不少英文论着，除专书“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还有数十篇份量很重的专门论文在各重要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发表。他现在正将这些论文编成两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余英时英文论着汉语集》，即有四册之多。而这次获奖，把他的中文着作包括在内，殊属难得。
“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於2003年透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以亿万富豪、媒体大亨克鲁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鲁奇於2000年向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学者中心及其他学术计画，包括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以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科学奖），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国际性奖项，得奖人国籍、语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书写，目的在於表彰得奖人在人文研究范畴，如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文评论以及语言学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远的贡献”，故此奖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克鲁奇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此奖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首先自全球范围内邀请2000多名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的着名学者提名推荐。评选标准有三项：一、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傑出贡献；二、在人文科学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三、对公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终审评委会由五位着名学者组成，对经过严格审核与筛选后晋入决赛的九名入围者进行讨论，再由图书馆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毕灵顿最后选了余英时和富兰克林为得奖人。富兰克林是非裔，毕生致力研究美国非裔史，其成名作为《从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鲁奇毕生学术成就奖的条件。
克鲁奇奖首位获奖人是波兰裔哲学家柯拉柯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004年度得主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与法国哲学家李克尔（Paul Ricoeur）。2005年克鲁奇得奖人从缺。
余英时表示，并不清楚是谁推荐他角逐“克鲁奇奖”，他透露两年前曾获提名，当年得奖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着称。
76岁的余英时对自己成为本年度克鲁奇奖得主颇感意外。与他同时得奖的富兰克林，高龄91岁，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英时是近50年来卓然有成的中国史家，尤其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别具隻眼，并一直着眼於中国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余英时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问他将如何使用50万元奖金？他说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自得奖消息公布后，来自世界各地的道贺电话及媒体要求採访的电话响个不停，他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但“希望这个「热闹」赶快过去，让我安安静静继续潜心学问”。他强调，得奖与否，并不加多或减少外界对自己的承认，他是“被动”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结庐躬耕无欲则刚
余英时於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夫妻感情谐乐和合，心灵沟通，他非常满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余英时奉为座右铭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出自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无欲则刚的境界，正是余英时追求的。他现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余英时退休后，近年逐渐淡出公众活动，潜心着书立说，尤其嚮往“东篱採菊”的生活，与当年诸葛亮结庐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辙。他深有体会地说，退休后才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读书写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径和银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桥在“随笔”中以《闻余英时荣休感兴》为题撰文说，余英时“以历史为专业，只为学术、为国族而求博，也不以当国人导师为己任，平实得很。他今后放下杂务，坐听露华湘水，閒看风叶楚云，暂忘鱼梁渡头争争吵吵的喧哗，写意得很了。”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以在普大最久。本来他在1999年就准备退休，但校方非常礼遇，一再挽留，延到2001年才如愿以偿。
他说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书40年，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这是第一次获得充分自由。”他又谦称，“我的知识太缺乏，退休后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自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没有政治野心，“从来不想捞取什麼”。
