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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缥缈的世俗
有人认为，像《水浒》这样的话本侠义小说，其思想基本上是墨家的模式。表现“才子佳人”性情的言情小说，则属于儒家的教范模式。而体现佛道神仙的神魔小说，是佛道模式。这话似乎不无道理。
但是，正像《水浒》中也掺杂有浓厚的儒道佛思想一样，其实，在古典小说中，这些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也不能简单地将某某小说划为哪一种思想模式。比如在《水浒》中宋江的身上，其“忠义”精神，就体现了浓烈的儒家意识，但是他的为人之道，却有着墨家的执着风范；而从他接受九天玄女娘娘的三卷“天书”来看，他的“替天行道”宗旨中，又有着深深的道家影响。
明代大多数的言情小说，在客观上其实正是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和叛逆。像唐宋传奇中的迹进浪漫的言情小说，在世俗化、人情味方面，是不能跟明代的言情小说相比的。明代人活得比较明白，实在，虽然他们的形象有时不够理想。
因此，在施耐庵笔下，梁山泊好汉们追求的，未必就是墨子的苦行修为那一套，而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人生，是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快活”。至于墨家的“兼爱”，有可能是江湖上好汉们默默遵循的一种游戏规则，但也并非是他们不自觉的同性恋倾向的初衷。
不过，摒弃掉所谓的墨家思想的因素，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得出来，水浒其实是厚道而薄佛的。从开篇的洪太尉到道教家圣地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到七十一回天罡地煞排座次，再到结尾道宗皇帝梦游蓼儿洼之后，为宋江等人修庙建祠堂，这条主线，贯穿的便是道教的理念：俗世与仙界是并存的。而在俗世中，仙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道术只是对俗世的一种诱导。
于是，身怀异术的公孙胜出现了。他是道教在俗世的代言人。他一出场就俗得有点过火了：他开了一张十万贯的空头支票给晁盖，做为见面礼。他的这种行为，跟在九宫县二仙山上修行的罗真人的清虚出世比起来，简直是格格不入。公孙胜在《水浒》中的形象，是相当矛盾的。这也就就是道教不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不仙不俗。
因此，无论是不是出于施耐庵创作的本愿，他对书中几位重要的道家人物形象的塑造，远远没有对几位佛家人物描摹的出色。
书中几位佛家人物之所以显得传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对佛家本义的背叛上。或许施氏先入为主地将那些道家人物神化了，因而只注重于铺张他们缥缈的法术、道行，却将他们作为世俗的人性的一面给淡化了。这就未免有些弄巧成拙了。
相比之下，大家看看不守佛门清规戒律的鲁智深，武松，甚至那个不甘佛门清静寂寞的色僧裴如海，哪一个不是七情六欲俱备，骨肉分明的？而再回头去看公孙胜以及跟他半路出家的弟子樊瑞，还有高廉，乔道清，李助等人，他们除了会些呼风唤雨的法术之外，形象几乎都是苍白的。“神”气，“仙”气，如果没有渗入有活力的俗气，那是虚无飘渺的。可以说，这也是小说《封神榜》的败笔。
或许施耐庵笔下的道士们真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像鲁智深在“瓦罐寺”遇到飞天夜叉邱道人时，那小乙正挑着酒肉，唱着黄色小曲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閑可，你無夫時好孤恓。”
这简直就是一幅市井下三烂的嘴脸，哪来的仙风道骨？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对道教的崇敬。我估计，这其中的原因是，当作者偏重于在人物的技术性方面着笔时，他笔下的人物，便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人性特征，从而不经意地被他塑造成了脸谱型的神像。像公孙胜初出场时，在晁盖庄门外对庄客们大打出手那一段，虽然只是间接描写，但可能是他在书中个性表现得最鲜明的时候了。此后他的形象，除了呼风唤雨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书中出现的另外几位道家人士，差不多也都是模式化的，没有多少的人情味。比如像书中开头出现的张天师，他在信州龙虎山那里，一会儿装大虫，一会儿装长虫，将洪太尉吓得只剩下半条命。这中间虽然不乏道教乐衷于调侃人世权贵的味道，但那牧童，青牛，笛子的意象，多少总归是像版画一样的刻板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给后面“伏魔殿”一段群魔窜逃造势的，它更像是一个故事布局中的机关，而不是凸现人像的画面。
所以我以为，《水浒》中的道教人物，俗气多了些，仙气少了些。读者们在张天师这一段装神弄鬼的表演中确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仙人。张天师是颇有来历的。明代俗传天下有三大显姓：朱，孔，张，便是例子。张道陵子孙世袭天师称号，掌理道教，在民间享有极高的荣耀。而张天师的地位，显然要远远高于罗真人。到了明初，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说了一句：“至尊者天，何得有师？”遂下诏将天师改为真人，于是张天师家的显赫身份，一下子降了一级，只能跟罗真人平起平坐了。
