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史迷说到欧阳健的程前脂后，我倒是颇为迷惑。 这几天颇是翻了几本书，深有感触，因此写写我的一些想法。因为信笔写来，并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所以称之为闲谈。为了不至于过于凌乱，故加小标题于前，大概也是分出章回同样的意思吧。
一 主观和客观
吴恩裕、冯其庸在介绍已卯本《石头记》的时候，写道：“脂残本被胡适定为甲戌本（乾隆19年，1754年），这是极其荒谬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臆断”。
我在这里引用这句话的缘故，一来因为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这个说法颇有点不可理解；二来因为这个说法在红学研究中又非常的普遍。特别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用马克思主义批评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来，这个说法成了红学研究的流行术语，几乎到了不得不提的地步。
既然如此， 有人或许要问了，你为什么只提吴恩裕、冯其庸呢？第一，因为吴恩裕冯其庸现在是红学大家，我提到他们不至于让读者产生误解，觉得吴恩裕冯其庸他们沽名钓誉，也就不至于因此对他们的名誉和精神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二呢，吴恩裕、冯其庸的文章只提到了主观唯心主义这样的术语，这是我能够谈一谈的术语，至于其他诸如“买办文人，文化鹰犬"之类的话，我既不懂，当然也就只能装作没看见了。
还是回到闲话正传上吧。且说我看到吴恩裕冯其庸的文章以后，对于这个“主观唯心主义”很难忘怀，于是来来回回想了很久，觉得大有玄妙在内。
大家知道，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的时候，也正是旧红学也就是索影派流行的时候，深受实证主义大师杜威影响的胡适因此大声疾呼：“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言下之意，索影派是牵强附会的唯心主义，只有他的实证主义才没有走错路。三十年不到的时间，风水又转回来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索影派变成了马克思的客观唯物主义，不过后者被加上阶级斗争的、政治斗争的分析方法而已。
那么到底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说起来这两个词在英文里的意思和中文里的意思比较起来确实有那么一点歧义。在英文里面，主观（subject)就是对一个事物观察的旁观者，客观（object）就是被观察的事物；但在中文里面，顾名思义，主观就是自己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客观就是把自己放在旁观者的地位。从这里看到，中文的主观和客观在英文里面都是主观，不过是身份不同而已。换句话说，中国传统里面并不强调objectism这样的思想， 我们强调的是人的身份地位不同。
这大概就是问题的由来。
胡适强调的研究作者，版本，时代，一切跟《红楼梦》这个客观事物有关的事实和材料，并且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他遵循的似乎真的是英文里面的 objectivism；但是我们中国文化并没有这样的习惯，我们强调的是人的主观思想。举个例子说吧，如果‘主人’的地位值得推崇敬仰，那么我们就应该有礼貌地把自己放在客位，凡是自作主张的做法都是值得批判的做法；如果客人的地位更诱人呢？我们就应该把别人的话特别是地位高的人的观点称为“客观”，自己的观点谦称为“主观”。 所以这种文化确实很微妙，如果一个人死扣字眼，那他就很容易惹麻烦，大有涉及到他能不能算人的地步。当然了，中国人因此专门发明了一个特别顺耳的词“做人”。 一句话，主观和客观在中国文化里面涉及到做人的道理。作主人还是做客人，这就是中国人做人的基本学问。
当然了，中国文化也不是一点不强调客观，说起来古代中国文化对于文学评论还是很注重客观性的，“信达雅”三字诀里面至少两个字和“客观”有关。但是不知从几时起，“雅”开始独领风骚。 也就是说，只要自己觉得有理，这个信和达大可不必讲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为这个缘故，objectism这样的思想既然不存在了，察言观色的主观和客观就变得越发得重要，所以我在这里作进一步仔细的说明。