余英时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围棋高手。他写“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动传神。由於名声在外，大陆的《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一般围棋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牵动全局。而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本着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克尽言责，以文章报国，挥董狐之笔，经常针砭时局直言批评，文章震动士林，引起关注。而他国学根基雄厚，文笔精炼，意涵渊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气和诗才，读来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为文特色，别人学都学不来。他自言这与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没有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有关，因此思想比较不受拘束。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小时候碰上抗战，住过北京、开封、南京，后来从安庆回到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他自言九年乡间生活，读了一本“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
“余英时热”应运而生
余英时1950年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重大转捩点。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思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时后来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
余英时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获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中国读书界九○年代掀起“钱穆热”，继“钱穆热”后，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及《重寻胡适历程》等着作，三联书店也不甘后人，相继出版多种余英时着作，“余英时热”应运而生。这位旅美的历史人文学者，多年来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大加挞伐，儘管北京当局对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地位日趋重要，着作热卖，拥有众多读者。
余英时的文字可分为三方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以及针砭时弊的政论。他的近着《重寻胡适历程》在大陆发行。读书界高度讚誉说：“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余英时成为中西方学界眼中的胡适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知识菁英大师，他本人却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适第二”。他认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时就是余英时”，每个人都做自己，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所以，他这辈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但并不膜拜（worship）任何一个人。
自20世纪八○年代以来，海外汉语学界开始引起中国读书界的关注，“当代新儒家”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余英时作为钱穆的弟子，被归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这种身分进入大陆知识界的视野。有人推崇余英时为“新儒学权威”。他强调，不希望变成某一种权威，“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我身上出现，这是庸俗的东西。”他也不愿接受“新儒家”的美称。
余英时的自我定位应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他在撰写《论士衡史序》一文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
余英时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
“手工业家”着作等身
华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余英时对此有非常精闢独到的见解。他说，立志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人总要找个志趣出来，人可以立不同的志，传统读书人一立志就要做圣贤，做大人物，现在不必立志做大人物，立志做好某一种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没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说，每个人都应确定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但不需要人人立志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不会有第二个，所以每个人都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对自己负责，“这本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有些人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学者。余英时认为，立志做生意、办学校、开个小店、小工厂，都是立志，跟圣贤立的志比起来并不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一如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不画眉批，却能引经据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对此表示佩服。余英时说：“那也不见得，真正写严肃东西，我必须有书房、图书馆，离开书本，写东西不习惯、不放心，随便引一、两句诗也可能错一、两个字，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也不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把脑子填死掉了。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
儘管科技发达，电脑大行其道，但余英时不用电脑，不上网，却着作等身，迄今出版了3多部学术着作，各种风格的文章不计其数。“太太笑我是「手工业专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辈子”。余英时笑说。
他不但以文载道，更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基於对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的义愤，他十多年来不曾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却从不居功。许多流亡知识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时夫妇当年的庇护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阵子有人误传余英时访问中国，他澄清并非事实。他说，早在1978年，曾以团长身分率领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河南洛阳、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专着《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出中文版，旧事重提，时空交错，可能因此引致误会。
