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南下演讲
五四运动，促成了国民的觉悟。但在陈独秀看来，国人觉悟的程度还不一致，还没有达到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的程度，因此，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或提高国民的觉悟程度，就成为陈独秀极为关注的一个重点。为了促进和提高国民的觉悟，陈独秀借南行之机，在武汉、上海等地进行了公开的演讲。
陈独秀的南下之行，源自西南大学筹办一事。1919年12月，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陈炯明的提议，拨款100万元创办西南大学，由章士钊、汪精卫负责筹办事宜。章士钊又力邀陈独秀及蔡元培参加筹备事宜。陈独秀此时虽被保释出狱，但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行动受到限制。因此，只好秘密行事。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时值农历腊月，寒风刺骨，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着长袍，巧妙地避过便衣暗探，应邀抵沪，与章士钊、汪精卫一样，任西南大学筹办员。到达上海甫定后，陈独秀受胡适推荐，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2月4日下午抵汉口，住文华书院。
陈独秀到武汉后，引起广泛的轰动，各机关团体纷纷邀其演讲。2月5日，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邀其在文华学校演讲，陈独秀发表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劳动共同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公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这田地的权利。关于信仰，他提出两点内容：平等的信仰；劳动的信仰。指出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蕴含着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并把劳动的信仰与平等的信仰同等看待，说明他在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四场演讲。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特别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一文，深受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但同时也使湖北的军阀政府大为恐慌，陈独秀也“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于是于2月7日晚离开武汉。
这次南下之行是秘密行动，北京政府事前并不知晓，因此，当武汉《国民新报》、《汉口新闻报》等报刊报道陈独秀在武汉地区活动和演说的消息后，北京政府大为震惊和恼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时将其拘捕。
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紧急关头决定在陈独秀到北京西站时，即派人把他接下车，并把他暂时安置在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家，然后再想办法送他出京。因为李大钊是北方人，衣着朴素像个生意人，因此由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京。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2月19日，农历除夕，陈独秀抵达上海。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进行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2月27日，陈独秀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王光祈等人于1919年底发起成立的，主张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陈独秀支持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并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16人为募款发起人。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人也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并向各界募集筹备费1000元。但工读互助团“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便迅速失败。它的失败，宣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促成了陈独秀对空想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大约从1920年夏天开始，陈独秀即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真正了解了苏俄对中国的真正态度，因而旗帜鲜明地支持和维护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20年初，苏联红军打通中俄边界和封锁线，有关苏维埃革命的情况又开始不断地传入中国。3月，中国报刊公开发表了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4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介绍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不久又传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支援中国民族解放的诚挚友谊，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又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1920年3月，他宣称“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并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论证了人口过剩现象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及科学不发达等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他认为“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私有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种非实际的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萨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造成贫穷的原因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等原因。而“马尔萨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显然是错误的。陈独秀认为，即便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从哪里来的？”马尔萨斯限制人口增长，实际上否决了“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只许富人有这种权利，因而是“掩护资产阶级底偏见”。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
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1920年四五月间积极筹备，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节纪念号》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还刊登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关于国内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等。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始，成为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之前，《新青年》总是以宣传欧美民主思想为重点，但是到了陈独秀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其重点就由宣传美国民主思想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但是，在一开始宣传俄国革命的时候，这些思想也经常是和实验主义等西方民主思想混合到一起的。一直到1921年出版了五一劳动节特刊，才开始真正全方位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4月2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5月16日，陈独秀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在会上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对于劳工要旨进行了演说。在演说中，陈独秀提出要注重各业分会的组织，并且需要紧急谋划工人本身的利益，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等。最后，大会推举陈独秀等人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筹备会议最后决定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五一节庆祝大会那天，最初有5000工人前来参加。但是，为了阻止工人们的聚会，军警霸占了体育场，庆祝大会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终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明确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
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是陈独秀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条件下高水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捍卫了马列主义。在文中，陈独秀抛弃了资产阶级国家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他认为“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除此以外，《谈政治》一文还接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认为正义的强力“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他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就表明陈独秀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条件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从1920年陈独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已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标志着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此以后，陈独秀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
五四运动，促成了国民的觉悟。但在陈独秀看来，国人觉悟的程度还不一致，还没有达到由外交而及内政、由内政而至社会组织的程度，因此，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或提高国民的觉悟程度，就成为陈独秀极为关注的一个重点。为了促进和提高国民的觉悟，陈独秀借南行之机，在武汉、上海等地进行了公开的演讲。