胡适主张研究《红楼梦》的作者、版本和时代，于是他就广泛搜寻资料。他看到甲戌本《红楼梦》的时候特别高兴，并且把原来对《红楼梦》批注的看法推翻了，认为《脂砚斋》的批注本应该是出现较早的一个版本，他对自己观点的改变无所隐瞒，毫不忌讳，甚至出现了反复。因为这都是objectism的要求，在objectism的要求下，大胆的假设必须服从小心的求证，在objectism的要求下，胡适创导的新红学赢得了很多学者读者的信任，新红学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了。 这种objectism的新红学之所以被称为新红学，关键在于它注重实证，跟旧洪学的猜谜和索影是不同的，因为后者充满了红学家的主观臆测。
所以鲁迅评论说了：“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旧红学家评论《红楼梦》的时候是不可能没有主观看法的，鲁迅非常客观地地描述了那些经学家、道学家、才子、革命家、流言家的主观思想对于他们评论《红楼梦》的影响。
虽然新红学家和旧红学家的区别在于主观和客观的区别， 但是主观和客观并不是完全可以割裂的两个现象。一个好的评论家，要做到的就是尽量客观，但是这个尽量的程度又多少受到主观的影响。
有些人说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以曹雪芹脂砚斋胡适的观点为客观呢？他们也有主观的思想啊？话是如此，但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是《红楼梦》，那么就必须以它的观点为客观，一切切合它的思想为客观， 同样评价一个红学家的观点是主观还是客观，也必须以此为标准，而不是因为上级领导或者朋友的观点为标准。
譬如说吧，鲁迅认为胡适的自叙传比蔡元培的观点对一点，毛泽东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这不过是他们主观的观点，并不能因此说明胡适的观点因此就更客观起来。再譬如说吧，鲁迅固然认为胡适的自叙传比校对一点，他对胡适的考证工作却不很以为然，他在且介亭杂文 《出关的“关"》里面写道：“《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自己曹氚,《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氚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儿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
从此看来，鲁迅固然对很多红学家的评论很客观，对胡适的评价却有着他主观的一面。他并没有资料说明胡适对曹氚念念不忘，甚至也没有资料证明《红楼梦》的作者以曹氚作了模特。产生这样问题的原因当然就是前文说过的中国缺乏客观主义的土壤，鲁迅对此也很陌生。
上面的议论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红学研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主观客观评价，一种是对作品以及作品有关资料的主客观评价，另一种是对红学家以及他有关评论的主客观评价。下面的文章主要着重于对欧阳健“程前脂后”的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对于《红楼梦》的客观评价，我建议大家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参考资料。
二 还原欧阳健
欧阳健第一篇红学评论发表在哈尔滨“求是学刊”，后载于《红学研究》1992刊第一期[1]。他的论证起点来自于潘重规的《甲戌本〈石头记〉覆论》[2]。
潘重规在这篇文章中引用了台湾中央图书有华阳王雪澄先生的1901二月的一则日记：
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其目曰如‘林黛玉寄养荣府’、‘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与现行者不同。闻此稿廑半部，大兴刘宽夫位坦得之京中打鼓担中；后半部重价购之，不可得矣。朱又云：‘秦可卿有功于宁荣二府，芹听余恕之。’又云：‘秦钟所得贾母所赏金魁星目云‘十余年来见此物，令人慨然。’是平者曾及见当日情事。‘