余英时目前不想远行，他说“年纪大了飞不动了。”另一方面，他觉得应该儘量争取剩下不多的时间，再读点以前未读过的书，也许还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多作一点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认为，一个人要有操守，坚持原则，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听对方嘴巴说什麼，而是要看他的行为。
他表示，这次得的是学术奖，不必过分强调政治，但他不讳言，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出发，肯定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适早就在中英文着作中论证过，他觉得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他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基本立场早已表达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说了。对於实际政治，他“绝对没有兴趣，更无时间捲入。偶然为各种书写序谈到政治，也只是对受压迫异议人士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静静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说夫妻之间，不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还要有共同语言，谈得来，才能产生精神共鸣。另外，体谅也很重要，余英时的菸龄长达半世纪，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抽菸，成为与写作分不开的习惯，而太太却能诸多包容，“这是很难得的。”他一副幸福满足的表情。
余英时小档案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于天津。
●学历：
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经历：
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顿大学教职退休。
●学术荣誉：
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0届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大学荣誉博士(1992)
美国哲学会院士(2004)
美国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6)
●主要著作：
出版书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 意义》、《史学与传统》、《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书籍目录：
1.《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论》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维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与平等之间》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6.《文明论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节考》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订扩大版，1986)
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9.《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香港龙门书店，? 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 ? 1996)
10.《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 年?? 增订再版 )
1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 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16.《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8.《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台北三民书局，?? 199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
20.《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21.《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22.《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23.《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4.《现代儒学论》 (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27.《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余英时文集》(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学与政治变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2004)
32.《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台北联经?? ，即将出版 )
来源：DJY/WJ ＊ ( )
美国奔?2月5日，华府国会图书馆杰佛逊大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首位华人得奖者余英时典礼后应媒体要求展示克鲁格奖章。(图片：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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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余英时获颁奖 指中国无需扬起民族情绪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12月5日在华府获颁被誉为文学界诺贝尔奖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克鲁格人文研究终身成就奖” (Kluge Prize)，他认为得奖代表“西方对各文明与文化的平等尊重”。他也认为中国无需扬起民族情绪，缺乏人文学术与基本科学的研究，单在经济上发展，只是暴发户，未必是好事。
