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 新文化运动”在上世纪初的中国成为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呢？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均认为中国近代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而国民性又是受文化决定。陈独秀说儒家“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年，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遂造成如斯之果”。“如斯之果”就是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鲁迅更说，“要我们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主张呢？因为这是历史的继承。儒家文化本来就一直强调文化的教化作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梁启超更是提出了用文化改变国民性，新文化运动是这种思潮的延续。
但是他们在共同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主张。
胡适在1917年于《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针对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再谈问题和主义》， 提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认为问题和主义是并行不悖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鲁迅并没有针对胡适的这个主张进行评论。很多人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让鲁迅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更不利于研究和解决现在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在历史上也造成了不良的结果。
对于胡适和李大钊两人的不同主张，习惯的思维就是“他们的主张究竟谁更正确？”因为这样的习惯思维，也就当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主张：1，胡适更正确。2， 李大钊更正确。3， 各有优点/各有缺点。
我无意去考虑这三种主张的立场，我觉得我们根本上就不该只研究胡适和李大钊的主张。我们应该问得问题是：他们在各自的主张上究竟做了多少？
譬如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那么我们就得问：他究竟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有没有解决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
譬如李大钊，主张“通过谈论主义解决一些根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得问：他的主义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问问题，不是专门去看两个文化人的打架，不是故意去渲染生造文化人的打架，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会少一些？
如果我们这样问问题，比较我们社会的现实，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这样问：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究竟算是什么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问：李大钊“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的主张又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属于什么主义？
事实上，鲁迅不但没有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另外的主张，鲁迅反而在这个主张下研究了很多文化的问题。鲁迅的文章题目叫做《知难行难》，这篇文章跟胡适的《知难，行也不易》是一个主张。但是鲁迅这篇文章并不是捧胡适的场，鲁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胡适在逃避问题，跟他自己的主张并不符合。
鲁迅的批评有没有根据呢？我想大家可以读他的文章， 也可以看看中国的现状，看看胡适研究的问题。 通过这些，我想大家可以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是无的放失，更不是故意抬杠。
那么胡适为什么会掉进老陷阱呢？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弊端不如鲁迅看的深刻，骨头也没有鲁迅硬， 对于中国文化的问题研究的不如鲁迅仔细。
陈明在这个问题上跟胡适有着一脉相承的缺陷， 同样犯了逃避问题的错误。
譬如我们这样问：陈明非得把旧文化、旧制度、旧伦理割裂开来是什么主义？是研究了什么问题得出的主张？
譬如《孟子。滕文公下》[1]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 这充分说明儒家文化就是为君主服务的文化， 视而不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
再譬如说，《孟子。公孙丑下》[2]说：“君子不以天下俭 赔。” 这个主张充分说明儒家文化就是为了集团利益服务的文化，因为某个集团的利益甚至可以不顾大众的利益。相反，法家反而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并不是仅为了君主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文化本身有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少谈“文化”？这样逃避文化问题的主张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1]《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
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2]《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 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 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 赔。”
原创文章，严禁剽窃，欢迎转载，注明出处。
他们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呢？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均认为中国近代的失败是因为“国民性”的问题，而国民性又是受文化决定。陈独秀说儒家“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年，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遂造成如斯之果”。“如斯之果”就是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鲁迅更说，“要我们保存国粹，先得国粹能够保存我们。”
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主张呢？因为这是历史的继承。儒家文化本来就一直强调文化的教化作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梁启超更是提出了用文化改变国民性，新文化运动是这种思潮的延续。
但是他们在共同的前提下，又有不同的主张。
胡适在1917年于《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针对这样的观点，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再谈问题和主义》， 提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 认为问题和主义是并行不悖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 鲁迅并没有针对胡适的这个主张进行评论。很多人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让鲁迅和胡适在这个问题上对立起来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更不利于研究和解决现在社会的问题， 实际上在历史上也造成了不良的结果。
对于胡适和李大钊两人的不同主张，习惯的思维就是“他们的主张究竟谁更正确？”因为这样的习惯思维，也就当然产生了三种不同的主张：1，胡适更正确。2， 李大钊更正确。3， 各有优点/各有缺点。
我无意去考虑这三种主张的立场，我觉得我们根本上就不该只研究胡适和李大钊的主张。我们应该问得问题是：他们在各自的主张上究竟做了多少？
譬如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那么我们就得问：他究竟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有没有解决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
譬如李大钊，主张“通过谈论主义解决一些根本问题”，那么我们就得问：他的主义有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如果我们这样问问题，不是专门去看两个文化人的打架，不是故意去渲染生造文化人的打架，我们的问题是不是会少一些？
如果我们这样问问题，比较我们社会的现实，我们当然也就可以这样问：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究竟算是什么主义？我们也可以这样问：李大钊“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的主张又是针对什么问题提出的，属于什么主义？
事实上，鲁迅不但没有针对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另外的主张，鲁迅反而在这个主张下研究了很多文化的问题。鲁迅的文章题目叫做《知难行难》，这篇文章跟胡适的《知难，行也不易》是一个主张。但是鲁迅这篇文章并不是捧胡适的场，鲁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说胡适在逃避问题，跟他自己的主张并不符合。
鲁迅的批评有没有根据呢？我想大家可以读他的文章， 也可以看看中国的现状，看看胡适研究的问题。 通过这些，我想大家可以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鲁迅对胡适的批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不是无的放失，更不是故意抬杠。
那么胡适为什么会掉进老陷阱呢？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弊端不如鲁迅看的深刻，骨头也没有鲁迅硬， 对于中国文化的问题研究的不如鲁迅仔细。
陈明在这个问题上跟胡适有着一脉相承的缺陷， 同样犯了逃避问题的错误。
譬如我们这样问：陈明非得把旧文化、旧制度、旧伦理割裂开来是什么主义？是研究了什么问题得出的主张？
譬如《孟子。滕文公下》[1]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 这充分说明儒家文化就是为君主服务的文化， 视而不见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
再譬如说，《孟子。公孙丑下》[2]说：“君子不以天下俭 赔。” 这个主张充分说明儒家文化就是为了集团利益服务的文化，因为某个集团的利益甚至可以不顾大众的利益。相反，法家反而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并不是仅为了君主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得不问，如果文化本身有问题， 我们是否可以少谈“文化”？这样逃避文化问题的主张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
[1]《孟子。滕文公下》
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
之人三月无君则吊。’”
“三月无君则吊，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礼曰：‘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蚕缫，以为衣服。牺牲不成，粢盛不洁，衣服不备，不敢以祭。惟士无田，则亦不祭。’牲杀器皿衣服不备，不敢以祭，则不敢以宴，亦不足吊乎？”
[2]《孟子。公孙丑下》
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
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 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 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 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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