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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雁翎锁子甲 (图) 2010-02-06 19:50:56






            雁翎锁子甲

     

     

    且说,河东名将“双鞭”呼延灼率领的三千连环甲马,每三十骑为一队,共为百队,阵次摆开,阵形庞大,浩浩荡荡。那马队在主帅呼延灼的一声令下,便轰隆隆地、铺天盖地朝梁山军阵冲杀过来。梁山泊好汉们摆下的阵势,一下子便被连环铁马阵冲垮了!

     

    这是农民与官军的实力的一次较量。所谓的“农民战争”,依靠的是大量人员的牺牲与不畏死的流氓精神(老外谓之“人海战术”)。在历代战场上,我们汉人武装依赖的,正是这种不拿低级性命当回事的精神。而我们输掉的,可能也正是这种不讲究技艺的抛头颅,洒热血的战法,以至于从北宋,一直输到如今的广阔的太平洋。

     

    我们热衷于歌颂视死如归的农民战争,但是在那铁血灰飞湮灭的背后,有谁听得到铁蹄下那些脆弱的生命的呻吟呢?!没有实力,便没有战争的胜利。因此《水浒》中鼓吹的战争技巧,说白了,只能适用于同样以残杀为目的的战争对手。

     

    不过,任何新颖奇异的战争手段,似乎都是行伍人士们所乐衷于去尝试和搏斗的。说的残酷一点,战争往往是人类文明的排头兵。

     

    在我们汉家武士的骨子里,无论在多么残酷的时候,都有一股浓烈的恕道血液在流淌着的。在众多话本文学所描绘的战场上,我们发现,似乎从来都没有过真正成熟的男人。一部《三国》,可以说让我们看透了这一点。因为其中的胜负,都成了一种假定的游戏。

     

    而在中国历朝的史书中所记述的大部分壮观的战争事迹,我以为其实都是在虚张声势,——尤其是《三国》。因此,当历史变成了经过再创作的所谓演义的时候,我们便在种种已被扭曲的、兑了水的暴力历史中,获得了某种快感。很明显,这种快感也只是虚拟的。

     

    每当话本中在不厌其烦地渲染某个战斗的惨烈与悲壮时,我都忍不住微微而笑了。我们的民俗文化,可以把极为惨烈的、血流成河的厮杀,演变成令人开心的娱乐段子。虚拟的大规模的杀人情景,真正地成了一种成人游戏!这难道不是我们民俗文化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审美现象吗?!这种游戏所带来的快感,给脆弱的现实输入了精神麻醉药。因此,汉文化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起到了精神麻醉的作用。——比如时下走俏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就是这种精神意淫的产物。

     

     

    闲话少说,让我们回到正题。实际上,呼延灼的“连环甲马阵”,只适合于在坦荡的、畅通无阻的大平原作战,因为它在整体技术方面的布局,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因此,徐宁看似平淡的“钩镰枪”,便可以将呼延灼的千军万马,轻轻松松地搅倒在地。

     

    这就是战争游戏。而游戏总是以某种神奇的、不同寻常的、甚至夸张的形式出现的,不然的话,它也就失去了吸引力了。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倘若真正的将横扫千军的连环甲马摆布在沙场上,那么,这阵势必须首先保障它前面的地势,应该是一马平川的。倘若马阵前面有一排、甚至只需要有一棵大树卡住了其中的某个马队,就有可能引发整个阵势的混乱。

     

    但是,既是坊间的话本故事,我们便无需去假设这些应该归属军事家们考虑的问题,我们直接进入故事本身就可以了。

     

    于是, 梁山泊的阵势在呼延灼的强大的连环甲马冲击下,终于东倒西歪了。这时,一位原先入伙时,除了满脸的麻子,并不起眼的汉子,站了出来。他便是“金钱豹子”汤隆,就是曾经在江湖上抡着个大铁锤摆场子耍艺,偶遇李逵,又被这黑厮介绍入伙的那个铁匠。汤隆介绍说:

     

    “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破阵时,须用‘钩镰枪’可破。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汤隆虽是会打,不会使。若要会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会使这钩镰枪法,只有他一个教头。他家祖传习学,不教外人。或是马上,或是步行,都是法则;端的使动,神出鬼没!”

     

    他的一番话,顿然使千军万马的血腥战场厮杀,巧妙地转化成一段颇有趣味的盗取“雁翎锁子甲”的故事。——从排山倒海的两军对阵,登时移位到鼠摸狗盗的精细生动的描写。从中不难看出,施耐庵以及话本文学的审美趣味取向。

     

    依我看来,这也正是小说转换的力度所在。中国话本小说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一个“化”字。至于深化与淡化,那就是笔锋的高低了。像盗甲这一出,便是将大事淡化成小事,从小处着笔,于无声处听惊雷。而像江州劫法场,大名府赚卢俊义,则是将小事深化成大事,做出了惊天动地的文章。

     

    ——正所谓一物降一物,这是道家的化解能力。在话本故事中,它又成了宋代严羽所说的“兴趣”——天然浑成,清虚空灵。

     

    因此,徐宁只能是伴随着他的祖传的“钩镰枪法”出现的。而且,他的钩镰枪法,就像是一出游戏中,不得不出场的关键的一个道具。倘若没有徐宁的出场,梁山好汉跟呼延灼的连环甲马阵,便很有可能陷入拉锯战,分不出胜负。然后就像《封神榜》一样,诸多的妖魔鬼怪,都粉墨登场了,一发而不可收。正也正是《水浒》在叙事上,远远要比《封神榜》高明之处。——《水浒》俗的到位,《封神榜》高的离谱。