余英时在颁奖典礼后表示，得奖的具体意义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西方获得承认。他强调，这个奖可看出美国人的企图心，他们在学术界愿意接受各种文化与文明，不能光讲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美国有这样趋势，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
他在致辞时特别提到人权，且强调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价值观，如果中国文化能回归道教尊重人性和尊严的主流，就不会有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
至于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国崛起”，还有北京带动的民族情绪，余英时也有所批判。他说，他不同意所谓的“时间站在中国这一边”的思维，他认为民族情绪应该避免，中国可以有好发展，但不能光是暴发户，靠发财，其他文化却没有，这不一定是好事。
他说，中国现在崛起，是因为外国人要做生意，要到中国赚钱，看重中国市场便宜人力，希望降低成本而已，但是现在越南人力更低，更热闹，而中国也提高工资，所以不必一下子就调高民族情绪，好像下一个世纪就是中国的，没那么简单。
他说，看看美国的学术发展以及基本科学研究，还不只是技术，像是美国今年拿下这么多的诺贝尔奖，那人文范畴更不用说，中国根本没得比，中国这些项目都落后，只因为经济跑到前面去，不能就这样以为真的站到前面了。
余英时言谈间并不掩饰他的反共。当许多学者都赶着中国热到中国镀金时，曾在六四时公开谴责北京政府的余英时仍默默地在美国埋头著书研究，守着他的坚持。
在台湾方面，余英时曾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经越洋传真回台，盼民众沉稳度过难关。对于台湾的民主，余英时很珍惜，认为台湾目前虽有很多问题，但只要走上民主就好。台湾目前虽出不了大格局的政治家，但当选的政治人物若能把本分做好，也是重要贡献，但如果没有深厚文化基础，台湾只能有抢选票的政治人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2000年成立“克鲁格中心”，这是由德裔美籍媒体大亨克鲁格捐款设立的。余英时与非裔美国历史学家佛兰克林共获今年克鲁格奖，将可平分100万美元奖金，并获颁奖章。今年共有一千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被提名，最后有9位入围，台湾就有许倬云和余英时两位学者。
国会图书馆馆长毕林顿推崇余英时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份子，可以说是西方人眼中的“第二个胡适”。
今年76岁的余英时是安徽潜山人，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在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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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余英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发展
今年76岁高龄的余英时先生祖籍安徽潜山，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以研究中国社会思想史名闻学界，出版书籍30多部，被誉为当代世界级中国史大师。曾出任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他所获得的学术荣誉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香港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等。
以下是今天专访余英时先生的内容。
记者：余先生您好，祝贺您获此殊荣。
余英时：谢谢。另一位获奖者富兰克林很了不起，他是美国非裔历史研究的先锋人物，他的著作影响非常之大，整个黑人的公民运动，都跟他有很大关系。
记者：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个奖项的宗旨，以及您所从事的研究方向吗？您是主要因为中文著作还是英文著作而获奖的呢？
余英时：这个奖的目的是奖励诺贝尔奖没有照顾到的学术领域，着重于人文部分，所以媒体也称之为“人文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只给自然科学，人文方面只有文学创作奖，而没有包括社会科学、哲学等在内的人文研究奖。
获奖应该跟中、英文著作都有关系。我主要从事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一些详细的研究主要是在中文中，在英文中通常是提纲挈领的说出个大概来。
记者：您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因这些研究而获奖的第一位华裔教授，获得美国主流学术界的肯定，您认为这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余英时：这说明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比较重视，美国社会没有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奖项对其他学者可能起一个鼓励作用，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心，觉得研究中国的东西不是很偏。
记者：在美国，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学者多吗？
余英时：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历史和思想的人才到处都有，而且非常杰出，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多得很。并不只是中国人才研究中国的东西，这一点大家不要忽略。这50多年来，美国对中国古代的研究有很大的成长。
没有这个大基础，我也不会被提名，中国的人文研究也不可能到得奖的这一步。我后来才知道，美国教授写信提名或支持我的可能比例很高。
记者：这是否也反映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在不断深入呢？
余英时：是的。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始慢慢普及化了，程度也提高了。一个大学就有好几个教授研究和教授中国古代史，而且是极有成就的教授。
记者：东西方文化是否有共通之处？
余英时：有很多。中国也讲究人权，讲人的尊严，中国跟西方并不是相反的，所有传统的文化都有共通之处，共同处多于分歧。
从19世纪末年，中国人就开始接受了民主自由，早年的知识分子都主张民主自由宪政。这些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点不冲突。中国没有机会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没有办法选举，只是靠武力打天下。人人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儒家学者看到西方可以不用武力夺天下，就觉得民主非有不可。
记者：您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呢？
余英时：中国古代早就有对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的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是一个整个的概念。中国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上最高的东西，就是道。我们叫道，外国叫上帝。只是不同的叫法，都是指的超人的世界。如果只是在一个层面上，只是饮食男女，那就谈不上道了。有了道，饮食男女才有意义。精神和物质是不能分开的，这是中国特色。
