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成为国学大师

鲁迅成为国学大师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因为对这样的事情不是很感兴趣，看了也就过去了。

但是最近有一位朋友提到这件事，并且问我鲁迅该不该成为国学大师。 我这才恍然大悟，鲁迅成为国学大师还是颇有争议的。

我认为鲁迅成为国学大师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我看到的消息说，红学家冯其庸成为了人民大学的国学院院长，大概为了扩大国学的影响力，在网上组织了新国学大师的评选活动。经过网友评选，鲁迅等一批人成为了新的国学大师。

我没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更没觉得鲁迅成为国学大师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地方， 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这件事情居然还有争议。 我朋友提到这个问题以后，我颇出神了一小会，才觉得其中的奥秘。

在我看来，在鲁迅同时代的人之中，或者比他早或者晚20、30时年的人之中，有不少人比鲁迅更当得起革命家的称号，譬如陈独秀李大钊之流；有不少人比鲁迅更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譬如梁启超胡适之流；有不少人比鲁迅更当得起文学家的称号，譬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之流。但是真正称得起国学大师的人，恐怕还是鲁迅。

毛泽东说：“鲁迅是个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历来大家把这三个称号是分开来理解的--大概是章句研究成为习惯的缘故--我觉得有所偏颇。毛泽东把这三个称号加起来戴到鲁迅一个人头上，说明这三个称号不过是一顶帽子。这顶帽子要我来说，就是指国学大师。

鲁迅成为国学大师本没有可以值得争议的地方，鲁迅之所以有争议是因为这顶帽子是毛泽东给的。

一句话，毛泽东让鲁迅在身后遭到了更大的非议。

鲁迅生前有论战，但是当时谁没有卷入论战？鲁迅后来被当作旗帜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肯定，基本就把鲁迅拖进了一个战壕，同时也让鲁迅的论战的对手找到了靶子。

这是其一。

毛泽东给鲁迅带来的争议还在于中国后来的政治风云。毛泽东给鲁迅的帽子太高，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去要把这个帽子摘下来玩弄一番。 我上面说过，毛泽东的三个称号其实应该是合而为一的帽子，但是大家都喜欢把它拆开来看看：它的里子够不够柔软舒服，它的外面够不够美观大方，它的高度是不是恰如其分。。。本来这样一顶帽子是给鲁迅定做的，只要鲁迅的脑袋戴着舒服就算可以了；但是大家喜欢用自己的脑袋来检验这顶帽子是否合适，我想没有争议是不可能的。

这是其二。

毛泽东给鲁迅这顶高帽子的时候，鲁迅已经死了。鲁迅没有得到半点好处，鲁迅的子孙也没有得到好处，甚至颇有负面影响。

很多人说中国大陆把某些人打成了坏分子怎么怎么不对，但是鲁迅至今在台湾还是禁区又说明什么？至少说明，鲁迅是被当作敌人来看待的，这种敌人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论战带来的不痛快，而是一种政治对手的审判。因为这个原因，鲁迅的孩子甚至不敢说鲁迅的好话，惟恐因此就沦落成了敌人，这样的事情又说明什么？

鲁迅要是没死，凭着毛泽东对他的肯定，说不定也能混上一个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鲁迅因此可以一门心思地做学问，凭着鲁迅对年轻人的热忱，说不定可以给不少人带来很大的好处。他们肯定也会说鲁迅的好话，大概我们现在也不会光听见鲁迅的坏脾气了。

但是鲁迅毕竟死了，毛泽东给他的帽子除了让人眼红以外居然不能给后人带来一点实质性的好处，这怎么能使鲁迅让人不满呢？

这是其三。

那么鲁迅到底算不算国学大师呢？鲁迅那个时代，胡适提倡“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梁启超号召用小说改造中国人的人性。在这两个方面，鲁迅是其中的佼佼者。鲁迅不但对旧小说进行了研究，并且研究出了问题，更难得是他在研究出问题以后进行了大胆的尝试。鲁迅的小说，无论是《呐喊》还是《彷徨》还是《故事新编》，无一不是他对旧文化问题思考后的作文，而他研究的《中国小说史略》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论据充实，观点新颖，可以说是开创性的文章。

我知道现在的人喜欢照鲁迅文章的缺点，我只举同时代胡适的例子来加以辩驳：胡适又有多少文章值得推崇？胡适编了一本思想史，结果出了上以后就没有下，恐怕怎么说也算不得做学问踏实严谨吧？无论从文章的量还是质，甚至是影响力，胡适都不如鲁迅。 胡适至多是思想家，他没有把他的想法付之于行动。

至于小说能不能算是国学，那是另外的话题了。我知道以前的大儒是看不起小说的，但是他们的东西未必有小说的影响力大。

鲁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对于国故的整理超出了单纯的考证，他对于同时代的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对后来的人有着很大的启迪。鲁迅用研究问题的办法研究国学，发展国学，这是鲁迅对国学和国学研究最大的贡献。如果鲁迅不算国学大师，那么我们的国学大概也真的不值得研究了。