     

    徐宁的名头前,能冠得上个“金枪手”的称号,在当时实在是个很高的荣誉,而不是像梁山上其他一些好汉们的名头前,冠以趁手兵器那样泛泛。在《宋史.禁军上》中记载:

     

    “金枪班左右班二,旧名内直。太平兴国初,改选诸军中善用枪槊者补之。”

     

    自宋仁宗太平兴国时起,像徐宁这样优秀的金枪手,就会荣幸地被挑选为皇帝的亲密护卫了。这无疑是一种殊荣。而职业军官出身的徐宁,就是这样的侍卫。例如,在时迁“盗甲”的那天凌晨五更,他就是要去随侍皇帝“驾幸龙符宫”的。倘若再加上徐宁的祖传的“钩镰枪法”,便可以知道他在朝廷中的份量了!也可以这么说,徐宁的身份和地位,是梁山众好汉中除了柴进之外,最为显贵的。然而,梁山泊看重的,并不只是个人在朝廷中的荣崇,还有着个人江湖上名声的考量。不然,刀笔小吏出身的宋江,他的脸面又该往何处搁呢?!

     

    时迁等几位在梁山上不起色的人物,在对徐宁进行“绑架门”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是一支天衣无缝的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的锁扣。就在一场即将影响梁山泊前途的、让人揪心的大动作付诸实施的时候,我们看到,整个计划中出场的关键人物,实际上都是些没头没脸的不起色的人物时迁,薛永等人。所以说《水浒》难能可贵的,就在于“俗”字。

     

    而徐宁本人形象真正出场时,反而变得不太重要了。所谓的顺手牵羊,——我的意思是,此时作为让人肃然起敬的、将要影响梁山战役格局的兵器“钩镰枪”,实际上已经悄然地被一付象征着华贵身份的“雁翎锁子甲”取代了。徐宁反而成了一只被顺手牵走的羊。这个情节,对于徐宁本人来说,说起来多少有点残酷。

     

    这个故事中化大事为小事的演变过程,其实也就是传统话本叙述手段中的最吸引人之处。至于“钩镰枪法”的实战,后来书中也只是用了寥寥的数笔,便被虚略过去了。

     

    再回到连环甲马时,那不堪一击的伟大阵容的毁灭,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了。在西方的军事理论中,战争不过是意志,策略与实力的延伸与对决。但是,在农民战争中,却往往多了诸多流氓的因素。

     

    因此,我们在给“伟大”命题的时候,很多卑微的能动作用,也同时渗入了其中。庞大的连环甲马的对面,其实只是微不足道的时迁,汤隆,薛永等人。这不是武力与智力的决赛,它不过是我们在剥开某种真实面目后,偶然的发现而已。而这实在是一种阅读的惊喜!

     

     然而,不得不提到的是,徐宁一上了战马,他的形象便岌岌可危了。他的一杆金枪,还有连环甲马,将他的一生切实地给套住了。他为了一副祖传的“雁翎锁子甲”,已经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幸好,后来跟他过招的人,都会给他面子的。这也是江湖上的某种游戏规则。

     

    细细想起来,真是难为了徐宁了。

     

     

     02//2010 秦无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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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呼延瓒:俗文化的揉合 2010-01-27 13:22:01

             俗文化的糅合

     

     

    提到“双鞭”呼延灼,首先得提一下在《水浒》中,只被轻飘飘地提及一次的他的先人呼延瓒(赞?)。因为,家族的背景,作为在梁山好汉们排座次时的考量,实在是太重要了。

     

    据《宋史》记载:

     

    “呼延瓒,并州太原人。父琮,周淄州马步都指挥使。赞少为骁骑卒,太祖以其材勇,补东班长,入承旨,迁骁雄军使。从王全斌讨西川,身当前锋,中数创,以功补副指挥使。太平兴国(笔者注:这个年号也太长了些)初,太宗亲选军校,以赞为铁骑军指挥使。从征太原,先登乘城,及堞而坠者数四,面赐金帛奖之。七年,从崔翰戍定州,翰言其勇,擢为马军副都军头,稍迁内员寮直都虞候。”

     

    呼延瓒之所以能在《宋史》的列传中出现,除了战功外,还有他的热忱敦实的家教。他曾经在自己的身上刺满了“赤心杀贼”的文绣,又在四个儿子的耳后,刺上“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的警铭,忠心可昭。你说这种武将,哪个皇帝见了不喜欢?!