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还是有不少宽松的空间，否则伟大的文学创作便不可能出现，李白、杜甫的诗、曹雪芹的小说等伟大的作品又如何能出现和流传呢？
记者：您本人是否有信仰呢？
余英时：我就信仰人生有道。正义、公平这些理念。宗教只是信仰的一部分，是不同的表现方式。
中国把人看成不只是一个物质的动物，而是有精神追求的，希望能提升生活的境界，名符其实的做一个人。内心不惭愧，对天不惭愧，这是一种基本原则，这个也包括宗教、道德、哲学。
记者：所以说，这种道的思想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做人的准则？
余英时：是的。中国的道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实现的。如果道只是一个念书人心中的观念，那就没有意义了，必需在生活中体现出来。西方人搞慈善事业，这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基督教的道，也是一样。
人就活几十年，生命短暂，要好好利用生命，要对别人有好处，产生积极的效果。不要害人，至少要做到不损人利己。这是最起码的准则。
也不能完全抹杀自己。李白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每个人都有才，都可以有不同的发挥，大大小小都是才。
记者：获奖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吗？
余英时：其实我觉得，获奖是一个结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很快就过去了。我得了奖现在还是照常回书房做事，这一个月吵吵闹闹的把我念书时间都耽误了。并不是我不看重这个奖，而是觉得这个奖只是个象征意义，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陶醉于其中，那是很空虚的。得奖是个好事情，但不能太重视。
记者：这种心态是否也是您对“道”的体现？
余英时：可以说这是我对道的体会。只能说我向往道，但不能说我做到了道，我很多地方都不足，我自己很清楚。
为得奖而活、为得奖而工作，是荒唐的。得奖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不值得特别重视。名与利都是很俗的东西。一天到晚沉醉于其中，那就不是一种好的生活境界。
记者：您对目前中国文化的现状如何看呢？是否存在对传统文化的迷失呢？
余英时：一言难尽。中国文化正在变化当中，还没有定型。需要长期努力，一时改变不了。不好的东西会随着时间被淘汰。
一般人总是会被现实的东西所牵住，生活中没有时间的深度，在最现实当中混，没有时间深度就接触不到道，就只是在物质上转了。
记者：这种物欲是否是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呢？
余英时：党文化是从苏联来的，不是中国的东西。不少激进的人希望借西方的东西废除中国传统以完成革命，那中国的东西就被牺牲了，但政治权力并没有持久性，例如，毛泽东一死，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了，政治生命很短促。我希望文化长期起作用，政治只是短时的。
记者：是否可以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或者国家其它事务的基础？
余英时：是的。每个民族都有文化传统，文化是不可能灭绝的。而一个国家的兴盛只靠科技、经济那些立竿见影的东西，是不够的，还需要人文修养的部分。
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岗位上工作，积极的不要做损人利己之事，那对社会整体就是大好事。中国儒家也讲，从家庭开始，从亲到疏，慢慢将关爱扩展，不是只爱自己家的人。孝顺自己的父母，也要尊重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也要重视别人家的小孩。从基本的、生活中做起，先尽自己的本职。
记者：您的著作在台湾也很畅销。您认为台湾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如何呢？
余英时：台湾跟香港一样，没有经过暴力革命，因此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多一些。整个大陆杀了无数人。香港受当时的殖民主义国家的保护，反而没有受到革命的冲击，没有发生杀人流血的事情。台湾也没有因为革命而杀人，也没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暴力革命。
记者：您对中国兴起的孔子热怎么看？
余英时：如果在精神上回归孔子，回向中国的道，那是可取的。如果别有打算，不是为了提升民族和个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利用孔子之名，达到其它目的，那就不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记者：您是指官方吗？
余英时：官方也有，民间学者附和的也有。现在中国没有一定的潮流，现在是乱流，正面的、负面的都有。其中也有不少人真关心文化问题，不可一概而论，暂且看看它怎么发展吧。
记者：现在外国人重视中国文化的潮流似乎更盛？
余英时：其实最排斥中国文化的恐怕还是中国人，骂中国文化骂了100年，都是中国人开始骂的。外国人只是捡中国人的话来讲的。
我读过许多中国激进学人痛斥传统文化的文字，动机也许是为了改进社会，但久而久之成了习惯，便觉得中国以前的文化都是现代化的障碍了。种什么因，得什么果，这是值得反思的。
记者：是否会“出口转内销”呢？
余英时：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有些转向。无论在大陆，或大陆以外，华人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儒家思想的气氛都在慢慢减弱。这需要长期努力。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的采访。您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余英时：谢谢。最后我必须说明∶任何文化的传统都有长久价值的部分和受时空限制的部分。长久价值是值得经过不断更新而保存的，受时空限制的部分则不断被淘汰而消失。这是一个自然历史演化的过程。中国文化传统也是如此。
所以我并不主张保存所有过去存在过的东西，更不是主张中国文化传统应该原封不动，不随着时代的更新而获得新生命。事实上，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在推陈出新的演化之中。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到了唐宋以后已成为中国的佛教了，如禅宗、天台、华严三宗都是中国人创新的佛教了。
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价值也传到中国，受中国人的重视。“五四”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今天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只是怎样吸收“民主”和“科学”还没有完全解决好，今后仍需不断努力。
总之，中国文化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我的主要看法是：中西文化的中心价值是可以互相补充的，不必是永久冲突的。所以我决不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保守派。这一点希望读者理解。