根据这个日记，潘重规以为这一条记事所提到的朱批红楼原稿可能就是甲戌本《脂砚斋重批石头记》。
欧阳健引用这些资料以后写道：“由此看来，‘脂砚堂’堪称脂斋的第一代，他的朱批本，属于抄本，80回，有少量批语，以‘红楼原稿’相标榜，而不题《石头记》。至于这本脂批是否真的是‘原稿’，从道光、咸丰年间和外地屡屡有《红楼梦》‘原本’的记录来看，十有八九也是书贾的伪托。有关这位脂研堂主人的情况，我们一时无法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不是那位‘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的脂砚斋，否则他就不会把书名题作‘脂砚堂朱批红楼原稿’了。
也就是说，欧阳健不同意潘重规的结论，认为这个‘脂砚堂’是脂砚斋的第一代，属于书贾的伪托。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结论，欧阳健似乎认为某人的日记会完全正确，否则他怎么在对脂研堂无法了解的情况下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呢？他不但认为这个人肯定存在，还几乎肯定这个人是书贾的伪托，却根本不需要找到这么一本伪托的书存在。也就是说欧阳健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没有小心的实证，他就把这个假设直接作为结论来反对潘重规的结论了。
欧阳健接着论证的就是刘诠福对《石头记》的伪造[1]，证据是这本《石头记》被孙桐生看到，而‘才识卓越、著作丰富’的早期红学家孙桐生却对它弃置不顾’。当然了欧阳健在这里依然仅仅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没有进一步的资料说明孙桐生真地对《石头记》弃置不顾。
欧阳健教授后来因为这个红学跟某记者打官司，官司是赢了。欧阳健因此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己的红学研究[3]。 欧阳健在书里这样写道：“他们不但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甚至连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也不懂，指控他人犯罪，只能指控其行为及其后果，不能指控人家脑袋里的思想和未实现的因而未造成后果的某种‘企图’。。。”。 我无意去评价这场官司的是非，但是欧阳健既然知道我们不能指控人家脑袋里的思想，他怎么能够知道孙桐生脑袋里有着对《石头记》弃置不顾的企图呢？
最后欧阳健又写道第三代脂砚斋的作伪[1]：总之，第三代脂砚斋，就是为了迎合胡适考证的需要，在民国以后制造甲戌、已卯、庚臣三脂本的书贾。
欧阳健在做这个结论的时候依然只是假设，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小心的求证。
当然，欧阳健在做这些结论的时候还有一些版本的比较。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版本文字的不同都是前面红学家的研究成果。惟一的区别，就是那些红学家通过研究版本的不同来说明个版本之间的因袭关系，而他用来说明脂本是伪造出来的。
欧阳健在后来的一篇自供状里说道[4]：让我‘误入白虎堂’的，是一个偶然的机缘。。。1985-1989年间，为了编写《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曾到全国五十多家图书馆访书，接触过大量古代小说的版本，包括木刻本、石印本、原稿本、手抄本，有一定的认识，这是我着手撰写《古代小说版本漫画》一书的基础。。。 一切进行得都还顺利，只是碰到一个难题：究竟谈不谈《红楼梦》的版本？。。。
起先，我想采用一个省事的办法，即以红学界关于脂本是《红楼梦》原本、程本是《红楼梦》的改续本的成说入书，一一注明出处，那样就可以尽快完成写作任务，又不致承担学术上的风险。于是我找来了胡适、俞平伯的奠基性著作，以及周汝昌、冯其庸、应必诚先生的版本研究专著，准备略加研读就摘引成文。不想乍一步入此境，就产生许多的困惑。我发现红学家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述，不仅相互之间矛盾甚多，同一论者也前后不能一致。。。
但是，脂本之出于后人传抄，脂斋之出于后人伪托，并不等于脂本的底本不是原本；因此还需要对脂本与程本关系进行辩证。我通过对大量异文的对勘，证明。。。结论是程本不仅优于脂本，而且早于脂本。