所以对我来说，鲁迅成不成国学大师对他来说本无区别，倒是对国学的影响颇大，成为国学的大问题了。

[狮王传说]

小黄郦看鲁迅看的很深，不错。
鲁迅是少有的值得我们佩服的近代作家之一；鲁迅的精神，现代也还是有价值的。
下面梁的是狗屁文章，而风月的看法更客观深刻一些。

[两只黄鹂]

by 风月华章

鲁迅是有些愤世嫉俗的性格，这是因为他的悲观主义心态和对当时中国现状深深的绝望，这种绝望让鲁迅长时间都生活在一种痛苦的，看不到希望和出路的精神世界里。因此他曾希望毁灭，期待毁灭这朽腐之后的重生。野草集其实是鲁迅内心世界的写照。只有一个对民族怀有最深切爱，又无比清醒的人，才能体味到最深刻的痛苦。


鲁迅这一生都是一个痛苦的人，他痛苦是因为他太清醒，太深刻。他完全可以过得很舒心，和胡适，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等一干文人一团和气，谈笑无间，诗酒唱和，保持中国旧式文人待人接物的方式和传统。他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是鲁迅。他的性格并不是一个中国式的文人的性格。他富有战斗的精神和不屈的意志，我想这来源于他的自信和对当时“社会名士”的蔑视。


鲁迅的敌人可谓多矣，其中许多人被视为谦谦君子和风流名士。这让后来的读者倾向于同情这些人，而怨恨鲁迅，但是我想说的是，鲁迅与这些人结怨，起因都是观点和思想的交锋。而且这些人的文品并不像他们看起来那么君子，陈西滢的文章就刻意装着公允和恬淡，夹带着对鲁迅的造谣加歪曲。比起鲁迅磊落的尖刻，品格的高下立判。许多当年攻击鲁迅的人其实品格都不怎么样，而且还特别的虚伪。当然，必须承认，鲁迅一生和人打了那么多笔仗，他也有错的时候，有些被鲁迅骂过的人也是人格和学识都不错的人。但是我觉得这种文坛的争论，在那个思想和主义激烈交锋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也是有益的。不能因为两个学者在思想上有过激烈的交锋，就要否定其中一个，这种想法未免太幼稚了。

鲁迅是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者，我觉得他敏锐的社会洞察力，直面淋漓鲜血和惨谈人生的态度在当时的中国显得很可贵。他不可能喜欢徐志摩的新月派风格，在当时军阀混战，民生疾苦的时候，徐志摩和他主编的杂志整天都在吟唱：爱情呀，痛苦呀，我爱的人不爱我之类的无病呻吟。现实主义的鲁迅讥讽“诗哲”很容易理解；同样他也不同意林语堂在当时提倡性灵幽默，鼓吹闲适的观点；至于胡适，我看是鲁迅反感他的媚骨，比如胡适去拜访满清废帝溥仪，还美滋滋的写了一篇文章谈到称呼问题，云：我叫他皇上，他叫我先生。鲁迅就毫不留情的写文章讥讽过。


我并不否认，鲁迅的性格有瑕疵，鲁迅很多疑，他不容易跟地位声望高的人相处得好，但是对青年很关爱，提携有加。因为他曾经是一个进化论者，认为青年人接受了新思想，就会比他们那一代人进步，中国将来也会进步。因此，他特别支持学生运动，在北师大风潮里，他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而和章士钊杨荫榆结怨，后来这两个人一个在建国后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另一个在抗日期间因斥责日军野蛮行径而被杀害。现在这也成为指责鲁迅的罪状，因为你在某些立场上的敌人是爱国人士，那么你就是卖国人士，这就是这些人的逻辑。在上海的时候，鲁迅和施存蜇打过笔战，不过是庄子和文选之争，一般性的论争而已。文革的时候，施存蜇受到批斗，现在罪名自然也落到鲁迅头上。好像这些人都是被鲁迅迫害的。


还有一种论调说鲁迅亲日，从来不骂日本人。我想这么说的人都是对鲁迅缺乏了解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再说自己读过鲁迅全集，那我只能认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鲁迅因为日本留学的背景，对日本文化比较了解，也有一些日本的民间朋友，比如书店老板，文人，歌者。这些不是很正常的吗？在对待日本侵略这个问题上，鲁迅的立场从来都是鲜明和坚定的，没有丝毫的暧昧。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斥责过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关于国防文学的论述文章里号召这个时代的文学应该建立统一的战线，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服务。学过初中课文《友邦惊诧论》的人，思维正常的话，会怀疑鲁迅的抗日立场吗？三十年代就有人说和鲁迅交从甚密的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且不说内山完造做过很多保护中国人的事情，曾经被日本当局怀疑，被迫回国。他在日本战败之后，也为中日友好交流作了很多工作，而且他是死在中国的，按照生前立下的遗嘱，他被安葬在上海。这样一个人，你能想象他是日本间谍吗？