曾慧燕：人文诺贝尔奖得主余英时宁静致远
以“宁静致远，淡泊明志”为人生座右铭的着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以治中国思想文化史而驰名国际学界。经过逾半世纪的“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11月15日，余英时与非裔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 Hope 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两人将平分一百万美元奖金，预定12月5日前往国会图书馆领奖。
余英时教授11月16日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谦称，他是“糊里糊涂”得奖，个人对得奖以平常心对待。早在几天前，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已在电话中告知他这一喜讯。
他虽觉意外，但内心十分平静，“获奖固然可喜，但不会太兴奋”。
学贯中西卓然有成
毕灵顿馆长15日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讚他学识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方面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做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余英时的同侪形容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当代以中文创作的历史学家中，其作品最广为流传”。
余英时学贯中西，横跨“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并以历史的达观、思想的缜密及分析精闢着称。主要以汉语写作的余英时，高兴首次有华裔学者获得“克鲁奇奖”。他说，这个奖凸显以华文从事学术研究的地位与重要性，也等於承认华文写作获得世界肯定，同时意味美国主流学界对研究中国历史的肯定，所以，他认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比个人得奖重要得多”。
中国知识界大多认为余英时作为首位华裔学者得奖，对中国史研究学界、世界华人学者都是一大喜讯。如同《纽约时报》报导所言，余英时大部分着作以中文写成。不过，他强调自己也写了不少英文论着，除专书“Trade and Expansionin Han China”，还有数十篇份量很重的专门论文在各重要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发表。他现在正将这些论文编成两至三本文集，不久即可面世。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了《余英时英文论着汉语集》，即有四册之多。而这次获奖，把他的中文着作包括在内，殊属难得。
“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於2003年透过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以亿万富豪、媒体大亨克鲁奇（John W. Kluge）名字命名。克鲁奇於2000年向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学者中心及其他学术计画，包括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以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诺贝尔奖没有人文科学奖），奖金高达一百万美元。这是一个国际性奖项，得奖人国籍、语言不限，作品可用任何文字书写，目的在於表彰得奖人在人文研究范畴，如历史、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艺文评论以及语言学等方面做出的“重大深远的贡献”，故此奖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克鲁奇奖评审委员会指出，此奖评选过程相当严谨，首先自全球范围内邀请2000多名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相关学科的着名学者提名推荐。评选标准有三项：一、其学术研究被同行公认为对本学科具有傑出贡献；二、在人文科学界具有跨学科的意义；三、对公众生活产生重要影响。
终审评委会由五位着名学者组成，对经过严格审核与筛选后晋入决赛的九名入围者进行讨论，再由图书馆馆长亲自决定谁能得奖。毕灵顿最后选了余英时和富兰克林为得奖人。富兰克林是非裔，毕生致力研究美国非裔史，其成名作为《从奴役到自由》，完全符合克鲁奇毕生学术成就奖的条件。
克鲁奇奖首位获奖人是波兰裔哲学家柯拉柯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流》；2004年度得主是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Jaroslav Pelikan）与法国哲学家李克尔（Paul Ricoeur）。2005年克鲁奇得奖人从缺。
余英时表示，并不清楚是谁推荐他角逐“克鲁奇奖”，他透露两年前曾获提名，当年得奖人之一帕利坎教授，是他在耶鲁大学时的同事，以研究基督教史着称。
76岁的余英时对自己成为本年度克鲁奇奖得主颇感意外。与他同时得奖的富兰克林，高龄91岁，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现为杜克大学荣誉退休教授。
余英时是近50年来卓然有成的中国史家，尤其对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别具隻眼，并一直着眼於中国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余英时说自己“一辈子在书斋工作”，得奖原因相信是由於“一生的学术成就”，但他不希望外界把他当作多麼了不起的人物，他不要成为媒体炒作的对象，更不希望做“明星”，否则“是对学问的大不敬”。
问他将如何使用50万元奖金？他说还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自得奖消息公布后，来自世界各地的道贺电话及媒体要求採访的电话响个不停，他感谢大家对他的祝贺，但“希望这个「热闹」赶快过去，让我安安静静继续潜心学问”。他强调，得奖与否，并不加多或减少外界对自己的承认，他是“被动”的，没有大喜大悲的情绪。
结庐躬耕无欲则刚
余英时於2001年6月从普林斯顿大学正式退休，“与太太（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陈淑平）充分享受老年生活，我俩人生价值观相同，不仅是生活伴侣，而且还是朋友”，夫妻感情谐乐和合，心灵沟通，他非常满意目前的家庭生活。
余英时奉为座右铭的“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出自诸葛亮的《戒子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种无欲则刚的境界，正是余英时追求的。他现在的心情“就怕曝光”。
居住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余英时退休后，近年逐渐淡出公众活动，潜心着书立说，尤其嚮往“东篱採菊”的生活，与当年诸葛亮结庐躬耕的心境如出一辙。他深有体会地说，退休后才有时间写自己想写的书，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希望争取更多时间读书写作，“追求精神上的松下幽径和银河桂影”。
香港作家董桥在“随笔”中以《闻余英时荣休感兴》为题撰文说，余英时“以历史为专业，只为学术、为国族而求博，也不以当国人导师为己任，平实得很。他今后放下杂务，坐听露华湘水，閒看风叶楚云，暂忘鱼梁渡头争争吵吵的喧哗，写意得很了。”