这篇文章发在红楼梦研究1992第三期。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最主要的是发现了红学家在某些结论方面的不一致，他从不同红学家的结论里找到了自己需要的结论：红学家既然无法统一说明直奔由于程本，那么我得出的结论就是程本优于脂本，同时也就说明了程本早于脂本。
谁优于谁，这完全是主观的看法，对此很多人有大量的争论，这点丝毫不奇怪。奇怪的是红学家似乎有一个假设：凡是好的就是原作，坏的就是改作。
这样的假设最著名的就是周汝昌，所以他对红学的探佚是孜孜不倦。 不同的就是周汝昌一律认为《石头记》的文章好，欧阳健是一律认为程本的文章好。
那么客观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呢？一般来说，除了抄写的失误以外，改稿的人主观上肯定想把小说越改越好，但是客观上他的改法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肯定只能说是随机的。如果人的智力学识是同等的话，改好改坏的几率应该是50%。即使假设曹雪芹的水平比较高，也不至于说他写得就一定比别人改得好。 否则的话，他又何必批阅十载，改删五次？但是不少红学家在这里似乎缺乏常识，往往为了一点小改动争得吐沫横飞，往好的方面说就是他们因为爱之深而心为之痴迷吧。
那么这些改动到底谁好谁坏？欧阳健对于程本优于脂本的判断究竟有什么根据？我们不妨转几个例子。
首先是蜜青果和密情果的争论。欧阳健认为程本的密情果优于脂本的密青果。如果我写作文，写密情果大概更好，否则批阅者肯定说我学识太差，错别字满天飞。但是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本来就用了很多谐音谜语，譬如贾雨村，甄士隐， 千红一窟。。。又有什么理由说他不能把密情果故意写成蜜青果让人猜一猜呢？再譬如欧阳健关于赤霞宫和赤瑕宫的争论，他认为程本的赤霞宫优于脂本的赤瑕宫。 但是为什么作者又不能用瑕来表示美玉，用赤瑕来表示血泪呢？
我们再举几个复杂的例子。红楼梦和石头记在第1回、51回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回《石头记》在石头变成那一块玉坠的前面有一大段文字，说明为什么变成了玉坠，程本《红楼梦》却简单的多，道士和尚坐下来长谈就发现了一块鲜明晶莹的玉石，且又缩成扇坠一般可佩可拿。
有红学家因此得出结论是抄者漏抄一页（420字刚好可能是一页），但是欧阳健却认为是伪作者多加了420字。
这个官司没法打，这两种可能性全部存在，但是欧阳健的理由更为牵强。他认为多加的文字前后矛盾，既然石头“登时”变成了鲜明晶莹的美玉，就没有必要“再且又缩成扇坠大小”，为什么不一下子变成鲜明晶莹扇坠大小的美玉呢？
我认为这个理由很牵强。我倒要问了：为什么和尚道士发现一块鲜明晶莹的美玉就是那块五彩补苍天的石头呢？为什么和尚道士不直接看见一块扇坠大小的美玉却偏又要‘且又缩成扇坠大小’呢？也就是说，大家都可以看到，漏抄的解释应该更合理。
同理51回，宝玉为晴雯配药那一段
《庚辰本》 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子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的虎狼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那野坟圈子里长大的几十年的一棵老杨树，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连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禁得起？’麝月笑道：‘野坟只有杨树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树？我最嫌的是杨树，那么大棵树，叶子只一点子，没一丝风他也是乱响，你偏比他，也太下流了。’
《程本》 宝玉喜道：‘这才是女孩子的药。虽疏散，也不可太过。旧年我病了，却是伤寒，内里饮食停滞，他瞧了，还说我禁不起麻黄、石膏、枳实等虎狼药。我和你们，就如秋天芸儿进我的那才开的白海棠是的，我禁不起的药，你们如何经得起？比如人家坟里的大杨树，看着枝叶茂盛，却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坟只有杨树？难道就没有松树不成？最讨人嫌的是杨树，那么大树，只一点子叶子，没一丝风儿他也是乱响，你要偏比他，你也太下流了。’