讽刺鲁迅躲到租界里简直无聊透顶，战乱的时候，随时有被抓被杀的危险，不为自己着想也会为家人着想，难道等着别人来抓，无谓的去死？32年的时候，内山劝鲁迅去日本小住，被鲁迅拒绝了，别忘了，1932年正好是328事变发生，日军进犯上海那一年。

客观地说，鲁迅的确不专门骂日本人，他骂过帝国主义，大多骂的还是中国的事。其中有很多讽刺政府的文章，现在被一些人指责是反对政府抗日，给抗日泼冷水。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都没看过这些杂文，以讹传讹之后，愈发振振有词。当年鲁迅的这些文章讽刺的是什么？建议你们去看看《以夷制夷》《新的女将》《宣传与做戏》《沉滓的泛起》等这些杂文。不要拿出一副无知者无畏的姿态。爱之深，才会恨之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骂日本人有意义还是骂醒中国人有意义？所以我说很多骂鲁迅的人根本就不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和鲁迅的情感。

鲁迅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就这一点很多骂鲁迅的人都一无所知。他的文言文水平很高，早年的作品《摩罗诗力说》《文化偏执论》《中国小说史略》《科学史教篇》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很早就奠定了鲁迅的学者地位。鲁迅青年时代受章太炎的影响很深，章太炎当时是文言文首屈一指的大师，回国之后在北京的教育部任职的时候，鲁迅抄了十年的古碑，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他和胡适一起提倡白话文，并首先用白话文创作小说。是因为白话文更容易传播新思想，开启民智。关于白话和文言的论战，鲁迅这方面的文章太多了。他总是在文章中抓住反对白话的顽固派文章中的文言文语病和不通的地方加以驳斥，讽刺顽固派自己的文言文都不通，还嘲笑白话文，真是一针见血，没有深厚的功底根本做不到。

鲁迅的名声和学术地位早已确立，蔡元培和胡适对鲁迅都非常肯定。鲁迅没有做北大的教授，不是因为鲁迅的水平不够，而是因为鲁迅当时是教育部的佥事，还做着教育部的官。蔡元培当时的宗旨是凡北大的教授，不能在别的地方兼职，特别是不能由官员兼任。鲁迅才在北大兼职做个讲师，只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两门课程。当时很多水平声望不如鲁迅的，也没什么著作的人都作了北大教授，象刘半农，周作人还是在鲁迅的介绍和帮助之下才进入北大教书的，他也被北大聘为教授。可见根本不是北大的门槛和鲁迅的水平问题。

鲁迅历来被看作传统文化的颠覆者，但是我认为他内心是爱中国文化的，只不过这种爱是很复杂的。就像他建议青年人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但是他自己却特别喜欢读中国书。鲁迅生活的一大乐趣就是去旧书摊收集翻找各种古书看。一个不爱自己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学大师的。他反对青年人看中国书是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文化救不了中国，唤醒不了愚昧的国民。他希望大部分的中国民众能容易的识字受教育，摆脱文盲的状态，接受新思想。但是鲁迅并不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他对西方文化也抱有一种审慎和怀疑的态度，早年的《文化偏执论》表达的就是这种观点，《拿来主义》更明确的阐述对待舶来文化的态度和主张。鲁迅反对过顾颉刚一个原因就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把中国上古夏商的历史都辨没了。


我佩服鲁迅，因为他是中国近现代最深刻，最具有自我拷问和批判精神的作家。在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史上尚没有这样一个人，鲁迅的深刻的思想和深沉的情感在今天大多数人是体会不到的。也不是看别人的评论就能理解的。只有对他的作品感兴趣，喜欢读他文章的人，才有可能走进他的世界。但是他的冷硬陡峭，沉重，辛辣，悲怆的文字对普通的读者形成了一道障碍，使很多人欣赏不到鲁迅智慧，幽默，亲切和爱的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两只黄鹂]

谢谢水门汀光临，新年好！

毛泽东不太好说。

[水门汀]

写得很不错啊。

有人把文革归咎于鲁迅，有点可笑。老毛本来也是半为欣赏，半为利用，在鲁迅生后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在这方面，他不失为一个聪明人，但即使他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还是有后来人会作如是说。

但毛从来不是一无所求的人，他为人的心机，处处皆是。鲁迅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着了他的套子，但也只能在他生后。在生前，想必自然会识破他的用意并非纯良，不一定会买他的帐。

所以老毛在他生后用事，到底把他们二个人牵扯到一起了。老毛的大奸大滑，无人能及。

[两只黄鹂]

他这篇文章我的博客好像有--当然还是谢谢你的转贴。

我觉得梁实秋的这篇评论不怎么样--字里行间满是酸味，其余全是浮光掠影的大白话，没有能对鲁迅的生平思想文章做一个深入地了解--当然我也怀疑梁实秋有没有能力去理解鲁迅。

梁实秋没有资格俯视看鲁迅，平视看鲁迅也难。

他除了能在鲁迅面前吹嘘他的英文以外，还有什么？

[tiantiantaba]

《关于鲁迅》

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