     

    呼延瓒应该算是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时代的名将。他使用的兵器,是铁鞭跟枣槊。,中国民间的通俗文学,一贯注重浓厚的传承色彩,它的整体审美趣味,热衷于追求的是对固定角色、甚至是道具的认同,而不是求新,求异。这使它的文化群体,在最简单的话语的鼓励与潜移默化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甚至顽固的审美趣味。

     

    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审美心理,基本上是排斥变异因素的。我想,要体会这一点,只要看看咱们中国人对日本人形象的根深蒂固的理解,就不难知道了。

     

    传统文化的优势与弱点,其实都在于历史的积淀。像大众的这种顽固的审美态势,是任何其它高深的学问,都难以企及的事体。其实,所谓的“俗气”,是比“雅气”更容易传染的,因为它省略了诸多技术上的过滤问题。这也是很多文艺评论家表面上喜欢做些高深的学问吓唬人,为稻粱谋,然而有时却偷偷地、通宵达旦地阅读一些浅俗书籍的原因。每个文人的骨子里其实都暗藏着“俗气”的,只是有些人混出了样子之后,不愿意去承认这一点而已。这一点毋庸讳言。

     

     因此,就像“青龙偃月刀”(冷艳锯)是关家的招牌兵器一样,呼延瓒的铁鞭,到了呼延灼手里时,摇身一变,就成了竹节熟铜鞭。铜鞭比铁鞭可能略微显得华贵一些,这便是武化的进步,也是文学对史实的调整。比如铜板,——没有哪个朝代用铁铸钱的。仓颉造字而鬼哭,周景铸钱而鬼笑,便是此理。

     

    而呼延瓒的枣木槊,则成了呼延灼力荐的、他的右臂膀“百胜将军”韩韬的趁手兵器。 ——但凡名家出场,总是免不了前呼后拥的,所谓绿叶配红花。像关胜出场,跟着的是宣赞、郝思文;张清出场,跟着的是龚旺、丁得孙;而呼延灼出场,则是韩滔与东京阔少出身的彭圮相拥护着。

     

    话本小说中,不乏使鞭的名家。像《说唐》中,面目漆黑的尉迟恭的贴身兵器,便是双鞭加长枪。他与秦琼的著名的“三鞭换两锏”的故事,几乎成了《说唐》中的经典段子。而秦琼跟尉迟恭的形象,后来也成了民间的两尊门神,祭灶那天,民间老百姓将两人画像贴在门板上,希望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与幸福感。这也可以看出来,“俗气”在民间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在福州话中,“锏”与“钱”同音。福州话是古汉语的活化石,我胡乱猜测一下,想来大家用“锏”的主人做门神,也有发利市的意思吧。至于鞭呢,福州话说“滚开”,是“企(站)边(鞭?)”,“企”便是站的意思。如今在老美打工的人,不知道“企台”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尉迟恭的鞭,便有驱邪的意思了。尉迟恭身高一丈,跟吕布差不多。他“腰大十围,面如锅底,一双虎眼,两道粗眉,腮边一排虎须。善使雌雄两条竹节鞭,有万夫不当之勇。”这是做门神的最好形象。然而,尉迟恭在《说唐》中,却不是隋唐十八条好汉之一。秦琼之后,王伯当和单雄信这帮在贾柳店结拜出来的,总算忝居于排行榜的末位。后来秦琼的双锏,又在清初评话家钱彩《说岳全传》的评书中,交到了明显是Copy自张飞的牛皋的手上。

     

    这又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了。有趣的是,呼延家传的枣木槊,在《说唐》中却是尉迟恭的死对头、隋唐第十八条好汉单雄信的得意兵器。单雄信是条硬汉子,骨血如铁。这里不表。不过,这应该可以说是后来的话本先生的移花接木的举措吧。

     

    一部《水浒》,好就好在“奇”和“俗”两个字上,后来的话本小说,对它的摹仿、剽窃者甚伙,更不用说《金瓶梅》那样对人的下体的演义了,——《废都》把它给弄糟了。但是没读过几本书的农民文学家,也只能通过阴道进入高雅状态了。

     

    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因袭心理,是如此的固执,就像律诗,一千多年过去了,大家还在按律抒怀,并以能否懂得古音的平仄作为学问,引以为豪。这于别的民族文化来说,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相比于文化的负重,诸如鞭、槊之类兵器传承的武化现象,相对的要轻松多了。怀旧,因袭,缅怀,认同,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坚韧固执的特征。但是,既是文化,便没有好坏之分。文化跟文明的定义,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易经》上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的本义。

     

    《易经》又说:“天下文明。”文明代表着的是进步。而文化,注重的则是一个民族独具的特色与影响魅力。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的理论,就没有了最起码的说话的理由。我以为,其实文化跟战争一样,都是一种生存认同的错觉。基于此,历史也很有可能只是一种错觉。

     

     

    扯远了,还是回到呼延灼吧。在梁山的五虎上将中,除了“霹雳火”秦明的狼牙棒有点突兀之外,其他四人的兵器,都是有源可本的。像关胜之大刀,林冲之丈八蛇矛,呼延灼之双鞭,董平之双枪等。而呼延灼在投降上梁山前,他的职务跟秦明一样,都是府治一级的统制使。府是略高于州级的区域单位。呼延灼的官阶,有点像如今的武警支队队长,属于地方武装力量。

     

    但是,呼延灼却指挥了一场野战军规模性质的战役,那便是“连环甲阵”,结果大败亏输,功败垂成。宋朝军队用人之不当,于此可见一斑。大家试想一下,在梁山水泊边上,纵使有千军万马,也是难于突破八百里湖水缭绕着这一关的。倘若梁山好汉们不跟你在阵地上

     

    所以我以为,要攻破梁山,最好的办法还是像祝家庄提出的口号“填平水泊擒晁盖,踏破梁山捉宋江”中说的那样,把水泊填平。这法子土是土了些,但很踏实。不然的话,朝廷任何对梁山的扫荡,都像狗逮耗子一样困难。

     

     再扯几句闲话。《宋史》中是这样称美呼延家族的:

     