陈独秀的南下之行，源自西南大学筹办一事。1919年12月，广东军政府政务会议通过陈炯明的提议，拨款100万元创办西南大学，由章士钊、汪精卫负责筹办事宜。章士钊又力邀陈独秀及蔡元培参加筹备事宜。陈独秀此时虽被保释出狱，但每月都要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行动受到限制。因此，只好秘密行事。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时值农历腊月，寒风刺骨，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着长袍，巧妙地避过便衣暗探，应邀抵沪，与章士钊、汪精卫一样，任西南大学筹办员。到达上海甫定后，陈独秀受胡适推荐，参加武昌文华大学毕业典礼。2月4日下午抵汉口，住文华书院。
陈独秀到武汉后，引起广泛的轰动，各机关团体纷纷邀其演讲。2月5日，武汉学联文华学生协进会邀其在文华学校演讲，陈独秀发表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劳动共同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有产业的安享；（三）打破遗产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公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这田地的权利。关于信仰，他提出两点内容：平等的信仰；劳动的信仰。指出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这篇演讲中，陈独秀蕴含着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并把劳动的信仰与平等的信仰同等看待，说明他在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中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陈独秀演讲安排得很满，两天安排了四场演讲。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特别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一文，深受学生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但同时也使湖北的军阀政府大为恐慌，陈独秀也“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于是于2月7日晚离开武汉。
这次南下之行是秘密行动，北京政府事前并不知晓，因此，当武汉《国民新报》、《汉口新闻报》等报刊报道陈独秀在武汉地区活动和演说的消息后，北京政府大为震惊和恼怒，决定在陈独秀回京时将其拘捕。
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在紧急关头决定在陈独秀到北京西站时，即派人把他接下车，并把他暂时安置在北大理科教授王星拱家，然后再想办法送他出京。因为李大钊是北方人，衣着朴素像个生意人，因此由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离京。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装成病人。李大钊装成生意人，携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两人雇了一辆骡车，连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2月19日，农历除夕，陈独秀抵达上海。
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上海期间，陈独秀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进行演讲，宣传马克思主义。2月27日，陈独秀参加全国各界联合会召开的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王光祈等人于1919年底发起成立的，主张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际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陈独秀支持工读互助团的倡议，并与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王光祈等16人为募款发起人。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等人也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并向各界募集筹备费1000元。但工读互助团“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工读互助团成立不久便迅速失败。它的失败，宣告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破产。工读互助团的失败，促成了陈独秀对空想社会主义幻想的破灭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大约从1920年夏天开始，陈独秀即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究其原因，一是因为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真正了解了苏俄对中国的真正态度，因而旗帜鲜明地支持和维护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20年初，苏联红军打通中俄边界和封锁线，有关苏维埃革命的情况又开始不断地传入中国。3月，中国报刊公开发表了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第一次对华宣言；4月，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介绍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不久又传来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苏维埃俄国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支援中国民族解放的诚挚友谊，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又逐渐摆脱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影响。1920年3月，他宣称“俄国式的方法是唯一的道路”，并发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论证了人口过剩现象的产生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合理及科学不发达等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他认为“个人比较的贫底现象，不一定是因为人口超过了生活资料，大部分是因为私有财产分配不均，一阶级人底占据有余造成一阶级人底不足。这种过剩的生产物，乃是资本私有制度之下，分配不均劳动者无力购买的结果，不是实际的过剩”。这种非实际的过剩，“一方面可以证明社会上贫困的现象，不是因为生产物不足，乃是因为分配不均；一方面可以证明马尔萨斯食物增加和人口增加不能保持平均速度的理论，确有不验的地方，不验的时代”。造成贫穷的原因还有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等原因。而“马尔萨斯说明贫底性质只注重食物一样，已经不大周到了，他说明贫底原因只注重人口过剩这一层，把分配不均、科学不发达、生产技术不精、劳动底数量不充分、交通不便这五种贫底重大原因都忽略了”，显然是错误的。陈独秀认为，即便限制人口增长，也没有理由专门要限制下层贫民，“上流富裕阶级就有孳生的权利，他们的这种权利是从哪里来的？”马尔萨斯限制人口增长，实际上否决了“穷人有吃饭的权利”，只许富人有这种权利，因而是“掩护资产阶级底偏见”。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实质。
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在1920年四五月间积极筹备，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6号编辑成了《劳动节纪念号》。《劳动节纪念号》刊载了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还刊登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关于国内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等。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始，成为其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之前，《新青年》总是以宣传欧美民主思想为重点，但是到了陈独秀开始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其重点就由宣传美国民主思想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社会主义了。但是，在一开始宣传俄国革命的时候，这些思想也经常是和实验主义等西方民主思想混合到一起的。一直到1921年出版了五一劳动节特刊，才开始真正全方位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4月2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5月16日，陈独秀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18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在会上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对于劳工要旨进行了演说。在演说中，陈独秀提出要注重各业分会的组织，并且需要紧急谋划工人本身的利益，比如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等等。最后，大会推举陈独秀等人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筹备会议最后决定于5月1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休工一天。五一节庆祝大会那天，最初有5000工人前来参加。但是，为了阻止工人们的聚会，军警霸占了体育场，庆祝大会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终于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明确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
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陈独秀又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这是陈独秀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正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条件下高水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通过批判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而捍卫了马列主义。在文中，陈独秀抛弃了资产阶级国家观，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他认为“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极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除此以外，《谈政治》一文还接受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理论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他认为正义的强力“可以有一种排除黑暗障碍的效用”。他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就表明陈独秀开始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当时条件下，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从1920年陈独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来看，他已初步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标志着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此以后，陈独秀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