余英时先后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四年、哈佛11年、耶鲁10年、普林斯顿14年，以在普大最久。本来他在1999年就准备退休，但校方非常礼遇，一再挽留，延到2001年才如愿以偿。
他说退休的最大感想，就是完全自由了。“教书40年，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做我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这是第一次获得充分自由。”他又谦称，“我的知识太缺乏，退休后要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
他自言为人低调，与世无争，没有政治野心，“从来不想捞取什麼”。
余英时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还是围棋高手。他写“棋道”的文章，趣味盎然，生动传神。由於名声在外，大陆的《围棋天地》杂志曾经邀他写文章。一般围棋国手，在紧要处落下一子，即能提起一条大龙，牵动全局。而余英时正是“历史研究园地的高段国手”，本着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及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他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克尽言责，以文章报国，挥董狐之笔，经常针砭时局直言批评，文章震动士林，引起关注。而他国学根基雄厚，文笔精炼，意涵渊深，言之有物，行文富有文气和诗才，读来富感染力，如此清雅的文字功力和为文特色，别人学都学不来。他自言这与他少年时在家乡安徽潜山没有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有关，因此思想比较不受拘束。
余英时祖籍安徽潜山，1930年1月22日生於天津，小时候碰上抗战，住过北京、开封、南京，后来从安庆回到故乡安徽潜山县的官庄乡。他自言九年乡间生活，读了一本“珍贵的、无字的社会书”。
“余英时热”应运而生
余英时1950年从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为香港新亚书院首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这是他整个人生的重大转捩点。钱穆对余英时的学术思路有着重要影响，两人既有师生之谊，兼具友人之情。余英时后来以饱蘸感情的笔墨追思钱穆的治学与为人，读来感人至深。
余英时后来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获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及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中国读书界九○年代掀起“钱穆热”，继“钱穆热”后，2004年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十卷本《余英时文集》及《重寻胡适历程》等着作，三联书店也不甘后人，相继出版多种余英时着作，“余英时热”应运而生。这位旅美的历史人文学者，多年来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大加挞伐，儘管北京当局对他非常“感冒”。可是，他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地位日趋重要，着作热卖，拥有众多读者。
余英时的文字可分为三方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以及针砭时弊的政论。他的近着《重寻胡适历程》在大陆发行。读书界高度讚誉说：“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余英时成为中西方学界眼中的胡适之后的第二位中国知识菁英大师，他本人却不希望任何人做“胡适第二”。他认为“做自己才最重要”，“余英时就是余英时”，每个人都做自己，这个世界才会丰富多彩。所以，他这辈子尊敬古今中外的大思想家、大学者，但并不膜拜（worship）任何一个人。
自20世纪八○年代以来，海外汉语学界开始引起中国读书界的关注，“当代新儒家”成为关注的一个焦点。余英时作为钱穆的弟子，被归入“新儒家”的行列，而他也正是以这种身分进入大陆知识界的视野。有人推崇余英时为“新儒学权威”。他强调，不希望变成某一种权威，“这种事情永远不要在我身上出现，这是庸俗的东西。”他也不愿接受“新儒家”的美称。
余英时的自我定位应是一个文化中国人。他在撰写《论士衡史序》一文时自我介绍说：“我自问在文化意识上始终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我也曾论证过，「中国」自始便是一个文化观念。”
余英时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
“手工业家”着作等身
华人父母大多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余英时对此有非常精闢独到的见解。他说，立志是读书的第一要义，人总要找个志趣出来，人可以立不同的志，传统读书人一立志就要做圣贤，做大人物，现在不必立志做大人物，立志做好某一种事情就行。“如果你根本没有志，生命就自然流失了。”
他说，每个人都应确定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但不需要人人立志做“大人物”，世上只有一个孙中山先生，不会有第二个，所以每个人都只需做自己，“完善自我”，对自己负责，“这本来就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有些人把知识看得很重要，一直要做学者。余英时认为，立志做生意、办学校、开个小店、小工厂，都是立志，跟圣贤立的志比起来并不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用处，一如李白说的“天生我材必有用”。
余英时做学问不做笔记、不画眉批，却能引经据典活用一大堆材料，有人对此表示佩服。余英时说：“那也不见得，真正写严肃东西，我必须有书房、图书馆，离开书本，写东西不习惯、不放心，随便引一、两句诗也可能错一、两个字，因为人的记忆不可靠。”他不太相信博闻强记这回事，也不赞成故意去背一些东西，把脑子填死掉了。他服膺爱因斯坦的话：“百科全书能查到的东西，我都不记。”
儘管科技发达，电脑大行其道，但余英时不用电脑，不上网，却着作等身，迄今出版了3多部学术着作，各种风格的文章不计其数。“太太笑我是「手工业专家」，用手「串」字串了一辈子”。余英时笑说。
他不但以文载道，更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知识人”。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基於对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的义愤，他十多年来不曾踏上中国大陆一步，一直坚定不移支持中国民主运动，为安置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和组建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做了大量工作，却从不居功。许多流亡知识菁英迄今提到余英时夫妇当年的庇护恩德，仍十分感念。
前阵子有人误传余英时访问中国，他澄清并非事实。他说，早在1978年，曾以团长身分率领美国汉学研究考察团访问北京、河南洛阳、四川成都等地。最近他的英文专着《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一书出中文版，旧事重提，时空交错，可能因此引致误会。
余英时目前不想远行，他说“年纪大了飞不动了。”另一方面，他觉得应该儘量争取剩下不多的时间，再读点以前未读过的书，也许还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多作一点工作，取得新的成果。