     “(呼延瓒)及作破阵刀、降魔杵,铁折上巾,两旁有刃,皆重十数斤。绛帕首,乘骓马,服饰诡异。性复鄙诞不近理,盛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长能寒而劲健。其子尝病,赞刲股为羹疗之。”

     

    呼延家族的前身,应该是匈奴人的后裔。因此,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我们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上千年的文化的同化中,早年那些逐水草而居的匈奴游牧民族,早已融入到了汉民族中。国家利益对于他们来说,远远要高于种族的偏见。就像呼延灼,他一生最精彩的表现,还是最后死在与金兀术对阵的战斗上。《说岳》中的呼延灼已经苍老了,他体弱年迈,但那股傲视天下的雄风犹在,这使得他的铜鞭,能够和他先人的尚武精神,沟通起来,而不是像杨令公的后代杨志那样,去卖刀,然后窝囊地去换取维持生活的铜板。

     

    《宋史》中关于杨家的描述,也就是列传中杨业与其子延昭两人不多的笔墨。杨家将的扬名,其实应该归功于评话家跟话本小说。所以我觉得,俗文化中教化的意义,远比刻板的官方记录的言辞鼓动要深远。我觉得汉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化功能。中国人即便是在失败的战争中,也是夹杂着强劲的文化因素的,——暴力并不代表胜利,因此文化总是会战胜武化的。

     

    胜败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似乎都无关紧要。我们更看重的是战争的结果。秦朝之后的改朝换代中,中原一带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由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统治着的,但是到了最后,这些杂乱无章的民族,通通又都被汉文化消融了,成为汉族中的一分子。这是生命,也是光道。它也是文化的力量。

     

    然而,从反面来看,它又未尝不是文化的悲哀。因为汉族在其中所作出的牺牲,罄竹难书!文化最终总是战胜了武化。我曾想,或许在我们的身上,也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的血统。但是这点似乎也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上流着的是,我们汉文化的血。

     

    我想,仅此一点,便足以让我们感到骄傲了!真的。它是一道光。

     

     01//2010 秦无衣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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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影响最大的十句话 2010-01-27 12:20:44
    1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2毛泽东说: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3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4我爷爷说:烂苹果跟西红柿是好东西,富含维生素。
    5我父亲说:你千万不能去当兵,不然第一个死的人就是你。
    6我初中时的化学老师说:碳酸氢铵可以让植物生长的更快。
    7我的一位朋友说:少喝酒,多吃菜,你吃一口菜,我喝一杯酒。
    8我妈说:儿子,我活着,就是在看着你们。
    9我的语文老师在晚自修改作文的时候说:谁是秦无衣?
    10我老婆说:我妈说了,她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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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道家:缥缈的世俗 2010-01-19 14:47:42

                   道家:缥缈的世俗

     

     

    有人认为,像《水浒》这样的话本侠义小说,其思想基本上是墨家的模式。表现“才子佳人”性情的言情小说,则属于儒家的教范模式。而体现佛道神仙的神魔小说,是佛道模式。这话似乎不无道理。

     

    但是,正像《水浒》中也掺杂有浓厚的儒道佛思想一样,其实,在古典小说中,这些界限并不是绝对的,也不能简单地将某某小说划为哪一种思想模式。比如在《水浒》中宋江的身上,其“忠义”精神,就体现了浓烈的儒家意识,但是他的为人之道,却有着墨家的执着风范;而从他接受九天玄女娘娘的三卷“天书”来看,他的“替天行道”宗旨中,又有着深深的道家影响。

     

    明代大多数的言情小说,在客观上其实正是对儒家思想的突破和叛逆。像唐宋传奇中的迹进浪漫的言情小说,在世俗化、人情味方面,是不能跟明代的言情小说相比的。明代人活得比较明白,实在,虽然他们的形象有时不够理想。

     

    因此,在施耐庵笔下,梁山泊好汉们追求的,未必就是墨子的苦行修为那一套,而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畅快人生,是独立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快活”。至于墨家的“兼爱”,有可能是江湖上好汉们默默遵循的一种游戏规则,但也并非是他们不自觉的同性恋倾向的初衷。

     

     不过,摒弃掉所谓的墨家思想的因素,明眼人还是不难看得出来,水浒其实是厚道而薄佛的。从开篇的洪太尉到道教家圣地信州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到七十一回天罡地煞排座次,再到结尾道宗皇帝梦游蓼儿洼之后,为宋江等人修庙建祠堂,这条主线,贯穿的便是道教的理念:俗世与仙界是并存的。而在俗世中,仙气只是偶尔露峥嵘而已。道术只是对俗世的一种诱导。

     

    于是,身怀异术的公孙胜出现了。他是道教在俗世的代言人。他一出场就俗得有点过火了:他开了一张十万贯的空头支票给晁盖,做为见面礼。他的这种行为,跟在九宫县二仙山上修行的罗真人的清虚出世比起来,简直是格格不入。公孙胜在《水浒》中的形象,是相当矛盾的。这也就就是道教不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原因:不仙不俗。

     

    因此,无论是不是出于施耐庵创作的本愿,他对书中几位重要的道家人物形象的塑造,远远没有对几位佛家人物描摹的出色。

     

    书中几位佛家人物之所以显得传神,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对佛家本义的背叛上。或许施氏先入为主地将那些道家人物神化了,因而只注重于铺张他们缥缈的法术、道行,却将他们作为世俗的人性的一面给淡化了。这就未免有些弄巧成拙了。