因为，皇帝是名义上的天子，倘若你道教整天价在那里装神弄鬼的，而道教的领袖又号为天师，天师者，天之师父也。那么，作为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的天子皇帝，岂不比你天师低了两级？！至于深居简出的罗真人，他的高高在上的半人半神的形象，不免让人生厌。真人道行虽高，俗心犹在。他的狡诈的另一面形象，是通过李逵的一双焦躁蛮横的板斧给雕刻出来的。当他略施小计，运用法力将一个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对手的莽汉，耍弄得服服贴贴之后，他便再次允许他的弟子公孙胜出山了。——这一张一驰，收发自如，恰到好处。你不服都不行。
此后，公孙胜与其说是去解高唐州宋江之围，倒不如说是去弘扬罗真人新授予他的“五雷天罡正法”。而李逵这个至俗的凡人，在罗真人看来，对于他的道法的传播，肯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推而广之的作用。试想，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都跪拜在了道教法术之下，那么，谁还敢怀疑道教的威力？没有谁比李逵更适合做罗真人在道术方面的代言人了。说者谓李逵是梁山第一尊活佛，以我看来，这黑厮所扮演的，始终都逃不过一个颟顸道童的角色。李逵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天性单纯。而他的单纯，也抹杀了人世间的是非。因此他只能成为梁山的头号打手。
罗真人俗心犹在。这就是道。施耐庵对罗真人用的是虚写。虚与真，俗与雅的浑合与对立，在道家看来是辩证的。它的祖师爷老子把这一套早就看透了。当然了，凭着公孙胜最初的那股入世劲头，他跟李逵一样，也许是很难真切地察觉到这点的。他们都需要一个偶像来维持精神的生存的。因此他们都不得不执迷于对虚假之“真”的信仰了。公孙胜的偶像是罗真人，李逵的偶像则是宋江。人是离不开信仰的。
老子的哲学跟张道陵张天师创立的道教，说起来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道教虽然在技术性方面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但实际上，它又是跟俗世的精神需求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道教在汉代诞生之始，其实便将人世界定为两个层面了：一个是充满烟火味的俗界，一个是虚无缥缈的仙界。而道术，显然是超越二者中间限度的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非常技术。这种技术深为俗世百姓所推崇信服，连一些皇帝也深好此道。比如宋徽宗和明代的嘉靖皇帝，都是有名的道徒。我甚至怀疑痴迷于道术的嘉靖皇帝，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
道教与中国历来的平民文化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如果摒弃了玄幻的法术，我们是不难在梁山的诸多好汉身上找到道家的影子的。梁山好汉们那种遗世独立的傲岸风度，不就是庄子所钦慕的逍遥游吗？！他们之所以要离开主流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格上的独立。这个现象，是我们在看到那些好汉们浪迹江湖时，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梁山上的大部分好汉，其实都是想在寻求独立于主流社会的人格尊严的。这也是梁山泊好汉排座次的重要份量。
我们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与成就的时代，诸种学派与宗教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强大的拥泵。比如信奉全真道的河北田虎，与跟白莲教有关连的江南方腊，都是挂着宗教的羊头牌子，在那里大卖狗肉的。宋徽宗赵佶本人干脆就将自己封为“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算是开了宋末的一代道风。宣和年间，物质与文化的繁华都达到了极致。然而贫富的分化与各种宗教的对立，可能也更明显了。只有身兼球星，书画名家，嫖客等身份于一身的道君皇帝，才会醉心于其中，不可自拔，最后被掳到关外去坐井观天。这是政治与艺术的错位导致的悲剧。亡国之君其实大都是被宠坏的书呆子。道家破坏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是让人相当沮丧的闲话。
我想，也只有在宋末这种物华天宝的太平年代，才会产生“招安”这个非常道家化的古怪的名词的。因为，招安对于出世的叛逆者来说，是一种体面的妥协方式，而对于在世的当权者来说，则是更为体面的居高临下的抚慰方式。说白了，“招安”便是中庸，是过激的出世态度与僵化的入世主流的调和。因此它的背后，其实深藏着微妙的处世哲学。
宋初道教显要人物“扶摇子”陈抟，对赵匡胤略定江山时说的那句饱含玄机的“天下自此定矣”的话，一方面既肯定了宋王朝的确立，另一方面也奠定了道教精神在宋朝统治脉络中的血份含量。宋王朝内敛的治国方略，也不无道教的影子。它几乎是与儒学并行不悖的。我以为，道教的精神在宋代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包括精神上与凡俗上的。