他认为，一个人要有操守，坚持原则，但不必“在政治上做文章”。
不要光听对方嘴巴说什麼，而是要看他的行为。
他表示，这次得的是学术奖，不必过分强调政治，但他不讳言，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出发，肯定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等价值，他认为这些都是西方的特有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找得到根源。胡适早就在中英文着作中论证过，他觉得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必要。
他认为，他的自由主义基本立场早已表达得十分明朗，但不想多说了。对於实际政治，他“绝对没有兴趣，更无时间捲入。偶然为各种书写序谈到政治，也只是对受压迫异议人士表示一种精神上的支援”。
他目前追求的首先是“平平静静的生活”。有道是“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说夫妻之间，不仅是生活上互相扶持，而且还要有共同语言，谈得来，才能产生精神共鸣。另外，体谅也很重要，余英时的菸龄长达半世纪，早在大学时代就已开始抽菸，成为与写作分不开的习惯，而太太却能诸多包容，“这是很难得的。”他一副幸福满足的表情。
余英时小档案
余英时，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祖籍安徽潜山，1930 年 1 月 22日生于天津。
●学历：
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和当代汉学泰斗杨联升。
●经历：
美国密西根大学助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1991- 1992)。2001 年 6 月自普 林斯顿大学教职退休。
●学术荣誉：
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0届院士(1974)
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法学博士(1977)
美国明德学院荣誉文学博士(1984)
香港大学荣誉博士(1992)
美国哲学会院士(2004)
美国克鲁奇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6)
●主要著作：
出版书籍 30 多部，重要著作包括：《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 意义》、《史学与传统》、《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等。
●出版中文书籍目录：
1.《近代文明的新趋势》(香港自由出版社，1953)
2.《民主制度的发展》(香港亚洲出版社，1954)
(注：以上二书合刊为《西方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台中汉新出版社，1984)
3.《民主革命论》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4；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4.《到思维之路》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4；台中汉新出版社重印本? ，1984)
5.《自由与平等之间》 (香港自由出版社，1955；台中汉新出版社重 ? 印本易名《自由与平等》，1984)
6.《文明论衡》 (香港高原出版社，1955；台北九思出版社重印本，? 1979)
7.《方以智晚节考》 (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增? 订扩大版，1986)
8.《历史与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9.《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香港龙门书店，? 1976；台北华世出版社重印本，198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增订本， ? 1996)
10.《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1981 年?? 增订再版 )
1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12.《史学与传统》(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2)
13.《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14.《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 ，1984)
15.《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森纪子日译本，东京平凡社，1991；郑仁在韩译本，大韩?? 教科书株式会社，1993)
16.《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7.《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8.《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0)
19.《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台北三民书局，?? 1991；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年本《钱穆与中国文化》）
20.《内在超越之路：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 出版社，1992)
21.《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台北三民书局，1992)
22.《民主与两岸动向》(台北三民书局，1993)
23.《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
24.《现代儒学论》 (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上海人?? 民出版社 1998 年本 )
25.《中国知识分子论》(康正果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26.《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
27.《论士衡史》(傅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28.《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台北允晨?? 文化公司，2003)
29.《余英时文集》(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006)
30.《宋明理学与政治变化》(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4)
31.《重寻胡适历程》(台北联经出版，2004)
32.《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 (台北联经?? ，即将出版 )
来源：DJY/WJ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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