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人大77级、78级同学今年要自发隆重纪念人大复校和77级、78级同学入校30周年的消息，再读了马小冈、骆小元两位同学的回忆文章，不由得心里也思绪纷飞起来，有那种把一个多年尘封的旧箱子再次打开来后的感觉——每一件貌似平常，看起来已经十分陈旧的物件，都能够诉说一段令人感怀的故事。而大学时代那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又无不烙刻着我们这一代人青春年华的斑驳印记。特别令人嗟叹的是，那恍如昨日的生命片断，转眼间竟然几乎可以称作“历史”了……
入学
恢复高考制度的时候，我刚刚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北京不久，在一家街道工厂当学徒。当时我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是我一定要考上大学，也一定能够考上大学。除了与大多数当年的同学一样盼望着通过努力圆自己的大学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用考大学的手段逃离街道工厂这个环境，盼望着考上大学，改变自己的生命轨迹。
实话说，我不喜欢当时我处的街道工厂的环境，刚刚从农村插队两年回城，农村老乡们的那种朴实、真诚、亲切、直率让我终身难忘。而这些，在当时的城市中，反而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勾心斗角，莫名奇妙的唇枪舌剑，相互排挤甚至打斗，还有让我匪夷所思，难以理解的涉及男女关系的传闻和我亲眼所见的事实。我有时会想，让我在这种乌七八糟的环境中待一辈子，实在太可怕了！
直到我上大学以后再回厂看望那些对我很好的师傅们时，还有一位大我一岁的女同事伙同她的徒弟们阴阳怪气地挖苦我，好像我做了多么对不起她的事似的。其实我们不过是在一起互相帮助，复习高考了一段时间，学习之余说说笑话，聊聊天而已，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接触和想法，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记恨我。自此之后，我也就不大愿意再回那间工厂了。
现在想起来，当时我对自己处境的态度也并非我有多么清高，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当时我的生存环境。“文革”十年，百业凋敝，每个人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任它的摆布，300人的小厂中，大家都对自己的处境不满，但又无能为力。譬如我，学徒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18.5元，第二年涨到每月21.5元。我唯一比他们优越的就是有可能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当时，大多数人却不能！这就使得人人都盼望着命运对自己的眷顾，但又不愿意看到自己所在的这个群体中有什么人脱颖而出、离他们而去。77年、78年的高考，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环境下展开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复习真的是很难，既不能影响工作——怕更多的闲话；又要抓紧一切可能的时间复习。天天要面对工厂里人们那异样的眼光。当年的考生似乎在做一件道理上正确，但很离谱，很另类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每天都要练声，梦想着成为歌星似的。
77年的高考我没有被大学录取，否则今天我可能就是一名医生了。我觉得77年的高考录取工作还很无序，毕竟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同时对考生的“政审”也相对要严格很多。虽然我的考分高于基本录取分数20多分，我们厂里一个分数比我低的女工也进了北京医学院，但我的学医梦还是破灭了，最终甚至只查到个总分数，全部考卷档案竟然找不到了。
77级、78级的同学们真的应该感谢我们的母校——人大，因为在那历史性的两年高考录取中，对那些因“文革”大学停办而耽误了的社会上大龄考生方面，人大做得比当时任何高校都好，如果没有人大当时的录取政策，相信我们的同学中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或许永远也无法成就上大学的梦想了！
我想，母校当时的录取政策，也许与母校自己的命运有所关联吧。人大停办了十年，我们的老师，校领导也被荒废了十年。“师”之不存，“生”将焉附啊。当人大复校之际，也许我们的校领导