在这里，我只想说些凡俗的。公孙胜为什么在梁山上能排名第四？说白了就在于他是以得道高人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法术，在俗世中本身就是很强大的一种威慑力量。这在讲究实力的梁山，是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的。他的职位是副军师，但是他并没有像吴用那样会出谋划策，而只会仗剑呼风唤雨。他的本分内的出谋献策的职责，后来实际上是由朱武承担了。朱武更像是梁山的副军师，在南征北战中，他是卢俊义的得力的参谋长。
在江湖上，像公孙胜这样模棱两可、仙风道骨的形象，最容易在关键时候定夺局面。所以他的背面，便是凡俗。这也是他多次下野回蓟州的缘故。在公孙胜的身上，我们是看不到“义”字的。后来江湖上诸多的风雨，似乎也是因他而生的。在“芒砀山”收拾樊瑞之后，宋江让樊瑞拜他为师，让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宋江清楚，像公孙胜这种人，是很难坚决地跟他为伍的，因此他选择樊瑞作为公孙胜的候补继承人。这无疑是个刻意的布局，同时也算是为道教做了个广告。它为后来天降神碑的玄虚道法，埋下了舆论上的伏笔。公孙胜绰号“天闲星”，樊瑞绰号“天然星”。“闲然”，一付清虚的化外之人了。
在对道家精义的理解上，刀笔胥吏出身的押司宋江，远比只精通一些道术的公孙胜要强得多。因此在还道村的那座古庙里，他才会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赏识，被授予三卷天书。那三卷天书，娘娘只许他和吴用同看，而没有提到正宗的道士公孙胜。公孙胜要是知道了这个内幕，不知该作何想？！
公孙胜出场时，还是一付好汉的样子，他在书中最精彩的留影，便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他在晁盖庄门外绿槐树下，拒绝接受庄客们微薄的施舍，将十几个庄客打得东倒西歪。那时“他道貌堂堂，威风凛凛，身高八尺，生得古怪”。
公孙胜与吴用的初次见面是很有趣的：
“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
所谓做贼心虚。仅凭公孙胜被吴用兜胸抓住，只吓得面如土色这情景，我们能想象得出来后来他呼风唤雨的那种超凡的力量吗？！我的理解是，公孙胜此时是刚刚出道江湖的，没有什么处世历练。不然，倘若他拔下背上的那把松纹古剑，情景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但即便是小说，也不会让你有假设的机会的。所以我以为，公孙胜形象最醒目之处，也就在于出场这一段。吴用当然看出了公孙胜是初涉江湖的角色。因此他就这么虚张声势地一把握，等于攥住了公孙胜的脉搏。
从长相上看，作为一条好汉，公孙胜具备了所有的条件。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公孙胜为什么要来趁打劫生辰纲这趟浑水的？尽管他说是给晁盖送大礼来的。——由于他和刘唐的慷慨热心，这样一来，在江湖上以仗义疏财著称的晁保正，就莫名其妙地被天下好汉们理解成早有劫财的动机了。这实在是冤枉了晁盖。晁盖绰号“托塔天王”来自于仙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李靖，他多少也算与道教有些缘分了。
不过，公孙胜显然是姗姗来迟的情报，对于吴用的正在酝酿中的抢劫布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许他的到来，只是对抢劫起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作用。然而，从道教的“俗”与“真”两面来说，公孙胜最初的慷慨的义气中，难免还隐藏着一丝欲望的。他的出家，也还没有到了真正与世隔绝的境界。因为当初你有了一念之差，以为金钱算是玩意儿，兴冲冲地来向晁盖报信，给了他一张空头支票，说明你的内心里还有着割不断的俗缘。因此道教说到底还是一种凡俗的生存精神。
这说起来是很俗的一件事，但体现的却是公孙胜作为人的“真”情。后来他在俗世江湖中折腾了一些时日后，才慢慢地有些悟道了。不过他的两次复出江湖，终于还是说明了他的凡心未尽，或者也可以说，道人本来也就是俗人。最后公孙胜回归道教真性，终于超然世外了。这是书上写的。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收心养性了，则不得而知。
而宋江他们则是铁杆地在招安的路子上执迷不悟。施耐庵在结局里暗示，人世之繁华与波折，终将归于虚无缥缈。这个意念，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成不变的精神理念。我觉得，水浒中只有宋江和吴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凡俗意义上的道家。宋江在获得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兵书后，他在夺取政权、巩固地位的利益上，与吴用风雨同舟，相依为命。其中奥妙，可能也只有九天娘娘说得清了。
同样的，人生难道不也是这样的一笔糊涂账吗？
01//2009 秦无衣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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