关于这里的异同，前面的说得比较清楚，后面的比较乱，这大概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欧阳健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在宝玉看来，大杨树和白海棠是等同的，把他们分开来是自作聪明，更何况后面的一个‘经’字才是正确的，连用禁字却不妥。那么我要问了，这个‘是的’是否也非常妥当？更何况宝玉什么时候认为自己和女孩子是一样的了？他似乎一直认为自己不如女孩子才是。
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这些其实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文字优劣的判断涉及到个人的审美价值观，是一种很主观的判断标准。我们再看一些更客观的资料的例子
欧阳健在红楼梦研究1992年第4期[5]写道：“列藏本由俄国大学生1832年带到俄国，直至1973年潘重规看到之前，此本与中国人隔绝了140年，可以排除后人在其上添加任何方案的可能。”
列藏本均题《石头记》，它的存在早于1927年。 这个资料的出现应该肯定说明《石头记》不是后人为胡适作伪的了吧。 但是欧阳健毕竟不同于胡适，胡适发现新资料以后愿意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欧阳健是不会这样干的。根据欧阳健误入白虎堂的说法，这种前后不一致就是心虚，作伪的铁证，所以他不承认错误，只是说‘严格说来，列藏本不是脂本’。当然他无意面对列藏本存在大量和脂本想同批语的事实，为了他结论的方便，他完全可以重新定义红学界流行的脂本定义。
在1993年，欧阳健又开始批驳红学界普片使用的‘大概’‘可能’的术语[6]，并且得出的结论是脂本是后人根据程本的序言作伪的。这次他不再说是脂本是根据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作伪了，他说成了脂本是根据程伟元高鄂的序做得伪。他的铁证就是梦稿本的存在。
到了1994年，欧阳健又说了[7]：严格说来，我从来没有说过程本比抄本早，我只是说现存的抄本都不是曹雪芹的原本。
如果这是欧阳健的最后结论的话，我们不得不说他的严格说来确实很难让人理解。红学界早就对现在的脂本抄本的版本时间有过怀疑和论证，得出结论认为现在的抄本大都是过录本，并且因此对胡适的甲戌、庚辰、已卯、甲午本的命名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如命名为脂残本、脂京本、脂晋本、 梦觉本、梦稿本等等的命名方法更为恰当[14]。也就是说，欧阳健的前程脂后的实质很可能是一种文字游戏，不过是在红学家已有的脂本非原本的结论上的做出的一种更吸引人注意的说法。
在这里我再顺便说一下这个脂本的版本研究和命名， 以便大家更好理解上面的文字。
大家知道胡适把他发现的《石头记》分别命名为甲戌本和庚辰本等等，这种命名方法 一方面是尊重这些脂本上本来的命名，另一方面只是说明这些本子原本可能的时间先后。这种天干地支的命名方法很容易让读者知道版本演绎的时间次序，胡适在1961年重新影印甲戌本的时候特别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他说[8]：为了更好了解作者的写作思想，找到作者最初的稿本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他才特别重视甲戌本，因为这是目前为止最古的一个本子。
但是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红学家为了说明胡适‘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往往自觉地制造跟胡适的不同，非得把石头记的版本用另外一套命名方法，这种命名方法对于红学家可能比较方便，因为版本的先后和原本的先后并非同一概念，但是对一般的读者却很不方便。最让人不解的是，这些红学家为了制造跟胡适的不同，不但没有好好地理解胡适的观点，还往往故意地误解胡适的观点，结果就是他们的观点不但是主观的，还经常自相矛盾。
这成为了红学的一个怪圈，他们一方面拼命说明自己跟胡适的不同，另一方面又总是钻进胡适的安排的道路。即使欧阳健，也不过是想用另一种方法说明大胆的假设，小心求证的实证主义而已。真正缺乏的不过是小心求证。
所以俞平伯当年就表示了他执著的缄默[9]：“今之谈红学者，其病正在过繁，遂堕入魔境，恐矫枉亦不免过耳。”《红楼梦》已成显学，作伪者多，自以缄默为佳耳”。
三 所谓铁证