     

    相比之下,大家看看不守佛门清规戒律的鲁智深,武松,甚至那个不甘佛门清静寂寞的色僧裴如海,哪一个不是七情六欲俱备,骨肉分明的?而再回头去看公孙胜以及跟他半路出家的弟子樊瑞,还有高廉,乔道清,李助等人,他们除了会些呼风唤雨的法术之外,形象几乎都是苍白的。“神”气,“仙”气,如果没有渗入有活力的俗气,那是虚无飘渺的。可以说,这也是小说《封神榜》的败笔。

     

    或许施耐庵笔下的道士们真的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像鲁智深在“瓦罐寺”遇到飞天夜叉邱道人时,那小乙正挑着酒肉,唱着黄色小曲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你無男子我無妻。我無妻時猶閑可,你無夫時好孤恓。”

     

    这简直就是一幅市井下三烂的嘴脸,哪来的仙风道骨?但是,这并不影响作者对道教的崇敬。我估计,这其中的原因是,当作者偏重于在人物的技术性方面着笔时,他笔下的人物,便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人性特征,从而不经意地被他塑造成了脸谱型的神像。像公孙胜初出场时,在晁盖庄门外对庄客们大打出手那一段,虽然只是间接描写,但可能是他在书中个性表现得最鲜明的时候了。此后他的形象,除了呼风唤雨之外,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出彩之处。

     

    书中出现的另外几位道家人士,差不多也都是模式化的,没有多少的人情味。比如像书中开头出现的张天师,他在信州龙虎山那里,一会儿装大虫,一会儿装长虫,将洪太尉吓得只剩下半条命。这中间虽然不乏道教乐衷于调侃人世权贵的味道,但那牧童,青牛,笛子的意象,多少总归是像版画一样的刻板了。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给后面“伏魔殿”一段群魔窜逃造势的,它更像是一个故事布局中的机关,而不是凸现人像的画面。

     

    所以我以为,《水浒》中的道教人物,俗气多了些,仙气少了些。读者们在张天师这一段装神弄鬼的表演中确信,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仙人。张天师是颇有来历的。明代俗传天下有三大显姓:朱,孔,张,便是例子。张道陵子孙世袭天师称号,掌理道教,在民间享有极高的荣耀。而张天师的地位,显然要远远高于罗真人。到了明初,和尚出身的朱元璋说了一句:“至尊者天,何得有师?”遂下诏将天师改为真人,于是张天师家的显赫身份,一下子降了一级,只能跟罗真人平起平坐了。

     

    因为,皇帝是名义上的天子,倘若你道教整天价在那里装神弄鬼的,而道教的领袖又号为天师,天师者,天之师父也。那么,作为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威象征的天子皇帝,岂不比你天师低了两级?!至于深居简出的罗真人,他的高高在上的半人半神的形象,不免让人生厌。真人道行虽高,俗心犹在。他的狡诈的另一面形象,是通过李逵的一双焦躁蛮横的板斧给雕刻出来的。当他略施小计,运用法力将一个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对手的莽汉,耍弄得服服贴贴之后,他便再次允许他的弟子公孙胜出山了。——这一张一驰,收发自如,恰到好处。你不服都不行。

     

    此后,公孙胜与其说是去解高唐州宋江之围,倒不如说是去弘扬罗真人新授予他的“五雷天罡正法”。而李逵这个至俗的凡人,在罗真人看来,对于他的道法的传播,肯定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推而广之的作用。试想,连天不怕,地不怕的“黑旋风”李逵都跪拜在了道教法术之下,那么,谁还敢怀疑道教的威力?没有谁比李逵更适合做罗真人在道术方面的代言人了。说者谓李逵是梁山第一尊活佛,以我看来,这黑厮所扮演的,始终都逃不过一个颟顸道童的角色。李逵的可爱之处,在于他天性单纯。而他的单纯,也抹杀了人世间的是非。因此他只能成为梁山的头号打手。

     

    罗真人俗心犹在。这就是道。施耐庵对罗真人用的是虚写。虚与真,俗与雅的浑合与对立,在道家看来是辩证的。它的祖师爷老子把这一套早就看透了。当然了,凭着公孙胜最初的那股入世劲头,他跟李逵一样,也许是很难真切地察觉到这点的。他们都需要一个偶像来维持精神的生存的。因此他们都不得不执迷于对虚假之“真”的信仰了。公孙胜的偶像是罗真人,李逵的偶像则是宋江。人是离不开信仰的。

     

    老子的哲学跟张道陵张天师创立的道教,说起来还不完全是一回事。道教虽然在技术性方面故弄玄虚,装神弄鬼,但实际上,它又是跟俗世的精神需求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道教在汉代诞生之始,其实便将人世界定为两个层面了:一个是充满烟火味的俗界,一个是虚无缥缈的仙界。而道术,显然是超越二者中间限度的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非常技术。这种技术深为俗世百姓所推崇信服,连一些皇帝也深好此道。比如宋徽宗和明代的嘉靖皇帝,都是有名的道徒。我甚至怀疑痴迷于道术的嘉靖皇帝,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

     

     