我们班入校时的平均年龄是24岁，当时班上年龄最大的是31岁，年龄最大的同学与年龄最小的竟然相差13岁。这种奇异的景象，恐怕在那特殊的年代之后再也不会，也希望永远不会再发生了吧。
我们的同学中，有像我一样来自工厂的；有来自矿山的；有菜场买菜的；听说还有拉三轮运货的个体劳动者，真可谓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记得大学期间高校排球联赛，跟北大校队那帮白白胖胖的少年公子哥儿们相比，我们人大校队的队员明显地粗重、黑壮许多。听说在当年高校运动会上，北大的队员休息时，坐在学校准备的桌椅边吃面包，香肠，喝牛奶、咖啡；我们人大的队员围在一起坐在地下啃面包、喝白水。这就是当年我那些同窗们的形象。
值得欣慰的是，三十年过去了，当我们今天浏览77级、78级同学的通讯名册和纪念册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没有辜负母校在我们入校时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也没有浪费那宝贵的大学时光。两届老校友与浴火重生的人大一起，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创造了许多许多的辉煌，为校史，甚至为整个中国在这个时间段的发展，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
上学
上学伊始，我们是在几近荒芜的人大校园中学习的，校内到处杂草丛生，校舍颓唐破旧。当时学校的条件还很差，起初我们上课的教室冬天是生煤炉的。早上校工负责把炉子点上，白天同学们自己要看护好炉子，否则就要挨冻。一天下来，课桌和书本上会落下一层黑黑的煤灰。有时候，同学们会伴随着生炉子呛人的浓烟做那让人头痛的高等数学习题。
昏暗的灯光、缭绕的煤烟映衬着女同学们当时已颇具新潮，颜色鲜艳的棉袄，头巾和花花的棉手套，从教室后面望去，永远是一片埋着的头，这就是大一时我对在平房教室晚自习的景象记忆。
最初的一段日子，刚复校后的学生食堂仍然延续母校延安时期的光荣传统，实行包伙制，就是学生们一餐用一张餐券，一份菜，一份饭，没有多少选择。男同学不够吃，要向女同学匀一点。好在这个光荣传统几个月后在同学们的强烈要求下改了，变成了饭票制。似乎到了大二或是大三，人大的学生食堂在管理和饭菜质量方面几经名列北京高校前茅了。这件事也使我第一次认识到了一条管理学上的规律：任何传统和规范都是可以打破和改变的，只要管理者认为必要并且有决心。
我们学习所用的课本则略显老旧和粗糙了些，毕竟人大被迫“隐居”了十年。高等数学和基础英语课本，用的是65年“文革”前的，后来的概率论，线性规划等数学教材是在开课前不久才编纂完毕油印出来的。有时开始上课，新拿到的课本或教材还散发着油墨的清香。
我们的老师一定很辛苦，十年“隐退”，一朝“复出”，既要编辑新教材，研究新课题，还要思考如何教好我们这些如饥似渴，年纪一大把，基础差，心气儿高的学生。
也许我们这两届同学对学校学习条件的抱怨相对多一些，但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和主动学习精神却令人难忘。我实在不记得四年当中有什么人或
对大一时的学习情景记忆尤为深刻。当时北京的同学没有宿舍，全部是走读，但是每天不到晚上9点，很少有北京的同学回家或外地的同学回宿舍，教室中永远是黑压压的人头和安静的学习景象。9点以后，北京的同学们开始陆续结伴回家，有些同学们要骑上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家，第二天早上再赶到学校上课，很是辛苦。
骑车回家的路上，是同学们放松的时间，大家有说有笑，高谈阔论，有时会十几辆自行车一起行动，很是壮观、热闹。有一次回家的车队可能过长，以至于后面的同学跟小混混打起架来，我们走在前面的竟浑然不知，直到停下来等到后面的同学跟上，才知道架已将打完了！于是唿哨着继续赶路。
当然，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学校的自习室、宿舍多了，同学们也比较熟悉了学习规律和习惯自我安排学习时间，这种景象也就不多见了。
听说老校友们准备在学校纪念网站上将我们这两届校友板块定名为“八百人大教室”，我觉得不错，同学们专业不同，课程各异，但“八百人大教室”却有我们共同的记忆。很多当年的“大事”都与这间教室有关，例如开学典礼、竞选、文艺表演和重要讲座等等。我记得比较深刻的是在八百人大教室内听了至少历时两年的经济类科系[政治经济学]大课。由于教室大，通风差，人多，老师又难于一一关注，所以上“政经”大课往往容易犯困。以下是我就当年“八百人大教室”的几句感叹：
笑题“八百人大教室”
昏昏八百修马列，
切切梦怀通古今。
天生人大必有用，
今朝堪识学子心。
（“修”者，研修也。再者，当年高校内流传说，人大是马列主义修道院，故用“修”字）
那时除了大家都喜爱的球类比赛外，校内的文体活动种类并不多，但同学们还是会自发地想着各种方法自娱自乐，校内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同学自己组织的。