那么欧阳健的严格说法究竟是什么？按照他的说法，他并没有说抄本在刻本后，他只说目前脂本的版本很后，但是他始终又欲说明脂本是抄程本的伪作。前者有玄字不避讳和不严格避讳的铁证。那么后面又有什么铁证呢？据欧阳健认为，后者有梦稿本的“作伪”。
下面我就来谈谈这两个铁证。
我们先看看避讳的铁证吧。清朝的避讳始于康熙，到乾隆中后期到大顶峰。在某些人主观的看来，清朝的文字狱是如此的严重，不避讳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这种不可想象只能是某种想当然， 红楼梦在清朝流行那么久，甚至有那么多人成为了所谓的‘红迷’、红痴’、‘红学家’，‘开篇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10]’，但终清朝一代，《红楼梦》并没有因为政治原因被禁， 只在同治年间被江苏布政使因淫秽的原因被禁[11]。也就是说，《红楼梦》触犯的只是当时经学家的道统思想，根本没有让清朝统治者头疼。这只能说明两点，一是《红楼梦》这本小说的政治色彩并不浓，而是清朝的文字狱和避讳并没有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
再举一个跟避讳更接近的证据吧。乾隆22年发生的彭家屏案[12]：乾隆因为从段昌绪卧室中搜出吴三桂叛乱时发布的檄文，因此就联想到了彭家屏。而彭家屏称大彭得姓于皇帝，甚为狂悖，‘身为臣庶，而牵引上古德行，自居帝王苗裔，其意何居？且以大彭统计命名，犹属悖谬，不几于累朝国号统一称谓乎？’又责彭不避庙讳御名，综其罪状，赐以自尽。
这是一个因不避讳御名的著名案件。但是这个案件告诉我们，乾隆要定彭家屏罪，并不仅仅是因为彭家屏没有避他的御名，而是数罪并立。而其中更主要的应该是反叛。所以避皇帝名讳在清朝并不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彭家屏家里没有抄到吴三桂的反叛檄文，却抄到了不避御名的文章，说明彭家屏也并没有把避御名看作非常重要的事。总不能因为彭家屏曾经写了不避乾隆御名的文章，说明彭家屏不是乾隆22年的人吧。
况且乾隆还同时宣称：朕自即位以来，从未以犯朕御罪人。 乾隆并不需要说谎，大概也没有在这里撒谎。所以综合这些理由，我们有理由相信避御名即使在乾隆年间也并不是非常严格的事情。
反过来说，照鲁迅的说法，避讳虽然是研究版本时间的一个基本常识，却不是非常准确的一个方法，因为某些抄者会习惯成自然地避前朝皇帝的讳。 更何况大家知道避讳不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作伪者大可利用这个常识来制造伪书，
所以避讳不但说明不了某本书一定是某个时代的作品，不避讳也说明不了一定不是哪个朝代的作品。
不但如此，我这几天翻了几本书以后，对这个避讳的判别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清朝皇帝至康熙以来的诸代皇帝，根据他们的名字据说要避‘玄、禛、歷、寧。。。’等几个字的讳，但是这个命令到底怎么发下去的？总不能说，为了避御名，你们一定要把‘玄’字用别的字代替或者必须把‘玄’字缺笔吧， 如果这样，这个命令本身不就是没有避讳吗？
这个问题在玄字哪里还没有争论，在‘歷’和‘寧’那里就有非常大的争议。因为根据古汉语字典，这两个字的异体字特别多。我查了各种字典，发现宁至少有六种写法：甯寍寗寜寧寕；历至少有四种写法：厯厤歴歷。 那么究竟哪个是不避讳写法就成了问题。
历是乾隆的名字，宁是道光的名字。假使抄手严格实行避讳制度的话，对这两个字避讳方法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版本时间的判断。 欧阳健的说法，歷和寧才是不避讳写法，其余都是避讳写法。但是这种说法究竟正确与否值得怀疑。按王力的古汉语字典，甯寍寗寧在清朝之前就出现了，总不能说是因为避道光的讳吧。更为奇怪的是，即使是道光年间的刻本，也出现了寧寕两种写法，即使是梦稿本，也出现了这两种写法，如果后者是避讳的话，那么前者的不避讳又该如何解释呢？如果两者都不避讳，那么就说明甲戌本的寕并没有避讳，那么也就没有甲戌本避道光帝的说法。更为奇怪的是，程乙本刻本里面出现更多种的寧字写法，有一种就是在寕字的包盖头下面加心字，造成了最复杂的一种宁字异体字，而在庚辰本的很多寗字写法里面，却又省掉了心上的一撇，变成了寗甯写法的混合体。