    道教与中国历来的平民文化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的。如果摒弃了玄幻的法术,我们是不难在梁山的诸多好汉身上找到道家的影子的。梁山好汉们那种遗世独立的傲岸风度,不就是庄子所钦慕的逍遥游吗?!他们之所以要离开主流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寻求人格上的独立。这个现象,是我们在看到那些好汉们浪迹江湖时,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梁山上的大部分好汉,其实都是想在寻求独立于主流社会的人格尊严的。这也是梁山泊好汉排座次的重要份量。

     

    我们知道,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活跃与成就的时代,诸种学派与宗教都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强大的拥泵。比如信奉全真道的河北田虎,与跟白莲教有关连的江南方腊,都是挂着宗教的羊头牌子,在那里大卖狗肉的。宋徽宗赵佶本人干脆就将自己封为“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算是开了宋末的一代道风。宣和年间,物质与文化的繁华都达到了极致。然而贫富的分化与各种宗教的对立,可能也更明显了。只有身兼球星,书画名家,嫖客等身份于一身的道君皇帝,才会醉心于其中,不可自拔,最后被掳到关外去坐井观天。这是政治与艺术的错位导致的悲剧。亡国之君其实大都是被宠坏的书呆子。道家破坏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这是让人相当沮丧的闲话。

     

    我想,也只有在宋末这种物华天宝的太平年代,才会产生“招安”这个非常道家化的古怪的名词的。因为,招安对于出世的叛逆者来说,是一种体面的妥协方式,而对于在世的当权者来说,则是更为体面的居高临下的抚慰方式。说白了,“招安”便是中庸,是过激的出世态度与僵化的入世主流的调和。因此它的背后,其实深藏着微妙的处世哲学。

     

    宋初道教显要人物“扶摇子”陈抟,对赵匡胤略定江山时说的那句饱含玄机的“天下自此定矣”的话,一方面既肯定了宋王朝的确立,另一方面也奠定了道教精神在宋朝统治脉络中的血份含量。宋王朝内敛的治国方略,也不无道教的影子。它几乎是与儒学并行不悖的。我以为,道教的精神在宋代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包括精神上与凡俗上的。

     

    在这里,我只想说些凡俗的。公孙胜为什么在梁山上能排名第四?说白了就在于他是以得道高人的身份出现的。他的法术,在俗世中本身就是很强大的一种威慑力量。这在讲究实力的梁山,是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的。他的职位是副军师,但是他并没有像吴用那样会出谋划策,而只会仗剑呼风唤雨。他的本分内的出谋献策的职责,后来实际上是由朱武承担了。朱武更像是梁山的副军师,在南征北战中,他是卢俊义的得力的参谋长。

     

    在江湖上,像公孙胜这样模棱两可、仙风道骨的形象,最容易在关键时候定夺局面。所以他的背面,便是凡俗。这也是他多次下野回蓟州的缘故。在公孙胜的身上,我们是看不到“义”字的。后来江湖上诸多的风雨,似乎也是因他而生的。在“芒砀山”收拾樊瑞之后,宋江让樊瑞拜他为师,让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宋江清楚,像公孙胜这种人,是很难坚决地跟他为伍的,因此他选择樊瑞作为公孙胜的候补继承人。这无疑是个刻意的布局,同时也算是为道教做了个广告。它为后来天降神碑的玄虚道法,埋下了舆论上的伏笔。公孙胜绰号“天闲星”,樊瑞绰号“天然星”。“闲然”,一付清虚的化外之人了。

     

    在对道家精义的理解上,刀笔胥吏出身的押司宋江,远比只精通一些道术的公孙胜要强得多。因此在还道村的那座古庙里,他才会得到九天玄女娘娘的赏识,被授予三卷天书。那三卷天书,娘娘只许他和吴用同看,而没有提到正宗的道士公孙胜。公孙胜要是知道了这个内幕,不知该作何想?!

     

     公孙胜出场时,还是一付好汉的样子,他在书中最精彩的留影,便是在前面我们提到的他在晁盖庄门外绿槐树下,拒绝接受庄客们微薄的施舍,将十几个庄客打得东倒西歪。那时“他道貌堂堂,威风凛凛,身高八尺,生得古怪”。

    公孙胜与吴用的初次见面是很有趣的:

     

    “只見一箇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

     

    所谓做贼心虚。仅凭公孙胜被吴用兜胸抓住,只吓得面如土色这情景,我们能想象得出来后来他呼风唤雨的那种超凡的力量吗?!我的理解是,公孙胜此时是刚刚出道江湖的,没有什么处世历练。不然,倘若他拔下背上的那把松纹古剑,情景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但即便是小说,也不会让你有假设的机会的。所以我以为,公孙胜形象最醒目之处,也就在于出场这一段。吴用当然看出了公孙胜是初涉江湖的角色。因此他就这么虚张声势地一把握,等于攥住了公孙胜的脉搏。

     

    从长相上看,作为一条好汉,公孙胜具备了所有的条件。我后来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公孙胜为什么要来趁打劫生辰纲这趟浑水的?尽管他说是给晁盖送大礼来的。——由于他和刘唐的慷慨热心,这样一来,在江湖上以仗义疏财著称的晁保正,就莫名其妙地被天下好汉们理解成早有劫财的动机了。这实在是冤枉了晁盖。晁盖绰号“托塔天王”来自于仙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李靖,他多少也算与道教有些缘分了。

     