今年春天，我在苏州，大雪后人们在街道上堆起各式各样的雪人。在欣赏雪人时，我蓦然想起在大学的时候，一次雪后同学们在图书馆前堆制的爱因斯坦雪像。我觉得今年苏州街上的几百个雪人中，还没有一个比得上三十年前人大校园中的那座雪像，很生动，很大，很震撼。我的校友们，你们太有才了！
我们78级会计班，是校内比较有名的团结，有集体凝聚力的班级之一。同学们和睦相处，友爱互助，集体活动总是办得有声有色，四年间很少有矛盾和摩擦。在校期间甚至毕业后，也一直保持联系，互相帮助，关系融洽。以至于还吸收一些我们班同学的妻子或丈夫成为了我们集体中的成员。究其原因，我觉得同学们的性情纯朴、敦厚、善良是主要的因素，另外还有年龄的差异也使得我们更像一个大家庭，这其中有像马小冈、郝小青、杨周复等一批年纪稍长的同学出谋划策；也有像张河、郝荃、骆小元、俞智强等几个乐于奉献，愿意牺牲个人的时间和精力为大家服务的小字辈。当然，小元不能算小字辈的，但她为同学们服务很诚恳，很踏实，任劳任怨。
时至今日，张河在组织同学们聚会时还是旧习难改，一旦无法召集到所有同学出席的时候就抱怨，着急！还是三十年前的那副样子，真觉得又可爱，又好笑，同学们也还是拿他开心，逗乐。
今天再次捧起我们的班史，真的为这些同学的辛勤付出所感动，我很为我们的班级骄傲。
毕业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一干就是六年。应该说，这六年干得还是不错的，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有关成就感的记忆。我根据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发挥了一定的专业专长，做成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接着，入党，提干，群众关系很好，领导也赏识。可是，就在那么一个偶然的机遇和特殊的条件下，我出了国，这一去，就是将近20年！
在国外的这些年，干专业工作的时候少，做些小生意和做管理工作的时候多。不知尝试着做了多少不同的事，吃了多少苦。而闲暇的时候，更为感兴趣的，反倒是和我的专业毫不相干的中国国学，佛学以及观察、对比、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冲突和未来。
真正的爱国者在国外，这话一点儿不假。
那天同学聚会，郝荃提到在美国碰见过一个校友的往事，那天一个晚上就听这位仁兄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其实我的心里明白，这位同学实际上是在自己亲身体验到了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困惑，他只是试图用自己在大学学过的知识来解释这一切，化解自己的困惑！因为，这也是许多年里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这个话题太大，太沉重了，三言两语也讲不完，留待以后有机会再细谈吧。
回国一年多来，干了几样管理性质的工作，我发现大学学过的财会知识和后来工作中积累的管理经验还是相当有用的！我十分惊讶发现，过了将近二十年，国内企业普通员工的素质和中、高层管理水平竟然如此之低！也许是我多年来看到，听到的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和消息，完全没有实际接触企业内部的机会。如此看来，也许我还是能做点什么事呢。
必须说，大学毕业后报考研究生的复习过程，是我对大学所学知识一次全面，系统的复习，很多上课时搞不太清楚的问题，一下子全明白了，对知识的把握也系统化了很多。虽然研究生没有考上，但大学的基础知识却牢牢地刻在了脑子里，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一个月前，我用了15天时间，给一家几乎没有管理制度和管理规范的教育培训机构修订、制定了25个管理制度，包括设计了全套的财务管理和核算体系。能做到这些，我要深深地感谢在大学期间培养，教导我们的老师和那些给了我许多帮助的同学。
大学时代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吗？是啊，三十年了，我的同班同学中，已经有四位同学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个可爱的集体，尽管他们的音容笑貌还那么的清晰；大学时代永远不会远去，因为它的点点滴滴，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忘记！
赋诗一首，以志此文：
同窗会
卅载春秋弹指间，
万里再聚忆当年。
踌躇尽是报国志，
唏嘘还为惜机缘。
商场成败寻常事，
宦海沉浮尽笑谈。
千般世态难道尽，
一声同学最相怜！
二零零八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