这些异体字到底是避讳还是因为某些人的书写习惯还是他们写了别字？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所以我认为用这两个的避讳字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的先后是很不严格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后一个所谓的铁证。欧阳健说：梦稿本要么就是稿本，要么就是后人的伪作，因为世界上绝对没有作家会按照别人的草稿一样抄写的。不是搞本而又要弄得像个‘稿本’，其间的动机不就是欺世骗人吗？
我认为欧阳健这个结论过于轻率。很多红学家在这里运用“可能”这样的术语时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一定是哪一种结论是正确的。虽然可能这样的术语不吸引眼球，但是研究不是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而是让读者有一个信服的结论。既然这个本子还存在是稿本的可能性，怎么就一定判别它是伪作呢？更何况这里还存在另一种可能，这个本子被改成这样可能是为了方便他人利于抄写，所以未必非得是稿本，也未必非得是伪作。
这最后一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不妨再来看这个梦稿本。这个本子上留着一些脂批，据现在的一些研究表明，其中前八十回大致是按脂本抄的，后者是按程乙本抄的，然后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涂改和添加，最后变的跟程甲本非常接近。这个本子因为是拼凑成的，所以红学家一般不是很重视。
但是这个本子对欧阳健的程前脂后的结论却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如果抄者没有作伪的念头，这本书就是脂前程后的百分之百的证据，因为被改掉的脂本肯定是先出现，先被抄写，而涂改后的程甲本的内容肯定后出现，而且欧阳健所谓的程本优于脂本的内容大都在这个本子上出现了，这些改动分明是在脂本的基础上改动的。
如果这个本子是伪本呢？那么我们就必须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作伪？为什么他在程本刻本出现以后，在拿到程本以后做这样的伪书？那是因为他想说明脂本确实在前。试想，如果脂本在后，他这样的作伪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这样说来，即使这个本子是欧阳健缩断定的铁定的作伪，它也同样是说明当时有人认为脂前程后的一个有力证据。
何况这个本子的回目里面写得是寧字，照欧阳健的说法是不避道光的讳的，同时这个本子又是在1959年被发现的，也就不存在因为胡适的缘故作伪。 那么这个本子内容里面出现的寕就必须出现在清道光之前，这样说来，这个本子至少不迟于乾嘉年代。 在程乙本刻本没有出现多久的时代，有人认为脂本是程稿本的抄本，这难道还不说明脂本很有可能真的早于程本吗？
最后我们再看看程甲程乙本程高两人的序。欧阳健口口声声他们的序是值得信任的，那么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呢？程甲本的序言：
程序：《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何人，惟书内及曹雪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没传抄一部，置庙寺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十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今积又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的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
程乙本引言：
书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异，今广集校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其间或有增损数字处，意在便于批阅，非敢争胜前人也。 书中后四十回细就历年所得集腋成衾，更无他本可考。惟按期前后关照者略为修葺，使其有应接而无矛盾。 至其原文，未敢臆改。。。。初改时，不极细校，见有纰缪，今复聚集各原本，详加校阅，改订无讹。
如果他们的话全是真的，这里告诉我们几个信息，红楼梦全百二十回的目录早就有，但是没有后四十回文字。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如果欧阳健完全相信程高的序言，那么他就不会一而再地说什么抄本的2/3一定是伪造。此其一。