    不过,公孙胜显然是姗姗来迟的情报,对于吴用的正在酝酿中的抢劫布局,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或许他的到来,只是对抢劫起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作用。然而,从道教的“俗”与“真”两面来说,公孙胜最初的慷慨的义气中,难免还隐藏着一丝欲望的。他的出家,也还没有到了真正与世隔绝的境界。因为当初你有了一念之差,以为金钱算是玩意儿,兴冲冲地来向晁盖报信,给了他一张空头支票,说明你的内心里还有着割不断的俗缘。因此道教说到底还是一种凡俗的生存精神。

     

    这说起来是很俗的一件事,但体现的却是公孙胜作为人的“真”情。后来他在俗世江湖中折腾了一些时日后,才慢慢地有些悟道了。不过他的两次复出江湖,终于还是说明了他的凡心未尽,或者也可以说,道人本来也就是俗人。最后公孙胜回归道教真性,终于超然世外了。这是书上写的。至于他是不是真的收心养性了,则不得而知。

     

    而宋江他们则是铁杆地在招安的路子上执迷不悟。施耐庵在结局里暗示,人世之繁华与波折,终将归于虚无缥缈。这个意念,其实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成不变的精神理念。我觉得,水浒中只有宋江和吴用才能称得上是真正凡俗意义上的道家。宋江在获得了九天玄女娘娘的兵书后,他在夺取政权、巩固地位的利益上,与吴用风雨同舟,相依为命。其中奥妙,可能也只有九天娘娘说得清了。

     

    同样的,人生难道不也是这样的一笔糊涂账吗?

     

     

     01//2009 秦无衣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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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笔】今日方知我是我 (图) 2010-01-15 12:38:50

                今日方知我是我

     

     

    话说,梁山众好汉在破辽班师回朝时,经过了山西五台山(?)。这一天,宋江率了众好汉上山,去拜谒道行深幽的智真长老。但是公孙胜被委婉地留在了山下,因为他是道家传人。这里曾经是赵员外引领花和尚鲁智深落发剃度之处。当年他在这里招惹是非,将文殊院翻做了修罗场。如今上山,他似乎又闻到了一股沾了蒜泥的狗肉香味,于是他心里慌忙祷念:罪过罪过!

     

    智真长老严肃地对这位原先将文殊院闹翻了天的弟子鲁智深说道:

     

    “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

     

    鲁智深默然无言。智真和尚的话,其实揭示了一个很简单的哲学道理:清淡的生存,跟呼天抢地的死亡,应该是平衡的。他欣赏鲁智深的地方,也正在于此。 我觉得长老这话是个真理。鲁智深跟智真和尚在禅道上的融会贯通,是心灵上的磨合。不然的话,当年他也不会那样包容鲁智深了。

     

    鲁智深真正的江湖生涯,应该是从他下了五台山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他单纯得可以为一个东京来的素不相识的风尘女子,拍案而起,三拳就将一个善于剁肉的关西恶霸打死,并在通缉他的布告前探头探脑的看热闹。这哪像个江湖人物?他跟五台山和尚们的斗闹,连智真长老都看得出来,鲁智深的心理状态,其实跟一个顽童并没有什么区别。

     

    鲁智深似乎天生就是个勇猛的技击家。书中没有提及他在陕西老种经略相公(兰州军区司令员,专门防卫西夏)提辖任内使用的是什么兵器,但是,从他三拳就将剁了三十斤骨肉的、胖乎乎的郑屠打得皮开肉绽、一命呜呼的成绩来看,他拳头上的功夫,肯定一点都不含糊。他在五台山腰,一肘子就将亭子给撞倒了,那是神力。而倒拔垂杨柳,更是让东京的那伙泼皮们惊为天人。

     

    他仓促出逃时,只携了一根棍棒。那时候行走江湖的人,手边一般都带着一根棍棒的,它既可防身,也有打草惊蛇的功能。倘遇到敌人,他们便将身边的短刀插在棍棒上厮斗,唤作朴刀。

     

    鲁智深下了五台山之后,他的身边却多了一条六十二斤重的水磨禅杖,还有一口锋利的戒刀。这使得他在江湖上行走的形象,看上去有点夸张。但他很快就将这两样从来没有操作过的兵器,驾轻就熟了。他后来在跟呼延灼在马上过招时,也是像模像样的:毕竟是提辖(野战军团长)出身。不过此时,他可能也已经注重自己的形象了。

     

    我想,在鲁智深的身上,其实正体现了武学中一种相当高的境界:随心所欲。大家想想看,倘若鲁智深手头上有一样早就得心应手的兵器,那么他的武艺,便很有可能跨越在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上的。因为,鲁智深和卢俊义一样,都是不近女色的。从他们俩的生活习惯上判断,我怀疑他们练的可能是聚集精气的内功。内功强的,兵器反而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清心寡欲也是一种悟性。

     

    但是,鲁智深下了五台山之后,他的心眼,远远没有他的兵器那般咄咄逼人。你看,在桃花庄,他要“说姻缘”,结果却将“小霸王”痛揍了一通。唯一一次看到他的心计,就是在东京“大相国寺”后的菜园子里,一帮泼皮要将他拖扯到粪池里难堪的时候,他窥出了端倪。但是这份心计,我觉得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农民式质朴的直觉。——这也正是他的可爱之处。

     

     

    当年鲁智深下山时,智真长老送了四句偈语给他:

     

    “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州而迁,遇江而止。”

     

    其中意思,大家想必都知道了。谶语其实只是对人的信心的某种考量。你要怎么延宕它的意思都可以。所谓的辩证法,其实都是从佛家过来的。

     

    而这一天,在江湖上闯荡了好几年的鲁智深,又出现在了一如既往的智真长老面前。从鲁达第一次上五台山起,智真的慧眼,就一直在光顾着他的质朴的的心境了,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佛家看来,至善的人性,是后天修成的。智真对杀人放火无数的鲁智深的这种先知的敏感,似乎与佛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理义相悖。但其中凝结的,却正是佛家的辩证法:

     

    众象的合理之处,须得从反面去看。

     

    《红楼梦》里,迷上了凤姐的贾瑞因数次正照“风月宝鉴”,就不住地遗精,结果一命呜呼了。人生是个苦难的历程,它只是造物主的一种假设。因此所有的美丽,其实都是幻觉。只有死亡之后的世界才是真实的,那是永恒。

     

    智真长老本身在《水浒》中,就像是一条绵延不息的偈语。他是鲁智深命运与施耐庵自身思想的陪衬。是他在芸芸众生中,替鲁智深撞开了那扇坚硬而神秘的死亡之门。在他看来,生与死之间,的确是存在有一扇铁门的。而这道铁门限,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跨得过去的。于是,死亡便充满了神秘色彩,显得异常的美丽动人。死亡的确就在我们的身后,只不过我们发现不到而已。

     

    智真长老对智深说道:

     

    “‘吾弟子此去,与汝前程永别,正果将临也!与汝四句偈,去收取终身受用。’偈曰:

     ‘遇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小说如果不写虚,只写实,便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们文学评论家的理念,至今仍然逗留在前苏联的那一套狗屁都不是的理论中,想起来都替他们脸红。智真长老的智慧和他的偈语在《水浒》中,其实只是虚笔。中国文化中,儒道佛经常三位一体,血肉相连,你想掰都掰不开来。我们别以为施耐庵真把佛家看得那么神,他笔下的张天师,罗真人等都是道人,他们似乎更神,更有Power。不过他们上窜下跳的,都是忙的世间之事。施耐庵在故事中将他们虚幻的Power用技艺性的写实手法处理了。同时又将看似实在的东西,化解成虚幻的形象。

     

    接下去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在擒了方腊之后,八月十五中秋之夜,鲁智深住宿于杭州临近钱塘江的“六和寺”中。是夜月白风清,水天共碧。忽然间潮声大作,如战鼓轰鸣,铁马金戈,铺天盖地而来。鲁智深不解是何声响。寺中僧人告诉智深,那是潮信。

     

    智深忽然大悟了。下面一段对话很有意思。智深拍掌笑道:

     

    “俺想既逢潮信,合当圆寂。众和尚,俺家问你,如何唤做圆寂?”

     

    寺内僧人答道:“你是出家人,还不省得佛门中圆寂便是死?”

     

    鲁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唤做圆寂,洒家今夜必当圆寂。”

     

    于是他留了一篇颂语,去法堂上捉把禅椅,当中坐了,寂然而没。颂语写道: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这段文字,我是噙着热泪看的。能把死亡描述得如此从容动人的,真是一种透悟!而身当其中的鲁智深,让我看到了人生的觉悟与博大的欢喜。我也因此为自己假设的生命,感到无比的骄傲!生命本身,其实还是异常美丽的!

     

    鲁智深一生杀人如麻,他其实是在反面修身。但他的杀人,却是为了行善。相比之下,很多人的行善,却是为了杀人,那才是最可怕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的“屠刀”所指的,在我多次阅读《水浒》之后,我以为它不单只是人们手上亮晃晃地攥着的杀人利器,而更应该是暗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与种种可怕的生存机谋!鲁智深手里拿的是戒刀和禅杖,而胸怀里却深藏着一个至善至诚的童稚之心,以及一腔沸腾的,洒不尽的热血。我以为,这腔热血,便是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终极关怀!

     

    人的一生,其实是个慢慢发现自己迈向死亡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渐修。“今日方知我是我”,这应该说是彻悟。人要真正勘破自己的一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人一旦活到这种境界,死亡之门,便会象钱塘江潮,惊天动地、澎湃汹涌地向你打开。然后你又悄无声息地,消隐到另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很多宗教的教义,其实是共通的。

     

    我觉得,对自身灵魂的不断锻铸,是一种真正的活着体现。人的灵魂得到表扬的前提,必须是高尚的。没有这个前提,人类所处的假设的空洞的房屋,便会轰然倒塌。你可以杀人放火,你可以放纵淫欲,甚至以种种漫不经心的名义欺世盗名,但是,你千万不要放弃内心深处隐藏着的那点淡如萤火的灵魂的烛光!这是上天对我们的烛照!我想,这或许便是鲁智深的镜像所隐藏的某些意义吧。

     

     突如其来的天牌上的执照为“天孤星”的鲁智深,排名在第十三位,在李应和朱仝之后,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角色孤愤的光辉,反而是突出了梁山上政治结构中的种种破绽。这也是江湖上游戏规则的灰暗之处。鲁迅说过:

     

    “对于鲁智深,除了赞赏之外,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同时赞赏这两位都以“鲁”为姓的前人。一达一迅,何以快哉!在形象上,前者与后者一样高大。他们扛着禅杖与笔杖向前进击的威风,必将在中国文化史上,永垂不朽!

     

     

     01//2010 秦无衣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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