但是高鄂的话是否可信呢？这里确实有几点是值得怀疑的。鼓担的说法还是其次，问题在于后四十回的孤本现象。《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如果早就完成的话，为什么前八十回会出现不同的抄本，大家广为传抄，而后四十回却一直没有人抄写，而且这四十回居然会这样巧合的没有一点脱漏的全部跑到程伟元手里？而前八十回大家广为传抄却反而有不少遗失呢？这种巧合不但胡适怀疑，我想很多人也会怀疑。此其二。
还有程高的话其实前后有矛盾。程伟元在程甲本序中说‘尚属接笋’，不过‘漶漫不可收拾’，给人的印象是他仅得刚好120回《红楼梦》。 到了他们出版了程甲本以后，他们却又承认其实他们搜罗了前八十回的很多版本，只有后四十回才是孤本而已。更为奇怪的是，他们这一次却承认存在前后接不上的地方。
如果完全相信他们的说法，程乙本应是改动较少的版本，因为“至于原文，未敢臆改”， 程甲本倒是改动更多的版本“细加厘剔，截长补短”。 为什么他们仔细改动后的程甲本反而让他们觉得前后有矛盾处，而没有臆改的程乙本倒反而没有矛盾呢？也就是说，如果完全相信程伟元的话，程乙本应该是他们得到的底本，程甲本是他们‘细加厘剔，截长补短’以后产生的次品。这样的事情能使得我们不怀疑吗？
当然这个矛盾的解决就在于认为程乙本早于程甲本。这个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我认为有。这个根据就是梦稿本。为什么呢？因为梦稿本完全符合他们所说的特征。 这又说明什么呢？这只能说明这个梦稿本的收藏者并没有说谎，他收藏的确实是高鹗的改本原稿。高鹗作了续本以后并没有发表，被程伟元得到了。程伟元并没有完全读懂这个稿子就进行了修改并且得到了高鹗的同意出版了。但是出版以后发现这个改动并不合理，所以立刻又把原稿发表了。
当然，这个结论目前还只是很大胆的猜测，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但是至少这个梦稿本不大可能是因为程高本的序而作的伪，因为这个作伪需要的技术含量很高。这个作伪者必须通读程甲本和程乙本和脂本， 还必须读懂了程高本序文的漏洞。要知道在我这篇文章之前，红学家并没有发现程乙本早于程甲本的可能。 更何况这个梦稿本张文陶的《船山诗草》作为旁证。
所以这个梦稿本极有可能不是伪作，此其三。
所以我认为欧阳健的程前脂后的结论很值得怀疑。为了他的程前脂后，我们不得不把张文陶的《船山诗草》的当作伪作，把所有的脂本弄成伪作，这些脂本还必须在乾嘉时代就很有名气，让很多人相信它是程本的底本而因此作了梦稿本的伪作，这样的可能性毕竟太小了。
所以更加自然的说法就是，脂批确实是在程本之前的。不过脂批是否和作者同时代甚至是几乎同步的，这却是另一个问题了。
四最后的评价
我想很多人都被所谓的红学家的所谓铁证迷惑过，正如很多人被少儿不宜的电影广告迷惑过一样。冷静一想，倒也不是这些红学家存心骗人。因为严格说来，所谓的铁证本来就是推销作品的方法，并没有说他们的结论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铁是不足贵的。
所以我提醒读者们，以后看到铁证的时候，一定要表示冷静。即使他们提到青铜证白银证，也不要轻易上当。 大概至少要等到黄金白金砖石宝玉证的时候，或者等到他们提到黑陶证甲骨证旧石器证碳证的时候，大概他们才是动了一点真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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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里面提到了对于胡适得不正常的批判。这场批判不能说是某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所以我并不同意欧阳健关于胡适的悲剧的结论。我认为这是时代的悲剧，不是个人的悲剧。
最后，我认为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是必须的，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发现文化发展的脉络。至于猜谜和索影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可以作为娱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